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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把妻子当帽子
P博士是一位卓越的音乐家，曾因其歌喉而风靡一时，后又转行成为本地音乐学校的名师。在学校与学生相处期间，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开始发生了。有时候，学生站在他面前，P博士却认不出来；或者再具体一点，他认不出来学生的面容。然而，学生一开口说话，他却能根据声音辨识出面前是谁。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尴尬、困惑、恐惧也随之而来。当然，有时也因此妙趣横生。P博士不仅脸盲症越来越严重，甚至开始出现幻觉。这种情形让他有点憨态可掬，像个高度近视的老先生一样。比如，他走在大街上，却可能突然停下来，拍拍消防栓或停车计时器的“脑袋”，就好像它们是孩童的脑袋一样；此外，他会亲切地向雕刻花纹的门把手打个招呼，并因为对方没有回应而大惑不解。一开始，这些诡异的举动被人们当成饭后谈资，一笑了之，可P博士自己从不觉得好笑。难道他不是向来都带有一种怪异的幽默感，让人觉得滑稽可笑？当然，他的音乐才华是一如既往的绚烂，身体也没有不适感。相反，他的自我感觉从未如此良好过。这些举动显得如此滑稽可笑，又是那么新奇，人们很难觉得这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三年时间了，没人觉得他“有问题”。就在这时候，他的糖尿病严重了。意识到糖尿病可能影响眼睛时，P博士去看了眼科医生。医生认真阅读了他的病例，仔细检查了双眼。“你的眼睛没有问题，”医生下了结论，“但是，大脑里的视觉区域有问题。你不用看眼科医生，必须去看神经科医生。”经由眼科医生的推荐，P博士找到了我。
很显然，在刚接触的几秒钟内，我完全没有察觉他有失智的迹象。他极具涵养、魅力十足，不仅谈吐不俗，还不乏想象力和幽默感。我甚至不解，为何医生建议他来我们的诊所。
不过，我的确觉察到一丁点怪异之处。他说话时面向我，却朝我倾斜，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却又难以名状。我突然意识到，他是用耳朵而不是眼睛朝着我。他这种行为，不是看我，也不是凝视我，更不像常人那样“打量我”，并且非常专注于我的鼻子，我的右耳，下到下巴，上到右眼，似乎是注视（甚至钻研）我单个五官的特征，却看不到我整张脸，也看不到表情的变化。换句话说，就是看不到“我”这个整体。我不确定他当时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只是感觉到一点带戏谑味的诡异，他无法进行正常的眼神和表情互动。他在看我，在打量我，但是……
“有什么问题吗？”我终于开口问他。
“我也不确定，”他笑着回答，“有人觉得，我的眼睛有问题。”
“但你自己没有觉察到任何视觉问题，是吗？”
“没有，不明显，但我偶尔会看错。”
我暂时离开诊室，去找他妻子谈话。回来时，P博士平静地坐在窗边，专注于倾听外面的声音，而不是用眼睛看。“车水马龙，”他说，“街上的嘈杂，远处的列车，就像演奏着一曲交响乐，对吧？你知道霍尼格的《太平洋234》吗？”
多么可爱的人啊，我暗想。他怎么会有问题呢？他会允许我给他做检查吗？
“当然可以检查，萨克斯医生。”
一系列的检查开始了，肌肉力量、协调能力、条件反射、语调等等。在此期间，我尽量不让自己焦虑，也让他冷静下来。在检查条件反射时，左腿上细微的异常首次引起我的注意。我脱掉他左脚上的鞋子，用钥匙刮他的脚底板，这种条件反射测试看似普通却是至关重要的一环。随后，我离开诊室去调试眼底镜，留下他自己穿鞋。令我吃惊的是，我稍后回来发现，他并没有把鞋穿上。
