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旁听“百家”课，三访陈企霞
华北联大文工团的戏着实震撼了徐光耀，冀中十一分区政治部要把前线剧社拉到联大训练几个月的决定，更是合乎徐光耀的心意。或许徐光耀当时并未意识到，分区政治部这一决定正悄悄改变着他的命运。
十一分区政治部的行动相当迅速，1946年12月3日，前线剧社便已前往联大文艺学院学习，和文工团驻扎在一起，接受文工团的辅导。虽然听说前线剧社到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学习的时间可能只有两个月，但能迈出这一步已经足够让徐光耀心花怒放了。
联大文工团对前线剧社的辅导是从陕北大秧歌开始的。一大早，联大文工团就开始教前线剧社扭秧歌，陕北大秧歌扭起来动作幅度大，加之唢呐吹出的陕北民歌的曲调粗犷、高亢，非常具有感染力。教大家扭秧歌的有陈强、桑夫、吴坚等，他们刚从张家口、察北来到冀中大平原，还穿着厚棉袄、皮背心，扭不了三两圈就已经汗流浃背了，于是果断脱掉厚棉袄、皮背心，顶着一头大汗，在排头位置领着大伙继续扭，个个生龙活虎，徐光耀真佩服他们的精气神。
扭秧歌队伍里最吸引人目光的还数陈强。这位舞台上的黄世仁一皱眉、一瞪眼都能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在台下，则待人极为热情，一笑起来两眼眯缝，很是温暖。台上台下判若两人，这让徐光耀总觉得有些怪怪的，一时还真难把二者统一到一起。
文工团和剧社的同志们领头跳，村里的老乡会先在边上看着，不一会儿，围观的老乡有人开始手脚痒痒，不由自主地加入进来，随后，加入的老乡越来越多，干部、战士、老乡纷纷跳在了一起，热热闹闹，其乐融融。有一次，大家正跳着，艾青来了，他打了声招呼，就加入到了扭秧歌的行列里，后来他和吴坚[1]对着扭，比赛似的，伴着嘹亮的歌声，周遭叫好声不断，又把扭秧歌带向了一个高潮。吴坚能歌善舞，他演《夫妻识字》，每次台下都掌声雷动，跳秧歌自然不在话下。
听学员们讲，华北联大人人爱唱歌，处处有秧歌。在张家口时，各院、各系、各班就都把扭秧歌当成了早操的一项重要内容，联大的一天是从扭秧歌开始的，今天一看，果真如此。事实上，徐光耀当时还未完全了解，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革命圣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向民间艺术学习，因而兴起了秧歌运动——学习秧歌、发展秧歌、研究秧歌，最突出的成就便是出现了《白毛女》《兄妹开荒》等一大批优秀剧目。从延安来的校、院领导，教员、学员都是扭秧歌的行家里手，难怪陈强、吴坚这些“大演员”都跳得这么好呢。
徐光耀并不满足于只有文工团的老师给他们辅导业务，只和文工团的演员们学些演出技巧也并不是徐光耀所期望的，他知道自己不是上台演出的材料，而他想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文学、音乐、美术……他都有兴趣。那时的徐光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他热爱文学，也喜欢美术，作词作曲都搞得像模像样，在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战地通讯、报告文学、新闻报道、歌曲等，这对于一个在战争年代，在行军打仗中全靠自学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大学就在眼前，课堂就在身边，他想听更多的课，学更多的东西。住进联大文艺学院，他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或者最起码有了近水楼台的便利。12月4日，刚吃过早饭，徐光耀和前线剧社社长沈雁等就顶着寒风直奔华北联大文艺学院院部驻地，又在几个村子来回奔波，找学院领导联系学习事宜。进了小李庄，正碰上联大文工团在休息喝水，文工团的人们很热情，看他们匆匆赶来，一再招呼他们：“同志，渴不渴，累不累，喝点水吧，喝点水休息一会儿。”几个人虽已走得又渴又累了，可嘴里却一再谦让：“不渴不渴，不累不累。”在他们看来，这些文工团的工作者才是真正的文化人、大演员，即便有需求也不好意思接受款待。
