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寻找解决复杂问题的锦囊妙计时,我与黑客思维不期而遇。我现在是牛津大学工程科学系和赛德商学院的一名副教授,从事应用研究工作,致力于改变不公平的制度。在成为一名学者之前,我有着一系列看似与之无关的经历,这些经历构成了我的求索之路,将我创业的激情与所关注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结合起来,例如贫困、不平等和气候变化。我曾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为管理者传道授业,也在非营利性组织工作过,担任各类项目的顾问,我的足迹遍布从大公司和政府间组织的高端办公室到亚马孙的偏远地区,再到巴西贫民窟的各个角落。
顾问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机会去窥探与我原有生活截然不同的现实。然而,无论是为高收入国家的科技政策提供建议,还是评估与热带雨林传统人口相关的社会项目,我发现报告(事实上包括我读过的所有研究报告)中的建议总是如此笼统,例如“更加积极地合作”、“提高协调一致性”和“进行长期规划”。这些建议并没有错,只是它们过于泛泛而谈,尤其是当棘手的问题迫在眉睫时,缺乏进一步的指导。
我对管理者的幻想日渐破灭,商业大师向来对那些不能为其带来直接收益的人不闻不问。更糟糕的是,在过去的十年里,大公司一直试图说服非营利性组织向其靠拢。但是,在非营利性组织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企业能够从那些有影响力的小组织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用“好胜”一词来形容这些小组织,它们精力旺盛、足智多谋,处在权力边缘。出于需要,这样的小组织必须快速思考。尽管明显有些笨拙,但它们却独辟蹊径,经常在坚持中取得成功。然而在商业界,向这些“丑小鸭”学习创新和实践的智慧尚不为人知。
这启发我去观察那些一鸣惊人的离经叛道者,甚至包括罪犯。有一次,在无心工作之时,我偶然间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了一则关于计算机黑客、网络罪犯阿尔伯特·冈萨雷斯曾轰动一时的报道。14岁时,他已成为一群好为事端的计算机极客的头目,他们入侵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网络系统,并在1995年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大约13年后,冈萨雷斯因全球最大、最复杂的身份信息盗窃案被起诉,在此期间,他几乎从未正式接受过任何相关技能的培训。根据最终统计,冈萨雷斯及其同伙窃取的信用卡和借记卡超过1.7亿个。[1]
请你不要误会,我对冈萨雷斯的恶意动机并不感兴趣,而是对他和其他黑客在缺乏资源和培训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破解计算机系统感到惊讶。我对代码一无所知,但黑客引起了我的兴趣。然而,当时我无法掌握更多有关他们的信息。管理学者只有在涉及网络安全时才会对黑客感兴趣,记者仅对渲染黑客的负面形象,而非揭露他们如何进行黑客攻击感兴趣。尽管黑客在计算机屏幕后面做着令人咋舌的事情,但我们对其方法知之甚少。
因此我知道自己必须学习更多关于黑客的知识。
我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作为一名盖茨学者,心中只有一个问题:我们能否向黑客学习,利用他们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世界上最紧迫、最危险的社会环境问题?
在这项研究问世之前,学术界从未将黑客行为视为理解或加速现实世界变化的一种手段。为了了解黑客是如何做这些事情的,我首先进行了一系列采访。在深入探讨的过程中,我意识到,面对困难迎难而上是人类的天性。然而,这种直面困难的天性常常使我们四处碰壁。而黑客的秘密在于,当他们在未知的领域里穿行时,并不直面那些前进中的障碍,而是绕开它们,曲线救国。这些变通的方法或许不能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但它们能够使黑客在当下获得足够好的结果——快速取胜,有时可以为巨大的、不可预测的变化铺平道路。
黑客的行为方式也让我意识到,人们通常遵循的传统智慧简化了我们对日常事务的反应。回想一下,你是如何使用“方法”来做事的,如煮意大利面的方法、使用锤头的方法、回应当局的方法、写电子邮件的方法……尽管这些明确的规则或惯例可以让我们在不过度劳累的情况下完成工作,但它们也让我们变得麻木,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和可能求索的领域。我们下意识地不去探索其他做意大利面或使用锤头的方法,同时屏蔽了与当局沟通以及写电子邮件的创新方法。
随着对在线黑客社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还发现黑客行为并不局限于计算机领域。正如谷歌邮箱的创始人及其主要开发人员保罗·布赫海特曾经写下的那样:“哪里有系统,哪里就有被黑客攻击的可能性,然而系统无处不在。”[2]