“需要帮忙吗？”我问道。
“帮什么忙？帮谁的忙？”
“帮你穿鞋。”
“啊，我忘记穿鞋了。”随后又低声说，“穿鞋？穿鞋？”他似乎有点大惑不解。
“你的鞋子，”我重复了一遍，“或许，你已经穿上了。”
他继续往下看，但看的并不是鞋子，很急切但是方向依然不对。最终，他的目光集中到了脚上：“那是我的鞋子，对吧？”
是我听错了吗？还是他看错了？
“我的眼睛啊，”他解释说，并且把一只手放在脚上，“这是我的鞋子，是不是？”
“不，那不是鞋子。那是你的脚。这才是你的鞋子。”
“啊！我以为那是我的脚。”
他是在跟我开玩笑吗？还是疯了？还是瞎了？如果这就是他的“怪异之处”，那么，这可真是我见过的最怪异的行为了。
我帮他穿上鞋子（他以为的“脚”），以免再有别的麻烦。P博士自己看起来毫无烦恼，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可能还有点小开心。我继续给他检查。他的视觉敏锐度良好：能毫不费力地看到地上的针，但若是把物品放在他身体左侧，他有时会看不见。
他的视力没问题，但他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打开一本《国家地理》杂志，请他描述上面的几幅画。
此时，他的反应极其古怪。眼神从一处突然跳到另一处，找出细微的特征，一个一个单独的特征，就像之前打量我的五官一般。比如，一抹刺眼的亮度、某种颜色、某个形状，都会引起他的注意并且诱发评论，但他绝不会看到事物的整体面貌。他看不到整体，只能看到细节，他的视线就像雷达显示屏上跳动的小点。他从未将整个画面当成一个整体对待，也从未正面观察整个地貌。他没有任何宏观地形和完整景观的概念。
杂志封面是连绵不断的撒哈拉沙丘，我给他看了看。
我问他：“你看到什么了？”
他回答说，看到了一条河，还有一间小旅馆，旅馆的露天平台临水，有人正坐着吃东西，到处都是彩色的大遮阳伞。他确实认真看了，可他的视线离开封面，盯着前方，这能算是“看”吗？他虚构了一幅不存在的画面，似乎正因这些场景在真实图片中的缺失，驱使他想象出了河流、平台以及彩色的大遮阳伞。
我当时肯定大惊失色，但是P博士似乎自我感觉很不错，脸上还露出了一丝笑意。他也许以为测试到此结束，开始四处找他的帽子。他伸出手，抓住妻子的头，试图拿起来戴上。很显然，他这是把妻子当成帽子了！他的妻子好像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我不知道传统神经学（神经心理学）如何解释这样的事情。他在某些方面完全正常，然而在其他方面又绝对病得不轻，这实在令人费解。那时，P博士明显还在学校任教，他是怎么做到一边错把妻子当帽子，一边却能在音乐学校应付自如的呢？
我思忖良久，觉得还是得和他再见一面——在他熟悉的生活环境，也就是他的家里。
几天后，我拜访了P博士，他的妻子也在家。我的公文包里装着《诗人之恋》（我知道他喜欢舒曼）的乐谱，还有各种各样用于认知测试的小玩意。P太太领我进了公寓，公寓的屋顶很高，令人想起世纪末的柏林。一架庄严华丽的贝森朵夫旧钢琴放在房间正中，周围全是些乐谱架、乐器、乐谱之类的物件。房间里有书，有绘画，但最重要的还是音乐。P博士走了进来，微微驼着背，有些心不在焉，一只手伸向了落地式大摆钟。听到我的说话声后，他旋即调整方向，和我握了握手。我们相互问好，聊了几句当下的音乐会和演出。我怯怯地开口，问他愿不愿意唱几句。
他惊呼：“《诗人之恋》！但是我没法读谱，要不你来弹？”
我表示乐意一试。那架旧钢琴棒极了，我的演奏听起来甚至还算不错。P博士虽不再年轻，却成熟老练，魅力不减，堪与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迪特里希·菲舍尔-狄斯考媲美。他有敏锐的辨音能力，有浑厚的嗓音，还有过人的音乐才智。P博士能继续留校任教，并非因为音乐学校的慈善心肠，这一点毋庸置疑。
