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19世纪的德国哲学、政治理论和经济学大不同于英国的情况。功利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的那种支配地位并没有再现于德国，可以认为，在德国，它们是由于唯心主义的影响以及19世纪最后几十年马克思主义与日俱增的冲击而被疏远的。在英国，现存的传统使J. S.穆勒的《逻辑体系》（1843）在一个适得其所的架构中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了起来。穆勒是孔德最杰出的英国门徒，尽管他对后者的某些过分之处提出了尖锐批评。孔德的实证主义绝不会在德国找到现成的土壤；狄尔泰对于穆勒“道德科学”观的批评性赞同接受，则提供了一种额外的推动力，终使Geisteswissenschaften（人文科学，最初恰恰就是创造出来作为“道德科学”的一个译法）变得广为人知。Geisteswissenschaften传统，或曰“解释学”的传统，可以回溯到狄尔泰之前，而且从18世纪中叶以降，便与更大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潮缠绕在一起，但一定程度上也是始于那个思潮。秉持解释学观点的人们坚定主张把自然科学与对人的研究加以区分。尽管我们可以从应用因果律的角度去“说明”自然事件，但人的行为毕竟有着内在的意义，必须按照一种在自然中并不存在的对应方式加以“解释”或“理解”。与这一重点密切相关的则是强调了历史在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中——不论是在经济行动还是其他领域中——的核心地位，因为，使人类生活具有了意义的文化价值观被认为是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

正如承认历史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至关重要这一命题一样，韦伯也抱有这样一种观念：要想说明人的行动，关键在于对意义的“理解”（Verstehen）。不过，他并不接受“直觉”“移情”之类的概念，而其他许多人却认为这些概念对于解释性理解行为实属必不可少。最为重要的是他拒绝了这样的看法：承认人的行为的“有意义”性就不可能在社会科学中进行因果说明。在抽象方法的层面，韦伯未能使他尽力要编织在一起的不同线索达成一种令人满意的协调状态，但是，他在综合方法上付出的努力，却产生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历史研究方式——既敏于多样化的文化意义，也坚持认为“物质”因素在影响历史进程时具有基本的因果作用。

就是出于这样的思想背景，韦伯既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套学说，又把它看作一种推动实践目标的政治力量。韦伯与社会政策协会保持着密切联系，该协会是一个意在推动渐进式社会改革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1]他是与协会有关的所谓“年青一代”成员，而协会则是最早获得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到认识并试图创造性利用汲取自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要素的群体——但从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全面的思想体系接受下来，而且毫不畏惧它的革命政治学。韦伯承认马克思的贡献，但是他对待马克思主义却比他的著名同仁松巴特持有更大的保留态度（韦伯不时尖锐批评某些自称的马克思信徒的著作及政治参与）。然而，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关切，即工业资本主义——特别是在德国以及在整个西方——的起源与可能的演进历程。[2]尤其是，他们都认为，马克思相信决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未来变化的那些经济条件，无不植根于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整体之中。[3]他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专注于辨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这种“气质”或“精神”（Geist）是如何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