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克伦威尔时代
1642—1660
一
1648年最后几个月签订的和约结束了“三十年战争”，并最终摧毁了中世纪的政治形态；随着负责签约的外交官队伍相继归国，他们经过漫长谈判所签订的堆积如山的外交文件，可能使得人们相信欧洲即将迎来它迫切需要的和平，它的人民也热切盼望着和平的到来。
但是，无论人们心存什么样的和平希望，他们都已经走在了失望的路上；因为外交官们努力恢复的欧洲和平甚至在他们眼前就发生了变化，新的战争已经开始酝酿。几乎没有一个大国打算通过和平手段来获取资源，几乎没有一个王室不在面临着命运的考验，几乎所有的民族都陷入了动荡或者已经开始发生革命。《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并没有带来和平与进步，反而成为新一轮血腥斗争之起点。
二
由于长期饱受战争摧残，德意志的人口大为减少，财富和经济状况大不如前，加上后来的战争，它在两个世纪里不断被削弱，中央政府权威的最后残余也消失殆尽。在莱茵河与奥得河之间，分布着400多个主权邦国和自由城市，皇帝的权力及其所有的排场和优先权传统，不过是一种空洞的统一象征。哈布斯堡王朝在中欧诸王朝中仍然独占鳌头——凭借着家族的私有领地而不是其控制下的帝国诸邦或皇帝权威的支持——它坚持自己对德意志拥有宗主权，并在与土耳其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斗争中，获得了相当实在的补偿。
在极力抵制哈布斯堡家族最高统治权的德意志诸邦中，萨克森、勃兰登堡、巴伐利亚和普法尔茨四邦在欧洲世界拥有重要地位。其中前两邦已经开始在东欧寻求扩张，普鲁士和波兰为它们提供了机会。长子继承制原则在各个家族之间的扩散，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领地的不断分割，这种分割曾在很大程度上使德意志陷入看不到尽头的荒谬分裂之中。
然而，尽管这些小君主们的领土狭小，却更热衷于掌握独立和专制带来的一切特权。几乎任何一个邦国都不想看到皇帝或帝国议会已经徒具形式的权力有任何扩张的倾向，也没有任何一个邦国有与自己的臣民分享权力的倾向。随着最后一场宗教大战的结束，帝国议会、宫廷会议以及被称为“行政区”的地方区域，仍像欧洲中心以外的一些事件所激发的自由梦想一样散漫无力，而它们本可以变成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的核心。
北欧和东欧诸国的情况也不比它们的日耳曼亲族好多少。在古斯塔夫和乌克森谢纳的领导下，瑞典以无可比拟的速度跃升为欧洲一流强国。不过，瓦萨王朝在波罗的海的霸主地位已经出现了衰落迹象。乌克森谢纳几乎没有从奥斯纳布吕克带回什么外交成果，当时他与聪慧过人、反复无常的女王克里斯蒂娜交恶，女王的奢侈行为和庞大开支曾威胁到她自己的王位、她的国家和她家族的命运。
丹麦本可利用它的老对手提供的这个机会，却因为克里斯蒂安四世的去世而陷入困境。他的去世使国家落入飞扬跋扈的贵族之手，后者的统治很快使国家濒临内战。
与此同时，阿列克谢一世治下的俄罗斯也处于类似的境况。阿列克谢一世是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一世的儿子，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一世于一代人的时间之前登上了莫斯科公国的君位。注定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俄罗斯教会礼拜仪式改革所引发的大范围骚乱，带来的麻烦不亚于南方哥萨克的躁动之影响，沙皇不得不承认波雅尔贵族在国家事务中日益增长的权力。在这些事情的困扰之下，他几乎找不到发展外部事业的机会；在签订和约的时候，沙皇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由于自己的盟友卷了进来，他不得不同时面对首都的叛乱与哥萨克的起义(1)。
