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任务：研究日本

在美国全力奋战的对手中，日本是最让人捉摸不透的。在其他的战争中，没有一个强大的对手像日本一样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他们完全不同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像之前的沙皇俄国（1905）一样，我们所交战的日本并不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一员，他们是一个全部武装且训练有素的民族。西方国家认同的符合人性的战争惯例显然不被日本认可。这使得太平洋战争不仅仅是一系列岛屿的登陆之战，抑或是无法克服的战争后勤补给问题，而变成了解日本人的本质属性的问题。我们要了解他们的行为才能对付他们。

困难是很大的。在日本封闭的大门被打开的75年间，人们会使用一系列让人惊奇的“但是……又”的表达来描述日本人，这些我们不会用来描述其他国家。当一个严肃的观察者描述非日本人的时候，是不会说他们前所未有的礼貌的同时又加上一句“但是他们又很傲慢、专横”。他描述一个民族的人的行为非常固执的同时是不会加上“但是他们为了适应极端的革新会调整自己”。当他描述一个民族的人性格温顺时，他不会同时说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管理。当他说一个民族的人忠诚宽厚时，不会同时说他们“也有背叛和怨恨”。当他说他们生性勇敢时，不会细说他们胆小怯懦。当他说他们的行为出于考虑别人的评价时，不会说他们具有真诚的良心。当他描述他们的军队像机器人般的严苛纪律时，不会同时又说他们军队中的士兵是如何咬牙切齿的，甚至是公然反抗。也不会说他们既热衷于学习西方，又是狂热的保守主义者。当他写书讲这个民族具有普遍的审美崇拜，给演员和艺术家很高的荣誉，民众热衷于菊花栽培的同时，并不需要补充这个民族也崇拜刀剑，并把最高的荣誉给武士。

所有这些矛盾都是关于日本书籍纵横交织的核心。他们是真实的。菊与刀都是这幅画面的一部分。日本人既好斗又温顺，既崇尚武力又追求美好，既蛮横无理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又能够适应调整，既听话顺从又不愿意受人摆布，既忠诚又狡诈，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乐于接受新事物。他们非常关心别人对他们行为的看法，但当别人对他们的不当之处一无所知时他们又会被罪恶征服。他们的士兵既被彻底驯服又敢反抗上级。

美国非常需要了解日本，那么我们就不能对这些矛盾和其他同样闹心的矛盾置之不理了。我们接下来要面对一系列的危机。日本接下来会做什么？如果不进攻日本本土，日本会投降吗？我们应该轰炸皇宫吗？我们对日本战俘能有什么期待？我们为了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并瓦解宣誓战斗到底的日本人的意志，在对日本军队在日本本土宣传的时候我们应该说什么？这些在日本通中也存在较大的分歧。当和平来临的时候，日本需要永久的军事管制来维持秩序吗？我们的军队是否要准备在日本的每一个山头的要塞与日本兵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吗？在世界和平有可能到来之前，日本是否会发生类似法国或者俄国式的革命呢？谁会领导这场革命？或者日本会灭亡？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判断有很大分歧。

1944年6月，我受委托研究日本。我被要求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能够使用的一切技术手段去了解日本民族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那年的夏初，我们对日本的大规模反攻刚刚开始展示实力。许多美国人认为对日本的战争要持续三年，或者十年，甚至更长。在日本，很多人认为这场战争会持续百年。日本人说，美国虽然取得了某些局部胜利，但是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日本本土数千英里。日本的公报根本不承认日本海军失败，所以日本民众仍然认为他们是胜利者。

然而，进入6月，情况发生了变化。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最高司令部两年半以来给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权已经见效，对德国的胜利指日可待。在太平洋战场，我们的军队已经登陆塞班岛，这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预示着日本最终的失败。从那以后，我们的士兵经常与日本兵近距离交战。通过在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和比亚克的战斗，我们深知我们在和可怕的敌人进行战斗。

因此，在1944年6月，回答一系列关于我们的劲敌日本的问题变得十分重要。不管是军事上的还是外交上的，不论是来自最高决策层的要求还是为了在日军前线散布传单，重要的是我们要洞察日本。在日本发动的全面战争中，我们需要了解的不仅是东京的当权者们的动机和目的，不仅是日本漫长的历史，不仅是关于经济和军事的统计数据，还包括日本政府能从人民那里期望得到什么。我们要试图弄清日本人的思维和感情习惯、这些习惯形成的模式以及这些行为和观念背后的制约力量。我们要暂时把美国人采取行动的前提抛在一边，并尽可能不要轻易下结论，说我们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会做的事日本人也会那样做。