华北联大文艺学院院部驻在小李庄，文工团和各系分散驻在小李庄、贾家庄、郝家庄、沈家庄等村子。12月4日这一天，徐光耀他们在各个村子转了一圈，虽没能找到要找的人，但也算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第二天，徐光耀他们打算继续去联大文艺学院，正要出发时，有人赶忙过来报信：“沙院长来了。”不一会儿，迎面走来两个人：戴眼镜的小个子是沙可夫，高个子是艾青。后面又有位细高个、深眼窝的人，正是周巍峙。徐光耀顿感荣幸，在八路军的文艺队伍里，这些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沙可夫是联大文艺学院的院长，艾青是副院长，周巍峙是联大文工团团长。观看《白毛女》时，徐光耀已见识过周团长的风采。徐光耀本来就不大习惯见生人，这时站在几个大名人旁边更是拘束得两手无处安放，脸也紧张得通红。但三个“大人物”穿着朴素，说话和蔼，徐光耀这才在极力克制中逐渐坦然了下来。
直到中午才和沙可夫、艾青、周巍峙聊完，徐光耀他们赶忙又到联大文艺学院音乐系，在这里见到了作曲家李焕之和他妻子李群[2]。二人都穿的是旧军装，但身上散发出来的音乐家气质让徐光耀迷恋、向往。那天李焕之正好上指挥课，机会难得，徐光耀他们干脆就坐下来旁听。这是徐光耀第一次听联大的课，也是第一次听音乐课，正听得如醉如痴时，剧社的战友田申一脸兴奋地来叫大家，赶紧回剧社去包饺子，今天改善伙食。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吃顿饺子真是太难得了，可徐光耀心里却有一万个不愿意，听这样的课，他舍不得走，但没办法，命令难违，他只好极不情愿地随大家悻悻而归。
自那时起，徐光耀对音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一次去联大文工团音乐组看《小姑贤》演员们对词，他很快就学会了“过门儿”的使用，这让徐光耀骄傲不已：莫非自己也有些音乐天赋？自己曾经在报刊上发表歌曲，连联大的学员们都羡慕不已。还有一次，徐光耀到联大文工团音乐组，组长边军[3]正在教一位叫星河的演员拉手风琴，边军手把手地教，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纠正，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辅导，语调和蔼，不厌其烦，那态度就像父母对自己的儿女一般。这样的场景让徐光耀好生感动，他梦想自己若也到这样的集体里学习，那该多幸福呀。大音乐家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让徐光耀又萌生了一个新想法，如果文学系去不了，那就来音乐系。后来徐光耀正式到联大文学系插班学习，头一天下午，有幸又听到了边军的音乐课，虽然有些专业名词听不懂，但边军讲课十分生动有趣，引得徐光耀流连不已，晚上接着又听了一节，着实圆了一次音乐梦。
12月6日那天，徐光耀他们趁热打铁，和沈雁几人壮着胆子找到沙可夫院长和艾青副院长，说明了他们想到文艺学院学习培训的想法，还大谈前线剧社创作组的学习计划，努力引起两位院长的兴趣。可惜争取了半天，最后沙可夫、艾青都说了一堆理由婉拒了他们到文艺学院学习的请求。一时间，同来的几个人谁都想不出一个如何让剧社创作组到联大文艺学院学习的办法来。这可怎么办？徐光耀焦急万分。
沙可夫、艾青不同意，那就另辟蹊径。徐光耀他们直接来到戏剧系，找到舒强、胡沙，跟他们谈了前线剧社想来文艺学院学功课的事。院长们没答应，作为戏剧系主任的舒强也只好敬谢不敏了。徐光耀他们几个很失落，但第一次见舒强，徐光耀对他的印象就非常好：虽然没同意，但舒强为人很柔和、诚恳、虚心、热情，拒绝的话很委婉，让人容易接受。不像别人，一拒绝就让你觉得跟对方有了很大差距，自尊心大受打击。徐光耀看到的是舒强为师为人的一面，他还没有了解舒强对艺术的执着和维护，为了艺术，他在徐光耀他们面前还曾有过一次“雷霆之怒”。
文学系所驻的贾家庄和文工团所驻的小李庄是连在一起的两个自然村（土改时合并成了一个村，称“贾李庄”），中间只有一口水井相隔，这口井是两村人共用的吃水井。能与文学系近在咫尺，徐光耀求之不得，之前只要有空，徐光耀就会去听文学系的课。而这段时间，徐光耀对联大文艺学院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当文学系没课可听时，就到别的系“寻课”听，戏剧系、音乐系的课都没少听，简直有些“饥不择食”。