哥萨克的起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两个多世纪以来，它是建立另一个东欧国家的最后一次重要尝试，而它的力量在于其领袖鲍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雄心和能力。在其宿敌鞑靼诸汗的帮助下，这些狂野的草原骑兵彻底撼动了根基不稳的波兰君主的统治。波兰人最后被迫接受了俄罗斯对哥萨克拥有宗主权的事实，因为这些草原骑兵通过猛烈进攻击溃了波兰骑士的抵抗，并为俄罗斯向觊觎已久的黑海海岸进军奠定了基础，这也标志着俄罗斯对波兰的优势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事实上，波兰还没有准备好在它那些遥远而松散的省份中行使它的那些古老权力。随着和约签订而上台的新任统治者红衣主教扬·卡齐米日·瓦萨，发现自己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哥萨克叛军，还有波兰的罗马天主教徒与信奉希腊教会信条的立陶宛臣民之间的分裂。这带来了更大的威胁，因为邻国俄罗斯支持希腊教会，并且骚动的波兰贵族要求联邦权利，乃至反对王权本身。这一分裂进程在愚蠢的政治杰作——“自由否决权”，即一张反对票就可以阻止国会的行动——被接受时达到了顶峰，此时，这个国家发现自己接近于无政府状态。
东欧各国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是，允许权力从国王手中转移到一个较低阶层的手中，这一趋势在波兰局势中达到了高潮。权力下移也是这一时期西欧各国的政治特征，但形式各不相同。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因为自己国内的困难而无法再通过危害波兰的利益来扩大他们的领土，仅仅这一点就保护了衰落的波兰，使其免于因瑞典攻击所带来的政治弱势的影响。
在截然不同的处境和相似的精神特征下，西欧大国不得不面对和约带来的后果。被小主权国、教皇和相互冲突的外国势力所分裂的意大利，除了威尼斯人在克里特岛与土耳其人发生冲突以外，动荡的局面暂时有所缓解。与此同时，萨伏依找到了新的机会来推行一项曲折却巧妙的政策，通过这种政策，它已经开始“像一个人吃洋蓟一样，一片一片地”蚕食这个半岛了。只有西班牙人的意大利领地上爆发了空前的骚乱。在那里，经过十天的血腥暴动，阿马尔菲渔夫马萨尼埃洛暂时掌握了权力，他短暂而悲惨的政治生涯成为签订和约前一年西欧的奇迹，就像赫梅利尼茨基不久将成为东欧的奇迹一样。
在西欧大国中，西班牙受到了失去葡萄牙的冲击，这场大战令其威望扫地，不得不承认尼德兰独立。不过，在信用和资源双双破产的情况下，西班牙仍然能够维持与法国的冲突，而这得益于它的这位历史悠久的宿敌所独有的痼疾。
为反抗掌握在王太后与首相兼红衣主教马萨林手中的法国政府，一场名为“投石党运动”(2)的惊人斗争展开了。法国的贵族们，甚至包括孔代和杜伦尼这样的重要将领，都卷入了无穷无尽的阴谋之中，使自己陷入了一场政治冲突和个人争斗的噩梦以及一座充满阴谋和对抗的迷宫之中，理智和原则似乎都消失得干干净净。他们与自己的政府、西班牙、英格兰、尼德兰各国之间，以及内部之间，时而斗争，时而结盟，整整十二年之后，法国政治才再次回归到一种有序而合理的状态。
三
然而，尽管欧洲大陆上发生了一系列动荡——北欧和东欧列强的贵族反叛、哥萨克起义、那不勒斯暴动和法国内战——英格兰仍然是欧洲人关注的中心。与不列颠群岛发生的事件相比，贵族反叛和民众骚乱显得无足轻重。赫梅利尼茨基、马萨尼埃洛和孔代的上方耸立着英国人克伦威尔的高大形象。
自从英国国王在那个风雨飘摇的8月于诺丁汉树旗召集勤王军对付他的议会以来，六年过去了，王权随着一连串的不幸而日渐衰落。国王本人现在变成了阶下囚，他的孩子流亡在外，军队被消灭，追随者被剥夺公权，而他的敌人则福运昌隆。在和平时刻发生了另一个决定性的转折事件——国王与长老派议会的谈判引发了军队的不满，军队落入在冲突过程中迅速壮大的独立派之手。根据军队领导者的命令，议会肃清了令人憎恶的长老派。
现在由更激进的独立派组成的残缺议会，对于他们早已不再信任的国王实现和解之事不抱希望，他们觉得不可能再通过宪法来约束国王。于是，独立派设立了一个高等法庭，国王受到了审判并被定为叛国罪。欧洲大陆这时尚未知晓和约签订的消息，签订者也尚未向本国政府报告他们开会的结果，而就在此时，全欧洲都被英国国王遭到处决的消息所震惊。
这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其重要性不亚于和约本身，并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很深远的影响。无论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如何，也不管它在程序上的不合法之处，事实仍然是，面对君权神授的原则，英国的一个平民政党组建了一支军队，并凭借其勇气、纪律及其领袖无与伦比的军事才能战胜了众多敌人，推翻了王权；而且，在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把一位受膏(3)的国王当成一个平民犯人送上了断头台。