我的任务很艰难。美国和日本处于交战状态，这时候很容易进行大规模的谴责，但是要知道从敌人自己的角度看人生就太难了。但是我又必须完成这个任务。问题是要知道日本人是如何行动的，而不是我们处于他们的境地将如何行动。我必须试着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作为了解他们的有利条件而不是不利条件。我得观察他们作战的方式，暂时不把它看作军事问题，而是看成文化问题。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日本人的行为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在他们处理战争事务的方式中，他们有什么特殊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迹象呢？他们的领导人激发士气、消除迷惑者的疑虑以及在战场上调兵遣将，所有这些显示他们自己认为可以利用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我必须跟踪战争的细节来观察日本人如何一步一步展现自己。

但是，我们两国正在交战，这个事实不可避免的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这意味着我不得不放弃文化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实地调查。我无法去日本，无法到日本人家中生活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的种种压力，无法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区分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我无法观察他们在做决定时的复杂过程。我无法观察他们是怎样培育下一代的。《须惠村》是人类学家约翰·安布雷经过实地调研日本村庄后撰写的专著，很有价值，但是我们在1944年面对的许多关于日本的问题当时书中还没有提到。

作为文化人类学者，尽管有上述重重巨大困难，我却相信还有可以利用的条件和手段。至少我可以不放弃人类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与研究对象面对面的接触。在我国，有很多生长于日本的日本人，我可以问他们关于他们亲身经历的种种细节，弄清楚他们是怎样判断的，通过他们的描述填补我们知识的诸多空白。作为人类学家我认为这对理解任何文化都是必要的。其他研究日本文化的社会学者通过使用图书馆或者分析过去的事件或统计数据，跟踪口头或书面日本宣传品的发展变化。我相信他们探寻的许多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日本文化的规则或价值中找到，通过研究真正生活在那里的人来研究那种文化可以得到更加满意的答案。

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读书，不用经常请教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关于日本的大量文献以及在日本居住过的许多优秀的西方观察家对我十分有帮助。到亚马逊河发源地或者新几内亚高原去研究无文字部落的人类学家都没有我这样的优势。没有书面语言文字的部落没有办法用文字来记录表现自己。西方人对他们的评价很少也很肤浅。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历史。实地调研的学者们必须在没有任何先前学者的帮助下探索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状况，以及宗教生活中至高无上的是什么。在研究日本方面，我是许多研究者的继承者。古文物研究者记录了关于生活的许多细节。欧美人士也详细记载了他们的生活经历，日本人也撰写了许多不寻常的自我记录。与其他东方民族不同，日本人有描写自己的强烈冲动，既记录他们自己的生活琐事，也写出他们对全世界的扩张计划。他们坦率得让人吃惊。当然，他们也没有把计划和盘托出。没有人会那么做。日本人在描述日本的时候会省略许多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太熟悉了，就像肉眼看不见的空气一样。美国人写美国也是一样。尽管如此，日本人仍然喜欢表露自己。

我在阅读这些文献时碰到一些我无法理解的事情，就像达尔文在研究物种起源论时也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为了弄懂国会演说中那些罗列的观点，我需要了解什么？他们对看上去微不足道的行为进行猛烈攻击却很容易接受暴力的行为，在这背后隐藏了什么？我一边读，一边不断提问：这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了弄明白，我需要知道什么？

我也看了很多在日本编写、拍摄的电影——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现代东京和农村生活的影片。之后，我和看过这些影片的日本人一起讨论这些片子。他们是以不同于我的眼光来看待男女主人公和反面角色的。当我迷惑时，他们却十分明白。他们对剧情和动机的理解也与我不同，他们是从电影的整体结构来理解的。就像对小说的理解一样，我和他们理解的差异比表面上大。这些日本人中，有人立即为日本的风俗习惯进行辩解，也有人痛恨日本的一切。很难说我从哪一个团体中学习得更多。他们描绘的日本生活规范的图景是一致的，不管他们是欣然接受还是痛加排斥。

