作者自序（1985）

帕斯卡[1]说，著书立说要做的最后一个决定，莫过于从哪里开始写起。因此，在记录、收集和整理完这些光怪陆离的故事之后，尤其是在选择好书名和两段题词之后，我现在必须审视已经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两段题词的双重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反差——艾维·麦肯齐在医生和博物学家之间所做的对比——相当于我身上所具有的某种双重性：我觉得自己既是博物学家，又是医生，我对疾病和人同样感兴趣；也许，我也同时是一个理论家和戏剧家，我同样（未必完全一样）也被科学精神和浪漫主义所吸引，并且不断在人类身上同时看到二者，尤其是在人类典型的那些病症上——动物也生病，但只有人类会彻底陷入病态。

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无一不是和病人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病人，连同他们的疾病，促使我产生了原本不可能有的新想法。它们竟如此之多，我不得不和尼采一样思考：“关于疾病，我们难道不想问问，倘若没有疾病，人们还能活下去吗？”此外，我将这一问题的本质视为关乎人类的根本。我的病人不断驱使我思考问题，而我的问题又不断驱使我去思考病人。因此，在接下来的故事或研究中，这两者会不停地反复切换。

医生做研究，自然无可厚非；但为何讲故事，或分析案例呢？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介绍了疾病的历史概念，即疾病有一个过程，从最初的暗示到高潮或危机，再到或喜或悲的结局。因此，希波克拉底引入了病例史，这是一种对疾病自然史的描述或说明，或许用“病理学”一词可精确地表述疾病的自然史。这样的历史是自然史的一种形式，但它并未告诉我们个体及其历史；当个体面对自己的疾病并努力谋求生存时，这种自然史并未传达任何个体及其经历的信息。在狭义病例史中，没有“主体”这一概念；现代病例史则使用诸如“21岁三染色体白化病雌性”这样粗略的短语，这种描述既适用于人类，也适用于诸如老鼠之类的动物。为了使人类主体（痛苦的、被折磨的、抗争的人类主体）恢复到中心地位，我们必须将一个病案深化成一段叙事或故事；唯有如此，才能有一个“谁”和一个“什么”，一个真实的人，一位病人，是与疾病和生理联系在一起的。

患者的本质存在与更高层次上的神经学和心理学息息相关，因为这在本质上关乎患者的人格。因此，研究疾病和研究患者身份密不可分。就此相关的功能紊乱症，以及对它们的描述和研究，确实需要一门新的学科，我们可以称之为“身份的神经学”，因为它涉及自我的神经基础，即思维和大脑这一古老问题。在精神和物质之间，必然会有一道鸿沟，一道类别鸿沟；但是，研究疾病和讲述患者故事同时且不可分割地与上述两者都相关——让我特别着迷的正是这一点。总体而言，本书的内容可能会使其更接近，使我们更深入了解生物机体和人生的交叉点，了解患者生理过程与人生故事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种传统，医学界的临床故事多姿多彩，在19世纪达到顶峰，其后随着非人格化神经科学的出现而逐渐式微。鲁利亚写道：“19世纪伟大的神经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如此普遍的描述能力，现在几乎消失了，这种能力必须被复活。”他的晚期作品，如《记忆大师的心灵》和《破碎的世界》，都试图复兴这一失去的传统。因此，本书的病案可以追溯到古老的传统：鲁利亚所说的19世纪的传统；第一位医学历史学家希波克拉底的传统；此外，还有那个普遍的史前传统，病人总是向医生讲述他们的故事。

经典寓言故事中多有英雄、受害者、烈士和战士的原型。神经病患者全部具有这些特征，事实上，在本书的故事里，他们的特质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借助神话或象征性术语，我们应该如何对《迷失的水手》主人公或本书其他怪诞人物进行分类？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前往想象力难以企及的王国的旅行者，没有他们，我们就不会对这些王国有任何想法或概念。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生活和旅程在我看来有种寓言般的品质，为什么我用奥斯勒的“天方夜谭”作为题词，为什么我觉得有必要谈论故事、寓言和案例。因为，在这样的领域里，科学界和浪漫主义者振臂高呼要走到一起——鲁利亚喜欢称之为“浪漫主义科学”。他们在事实和寓言的交会处融合在一起，这个交会处赋予了我在本书及《苏醒》一书中所描绘的患者生命的特质。