这是一个征兆，它的意义并没有被全世界所忽视。无论在自由的名义下犯下了什么罪行，无论当时欧洲大陆准备对民主政府做出什么反应，一直以来，没有任何一种情况能像现在这样深刻地证明了新生力量在政治事务中的觉醒。
随着英国革命领袖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形象从混乱内战中脱颖而出进入欧洲人的视野当中，很明显，从那以后，世界上出现了一股新的力量，那些已经掌握了几个世纪政治权力的个人和阶级的所有算计都需要对此加以考量。刽子手的斧头成为民主政治的楔子。
四
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混乱的十年里，欧洲及其海外属地的命运都受到了伴随这场大规模宗教战争结束而来的重大事件的影响。与这场冲突有关的上一代统治者大都已经成为过去。
丹麦、波兰、俄罗斯和英格兰在感受新的政府权力交替方面并不孤单。威廉二世在尼德兰短暂而多事的统治，见证了他试图将国家权力集中起来从而结束国家分裂局面的努力。他的英年早逝使他的计划功亏一篑，荷兰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成了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勃兰登堡的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在其漫长而重要的统治中制定了精明而富有远见的政策，为普鲁士王国奠定了基础。少年路易十四在其母奥地利的安妮和红衣主教马萨林的教导下，正忙于学习治国之道，这些努力将在下一代人的战争和外交活动中结出硕果。和约签订两年之后，奥兰治的威廉出生了，此人将成为路易十四的主要对手。许多大事件的线索将在威廉手中聚拢并相互交织。通过他，拿骚王室最终战胜了其共和派对手，法国扩张的势力得到了遏制，英格兰的议会政府获得了成功。
然而此时，除了克伦威尔获得最高权力以及英格兰重新插手欧洲大陆事务以外，从和约签订和几乎同时发生的路易十四继承法国王位，到他的表兄查理二世被召回英国的十几年间发生的事情，几乎没有哪一件不是源于传统的斗争。
在北方列强间的乱斗中，大选帝侯温和而坚定的雄心壮志预示了勃兰登堡的日渐壮大。不过，瑞典仍然是占欧洲1/4地区的主导性力量。和约签订六年后，聪慧过人又反复无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把王位让给了她的表兄卡尔十世，卡尔十世否认了亲戚扬·卡齐米日的统治权，还仿效他的舅舅古斯塔夫侵入欧洲大陆，攻占了波兰，引发了“北方战争”。
波罗的海列强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联合抵抗卡尔十世，以彻底粉碎瑞典的霸主地位。在六年时间里，瑞典人出色的指挥能力和战斗素质在这场并不势均力敌的冲突中坚持了下来，也赢得了数次胜利，直到国王的过早去世迫使他们签订了《奥利瓦条约》和《卡尔迪斯和约》。由于适时改变了阵线，精明的勃兰登堡选帝侯成为该和约的主要赢家，所有势力都承认了他对普鲁士公国的统治权，让霍亨索伦家族又向最终目标迈进了一大步。瑞典从丹麦手中夺得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也是激烈斗争后的切实结果，这使得波罗的海争夺霸权的问题离最终解决还很遥远，同时也使北欧霸权的争夺又出现了新的强大势力。
与此同时，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的全面和解之后，欧洲大陆的另一边因为法西战争的延续而依旧动荡不安。投石党持续五年的幻想被马萨林和摄政王太后的胜利所终结。尽管孔代为西班牙人卖命，但在胡格诺派的支持和克伦威尔的帮助下，法军慢慢取得了优势。在沙丘战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法国军队随后向布鲁塞尔挺进，威胁要把尼德兰收入囊中，在这种形势下，西班牙失去了神圣罗马帝国新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的援助。
马萨林娴熟的外交手腕使克伦威尔成为盟友，并迫使他同意了不利的《比利牛斯和约》。作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附件和补充，该条约结束了当时西欧的冲突，法国边界在北部和东部为佛兰德斯、埃诺和卢森堡的部分地区所环绕，并通过拆除洛林要塞和占领鲁西永得到了巩固。被西班牙抛弃的阿尔萨斯面对法国的野心毫无抵御能力，而葡萄牙被法国丢给了西班牙人，任其施加报复。