至于人类学家在研究某种文化时去查访与那种文化直接相关的材料和见解，他们所做的也就是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最有能力的西方观察家们能做的所有事情。如果这些是一名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做的一切，那么就不能指望他们能为以往外国居住者对日本的研究增添有价值的东西。然而，一名文化人类学家受过学术训练，有一定的资质，会试图对有众多学者和观察家的领域里增添他的贡献，这似乎也是值得的。

文化人类学者知晓许多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文化。日本有许多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与太平洋岛屿的原始部落十分相似。有些跟马来西亚相似，有些跟新几内亚相似，有些跟波利尼西亚相似。当然，据此推测古代也许有移民或者接触是很有趣的，但是这种可能的历史关联问题并不能说明这些相似性对我了解文化是有价值的。而是因为我知道在这些较简单的文化中，这些制度是如何起作用的，我可以凭借这些文化的相似性或差异性找到线索去了解日本的生活状况。我也了解亚洲大陆的暹罗[1]、缅甸和中国的文化，因此，我可以把日本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这些国家都是亚洲伟大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人类学家在对原始居民的研究中反复证明这种文化比较是有价值的。一个部落可能与邻居部落有90%相似的正式习俗，也可以修补这些习俗从而适应与他们不同的某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排斥一些基本习俗，尽管所占比例很小，但都可以使该民族向独特的方向发展。研究整体上具有很多共性的民族之间的差异对人类学家来说是最有益的。

文化人类学家也必须要最大限度地适应本国文化与他国文化的差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要磨炼技术手段。他们根据经验知道，不同文化的人面对不同的文化情景对其中的含义做出判断时的方式是不同的。在北极村或热带沙漠地区，他们遇到过有以亲属责任或金融交易为体制的部落，这是哪怕最大释放想象力的时候都无法想到的。他们要进行调查，不仅是亲属关系或交换关系的细节，还要调查这些习俗对部落行为的影响，以及每一代人从小如何受到约束并世代相传，就像他们祖先做到的一样。

这种对差异、制约和后果的专业关注可以很好地用于对日本的研究。没有人不清楚日本和美国之间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美国民间有一种关于日本的说法就是无论我们做什么，日本人总会和我们对着干。如果深信这种差异，仅仅满足于说这些差异太不可思议了以至于我们不能去了解这个民族，将会是危险的。人类学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证明，即使行为怪异也不能阻止研究者去了解那个民族。人类学家会比其他社会学家更专业地把这些差异看成是一种研究的优势而不是劣势。表象离奇的习俗和种族最能引起他们的关注兴趣。对部落生活方式的一切他都不会想当然，他不仅会关注少数挑选出来的事实，而会关注全部。在研究西方诸国时，那些没有受过比较文化研究训练的人会忽视许多行为的整体性。他会想当然以至于不去研究日常生活的细小习惯，也不会探究被普遍接受的普通事件的公认说法。这类习惯或公认说法会大面积地投射到该民族的银幕上，与该民族的未来息息相关，作用远远超过外交官签署的种种条约。

文化人类学家要完善研究普通事物的方法，因为这些普通事物与本国同类事物差异很大。当他试图研究一个部落的极端恶毒行为或者另一个部落的极端胆怯的行为时，他会试图了解在特定的情况下，他们将如何行动如何感受，他会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观察和细节，而这些在研究文明国家时是通常被忽略的。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们是很重要的，也知道什么样的研究会把它们挖掘出来。

这种方法值得在研究日本中试一试。因为只有当我们高度关注一个民族的普通事物时才能充分理解文化人类学家论证前提的重要性，那就是对任何一个原始部落或者一个处于文明前沿的国家来说，他们的行为都是日常习得的。不论他的行为或想法多么奇特，他的感受和思维方式总是与他的经验有关。我越是对日本人的某种行为感到困惑，就越是认为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存在某种使这样奇怪行为发生的平常条件。假如它引导我去探寻日本人日常交往的琐碎细节，那就更好了。那正是人们学习的途径。

作为文化人类学家，我还有一个假定，那就是最孤立的细小行为之间也有系统性的联系。我曾经认真地研究把数百种细节归入整体模式。人类社会必须为自身的生存做出规划。它会对某些情况处理和评价的方式表示赞许，在那个社会的人会把解决问题的方法看成宇宙的基本要素。不管多么困难，他们都会整合它们。人们一旦接受了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就不可能同时在生活的另一部分按照相反的价值体系来思考并行动，那是一种被隔离的状态，无法不招致失效与混乱。他们会通过给出共同的理由和动机尽力使之和谐一致。某种程度的和谐一致是不可缺少的，否则整个系统会土崩瓦解。

