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英雄耀中华

冬日的橘子洲，虽然没有“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远景令人赏心悦目，也没有“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近景使人热情激荡，但仍然是游人如织。巨幅毛主席半身雕塑前，人头攒动，人们或自拍或合影，争相留念。橘子洲，因了伟人的一首诗，因了后人对伟人的敬仰，而远近闻名，成为湖南一道靓丽的风景。

橘子洲，是湘江流经长沙的一个江心洲。湘江由南向北流经湖南省，注入洞庭湖，而湘江和洞庭湖便成了湖南的代言人，因此，湖南也往往被称为“湖湘”。围绕着“湖湘”，又有了“三湘四水”的称呼。所谓“三湘”，有多重解说，我更喜欢的解释是“湘阴、湘潭、湘乡”，因为这都是湖南人文荟萃的地方；所谓“四水”，便是汇入洞庭湖的四条主要河流——湘江、沅江、资江、澧水。

按大体地域划分，中国有三个地区的民间文化底蕴最深厚，一个是江浙，一个是中原，一个是湖湘。江浙人诗书传家，因生活富足而多闲情逸致；中原人诗书传家，因受官场文化熏染而多谋身防身的谋略；湖湘人诗书传家，因目睹周遭的艰难困苦，也未受官场劣习的浸淫，陡升救国救民之志。也许，这就是湖南在近现代英雄辈出的重要原因。

人们说湖湘人有四大特点——蛮、辣、勇、智。这四大特点，就与上面所说的环境艰苦而文化底蕴深厚有关。湖湘人质朴、务实、倔强、傲岸、吃苦耐劳、不妄言（言行一致）、勇于任事、敢想敢干，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总之一句话，讲气节而好功名。

湖湘人深厚的文化底蕴自有其渊源。先秦时代，居于中原地区南部的楚国，大启群蛮，把中原文化南推到湖湘地区。但这一带的文化既与中原文化密不可分，又有别于中原文化，这一特点的集中体现是《楚辞》中所表现的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到了唐代，政治上失意的迁客骚人，或路过，或停留，使湖湘大地的文脉更加丰富、饱满，李白、孟浩然、王昌龄、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都在这里留下他们的足迹和不朽之作。

宋代大政治家范仲淹，虽然没有在湖南做过官，但他的一篇《岳阳楼记》，简直成了湖南人的“群体励志宣言”。“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代表湖南人的志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代表湖南人的襟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代表湖南人的修为。两宋之际，私人办学鼎盛，当时著名的四大书院有两个在湖南，一为长沙的岳麓书院，一为衡阳的石鼓书院。大学问家周敦颐、朱熹等都在这些书院讲过学，进一步弘扬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他的家乡衡阳著书立说，批判地继承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其朴素唯物思想和经世致用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发展的一个颠峰。湖湘后辈如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毛泽东等，都从王夫之的著作里，解读出了中国文化之时代精神——不在于知而在于行。自此，在中华民族面临的各种大变局中，立志救国救民的湖湘英雄便如群星闪耀，万众瞩目。

近现代湖湘的英雄有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谭嗣同、陈天华、杨度、黄兴、宋教仁、蔡锷等。

湖湘英雄每每在山河破碎之际，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于是就有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样的赞许。

湘乡人曾国藩，本来走的是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道路，追求“内圣外王”的人生抱负。然而一介儒生的曾国藩，却偏偏生逢太平军席卷天下的危局，手无缚鸡之力、身无骑射之术，竟然统帅亦农亦兵的湘军子弟攻灭了太平军。曾国藩在战争谋划中，“扎硬寨，打死仗”、“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把湖湘人特有的蛮、辣、勇、智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自己也获得了“中兴第一名臣”的美誉。内忧初平，外患又起，传承乡贤陶澍、魏源经世致用和开眼看世界精神的曾国藩，敏锐地警觉到千年世界大变局的脚步声，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他推动成立译书馆，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江南制造局在他的督导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在官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他修身律己，以忠谋政，位极人臣的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求阙斋”，目的是时时反省自己的过失。虽然谨慎如此，但他还是因忠于清廷镇压太平军而饱受后人争议。近代梁启超赞之：“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近代章太炎则叹之：“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贤，谳之则为元凶。”立功、立德之余，曾国藩也为后世立言，留下《冰鉴》《曾国藩家书》《挺经》等精神食粮。