经过这些调整，再加上路易十四与西班牙腓力四世女儿的联姻（这预示着未来的冲突），西欧事务暂时恢复了平静；几乎与此同时，北欧和东欧的力量平衡也得到了调整。作为这个变革时代的象征，法国事务的领导者马萨林被年轻的君主路易十四所取代，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他主宰着西欧的政治和想象力。
五
法国的成功和西班牙的挫败，并不完全是由于马萨林高超的外交手腕或西班牙对手的无能。最后决定性的沙丘之战使欧洲事务中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得以凸显，而这个因素已经有两代人没有被感觉到了。在战斗的紧要关头，法国司令官派出了英国重骑兵部队，即克伦威尔借给他的所谓“铁甲军”，重骑兵们猛烈冲锋时的轰鸣以及发动进攻前激昂的赞美诗合唱，都展现出战争史和政治史上的一种新元素。
自一百年前伊丽莎白即位以来，长期的仇恨已经使大部分英国人民与宗教法庭的拥护者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对立，这一仇恨的最后继承者清教徒现在是英国事务的主导性力量，他们对西班牙的旧霸权进行了最后的打击，就像对西班牙发动第一次挑战的伊丽莎白一样。她是打击西班牙旧霸权的清教徒的先驱者。
清教徒是将他们派到法国作战的那个国家的合适代表。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和查理一世被处决后的十年里，英国的命运和政策经历了转变；与此相比，欧洲事务的其他变化几乎微不足道。保皇派的最终瓦解和议会的清洗使得最高权力事实上落入改组后的军队手中，这支军队的领导者多半属于经过十年内战才形成的一个党派——独立派。在与保皇派和长老派的长期斗争中，独立派领导并形成了通常被称为“清教徒”的政治团体。它以坚定不移的宗教宽容政策吸引了各种各样的追随者。
除了独立派，清教徒团体还包括了更极端的新教分子、浸礼宗教徒、千禧年主义者或所谓的第五王国派，以及新成立的贵格会教派，还有政治狂热分子、共和党人和类似掘土派与平均派这样的团体。这群旧式宗教、政治和社会的敌人，现准备尝试建立一个新的人间，如果不是一个新的天堂的话。
他们充满了火一般的狂热、无须质疑的勇气和精明的理想主义，像拥有新的信仰和习俗的十字军一样奋勇向前，征服再征服。维护旧秩序的所有势力，包括保皇派和圣公会、天主教和现在的长老派、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势力以及欧洲大陆上英国国王的同情者们，联合起来反对清教徒，但都徒劳无功。
清教徒的出现，更重要的是成功地维持了他们用武力所赢得的地位，成为欧洲发展史上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个征兆，一种不容忽视的挑战。清教徒在宗教和政治这两大领域里，是好战且胜利的个人主义的化身。
一个震惊了所有忠诚于既有秩序之人的党派，一个因处决国王而使妥协成为不可能的党派，很自然会发现自己要在国内外和大部分殖民地面对许多的敌人。尽管如此，它仍然坚持自己的路线，面对在那些意志不坚定或不忠诚的人们看来颇为绝望的处境而毫不畏惧。因为拥有一支改编过的精干海军，且大陆的混乱状态使各国君主没有多少干涉的意愿或机会，英格兰的新主人得以免受外来干涉。
他们首先在不列颠群岛巩固了自己的势力。清教徒军队和它的领导者很轻松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在国王被处死六个月后，克伦威尔前往爱尔兰，奉命镇压保皇派和天主教徒反对议会权威的叛乱。经过两个月的艰苦战斗，他攻陷了爱尔兰东海岸的要塞德罗赫达和韦克斯福德。两地的守军被按照《旧约》的方式(4)处死，以此来震慑他们的同党。此后，共和国所向披靡的军队继续其征服之路，爱尔兰抵抗军被彻底击溃，反对的火花在鲜血中熄灭，直到这个不幸的岛屿和许多逃过刀剑荼毒的居民在第一个真正的征服者面前表示臣服。
与此同时，苏格兰也经历了类似但远没有那么可怕的命运。为了征服，议会再次召唤克伦威尔，在他取得爱尔兰战役的胜利满一年之后，契约军在邓巴被击溃。已经在斯昆加冕为苏格兰国王的年轻王子查理，率领一支保皇派军队，孤注一掷，做了侵入英格兰的最后一次尝试，却在伍斯特被击溃。