好在联大的课堂是敞开的，谁单独去听课都没问题。在正式进入联大文学系之前，徐光耀已经旁听了沙可夫、艾青、胡沙、蔡其矫、牧虹、舒强、萧殷、于力、贺敬之等人的课，对他来说，每个人的课都是那么新鲜、那么富于吸引力，受限于当时的文化水平，有的课听下来只能是一知半解，但每堂课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那段时间，沙可夫讲授的是文艺观点和文艺政策，理论性很强，徐光耀听不太明白，因而并没有提起太大的兴趣。艾青则主讲艺术观点问题，深入浅出，特别是论及趣味问题时，他的诗人特质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时不时引得学员们满堂大笑。胡沙[4]讲秧歌，把这样一种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讲出了许多内涵，让徐光耀觉得民间艺术形式大有深意。蔡其矫的课堂主要教大家如何搜集材料、辨别和运用材料。讲课时的蔡其矫跟私底下看见时一样，一点也没架子，讲课不空洞，善用故事形式。虽有浓重的南方口音，但并不妨碍他把故事讲得生动感人，好多人听着听着就会流下眼泪，徐光耀甚至觉得，蔡其矫讲的这些故事拍成电影都可以。
牧虹教授的是演技课，在舞台上跑过龙套的徐光耀知道自己不是演戏的材料，所以对演技课没有太大兴趣，但一想到自己当着人发言总是腼腆脸红，因此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学一学、锻炼一下自己。舒强[5]讲的也是演技课，徐光耀同样不感兴趣，但舒强的课一直为学员们所称道，这引起了徐光耀的强烈好奇。亲临现场，徐光耀不得不感慨，舒强不愧是老导演、老演员，课讲得果然厉害。舒强舞台经验丰富，口才好，讲起课来滔滔不绝，再配合恰到好处的肢体语言，幽默风趣，引人发笑，有的同学甚至会笑得流出了眼泪，半天直不起腰来。这课听一节还真不过瘾，过了两天，徐光耀又主动去听了舒强的演技课。那天下午的课直到深夜才讲完，没有一个人抱怨课讲得太长了，反而都赞叹：“这课讲得真好，真是讲到家了。”大家看起来都意犹未尽，离开课堂时有着满满的不舍。
萧殷主讲创作与美，在这个课上，徐光耀第一次见到了萧殷。萧殷时任《冀中导报》副刊主编，其时是受邀请来联大讲课的。美学本身相当抽象，但萧殷总能讲得具体而浅显。比如，萧殷在讲美的阶级性和立场时说，美不是孤立的，而是有阶级性和立场的，离开这些，单独讨论美的客观存在，是讲不通的。萧殷举例道：“比如一门大炮，当它对着人民时它就是丑恶的，我们可以用‘残酷的怪物从街上轧过去’去形容它；当大炮在人民手上对着敌人时，它就是美的，我们可以用‘大炮雄伟地轰隆隆地驶过莫斯科大街’去形容它。”这比喻多么生动形象啊，徐光耀虽然没有一点美学基础也听得明明白白的。关于这堂课，徐光耀在日记中记录道：这门课让自己“满载而归，很满意所获的东西”。此时的徐光耀当然还意识不到，未来萧殷将成为文学之路上对自己帮助最大的老师之一。
1946年12月10日，徐光耀听艾青的“文艺观点”课时所做的笔记
1946年12月13日， 徐光耀在小李庄听沙可夫讲“文艺政策”课时所做的笔记
1946年12月24日， 徐光耀听萧殷讲“创作与美”课时所做的笔记
徐光耀听边军（笔记误记为边君）音乐课时所做的笔记
这段时间的旁听经历让徐光耀的心里发生了更大的动摇，他反复思量是否应该离开剧社进入联大学习。徐光耀当前是营职干部，如果到联大学习，那就是学员，职务降到战士。这对徐光耀来说是一个较为艰难的选择：他1938年13岁参加八路军，抗战中出生入死，由一个红小鬼晋升到了营职，一当学员就又要从战士做起。但学知识、学文化对他的吸引力太大了。他决定，再观察几天看看，如果文学系的确能学些东西，那就发发狠，再吃几年苦。
12月7日又发生了两件事，更坚定了徐光耀想要去文艺学院学习的想法。一是晚上前线剧社集合到联大文艺学院驻地小李庄开联欢会，开始前，大家一同欣赏墙壁上的画作，一个美术系的学生正画一个小孩，徐光耀凑到近旁看着，学生年岁不大，但手法非常娴熟，寥寥几笔，一个简笔人物就成型了，虽然技术说不上完美，但线条生动，在墙上能画成这样已很不简单了。借助壁画宣传发动群众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很实用，这让徐光耀切实感觉到华北联大确实有人才，也确实能出人才。