P博士的听觉皮质无可挑剔，所以他的颞叶显然并未受损。我暗想，他的顶叶和枕叶，尤其是其中负责视觉处理的区域，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从随身携带的一套神经学检查工具里取出几个正多面体，决定先从这个开始。
我拿起第一个多面体，问他：“这是什么？”
“自然是正方体。”
我晃了晃另一个多面体，又问：“这个呢？”
他问我可否让他仔细瞧瞧，我递给他，他有条不紊地迅速看了看，回我道：“这当然是正十二面体。剩下的你也别费心考我了——就算是正二十面体，我肯定也能答得出来。”
看来抽象形状不成问题。那人脸呢？我拿出一副纸牌，他很快认出了其中的J、Q、K，以及大小王。但纸牌毕竟是模式化的设计，很难说他看到的是人脸或仅仅只是图案。我决定把公文包里的一册漫画给他看看。和上次一样，他绝大部分都答对了，认出了丘吉尔的雪茄和匹诺曹的长鼻子——只要找到关键特征，他就能辨认人脸。但漫画也只是形式化的略图，他对如实呈现的真实面孔会做何反应仍然不得而知。
我打开电视，把声音关掉，播放了一部贝蒂·戴维斯早期的影片。正在上演的是一场爱情戏，或许是因为对演员不熟悉，P博士没有认出女主角。但更令人惊讶的是，戏里男主女主感情激烈，最初两情相悦，随后或诧异或憎恶或狂怒，最终达成和解，P博士却看不出演员脸上的任何表情。他对眼前的一切一无所知，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不知道谁是谁，甚至连演员的性别也认不出来。他对这场戏的评论更是驴唇不对马嘴。
P博士表现不佳，也许是因为好莱坞的电影世界有些脱离现实。我突然想到，他可能更擅长分辨真实生活中的面孔。公寓的墙上挂着他的家人、同事、学生以及他自己的照片，我从中选了一沓照片，带着疑虑拿给他看。结果，看电影时闹的笑话再次上演，到了现实生活中还是如此，那就是个悲剧了。他基本上谁都认不出：家人、同事、学生，甚至他自己。他倒是认出了爱因斯坦，因为他发现了爱因斯坦标志性的头发和胡子，另外一两个人也是这么认出来的。我给他看他哥哥的照片，他说：“啊，保罗！这方下巴，这大门牙，化成灰我都认识！”但他真的认出保罗这个人了吗？还是仅仅认出了他的一两个特征，并以此对这个人的身份做出合理的猜测？没有了这些明显的“标记”，他就茫然不解了。看来不仅是认识和感知存在障碍，他待人接物的整个过程都出现了严重问题。最亲近的人的脸，在他看来似乎也只是抽象的谜题或测验。他漠视这些面孔，更不会与之共情。这些面孔他一个也不熟悉，那不过是特征的集合罢了，不存在“他”或者“她”，一律都是“它”。他只认得形式，却认不得人，所以才会对面部表情视而不见。对我们来说，一张脸就是一个人的外在表现，我们通过这张脸认识这个人，而P博士没有“人”这个概念，既没有外在的人，也没有内在的人。
在去P博士家的路上，我去了一家花店，花不少钱买了一朵红玫瑰别在扣眼上。这时我把花取下来给他。他接过花，俨然是拿到了一份标本的植物学家或形态学家。
他评论道：“大概六英寸[1]长。有红色的螺旋，还附有绿色的线状物。”
“没错。P博士，那你认为这是什么呢？”我鼓励他道。
他看来茫然若失地说：“不好说。它不像正多面体那样对称，不过或许它有自己更高级的对称形态……我想这应该是花序或是花朵。”
“应该是？”我反问。
“应该是。”他十分确信。
我建议他“闻闻看”，他又是一脸茫然，好像我要求他去闻一种高级的对称形态似的。但他出于礼貌还是照做了，凑近闻了闻。这时，他突然兴奋起来。
他赞叹道：“真美啊！是初开的玫瑰，这花香真好闻。”他随后开始哼唱着：“凋谢的玫瑰，枯萎的百合……”如此看来，了解现实不一定非得用眼睛，还可以用鼻子。