经济行为、家庭安排、宗教仪式和政治目标因此都会互相勾连。某一领域的变化可能会比其他领域变化来得更快，其他领域会受到很大的压力，但是压力本身是一致性的需要。在史前社会，人们追逐统治权力，这种权力意志表现在宗教活动中，不亚于在经济交往和与其他部落的关系中。在有古代文字经典的文明社会中，教会必然保留过去年代的语言记录，而没有书面文字的部落则不能做到，但是由于随着政治和经济权力越来越得到认可，教会放弃了与自己相抵触的领域的权力。词语虽然得以保留，但意思却改变了。宗教教条、经济活动和政治并没有待在互有堤坝隔开的小小池塘里，而是溢出了假想的边界，不可避免地互相掺杂在了一起。因为这总是真的，学者越是把他的调查分散在经济、性、宗教和婴儿抚养等领域，他就越能探究他所研究的社会中发生的事情。他就能在生活的任何领域提出假说并能得到支持的数据。他能够学会把任何民族的要求，不论是用政治的、经济的还是道德上的术语来表达，都看作是他们从社会经验中学习的习惯和思维方式的表达。本书并不是专门阐述日本的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是家庭生活，本书考察的是关于日本人的生活举止的各种观念。不论当时的活动如何，我描述的是这些先入为主观念自我表露的情形。本书讨论日本民族的构成因素有哪些。

20世纪的一大障碍是，我们仍然有模糊不清的和极为偏颇的观念，不仅是在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时候，还在探讨美国何以成为美利坚民族，法国何以成为法兰西民族，俄国何以成为俄罗斯民族的时候。缺乏这方面知识，国家之间便会彼此误解。有时纠纷只是非常细微的区别，我们却担心难以调和。有时一个民族有一套和我们完全不同的经验和价值体系，他们的行为与我们设想的完全不同，而我们不给自己机会去发现他们的习惯和价值观是什么。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不可能发现他们的行动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因为我们并不了解。

完全依赖一个民族自己所说的思维和行动习惯是不可能的。每个民族的作家都试图描述他们的民族，这并不容易。任何民族观察生活的视角都是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人们也很难意识到别人是透过什么样的视角来看我们的。每一个国家的人都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他们看来，任何民族聚焦和透视的技巧都看似是上帝赋予的最好安排。在任何视角下，我们都不指望“带着镜片的人”知道镜片的度数，也不指望他们分析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当我们想知道眼睛的度数的时候，我们会训练一位“眼科医生”，希望他能帮我们弄清眼镜的度数。不久的将来，毫无疑问社会学家能为当代的世界各民族胜任类似眼科医生这样的工作。

这项工作需要一定程度的坚强意志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宽容。有时这是怀有善意的人们所谴责的铁石心肠。“同一个世界”的支持者们相信并向世界各地的人们宣传这种信念：东方和西方之间、白人和黑人之间、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差异都是表面的，事实上整个人类的想法都是相似的。这种说法有时被人称作“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不明白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就不能说日本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有时候那些心肠软的人似乎认为全世界各民族的人都是从一个底片印出来的，否则出于良好愿望的说教就无从谈起。但是，要求这种一致性作为尊重其他国家的条件，就像神经质要求自己的妻子孩子和自己一模一样。意志坚强的人认为差异是应当存在的，他们尊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差异的安全的世界。美国可以彻底成为美国而不威胁世界和平，同样条件下法国和日本也是如此。对于任何不相信差异是悬挂在世界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学者来说，试图以外部干预来阻止这样的人生态度走向成熟，似乎是一种荒唐的行为。他也不必担心持有该立场就是将世界凝固成这个样子的帮凶，鼓励文化差异并不意味着使世界静止。英国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后有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并没有因此而丧失英国特征。这正是因为英国人一直是英国人，所以不同的标准和民族心态在不同的时代会宣称自己的存在。