第二件事是，晚上的联欢会前线剧社和文艺学院同台表演，让徐光耀大受刺激。别的节目不用说了，就连舒强七岁的女儿上台演《小姑贤》，都演得那么生动，台下观众笑得前仰后合，可这孩子就绷着脸不笑，台上一站稳稳当当、顾盼生情，唱念做打有板有眼。“一个孩子都能演这么好，肯定是父亲平时教得好，这舒强教学生肯定有两下子。”徐光耀他们不知道的是，舒强的女儿舒晓鸣年岁不大，其实已经是个“老演员”了，在延安时就登台演过小白毛女、小英雄王二小等。“人家文艺学院一个孩子上台都演这么好，再看前线剧社演的几个节目，不是歌唱得稀松没劲，就是二胡拉得跑调，尤其是小贝贝那个清唱，可能是被文工团的气势压住了，没了信心，调起得太低，越唱越没劲，罗成章那曲子都拉不成调了”，徐光耀坐在台下都觉得脸红发烧。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同台一看，这差距就更明显了。想要赶超人家，没别的好办法，就得跟人家学，徐光耀去文艺学院学习的决心此时更加坚定了。
这些日子，徐光耀把大李庄、小李庄、贾家庄、郝家庄、沈家庄[6]等几个村子跑了个遍，也实地见识到了联大的氛围。联大的课堂不拘形式，厅堂里、院落里、场院里、礼堂、祠堂、打谷场、小树林，都可以做教室，都可以是课堂。年轻的师生们各自学习，唱歌、跳舞、游戏、运动，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青春的笑容，充满了自信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真是一所神奇的大学”，徐光耀心里无比羡慕，和十来年前在家乡看到纪律严明、官兵一致的八路军时的感觉一样，他迫切地想加入他们。徐光耀想要加入联大的渴望不亚于当年对参加八路军的渴望，那时为了参加八路军他跟父亲哭闹了七天七夜，父亲虽然舍不得还是个孩子的儿子，但最终还是拗不过徐光耀，只好答应了他。这次徐光耀也下定了决心，无论遇到多大阻力，自己一定会竭力争取。
文学系的主任是陈企霞，徐光耀要想去联大文学系学习，就必须先征得陈企霞的同意。12月8号一吃过晚饭，徐光耀和沈雁就直奔小李庄找陈企霞商量前线剧社创作组去学习的事。冀中的冬天，晚上很冷，呼呼的北风卷着黄沙，刮在脸上像被小刀子刺一样，沙子不时灌进嘴里，碜得他俩不停地呸呸往外吐。迎面的北风吹在身上，徐光耀感觉自己身上的棉袄就像是草席做的，风从窟窿里钻进去，直吹进骨头里，连喉咙似乎都被冻住了，一张嘴风就噎人，闭着嘴又憋得难受，好像要窒息一样。天气的恶劣对徐光耀和沈雁来说似乎算不上多大困难，毕竟比这更加糟糕的天气他们过去也没少经历。这天恰逢农历的十五，但风沙、阴云使得夜晚漆黑一片，揣着一颗火热的心，徐光耀和沈雁顶着寒风，冒着黄沙，摸摸索索、跌跌撞撞到了小李庄，找到陈企霞屋里，室内却空无一人。旁边有人提示陈企霞可能在蔡其矫处，两人赶紧找过去，不但陈企霞没在，就连蔡其矫也不见人影。这令他们二人大失所望，没办法，二人只好抖抖瑟瑟地无功而返。
第二天，前线剧社跟联大文工团学了一早晨的大秧歌，吃过饭大家到大李庄参加“一二·九”“一二·一六”纪念大会。徐光耀在会上碰到了几个联大文学系的学生，其中一个叫刚果，人非常客气又热情诚恳，他主动介绍了联大的课程、教员、学习、生活，还有吸收学员的情况等，一下子更激发了徐光耀的兴趣。徐光耀趁热打铁，下午和寒光又赶到小李庄，还找陈企霞。
不巧，陈企霞这次依然没在办公室。但在街上碰到了头天晚上给他们指引蔡其矫办公室的那位同学，赶紧互通了姓名，这位叫陈淼的学生比刚果更健谈，把文学系的情况描述得更加具体。正谈话间，陈淼突然叫住了一个路过的男同志，转头向徐光耀他们介绍：“这是何洛同志。”何洛停下脚步，微笑着和大家握手，因自己有事要忙，而后礼貌告辞。陈淼告诉徐光耀，何洛同志是教授他们文学概论的老师，这让徐光耀有些吃惊：联大的老师居然没有一点架子，也太平易近人了。这样的学校怎不让人向往！
正当徐光耀沉浸在对联大的热爱之中时，陈淼远远地看见了陈企霞，然而徐光耀他们还没来得及赶过去，陈企霞已跟别人走掉了。这是徐光耀第一次“远望”陈企霞的场景，目之所及只剩一个高挑的背影。徐光耀对陈企霞可谓是久仰大名：陈企霞早年加入“左联”，是《北方文化》[7]的编辑，那时徐光耀是这个刊物的忠实读者。“企霞”这个名字有些女性化，因此，在见到“真人”之前，徐光耀还一度以为陈企霞是个女同志呢。徐光耀正在惋惜与陈企霞擦肩而过，这时又有一位男同志走过来，陈淼赶紧介绍：“这是蔡其矫同志。”然后拦住蔡其矫，“蔡其矫同志，有人找您。”徐光耀他们找蔡其矫的目的是找陈企霞，那已经是昨天的事了，陈淼阴错阳差地给胡乱安到了今天。徐光耀和寒光也只好将错就错，顺着陈淼的意思，赶紧怯怯地上前握手致意，并不知道找蔡其矫要谈些什么。松开手，蔡其矫略含歉意地说：“先等一下啊，我买包烟，咱到我屋里谈。”来到蔡其矫的办公室，徐光耀他们赶紧说明来意，想请他帮助想一个前线剧社创作组来联大文学系学习的方法，怎奈蔡其矫也做不了主，但态度是那么诚朴可亲，也跟何洛一样没有一点架子。说来奇怪，生性腼腆、遇人拘谨、爱脸红的徐光耀在蔡其矫面前居然一点也没觉得拘束。