多么精彩的事实啊！多么生动的寓言故事啊！我们拿什么来与之比较呢？当前不存在任何现成的模型、比喻或神话。也许是时候创造新的符号、新的神话了吧？

这本书中的八篇曾发表过：《迷失的水手》《无用之手》《孪生数学天才》和《自闭的绘画天才》曾刊登于《纽约书评》（1984年、1985年）；《风趣的抽搐症患者》《错把妻子当帽子》以及《记忆重现》刊登于《伦敦书评》（1981年、1983年、1984年），其中，《记忆重现》以删减版问世，标题曾为“音乐耳朵”；《水平线上》刊登于《科学》（1985年）。而我对患者最早的描述是关于《苏醒》中罗丝·R.的“原型”（哈罗德·品特[2]的著作《一种阿拉斯加》中的底波拉也曾受到《苏醒》的启发），可以在本书第16篇《情不自禁的怀旧》中找到（这篇最初在1970年春季刊《柳叶刀》上以“左旋多巴诱发的情不自禁的怀旧”为题发表）。在四个“幻影”中，前两个病例曾以“临床奇观”为题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1984年），另外两个短篇均摘自之前的著作：《跌下床的男人》节选自《单腿站立》，《希尔德加德的幻象》节选自《偏头痛》。其余12篇未曾出版，皆为原创，全都创作于1984年秋冬两季。

在此，我要向本书的几位编辑致以诚挚谢意：首先是《纽约书评》的罗伯特·西尔弗斯和《伦敦书评》的玫琳凯·威尔默斯；其次，特别感谢纽约高峰出版社的凯特·埃德加、吉姆·西尔伯曼和伦敦达克沃斯出版社的科恩·海克拉夫特。他们为本书的付梓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所有神经科同行中，我必须特别感谢已故的詹姆斯·珀登·马丁医生，我给他看了“克里斯蒂娜”和“麦格雷戈先生”的录像带，并与他充分讨论了这些患者，《灵肉分离的女子》和《水平线上》这两篇权当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在伦敦的前“负责人”迈克尔·克雷默医生（1984年）在回应《单腿站立》时，描述了他自己的一个非常类似的案例，这些材料都收入在了《跌下床的男人》里；唐纳德·麦克雷医生的视觉失认症的病例非同寻常，与我的病例近乎滑稽地相似，只不过，我是在写完自己病例文章两年后才偶然发现的，《错把妻子当帽子》的后记中对此有所提及；尤其感谢我在纽约的挚友、同事伊莎贝尔·拉潘医生，她与我讨论了许多病例；她把我介绍给克里斯蒂娜（“灵肉分离的女子”）；此外，拉潘与“自闭的绘画天才”何塞早已相识多年（在何塞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了）。

在此，我要衷心感谢患者们（以及患者亲属）慷慨无私的帮助。他们知道，我在此讲述的故事，对他们本身不会产生任何益处，但依然允许甚至鼓励我记录他们的生活，以期其他人能够学习和了解，或许有一天能够治愈此类疾病。正如在《苏醒》中所述一样，出于个人和职业隐私的考虑，患者名字和场景的细节均有改动，但我的目标始终是如实记录其生活中的最真实的“情感世界”。

最后，我向同为医生的导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将此书敬献给他。

奥利弗·萨克斯

1985年2月10日于纽约

注释：

[1]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神学家。17岁时写成数学成就很高的《圆锥截线论》。1642—1644年设计制造了第一架数字计算器。研究了代数中二项式展开的系数规律（帕斯卡三角形）。对概率论的研究也有一定贡献，被公认为近代概率论的奠基人之一。还提出关于密闭流体能传递压强的定律，史称帕斯卡定律。晚年兴趣转向神学。著有《思想录》和《致外省人书》等。

[2]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1930—2008），英国剧作家、导演。他的第一部戏剧《一间房子》（1957年）在布里斯托尔演出。1958年，伦敦上演了他的另一部戏剧《生日聚会》。之后的作品包括《送菜升降机》《轻微的疼痛》《夜出》《一种阿拉斯加》《归于尘土》等。2005年，品特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