我开始做最后一项测试。时值早春，乍暖还寒，进屋后，我把大衣和手套扔在了沙发上。
我拿起一只手套，问他：“这是什么？”
“能让我仔细瞧瞧吗？”他说着从我手里接过手套，细细检查一番，就像检查几何形状似的。
“表面平整，”停顿了许久，他终于开口，“能裹住东西，它好像有……”他犹豫了一下，“有五个凸出的小袋子，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没错，”我慎重地答道，“你已经描述完了，现在告诉我，这是什么？”
“是某种容器？”
“对，但是装什么呢？”我又问。
“装该装的东西呗！”P博士一下子笑了，“有很多种可能。比如说这是个零钱包，装五种大小不同的硬币，还有可能……”
我打断了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它看起来是不是很眼熟？你不觉得它正好能装下你身体的某个部位吗？”
他并没有豁然开朗。[2]
小孩子注意不到“表面平整……能裹住东西”，更说不出这样的话。但是任何一个小孩子看到手套都不会觉得陌生，能立刻认出这是手套，应该戴在手上。但P博士不是这样，他不熟悉任何东西。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只有了无生气的抽象概念，而他却迷失其中了。实际上，他看不到真正的自我，所以也看不到真正的世界。关于周遭的一切，他只能描述，却无法感受。在谈到失语症和左脑损伤的病人时，休林斯·杰克逊说，他们失去了“抽象性”和“命题式”的思考能力，并把这类病人和狗相提并论（或者说，用失语症患者和狗做比较）。然而，P博士的情况正好相反，他就像一台机器。他不仅像电脑一样冷漠地看待这个世界，更令人惊讶的是，他还像电脑一样，借助关键特征和图示关系理解这个世界：通过一套专门的程序大致识别体系，对现实却是浑然不知。
做了这么多检查，我还是对P博士的内心世界一无所知。他的视觉记忆力和想象力依然完好无损吗？我让他设想从北门走进当地的一个广场，想象也好，回忆也罢，告诉我一路上会经过什么建筑。结果他列举的建筑全都在他的右边，左边的一个也没有。我又让他设想从南门进入广场，这次他提到的也全在右边，正是他上次忽略的那些建筑。而上次列举的那些建筑，这次一个都没提到，想必是这次没看到。很显然，他左脑出现的问题和视觉上的缺陷不仅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同样对他的视觉记忆力和想象力造成影响。
内在的形象化能力要求更高，他的表现又会如何？既然托尔斯泰几乎全靠想象塑造和刻画人物形象，我便问P博士有关《安娜·卡列尼娜》的问题。他毫不费力地想起了书里发生的重大事件，故事情节也记得清清楚楚，但对视觉上的特点、叙述与场景只字未提。他记得人物的对话，却想不起他们的脸。其实他记性很好，当被问及书里视觉描述的片段，他几乎说得一字不差。但这些描述很显然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也没有真实的感觉、想象和情感。如此看来，他也有内在的失认症。[3]
毫无疑问，他的问题在于几种特定的视觉功能缺陷。人脸、景物、视觉叙述、视觉戏剧的形象化能力严重受损，几乎丧失殆尽，但是总结事物纲要的能力却保留了下来，说不定还有所提高。我让他跟我下盲棋，他轻松地想象出了棋盘和棋子的走法，大获全胜。
鲁利亚说札兹斯基没法做游戏，但是他依然拥有“丰富的想象力”。札兹斯基和P博士就像是彼此的镜像，遥相呼应。他们俩最可悲的不同在于，鲁利亚笔下的札兹斯基虽遭遇厄运，却不屈不挠，意志顽强，力争恢复丧失的能力，而P博士并不想争取，没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甚至觉得自己什么也不缺。究竟谁更可悲，谁更不幸呢？是什么都知道的人，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呢？