凭借“国王应得的怜悯”，英格兰王权的命运暂时确定下来，议会开始重组新获得的权力并着手处理外交事务。历史上第一次，爱尔兰和苏格兰被英格兰事实上征服并联合在一起，即使不像四个世纪前的威尔士那样紧密。这仍然是为了确保征服的成果所推行的措施。苏格兰人大部分是新教徒，他们的反抗在邓巴和伍斯特战役之后几乎就停滞了，因为苏格兰人发现，除了一支英格兰占领军的出现，苏格兰与英格兰政府的关系几乎没有改变。
但爱尔兰的情况大不相同，也糟糕得多。它的人民几乎全是天主教徒，他们的抵抗是最顽强和最彻底的，他们不仅为自己的政治信念而战，还为自己的信仰、家园和生存而战。英格兰人不仅要使这些人失去威胁性，还要让他们无家可归，因此采取除了种族灭绝以外的一切手段来确保自己对这个姊妹岛的永久性统治。
为此，在组成爱尔兰的四个大省中的三个——阿尔斯特省、芒斯特省和伦斯特省，爱尔兰人的土地被没收，分配给那些预先为战争提供资金的冒险者、征服它的军官和士兵以及清教徒政权的支持者。因此，在两代人以前已经在岛上取得立足之地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分遣队中，又增加了一股强大的英格兰新势力，它尽可能以同样的政策使爱尔兰——名义上的——成为英格兰的属地，手段类似于当时在北美殖民地所施行的那种。
六
把爱尔兰人从他们的祖居之地迁移到西部更荒凉的康诺特地区的进程刚刚开始，新的地主征服者们刚开始占有他们肥沃的领地，刚刚颁布了新属地殖民法令的议会就不得不去面对另一个更强大的敌人。无论清教徒的胜利意味着什么，它已经唤起了商业因素不断壮大的影响力。无论共和国象征着什么，它都代表了英国商业权利的主张。既然这个巨大的商业利益集团控制了事态的发展，还拥有一位领袖，拥有维护自己的军队，那还说什么呢！它要立即向自己经济上的对手清算宿怨。
他们的不满主要针对荷兰人。在西班牙-葡萄牙垄断的废墟上，以及半个世纪以来英国政府在外交事务上的无所作为导致的混乱和软弱中，尼德兰的商业力量在一切与海洋有关的活动中几乎都赢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赞丹及其周边地区为核心的荷兰人之造船狂热，使这一地区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造船中心。
阿姆斯特丹继安特卫普之后成为商业和金融中心之类的大事都与海上冒险有关，海上冒险活动是当时欧洲主要的财富来源。在北极的捕鲸场、纽芬兰的鳕鱼捕捞场和北海沿岸的鲱鱼渔场，荷兰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了他们的竞争对手。他们的商人逐渐控制了波罗的海和北方的交通。他们娴熟的外交手腕几乎把耕耘已久的英国商人从俄罗斯逐出。当时，丹麦控制着进入波罗的海通道的斯卡格拉克海峡和卡特加特海峡两岸，对所有进入该水域的船只征收所谓的“松德海峡通行费”，但荷兰人说服他们减免了荷兰船只的费用。
荷兰人在新阿姆斯特丹(5)的殖民地及其对伯南布哥的征服，使其有机会获得美洲森林和种植园的财富。他们私掠船的冒险堪比伊丽莎白时代的冒险者们；他们的公司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使竞争对手相形见绌。就像他们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巴西一样，他们在东方贸易中也把葡萄牙人和英国人赶出了所有有利可图的领域。在黎凡特、波斯、非洲、中国和日本，他们的贸易规模几乎都是最庞大的。
成千上万的移民因为宗教宽容而来到荷兰，他们带来了欧洲的手工技术，从而加强了荷兰的本土工业，使其在制造业领域成为令人敬畏的竞争对手。
最后，他们的财富——来自于全世界——使得他们能够通过对现成资本的控制，进行其竞争对手难以启动或不可能进行的冒险。
简而言之，无论英国人去开发他们自己的或其他国家的资源，都发现自己已经落后于荷兰人。
在前两代人的时间里，英格兰没有走上一条让它战胜对手并获得优势的道路。尽管它的自然禀赋更强大，却被软弱的统治者、无力的政策和长期的内乱所牵制，因此它不断努力，却收效甚微。然而，共和国发现它与王权斗争时的主要支持者来自一个阶层，除了宗教因素，这个阶层长期以来遭受反对势力的敌视或国王对其利益的漠视。现在，这个阶层敦促政府为英格兰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而采取行动。