这个发现是我工作的一个转折点。它使我意识到自己最初的假设是错误的。在许多情况下,被商业界视为“好胜”的组织,其实是在运用黑客思维来破解它们自身存在的问题的——尽管它们并未使用这个术语。通过绕开障碍物,它们解决了关键问题,有时还留下了一些强有力的解决方案,尤其对那些全力以赴也难以解决的问题来说更是如此。
随后,我将研究转向探索变革者,包括企业家、学者、公司、非营利性组织、社区团体和政策制定者。我研究他们是如何绕过线上和线下的障碍,“破解”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这些研究涵盖了全球最严峻的挑战,从新冠疫情、性别歧视到贫困,再到日常生活中的诸多不便。这次研究方向的转变将我带入了意料之外的领域,使我有幸能够向那些明珠蒙尘的好胜组织学习。
所有伟大的探索性研究都源于无所畏惧的好奇心。研究人员只是渴望窥探未知的事物。因此,在盖茨基金会、剑桥大学、桑坦德银行及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政府业务中心的研究拨款和奖励的帮助下,我在三年内走遍了九个国家,经历了各种场合,研究那些特立独行者如何运用黑客思维解决诸如医疗保健、教育、堕胎权、种姓偏见、卫生和腐败等紧迫问题的案例。在寻找智慧方案的过程中,我从一些不可思议的具有横向思维的精英身上学习,这些精英涉及医生、原住民部落的领袖和活动家。
在与这些特立独行者接触之后,我就开始从事研究人员最擅长的事——寻找规律,而这是一项比实地考察更为枯燥的任务。在大剂量的咖啡因和巧克力的刺激下,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阅读、整理、分类和比较从实地收集的数据。
这些开拓者之间有何共通之处?他们如何处理各自所面临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让我发现了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那些具有黑客思维的谋划者往往对现状感到不满,他们在充满紧迫性和即时性的环境中成长,经常不按常理出牌,并且足智多谋。尽管这些早期的观察对我的研究很有帮助,但它们更像是论文的引言而非结论。随着对这些主题思考的深入,我越来越想关注和学习这些灵活变通的方法。为了深入了解,我潜心研究了采访记录,希望“让数据说话”,以便在这些案例中找寻固定规律。不幸的是,采访记录仅是单方面的,而我不想用数据来做反向证明。因此,我改变了策略,把每一个案例都当作一个独立的故事来重新审视,从头来看发生了什么,然后呢,再然后呢。
令我惊讶的是,尽管背景、人物和情节设置各不相同,但这些故事都以相似的方式展开。当我从数据中抽身,单独审视每一个案例时,规律就出现了。所有具有黑客思维的故事主角都使用了至少四种变通方法中的一种,我将其称为“借东风”、“找漏洞”、“迂回战”和“次优解”。
在确定了这四种方法后,我开始追踪无处不在的黑客思维。那些不甘人后的天才特别善于运用这些灵活的策略,我开始意识到黑客思维可能会出现在任何地方,它们不仅出现在资金匮乏的创新组织里,还出现在有影响力的法律案件里,甚至出现在童话故事里。我甚至发现,它们还散落在我已暗下决心不再去效仿的公司身上。令我惊讶的是,世界上一些极为强大的组织在面对利害关系重大、无暇应对常规和烦琐的决策程序时,也会运用黑客思维。
黑客思维是一种高效、通用且易行的方法,它能帮助我们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在这本书里,我们将一起探索这四种变通方法的应用,通过一系列种类不一、充满惊喜的故事,来深入了解它们涉及的关键内容。这些故事的主角各不相同,从平凡的管家到举足轻重的政策制定者,他们的故事都被囊括其中。我们的旅途将涉及广泛的领域,从国际水域到数字地带;从大公司的会议室到发明家的实验室;从德里市区到地球上一些最难到达的地方,如赞比亚的农村。本书将使你有机会置身于新的环境,在非常规的故事中学习。它将挑战你解决问题的思考方式,并展示黑客思维如何帮助你解决经常遇到的障碍。
第一部分涵盖了什么是黑客思维以及我是如何提炼出相应的变通方法的。第二部分探讨了如何培养变通的态度和心态,包括如何反思你平常看待、判断和处理障碍的方式。然后,我将在更实际的层面告诉你如何系统地构建黑客思维,以及如何使你在工作中更好地变通。最后,我亦思考了黑客思维如何最终帮你度过时而混乱的日常生活。
正如本书所分享的研究成果,我的目标是让你能够识别自己已经使用过的变通方法,运用黑客思维来改变你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识别基本的知识评估障碍,并与影响前行的新障碍周旋。因此,如果你对解决问题的现状不满,对非常规的故事感兴趣,或者想要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决策并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请继续阅读本书。
[1]James Verini, “The Great Cyberheist,”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0,2010.
[2]Paul Buchheit, “Applied Philosophy,A.k.a. ‘Hacking’ ,” Blogspot.com,November 5,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