检查结束，P太太招呼我们用餐，餐桌上放着咖啡和美味的小蛋糕。P博士饿坏了，一边哼着小曲，一边享用蛋糕。他不假思索地将盘子拉向自己，吃了这个又吃那个，整套动作敏捷流畅，富有旋律，简直就是一首歌颂美味的赞歌。这时突然传来一阵响亮、急促的敲门声，P博士的动作就这么被打断了。敲门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吓了一跳，停止了进食，呆坐在餐桌旁一动不动，目光呆滞，表情漠然。他盯着桌子，却不再觉得那是一张摆满美食的餐桌。他太太给他倒了点咖啡，扑鼻的香气将他拉回现实，吃东西的旋律又开始了。
我暗自思忖，他的日常起居怎么办？穿衣洗澡上厕所如何应付？我跟着P太太走进厨房，想问她P博士是怎么穿衣服的，她向我解释：“和吃饭差不多。我把他常穿的衣服挑出来放在老地方，他一边唱一边穿，没什么问题。他做什么事都要唱歌，一旦被打断就没了头绪，完全停在那里，认不出自己的衣服，甚至连自己的身体也变得陌生。他一直都在唱歌，吃饭唱，洗澡唱，穿衣服唱，做每件事都要唱。要是不把每件事变成歌，他就什么都做不了。”
和P太太说话的时候，我注意到墙上的画。
P太太说：“是的，他画画和唱歌一样好，学校每年都会展出他的画作。”
我好奇地逛了逛，发现这些画是按创作时间排列的。他早期的作品都是自然主义风格，追求写实，工于细节，生动活泼。几年之后的作品画风一变，不再生动具体，不再写实自然，变得更加抽象，注重几何图形，偏向立体主义。最后几幅油画只有混乱的线条和不规则的斑点，让人看了不知所云，至少给我的感受是这样。我对P太太发表了上述评论。
她惊呼：“哎呀，你这医生不懂艺术！你难道看不出这是他艺术风格的成长历程吗？看不出他摒弃了早年的现实主义，逐渐成长为抽象派艺术家？”
“不，不是这样的。”我自言自语，忍住没再反驳。他的画作从现实主义到非写实主义再到抽象主义，并非艺术风格日渐成熟，而是病情不断加重。随着视觉失认症不断恶化，他再也无法描述，无法感知图像、现实和具体的事物。墙上的画作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悲哀的神经病病史。
我转念一想，P太太是不是也说对了一部分呢？有趣的是，疾病和创作往往互相冲突，但有时也能共存。也许在他的立体主义创作时期，艺术和病情都在发展，两者共同作用，一种原创风格应运而生。既然再也无法感知具体事物，说不定他的抽象认知能力还有所进步，对一切构图元素更加敏感，诸如线条、边界、轮廓等。他几乎是在用毕加索式的风格去观察和描绘，把抽象元素融入具体事物中，后者自然败下阵来……最后几幅画只剩一片混沌，恐怕这时P博士已经得了失认症。
我们回到那个贝森朵夫钢琴置于正中的大房间，P博士正哼着曲子，吃着最后一块蛋糕。
他问我：“好了，萨克斯医生，我想你一定觉得我的事情很有趣。你能告诉我哪里出了问题，给我一些建议吗？”
我回答他说：“我说不上来哪里出了问题，但我知道哪里没有问题。你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音乐是你的生命。像你这种情况，如果要我开药方的话，就是让生活充满音乐。音乐一直是你的中心，现在就让它成为你的全部吧。”
四年过去了，我再也没见过他。但我常常在想，P博士处理图像的能力莫名其妙地丧失了，超人的音乐才能却完好无损，他是怎么理解这个世界的呢？我相信对他来说，音乐已经取代了图像。他认不出身体的形象，却能读懂肢体的音乐，也正因为如此，一旦内在的音乐停下来，他流畅的动作和行为也会戛然而止，整个人困惑不已。如果外界的音乐停止，也会是这样……[4]
