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空时性
历史：最后一条直线？
时间的流逝往往通过空间得到表达。19世纪，人们常把时间比作一条静静流淌的长河。当然，干扰时间进程的麻烦事时有发生，但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中断它的流动。当斯嘉丽·奥哈拉看到位于佐治亚州苍穹下的庄园被烈火吞噬，目睹尸横遍野，历经情人离散后，她仍发出“明天又是新的一天”的感叹。对她来说，时间的发展与实证主义编排下的进步是一致的。工业革命时期，进步和发展实际上是一对同义词。在物理学家拉普拉斯（Laplace）的想象中，一个妖怪横空出世，它的嘴角或许带着嘲讽的微笑，思忖着事物做机械和直线运动的轨迹。这个无名的妖怪很可怕，至少也跟歌德笔下的梅菲斯特或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Mikhaïl Boulgakov）的沃兰德一样，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更胜一筹。它有什么威力？伊里亚·普里戈金和伊莎贝尔·斯唐热认为，它“能够观测到某一时刻宇宙中每个原子的位置和动量，并从中推算出宇宙过去和将来的发展状态”[1]。人们开始相信时间是可以操控的，甚至是可以编写的，它进入一种简单的构型。普里戈金和斯唐热这样描述道：“变化的质的多样性被简化为单一时间的均质和永恒的流动，这不仅是所有进程的尺度，也是所有进程的理性。”[2]如此的均质性取决于一种理性的应用，还特别在于拥有理性的意识。由这种观点催生的等级似乎牢不可破。时间包含进步，又受进步的奴役。因此，空间便欣然成为揭开“进步”上帝面纱的时间的舞台。此舞台支撑着实证主义匮乏想象的剧情。可塑的空间任由时间安排，从而得到具体化。这就是普里戈金和斯唐热谈到的“均质的流动”，它在某处时有发生。
时间和空间关系的历史长久以来沿着单一方向行进。因此就要精确地安排经线和纬线才能使殖民空间得以构成。哪怕是现在，当我们脚踏在格林尼治天文台附近整洁的草坪上时，内心仍然会感到一丝疼痛。零点时间被规定在一个精确的地方，距离曾经的庞大殖民帝国的首都伦敦只有几公里，这样的经历不会让任何人无动于衷。此外，时空交错的范例激发了很多当代小说的创作，如：让·艾什诺兹（Jean Echenoz）的《格林尼治子午线》（Le Méridien de Greenwich，1979），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的《水之乡》（Waterland，1983），或是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的《昨日之岛》（L'Île du j our d'avant）。然而这些想象中的宏伟经纬圈的例子并非孤立，而是与航海史息息相关。铁路与电报的同步发展与繁荣又创造了新的地理工作。不仅要在广阔的版图上定位车站，还要确认统一的出发和到达时间表。空间要在世界时间里被把握。这一复杂操作的难点是非常具体的，即：协调时刻表，减少因时间标记的不协调而导致的火车相撞的次数。其实人们不知道，匹兹堡火车站竟有五个隶属于不同铁路公司的大钟，分别为各自公司的铁路运行报时。空间成为时间的猎物，世界时间表的制定可能会成为一个人毕生的工作。塞尔维亚伟大作家丹尼洛·契斯的小说《花园，灰烬》中，主人公的父亲曾多年从事火车时刻表的制定工作。为了回答“怎么去尼加拉瓜？”[3]这个迫切的问题，他最终查阅了包括符号、旁注以及各式各样表意文字在内的八百页内容。“这部巨制的手稿标注了所有的城市，所有的大陆，所有的海洋，所有的天空，所有的大地，所有的子午线。手稿里相距很远的城市和岛屿都被连接起来。西伯利亚、堪察加、西里伯斯岛、锡兰、墨西哥、新奥尔良在这儿就跟维也纳、巴黎或布达佩斯一样常见。这既是一部神圣的《圣经》，又是一部伪经，一边更迭着创世纪的奥秘，另一边纠正着神明的不公和人类的无能。”[4]对于现代时间中的真英雄，时空压缩的早期使徒（ante litteram），这些不公的改写意味着人们重新建立了得以让生灵在世界中确定位置的坐标间的平衡。也许同样的诉求也指引着那些从19世纪中叶起就把标准时间引入北美洲的人。1883年11月18日中午，在美国铁路公司的敦促下，北美大陆全境采用了标准时间。这项举措先于全球每隔15度一个时区的划分。欧洲国家于1890年完成改革，只有法国直到1911年才采纳了格林尼治时间。在此之后，民航业的飞速发展使时区观念得到普及，继而就有了时差。