第一次出击针对的是荷兰人对海运的垄断。英格兰在战胜苏格兰的同时，通过了《航海法案》，它规定与英国进行的贸易只能使用英国船只。这是引发一场大规模经济冲突的首要因素，而经济冲突很快就演变成了武装冲突，很明显，荷兰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来之不易的商业霸权受到削弱。他们为自己新近获得的独立感到自豪，不愿屈服于英国的压力之下，而英国要求他们驱逐流亡的保皇派、剥夺奥兰治家族的权力，并与英国合并为一个加尔文宗国家的要求则进一步激怒了荷兰人。因此，双方刚刚推翻自己的王室，德·维特和克伦威尔刚刚成为各自共和国的领袖，这两个共和国之间就爆发了战争。
这样，继一百年的宗教-政治矛盾之后，殖民-商业矛盾开始在未来一个半世纪里破坏着欧洲和世界的和平。尽管荷兰人拥有雄厚的财力且最近才打了胜仗，却没有准备好与从内战中走出来的对手进行竞争。这个对手拥有训练有素的军队、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和夺取胜利的强劲动力。
这场冲突的特征就像两个民族的性格一样，激烈而顽强。清教徒把他们的陆军将领调到了海上，慢慢追赶荷兰的海军力量，直到布莱克和蒙克成为与勒伊特和特龙普齐名的海军名将。事实上，英国人获得了最后的优势。双方签订的和约将普拉隆割给了英国人，作为对安波那惨案的补偿；而且双方各自把斯图亚特家族和奥兰治家族排除在王位之外。虽然和约总的来说对英国有利，但这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野心，而且很明显，这只是一种休战。
七
清教徒一派的地位一旦得到保证，他们就迫切需要解决在英荷战争的危急时刻所面临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推翻君主政体后建立一种新的政府形式。即使面对国外的战争，议会和军队之间的斗争也没有平息，这是独立派与长老派对抗的延续；而且，在争论不休的理论和相互对立的政治思想所造成的混乱中，有一段时间，清教徒们似乎因为他们的言语而失去了他们通过刀剑得到的东西。
在英荷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正值投石党运动结束、法国人得以腾出手来实施其他行动之时，英国的军官们和虚弱但执着的残缺议会之间的矛盾变得尖锐起来。由于不能用一般的政治手段解开这个“戈尔迪乌姆之结”(6)，军队领袖决定把它完全斩断。他的士兵关闭了议会，他亲手解散了国务委员会，成立了新的委员会，并召集了新议会。
这场政变使他和他的军官们几乎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从那以后，在种种形式的伪装下，英国政府实际上依赖于一个人的政治和军事才干，这个人就是亨廷登郡的乡绅奥利弗·克伦威尔，当时的形势和他自己的卓越才能把他送到了革命派领袖的位置。他的功绩主要是指导了军队的组织工作，而他的党派的最终胜利正取决于此。克伦威尔的将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革命派在马斯顿荒原和纳斯比对保皇派所赢得的决定性胜利，以及征服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而他坚定的性格和敏锐的洞察力，则不可避免地使他成为这个国家的领袖。
新议会将权力交给了他，1653年12月，他按照《政府约法》就任护国公。《政府约法》是英国第一部，实际上也是欧洲第一部成文宪法。克伦威尔成了欧洲世界的领袖人物。在国内，他的政府仍然像开始时那样，受到公众情绪和正式文件所施加的种种限制，但他本人却保持着与之背离的个人专权倾向，他的政府只不过是一个依靠他本人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和统帅能力的革命政权。国家的形势以及对他统治的反对，实际上导致了更严厉的措施。英国被分为十个区，每个区由一名陆军少将监管；名义上的议会政府实际上变成了军事独裁。
这时的政府不仅仅是一个像它前任那样的少数派政府，而是一个迄今为止基本上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少数派政府。这一结果既出乎意料，又引人注目。尽管这个派别有着狂热的宗教倾向，但其领导人的能力保持了对所有与政治不太密切相关的思想的包容。为了国内和平，英国国教和宗教天平另一端的极端分子受到了压制；于是，欧洲第一次看到了政教实际分离的景象。
尽管英国国内事务的地位非同寻常，但其面临的外交形势的变化更为显著，也更为令人不安。因为在克伦威尔的统治下，英国出现了自伊丽莎白时代以来，乃至自亨利五世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变化。一个乡绅能够占据最高统治地位，并拥有比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更大的权力，这在17世纪的人们看来简直是个奇迹。