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说，音乐是纯意志的表现。如果叔本华见到P博士，发现他失去了作为表象的世界，却完好地保留了作为音乐或者说作为意志的世界，该有多兴奋啊！
P博士大脑视觉区有个肿瘤，所以视觉逐渐退化，病情日益加重。所幸他还能唱歌，还能传授音乐，可以就这样安度晚年。
后记
P博士认不出手套，这种失能该做何解释？很显然，他虽然能做出大量认知性的假设，却没法做出认知性的判断。做判断既宽泛又具体，依靠直觉，因人而异。我们通过事物彼此之间的关系认识事物，而P博士欠缺的正是这种建立联系的能力（尽管他在其他领域能迅速做出准确判断）。这是不是视觉信息不足，或者视觉信息处理不当造成的呢（经典结构神经学很可能会做此解释）？还是P博士的认知态度出了问题，导致他无法将见到的东西和自己联系起来？
各种解释或解释模式同时存在，各不相同，但并不矛盾，说得也都没错。直接也好，间接也罢，经典神经学都认可这一观点：麦克雷发现体系存在缺陷（即处理和整合视觉信息的过程出了问题），这一解释并不充分，等于含蓄承认了这一点而已；戈尔德施泰因提到“抽象态度”，这是直接言明的。抽象态度一说尽管认为病人仍有分类能力，但还是不能很好地解释P博士的病情，或者说，不能很好地从总体上解释“判断力”这一概念。P博士确实有抽象态度，实际上，他也只有抽象态度，正是这种荒谬的抽象态度，害得他什么都不认识，更无法做出判断。
奇怪的是，神经学和心理学探讨过许多问题，唯独没有提及判断力，而判断力的丧失正是造成神经心理疾病的根本原因（P博士的案例较为特殊，更常见的是科尔萨科夫综合征，也就是额叶综合征，参见第12、第13篇）。判断力和身份认知能力损伤严重，神经心理学却只字不提。
然而，不管是康德的哲学理论，还是经验主义和进化学说的观点，都认为判断力是我们拥有的最重要的能力。动物和人类没有“抽象态度”也能应付自如，但一旦失去判断力就会迅速灭亡。判断力是高级生命和高级思维的第一要素，但是经典神经学（或者说计算神经学）却忽视它、曲解它。如果追问为何会出现这种荒唐的局面，我们就会发现，神经学的基本假设和发展过程难辞其咎。从休林斯·杰克逊的机械模拟到今天的电脑模拟，经典神经学和经典物理学一样，十分机械。
不可否认，人脑就是一部机器或者一台电脑，经典神经学也没说错。有了心理过程我们才得以存在、延续，而心理过程不仅是抽象的、机械的，更是人性化的，不仅涉及归类，还要不断地判断和感受。一旦丧失这一功能，我们就会像电脑一样，P博士就是如此。同样，如果把个性化的感受和判断从认知科学里剔除，认知科学就会像P博士这样产生缺陷，无法理解具体的现实。
通过这样一个滑稽而又可怕的类比可以发现，我们当代的认知神经学和认知心理学面临的困境，和P博士的问题如出一辙。我们亟须具体的现实，P博士亦是如此；我们没能看清这一点，P博士也不例外；和P博士一样，我们的认知科学本身也患有失认症。这样看来，P博士的案例像是一个寓言故事，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一门科学回避判断力、具体化、个性化，一味地抽象化、计算化，后果将不堪设想。
由于受到环境限制，我无法继续跟进P博士的案例，所以既没能找出真正的病因，也无从观察和研究，实乃一大遗憾。
医生都怕碰上疑难杂症，尤其是P博士这样的罕见病例。有一次，我偶然在1956年的《大脑》期刊上发现一篇高度相似的病例详述，这一发现让我欣喜不已，也松了口气。从神经心理学和现象学来看，两个病例几乎一模一样，但是根本的病因（头部严重受损）和个人环境则相去甚远。该作者认为他们这个案例“在神经病史上十分罕见”，很显然，他们和我一样，对这一发现惊奇不已。[5]本文对该案例只做简单概括和部分引述，感兴趣的读者请参阅麦克雷和特罗勒1956年发表的原文。