在世界土地勘察曾是人类和大国首要任务的年代，使人安心、外表平稳的时间有助于认知一个令人生畏的空间。一旦空间被掌握，被置于一个持续压缩的机制，只要偏离了物质和非物质交流方式的发展进程，时间最终会脱离铰链、突然破裂，变得难以把控。这一时间的逃避突出地表现在时差反应上。但是最先对人类存在的时间维度之至高无上性做出反击的并不是怀特兄弟、布莱里奥或其他航空领域的先驱。这些反击最早是由几位物理和数学天才给予的，后者构想了一个四维空间，第四维就是时间。这个被时间化的空间成为“时空”（espace-temps）。亨利·彭加莱、赫尔曼·闵可夫斯基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对时空理论的重大贡献均发表于1905年。同年9月，爱因斯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并在1916年扩充为广义相对论。在时空连续体（continuum）被形式化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就会在虚假印象的领域里彻底消失。同样，从前围绕地球“运转”的太阳运动也中断了。让保罗·奥佛莱指出：“在一般的空间里，当两点之间没有距离时，我们称之为两点重合。可在时空里却不尽然：哪怕两点之间的间距可能为零，二者也并不重合。”[5]1905年的那一天极具象征意义，因为这一天把相对性的观点灌输进很多人的头脑，破坏了可靠性的基石。但是爱因斯坦及其直接追随者的理论是否真的能够改变人类的世界观？这就不那么确定了！相对性始终是少数科学家和极少数文人的特权。卡夫卡常读爱因斯坦的书；至于穆齐尔（Musil），他把新发现融入《没有个性的人》（L'Homme sans qualité）。时至今日，爱因斯坦特立的人格比他的理论更能引起大众的兴趣。
总之，确切地说，不管是相对论还是时空理论都没能革命性地改变从空间到时间或者从时间到空间的关系。回想可知，虽然爱因斯坦提倡相对性，他仍强烈反对始于尼尔斯·玻尔的一些间接继承其理论的后辈提出的量子物理概率计算法。于很多人而言，爱因斯坦实际上是最后一位伟大的古典物理学家。为了能够让一种对时间的新解读和不同的时间观令人信服，就需要一桩强有力的事件，能够波及地球上每个个体，上至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下到广大的无名群众。这一事件当然非第二次世界大战莫属。可否接受甚至是可否想象：在1945年年中，战后秩序刚刚落定之时，历时的发展和人道的进步结合到可混为一谈的地步？如果发展、进步的时间长河使奥斯维辛、毛特豪森、斯图多夫、亚塞诺瓦茨变成了褪去欧洲版图全部色彩的仇恨之地，如果发展、进步的时间长河让广岛、长崎还有德累斯顿在炸弹的威力下变成废墟，那么最好拦住这条河流，甚至是阻断它。时间的河流在其河床上迎来了一位令人生厌的客人：堕落的进步。人们本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吸取这个教训，但也许是战壕的惨状被低估，当时很少有人愿意记录损失的惨重。当人们在沉默中忍受之时，战争的残酷才在迟来的些许光亮下昭然若揭。但这一揭示是无法逃避的。1945年春发生了什么？人们签订了一份乃至几份停战协定，同时也开始了世界的重建。多数殖民大国无法立足于胜利者们的阵营，当它们不再保持中立的时候（西班牙、葡萄牙），就丧失了曾有的傲慢。它们文明开化的托辞（alibi）轰然倒塌。不过，新主已另有他人，这些人觊觎那些并不属于他们的财产。在雅尔塔，丘吉尔曾是跨世纪殖民帝国的唯一代表。法国缺席，比利时、荷兰也缺席，更不用说西班牙或者葡萄牙了。美国和苏联，它们曾是庞大殖民主义百年传统的外来户。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当时仍是新手。去殖民化随后在克里米亚半岛愈演愈烈，后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也随之而来。