这样一个人，在追求了半生的和平之后，竟能发展出军事领导才能，使自己跻身于世界上最显赫的统帅之列，这似乎更令人难以置信。当他以这些手段成为国家元首时，他竟然显露出一种治国天赋，让英国重新在欧洲政治中处于领先地位，这甚至超出了奇迹的范围。在他的支持者看来，这是上帝佑护的直接证据；而在他的敌人看来，这是与邪恶力量达成契约的结果。
八
尽管如此，克伦威尔对当时影响欧洲世界的真正政治和外交力量知之甚少。在大多数方面，他的政策只不过是把清教徒的思想和理想注入一个更大的陌生领域。对于他和他的党派来说，西班牙跟伊丽莎白时代一样，是敌视新教的天主教的主要支持者。他以自身所有的能力，所有听他吩咐的力量，将16世纪的陈腐宗教政体与对抗荷兰的经济政策结合起来。在这一点上，他只是代表了他所属的那个群体。
清教徒是宗教改革的继承者，是反梵蒂冈大起义最后阶段的代表。对于他们来说，上个世纪的敌对仍然是一个鲜活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西班牙仍然像过去一样强大。克伦威尔像古斯塔夫二世一样挺身而出，支持他在欧洲大陆受到压迫的教友们；像伊丽莎白女王一样，攻击了西班牙本土。
他试图建立一个新教大联邦的宏大梦想，就像他与叛乱者孔代的谈判和他对骚动的拉罗谢尔新教徒们的支持一样，注定不会有结果；他把新英格兰清教思想的种子移植到西印度群岛的计划也没有成功。虽然投石党的愚蠢和马萨林的外交手段遮掩了这一点，但在所有的欧洲强国中，英国和新教徒最害怕的还是法国；而且在红衣主教马萨林所取得的胜利中，最大的胜利之一应该是他招募清教徒来对抗西班牙人。
英国清教政权与法国的关系因其对西班牙的态度得到了改善。在光辉传统和卓越外交手腕的影响下，英国的新政权对这个陈腐的国家发动了最后一击。参照上一代的榜样，为了不辜负他自己所属时代的要求，护国公派遣了一支舰队去征讨西印度群岛。在维纳布尔斯和佩恩的率领下，这次远征使牙买加成为英国在加勒比海的属地，并强化了它对巴哈马群岛的所有权主张，这一主张到下一代人时得到了认可。
布莱克的功绩再现了伊丽莎白时代海王们的辉煌，在护国公统治的第三年，西班牙的运宝船在加的斯附近被俘获，似乎又将德雷克的荣耀带回到英国。当时，在欧洲最令人畏惧的陆军和舰队的配合下，克伦威尔声明要保护当时正遭受天主教迫害的伏多瓦派新教徒，最后，不仅是意大利的小邦们，就连法国都听从了他的警告。
然而，如果说清教政权眷恋的是过去的政体，而它所期待的却是属于未来的经济。他们对宗教充满热情，拥有像奥古斯丁一样的古老神学思想，严格遵守《旧约》的启示。
清教徒在致力于商业和金融方面是真正的加尔文之子。在他们手中，英国政治中的商业因素终于觉醒。无论他们在与西班牙打交道时多么支持极端的、好战的、跋扈的新教，他们都代表着一种要使英国在海上力量和贸易方面尽皆称霸的决心，即使与新教徒们兵戎相见，也在所不惜。
出于这一雄心壮志，他们通过了《航海条例》。本着这种精神，他们与荷兰作战，并从东方贸易中获得了对安波那惨案的补偿。本着这种精神，他们通过一部商业条约巩固了英国与葡萄牙的长期政治关系，并让布莱克在北非海盗中制造了对英国国旗的恐惧，以强化地中海周边国家对英国及其海上力量的尊重。本着这种精神，他们与信奉新教的瑞典和丹麦签订了条约，得以免除恼人的松德海峡通行费。本着这种精神，他们第一次使商业成为外交政策的优先处理事项，并将英国推上了通向殖民和商业霸权的道路。
这就是使英国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的十年里步入了欧洲舞台中心的背景。但英国的崛起并非只有这一种动力，清教徒们将激进的新教精神注入了一个对宗教冲突几乎已经失去兴趣的欧洲大陆。他们对征服海洋有强烈的渴望，尽管这使得他们在欧洲活动的几乎所有阶段都与这一点脱不了干系，但这并不是他们出现在欧洲舞台的根本意义之所在。无论是他们的早期基督教神学思想，还是对早期教会崇拜形式和用语的耀眼回归，他们都使得思想和言论枷锁大为松动，而人们正是被这些东西束缚在教会和国家的既定秩序之中。
“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弥尔顿写道，“都不会愚蠢到否认所有人天生就是自由的……他们生来就是自动自发的人，而不是服从的人。”又一次，在对克伦威尔的致敬文里，他写道：“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比最杰出的人承担统治责任……对国家更公平和更有用的了。”