对民族差异进行系统性研究需要一定的宽容和硬心肠。只有人们具有坚定的信仰才能非常宽容，比较宗教的研究才能繁荣。他们或许是耶稣教徒或是阿拉伯学者或者是非信教徒，但绝不是偏执狂。同样，如果人们只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只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唯一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比较文化的研究就不能繁荣发展。这样的人或许永远不会知道获得其他生活方式的知识会增加对自身文化的热爱。他们舍弃了令人愉快而又丰富的经历。他们如此保卫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别无选择，只能要求其他民族接受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作为美国人，他们把自己偏爱的信条强加给所有民族。但是其他民族难以接受我们要求的生活方式，就好像我们无法学会用十二进位制代替十进位制进行计算，或者像东非的某些土著民族用一只脚站立休息。

本书描述的是预期的、想当然的日本的习惯。它将论述日本人在哪些情况下希望得到恭维，在哪些情况下则不希望如此。他们在哪些情况下感到羞愧，哪些情况下感到尴尬，以及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对本书所陈述的事项的理想评判者是普通人，可以是任何人。这并不是说这些人都曾经置身于我描述的每一种特殊情境。本研究的目标是描写深藏在思想和行为背后的态度。哪怕没有达到目标，这也是本书的理想。

在这样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很快发现尽管调查了大量的人，却不能提供更多的确实性。例如，谁对谁在何时鞠躬并不需要在全日本进行统计学上的研究。那些公认的、习惯性的情境，任何日本人都可以向你证明，经过几个人确认之后，不需要从上百万日本人那里获取同样的信息。

研究者要想弄清日本人生活方式所赖以建立的先入之见要比寻找统计学上的证据更加困难。我们要求他说明这些公认的活动和判断是如何成为日本人观察人生的视角的。他要说明日本人的先入之见是如何影响他们观察生活的焦点和视角的。他还必须努力使使用不同焦距观察生活的美国人也能够明白。在这种分析工作中，权威人士并不是“田中先生”——即日本的任何普通人。因为“田中先生”并不能说明清楚自己的观点。对他来说，那些写给美国人看的解释毫无疑问是吃力不讨好的。

美国人对社会的研究通常并不注意研究建立文明民族文化所依赖的那些前提。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些前提不言自明。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把精力集中放在观念和行为的“分布”上，统计学是他们擅长的研究手段。他们把大量调查资料、调查问卷答案和访谈问答、心理学的测定等等都交付给统计分析，试图推导出某些因素的独立性或相互依赖性。在舆论调查领域，使用科学的方法在全国抽样调查人口中进行民意测验在美国已经十分完善。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发现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对某个公职的候选人或某项政策。接着又可以按照乡村或城市、收入高或收入低、共和党或民主党来对支持者或反对者进行分类。在一个实行普选、法律是由人民代表制定并实施的国家里，这样的结果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美国人可以对美国的事情进行民意调查并理解调查结果，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有一个明显却没有人提到的前提：他们了解美国的生活方式并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调查结果只不过告诉我们比已经知道的事情再多一点。想要了解另外一个国家必须先对那个国家的民众习惯和观点进行系统的有质量的研究，之后的民意调查才能有良好的效果。通过严谨的抽样调查，我们能够发现有多少人支持或者反对政府。但是，除非我们知道他们对国家有什么样的观念，否则抽样调查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各个派别在街头或国会里争论什么。国民对政府持有的观点要比党派力量的数字更加普遍且长久。在美国，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几乎都会认为政府是邪恶的，限制了个人的自由。除了在战争年代，政府职位不会给人带来私营企业里同等工作带来的身份。这种观念与日本完全不同，甚至与欧洲许多国家也有较大差异。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是他们的国家观念。他们的观念表现在风俗习惯、对成功人士的评价、他们国家历史的神话以及全国性重要节日的演说中。我们可以依据这些间接表现来研究他们的国家观念，但这必须是系统的研究。

任何民族都会形成基本的先入为主的见解，而且都认可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可以像研究人口中有多少人赞成或反对一样对这些见解进行仔细的研究。日本的先入之见非常值得研究。确实我发现，一旦我看到他们的人生观与西方人不同，掌握了一些他们使用的范畴和符号，那些与西方的先入观念不同的日本人行为的矛盾就不复存在了。我开始明白日本人为什么会把那些急剧变化的行为看成他们完整体系的组成部分了。我能够试图说明原因了。当我与日本人一起工作时发现，他们开始用奇怪的习语和概念，那些习语和概念是有丰富含义的，而且充满了长年积累的感情，与西方人理解的美德和邪恶有很大差别。他们的体系是独特的，既不是佛教，也不是儒教，而是日本式的，包括日本的优点和缺点。

注释

[1]今日称为泰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