该病例是一位32岁的年轻人，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车祸，昏迷了三周。“……他只抱怨无法识别人脸，连妻儿也认不出来。”没有一个面孔让他感到熟悉，他只记得三张脸，是他的三位同事：一个人的眼睛眨个不停，另一个人的脸上有颗大痣，还有一个人“又高又瘦，没有人像他一样”。麦克雷和特罗勒指出，他们三个“能被认出来完全是因为提到的这些显著特征”。跟P博士一样，他只能通过声音分辨熟悉的人。
这位患者连镜子里的自己都不认识，麦克雷和特罗勒对此有过详细描述。“在康复初期，尤其是刮胡子的时候，他常常怀疑镜子里盯着他看的那张脸是不是自己的，尽管清楚那张脸不大可能是别人的，他有时还是会扮鬼脸、吐舌头，‘确认一下’。以前‘立刻’就知道镜子里的脸是自己的，现在要仔细研究一番才能慢慢想起来——他通过头发、面部轮廓、左脸的两颗小痣认出自己。”
从总体上看，他没法“一眼”就认出东西，但可以找到一两个特征并以此推测，偶尔会错得离谱。作者提到，他识别有生命的东西时十分吃力。
但是他能轻易辨识简单的象征性的物体，比如剪刀、手表、钥匙等。麦克雷和特罗勒还提到，“他的地形记忆非常奇怪。他能从家走到医院或者医院附近，但是说不出沿途经过的街道（不同于P博士的是，他还有失语症），也想象不出走过的路线，这似乎是个悖论”。
毫无疑问，在他身上关于人的视觉记忆（即使是早在车祸发生前的记忆）严重受损。行为记忆或者说行为习惯依然存在，但是关于外表和面孔的记忆却消失了。通过仔细查问，专家发现他的梦里不再出现视觉图像。和P博士一样，这个年轻人失去的不仅是视觉感知能力，还有视觉想象力和视觉记忆等最基本的视觉重现能力——总之，他对任何事物都感到陌生，丧失了对人和具体事物的辨识能力。
最后说一件有趣的事。P博士把他的妻子当成了帽子，而麦克雷的病人也认不得自己的妻子。他让妻子找个标记好让她自己显眼些，最好是“……一件惹人注目的衣物，比如一顶帽子”。
注释：
[1]1英寸等于2.54厘米。
[2]稍后，他碰巧戴上了它，随即惊呼：“天哪，这是手套！”这让我想起库特·戈尔德施泰因的病人拉努蒂，他只有在实际用到某样东西的时候才能把它认出来。——作者注
[3]我常常思索海伦·凯勒的视觉描述，这些生动的表达是否也是空洞的呢？还是把触觉图像转换成视觉图像？还有一个更大胆的猜想，虽然她的眼睛从未向视觉皮质直接传导信号，但是通过把语言和比喻转换成感官和视觉，她或许获得了视觉想象能力？但是P博士的问题就出在视觉皮质上，它是接收一切图像信息的必要器官。有趣的是，P博士的梦里再也不会出现图片了，梦中的一切都是非视觉形象。——作者注
[4]我后来从他妻子那里得知，如果P博士的学生坐着不动，如静止的“图像”一般，他就谁都不认识，但是他们只要动一下，P博士就能马上认出来。他大喊：“那是卡尔，我认得他的动作，他的肢体音乐。”——作者注
[5]写完这本书我才发现，其实相关文献很多，有人研究一般的视觉失认症，也有人专门探讨面孔失认症。最近，我非常荣幸当面见到了安德鲁·凯尔泰斯，他对这类失认症病人做了极为详尽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文章，例如在1979年发表了一篇有关视觉失认症的论文。凯尔泰斯医生向我提供了几个案例：一位农夫患了面孔失认症，因此认不出奶牛的脸；一位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接待员也得了这种病，他把自己的影子误认为是猩猩的透景画。跟P博士以及麦克雷和特罗勒的病人一样，他们尤其认不出有生命的东西。在此类失认症和一般视觉处理这一领域，鲁利亚和达马西奥所做的研究最有价值。——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