湘阴人左宗棠，年轻时便立志“身无半亩，心忧天下”，钻研经世致用的学问，创办我国第一家机器造船厂——福州马尾造船厂。在沙俄侵占新疆，大清风雨飘摇之际，左公年近七旬主动请缨，率领湘军子弟一举收复新疆。亲赴新疆准备进取伊犁时，他让士兵抬着他的棺材走在队伍中，白发与黑棺相映，展现出他义无反顾、马革裹尸的英雄气概。虽然左宗棠参与剿灭太平天国的行为，被人诟病，但他“系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壮中华威名于九万里”，在群狼环伺的晚清危局中所展现出的雄才大略与高瞻远瞩，发挥了力挽狂澜的作用，是近代中国的民族英雄，可与虎门销烟的林则徐比肩。

浏阳人谭嗣同，出身官宦世家，年少时博览群书，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从湖南先贤王夫之的著作中汲取了民主精神和唯物论思想，同时广泛阅读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等方面书籍，开阔了自己的眼界。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谭嗣同强烈反对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湖南办学堂和报纸，抨击旧政，倡导变法，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被光绪皇帝召进京师参与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劝梁启超出逃，自己却谢绝了大刀王五的劝逃，凛然立言“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真真地把自己的肉体溶入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之中。这种高尚的意志和襟怀，已经超越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

看民国史，常扼腕叹息。孙中山的意外病故，袁世凯的篡夺革命果实，黎元洪的黄袍加身，东三省的沦陷，蒋介石的异军突起，使中华民国的历史波诡云谲，使救亡图存、天下为公的初衷面目全非。其中湖湘三杰的过早陨落，使民国历史缺少了一股辣道、一股正道。湖湘三杰：黄兴出生于1874年，宋教仁和蔡锷均出生于1882年；黄兴和蔡锷均病故于1916年，宋教仁被刺杀于1913年。真是天妒英才！

黄兴创立华兴会，组织长沙起义、广州起义、武昌起义，先是起义成果被旧军官黎元洪占有，后是把同盟会领袖的位置谦让给孙中山，“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他一心一意要推翻清朝腐朽统治，可惜42岁时病逝，章太炎先生称“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克星蔡锷将军，他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后，自云南发动护国战争，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在看到出卖老师谭嗣同的独夫民贼袁世凯死去的几个月后，蔡锷英年病逝，时年34岁。蔡锷被袁世凯羁縻于北平期间，与风尘女子小凤仙演绎的传奇故事，流传至今。

如果说蔡锷是袁世凯的武克星，那宋教仁便是袁世凯的文克星。这位国民党的元老在民国初年力主责任内阁制，以限制袁世凯的总统权力，成为袁世凯的眼中钉，终被袁世凯密谋杀害，时年32岁。孙中山撰挽联：“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黄兴、蔡锷、宋教仁，民国初年的湖湘三杰，均英年早逝，国家失去栋梁，国体失去保障。纵有一人留世，何至于蒋介石、汪精卫之流误国误民？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湖湘三杰缺席民国历史舞台的遗憾，终由湖湘后起之秀来弥补。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一干湖湘精锐，终于带领广大民众，闯出了一个新中国。

1910年，十七岁的毛泽东异地求学，赠诗给父亲，表明自己的人生志向：“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心有所属，对所从事的事业具备方向感、历史感、使命感，在无数艰难险阻面前，便不会退缩和徘徊，反而会越挫越勇，这就是后来所说的“革命乐观主义”吧。

1923年，30岁的毛泽东离别妻儿，踏上革命征程，填词《贺新郎·别友》寄情言志，离情别绪之中夹带着铁肩担道义的决绝，读来令人敬仰。

贺新郎·别友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1925年，32岁的毛泽东再次离开故乡，去广东从事农民运动，游橘子洲时留下一首《沁园春·长沙》，再次抒发了救国救民、扭转乾坤的豪情壮志。

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生而知之是天才，学而知之是英才，困而知之是雄才。谭嗣同深感中国社会为各种腐朽思想所桎梏、所网罗，立志冲决这些网罗：“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毛泽东同样有冲决一切桎梏的决心：“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与李鸿章、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这些一等一的英才相比，湖湘人物能够在近现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纵横捭阖，独领风骚，其根源就在于雄，在于困而知之，在于讲气节而好功名。

孤竹墨赞曰——

唐宋留火种，船山集大成；

曾左挽狂澜，三杰叹平生。

润之凌云志，尽染层林红；

青史两百年，湖湘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