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欧洲人早期对汉字的描述

欧洲人对汉字的认识是从对日语的认识开始的，因为耶稣会首先进入日本，自然开始知道了日语，并由此接触到了汉字。最早在信件中向欧洲介绍汉字的应是首先来到东方的耶稣会士沙勿略（S. Franciscus Xaverius，1506—1552）。1548年他在科钦写给罗马一位耶稣会士的信中，简要地提到了自己从葡萄牙商人那里听到关于日本的僧侣使用汉字、中日之间用汉字进行笔会的情况。同时，他也从果阿神学院院长那里得知了一个皈依了天主教的日本武士所介绍的日本汉字的情况，进一步知道了汉字在东亚的使用类似于拉丁语在欧洲的使用。1549年沙勿略在科钦写给罗耀拉（Ignaciode Loyola）的信中介绍了他和这位日本武士谈话后所了解的汉字特点：

（他们的文字）与我们的文字不大相同，是从上往下写的。我曾问保罗（日本武士弥次郎——译者注），为什么不与我们一样，从左往右写？他反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像我们那样写字呢？人的头在上，脚在下，所以书写时必须从上向下写。关于日本岛和日本人的习惯，送给你的报告书是值得信赖的保罗告诉我的。据保罗说，日本的书籍很难理解。我想这与我们理解拉丁文颇为困难是相同的。3

1549年沙勿略进入日本后，对日本的语言和汉字有了直接的感受。在1552年1月29日给罗耀拉的信中，沙勿略再次介绍了日本汉字的特点、日本汉字与中国汉字之间的关系：

日本人认识中国文字，汉字在日本的大学中被教授。而且认识汉字的僧侣被作为学者而受到人们的尊敬。……日本坂东有一所很大的大学，大批僧侣为学习各种宗派而去那里。如前所述，这些宗派来自中国，所以那些书籍都是用中国文字写成的。日本的文字与中国文字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日本人必须重新学习）……4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口头语言有很大不同，所以说话不能相通。认识中国文字的日本人可以理解中国人的书面文字，但不能说。……中国汉字有许多种类，每一个字意为一个事物。所以日本人学习汉字时，在写完中国文字后，还要添补这个词语的意思。5

和沙勿略一样，随后前来日本的耶稣会士们在掌握日本语言上仍存在困难。胡安·费尔南德斯（Juan Fernández）曾是沙勿略的同伴，沙勿略认为他在讲日语和理解日语方面是“我们中最好的”。在学习中，他对日语有了一定的理解，知道了中国文字在日本是有学问的人的书写语言，也知道了日语对汉字进行了适应性的改革，以汉字草书体表示一般性的音节文字，这被称为平假名。在此之后，他找到了对语言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加戈（Balthasar Gagp，1515—1583）知道了汉字经常传达不只单一的含义。6

沙勿略和他的同事们虽然最终没有能进入中国大陆，但他们在日本通过对日语的学习开始接触到汉字，并对汉字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这表现在：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汉字书写时是从上向下；汉字是表意文字，一个字代表一个事物；汉字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通用语言，书写相同，发音相迥。7

另有一些来到中国附近的国家并会短期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或者商人，他们也描述了自己所知道的汉字。1548年一篇写于果阿的手稿《中国报道》（INFORMAÇÃO DA CHINA，Anónimo），尽管手稿的作者存在争议，8但手稿中涉及中国教育制度的框架和内容、中国文字的类型、中国的印刷术等，被认为是西方最早描述和认识汉字的重要文献之一。在谈到中国的教育制度时，手稿称：“关于您问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否不仅教读书和写字的学校，有否像我们国家里那样的法律学校、医务学校或其他艺术学校，我的中国情报员说，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开办有学校，统治者们在那里学习国家的各种法律。”9谈到中国文字时，手稿称：“他们使用的文字是摩尔文，他说他去过暹罗，他把这些人的文字带到那里去，居住在暹罗的摩尔人都会读。”10把中文说成摩尔文字，这显然是分不清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区别。

来过中国的葡萄牙多明我修士加斯帕·达·克路士（Gaspar da Cruz）1569年出版的《中国志》（Tracdo em que scecōtam muito por estao as causas da China）是16世纪欧洲人所能看到的关于中国的全面报道和观察。书中介绍和描述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特点：

中国人的书写没有字母，他们写的都是字，用字组成词，因此他们有大量的字，以一个字表示一件事物，以致只用一个字表示“天”，另一个表示“地”，另一个表示“人”，以此类推。11

在谈到汉字在东亚的作用时，他说，汉字在东亚被广泛使用：

他们的文字跟中国的一样，语言各异，他们互通文字，但彼此不懂对方的话。

不要认为我在骗人，中国因语言有多种，以致很多人彼此不懂对方的话，但却认得对方的文字，日本岛的居民也一样，他们认识中国文字，语言则不同。12

因与明军联合剿匪而从菲律宾进入中国的奥古斯丁会修士马丁·德·拉达（Mardin de Rada）在1575年访问福建后写下了《记大明的中国事情》（Relación de las cosas de China que proprianente Se IIama Taybin），他在书中说：

谈到他们的纸，他们说那是用茎的内心制成。它很薄，你不易在上面书写，因为墨要浸透。他们把墨制成小条出售，用水润湿后拿去写字。他们用小毛刷当笔用。就已知的说他们文字是最不开化的和最难的，因为那是字体而不是文字。每个词或每件事物都有不同字体，一个人哪怕识得一万个字，仍不能什么都读懂。所以谁识得最多，谁就是他们当中最聪明的人。

我们得到各种出版的学术书籍，既有占星学也有天文学的，还有相术、手相术、算学、法律、医学、剑术，各种游戏，以及谈他们神的。……

各省有不同方言，但都很相似——犹如葡萄牙的方言，瓦伦西亚语（Valencia）和卡斯特勒语（Castile）彼此相似。中国文书有这样一个特点，因所用不是文字而是字体，所以用中国各种方言都能阅读同一份文件，尽管我看到用官话和用福建话写的文件有所不同。不管怎样，用这两种话都能读一种文体和另一种文体。13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到，此时无论是东来的传教士还是商人、在日本传教的耶稣会士还是从福建进入中国的多明我会士，他们或者通过日语，或者通过与中国人接触了解中国。他们对汉字和汉语的认识还处在朦胧时期，有了初步的认识，知道了汉字不是拼音文字，知道了汉字在整个东亚是通用文字，有着像欧洲的拉丁语一样的功能。但同时又隔雾看花，对汉字有些很奇怪的评论。14认识一种语言就是认识一种文化，欧洲早期对汉字的这些认识和描述正是中西初识的一个自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