了解到徐光耀他们的来意，蔡其矫亲自带着他俩去找陈企霞，可惜陈企霞还是不在。蔡其矫邀请徐光耀、寒光回他那里接着谈。第一次见面，又是老师，徐光耀和寒光不好意思总是打扰，说了番感谢的话，赶紧告辞了。告辞时徐光耀特意问了问学员入系和旁听的手续。徐光耀太喜欢这里了，这里无论教员还是学员都是那么诚恳、热情，就像一炉火，温暖人心。
但此时，徐光耀还没有最后下脱离前线剧社入联大文学系的决心，因为对徐光耀来说这毕竟是一个重大的抉择。
12月12日上午，徐光耀他们到文学系旁听，上课前先到了主任室，这回终于见到了陈企霞。陈企霞拉过两个凳子，让他们先坐下，态度和蔼，面带微笑。说明来意后，陈企霞爽快地答应了，还给徐光耀他们开了课程表，并立马起身带着他们去教室听厂民（严辰）的文章选修课。徐光耀早就听人说过，陈企霞不怒自威，爱憎分明，发起怒来如晴天霹雳，大笑时如大吕洪钟，今天一见倒感觉如沐春风。也许这就是缘分吧。去教室的路上，徐光耀问陈企霞文学系还招不招生，陈企霞告诉他：“招，还招，最近还有几个冀中的同志要入学呢。”
冀中行政公署发出的关于华北联大招生工作的通知
陈企霞，于华北联大转移至束鹿前摄于张家口
有了主任的首肯和亲手开的课表，徐光耀觉得再到文学系听课就“名正言顺”了。本来联大就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课堂也不固定，钟声一响学生们就集合上课，自己也可以随时来听，但那毕竟没有得到人家的认可，属于“蹭课”“偷艺”，但无论如何能到文学系听课学习就是自己心向往之的。
从这天起，徐光耀的心就飞到联大文学系了。
[1] 吴坚（1920—2008），曾用名常延青，河南孟县人。1944年至1949年先后任陕、甘、宁三边分区文艺工作团副团长、团长、编导。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务。
[2] 李群（1925—2003），毕业于延安鲁艺，时任联大音乐系教员，新中国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编辑出版家，原人民音乐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儿童音乐学会会长、《儿童音乐》主编。
[3] 边军（1919—2001），安徽蚌埠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中央民族学院文艺系主任、中央歌舞团团长。
[4] 胡沙（1922—2005），原名徐茂庭，湖北汉川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入延安青年干部学校学习。曾在华北大学三部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导演过评剧《小二黑结婚》《祥林嫂》《金沙江畔》等，曾任中国评剧院院长。
[5] 舒强（1915—1999），原名蒋树强，江苏南京人。著名戏剧艺术家、戏剧教育家、戏剧理论家和戏剧活动家。1944年赴延安，任鲁艺教员。参加了新歌剧《白毛女》的导演工作。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戏剧系主任、华北大学文工团团长。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主任，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总导演。
[6] 河北束鹿县下属村庄，华北联大校部驻地。
[7] 1946年3月在张家口创刊，同年8月停刊，共出版12期。该刊是在晋察冀出版的有重大影响的刊物，主编成仿吾，副主编张如心，陈企霞曾参与编务，编委有周扬、萧三、沙可夫、艾青、丁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