这就是民主先知所说的话。但即使是弥尔顿的光辉理论，也并非清教徒对欧洲进步之贡献的全部。他说，他的伙伴们“不仅准备辩论，还准备战斗”，而且能够执行他们的主张，“英格兰国王甚至可以根据英格兰法律被审判”。然而，现在公开提出的教义触及了受过教育的人的思想，清教徒通过他们的法案而不是他们有争议的活动为政治自由事业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清教徒将这个问题从理论层面带到了尘土飞扬、血迹斑斑的世俗舞台之上。他们通过一次激烈的行动，表明国王们应该对其臣民负责，不管他们与神的关系如何。这种对权威的挑战远比北欧诸国之间的盲目争霸、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长期冲突乃至他们自己在陆地和海洋上取得的成果更重要，这是最后一次宗教大战结束十几年后的主要贡献。因为有了他们，欧洲开启了走向民主政府的漫长征程的新阶段。
九
然而，这一动力很快就耗尽了。1658年9月3日，奥利弗·克伦威尔去世；建立在他的才智和利剑之上的政府构架在他的继任者手中几乎立刻开始瓦解。军官委员会、议会以及克伦威尔的儿子——继承了护国公之位的理查，在这个国家得不到支持，而且他们很快就发生了内讧。
英国人厌倦了清教主义和它过于严格的限制。也许相当多的英国人从未赞同过克伦威尔的统治，即使在他的鼎盛时期；尽管他在国外取得了成功，但他在国内的统治却没有产生任何建设性的成果。要实现真正的自治，时机还不成熟，更不用说它在此时呈现出来的形式了。保皇派的阴谋开始得逞，残缺议会和军队领导人遭到强烈反对，大多数英国人开始把流亡的王位继承人之复辟看作能够降临在他们头上的头等幸事。
清教政权已经走到了尽头。苏格兰军队的指挥官蒙克将军前往伦敦，宣布成立自由议会，并与流亡的王位继承人查理进行谈判，很快就有了结果。海军转向保皇派，查理受邀回国。随着查理的到来，英国又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十
此外，在英国发生上述一系列事件的同一时期，整个欧洲大陆政治事务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比利牛斯和约》结束了法国和西班牙的长期敌对状态，法国获得了十个边境城镇和地区，进一步加强了它在边境的力量，同时法国的王位继承人成了西班牙公主的丈夫。
这项和约刚刚签订，《奥利瓦条约》《哥本哈根和约》和《卡尔迪斯和约》就结束了贯穿克伦威尔统治英国时期的“北方战争”。通过上述条约，瑞典最终获得了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并保住了在波罗的海的霸权。波兰的瓦萨王朝放弃了对瑞典王位的要求；瑞典人和波兰人都宣布放弃对普鲁士的宗主权，于是，普鲁士顺利地落入勃兰登堡选帝侯之手。
与此同时，欧洲大陆的统治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位新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开始了他漫长的统治；在一个阿尔巴尼亚家族——担任大维齐尔的科普鲁律家族——鼓动下，奥斯曼土耳其人开始振作起来，再次威胁到欧洲，就像苏莱曼大帝时代给欧洲带来的恐惧一样。在英国共和国领导人之间的混乱政治斗争结束之后，他们的力量被复辟主义浪潮彻底击垮，这将查理二世推上了他父亲曾经坐过的宝座。十二个月后，马萨林去世，年轻的路易十四宣布成年，开始亲政。克伦威尔时代就此结束，欧洲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准备在截然不同的动力推动之下继续前进。
(1) 此时的乌克兰哥萨克处于波兰人的统治之下，这场起义是针对波兰统治者的。——编者注
(2) 投石党运动发生于1648—1653年，是一场西法战争（1635—1659）期间在法国兴起的反对专治王权的政治运动，但运动的结果，却使法国封建专治制度更加强化。——编者注
(3) 受膏，在《旧约》中，君主、祭司和先知在被确认得到合法的职位时，会被用橄榄油抹在头上，有权力神授之意。——编者注
(4) 即投石击毙——译者
(5) 新阿姆斯特丹，荷兰人北美殖民地的中心，位于今天纽约曼哈顿岛上。——编者注
(6) 戈尔迪乌姆之结，西方历史传说中的一个绳结，神谕说谁能解开它谁就可以征服世界。几百年来没有人能解开它，直到亚历山大大帝见到它断定按照正常途径不可能解开，便挥刀砍开了绳结，赢得人们的欢呼和赞誉。最终，亚历山大大帝得以成为“千古一帝”。——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