走出战争，生存地图的两极坐标呈现危机，因此一切存在也都处于危机之中。时间被剥夺了它的结构性隐喻。危险地集中起来的统一集权空间，在第一次被壕沟浮夸的流线划上一道道条纹后，迷失在那些被带刺铁网分割的集中营里。直线已死。去殖民化粉碎了大型组织的合法性，这些看似紧密的组织在数十年或数个世纪的教化征服过程中慢慢成形，如今分崩离析。时间和空间承受着持久性的和地区性的断裂，严重的割裂。它们最终在共同的隐喻中重逢，变成一个点，一个碎块，一个残片，一种残留的几何，随之伴随的是来自混乱深处的眩晕而不是重构人性的视野高度。正是在这种日渐强烈的世界维度的危机下，后现代主义（一种审美）或后现代性（一种状态）获得了它们认识论和（或者）本体论的依据。《讲给孩子们听的后现代》（Le Postmoderne expliqué aux enfants，1988）一书的书名就对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挑起的论战做出了讽刺性的回答，他为晚期现代性辩护而否认后现代的自主性。在该书中，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提出了前人已经提过的问题：“何种思想能够在扬弃（aufhenben）意义上重思‘奥斯维辛’，并将其置于一个指向全世界解放的普遍的、经验论的，甚至是思辨的进程中？在时代精神（Zeitgeist）里有一种悲伤。它可以被解释为应激的甚至是反动的态度，或是一些空想，但却不能导向具有积极开拓意义的新前景。”[6]如果说（根据保罗·策兰和西奥多·阿多诺的观点）在奥斯维辛以后，诗歌已再无可能，那么统一的概念、目的论导向的概念以及价值等级的概念也都无法企及。我们又陷入了进步和发展之间的脱节。
利奥塔的沮丧观点并不是一代人所特有的。与战后重建的影响相比，这一代人身上留下了更多解构主义理论的印迹。1955年，在有关文学时间性的经典论著《文学中的时间》一书中，汉斯·梅耶霍夫指出：“毫无疑问，进步的信条在我们这一代当中突然衰颓，而且这种衰颓又在人类生活所承受的时间负荷上添加了一块石头。”[7]梅耶霍夫因此拥护尼采永恒轮回学说，因为该学说并未把时间引入价值论的视角。在他看来，这是唯一可接受的时间形式。二十年以后，基阿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延续了近似的想法，并提出“pensiero debole”即“衰弱的思想”这一理念。我们再回到梅耶霍夫，其有关（黑格尔、马克思、孔德）辩证法、（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进化论或（维柯、尼采、斯宾格勒）循环论的宏伟叙事的观点饶有趣味且并非由后现代的诉求所导致。尽管梅耶霍夫总结的时间观各不相同，但他认为这些观点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都曾被认为具有普遍和永恒效力。多亏（法典、历史、教义等）宏大叙事在意识形态、伦理、观念等上层建筑的稳定架构，个体才得以被合乎逻辑地安置在整体中，在受控的世界中。但是这种假设的合理性已被1939年至1945年特别是1914年至1945年的历史演进所剥夺。因此，对梅耶霍夫而言，历史观变得多样化了。历史趋于断片化（frangmentization）并变得无意义（meaninglessness）。所以无须等着后现代的思想家来宣布历史统一叙事的去经典化以及历史性概念的衰弱。甚至早在1947年的《启蒙的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中，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诺就已经揭露了偏离的人类解放修辞所造成的种种危害，这一修辞可能会导致一种普遍压迫的体制（在文学上通常表现为预言性地反乌托邦，如《美丽新世界》或《1984》）。
时空革命正是在1945年后不久发生的。二战以后面临着令人错愕的新事实：瞬间并非都汇聚到同一持续时间之内；没有了等级，持续时间可能会分裂；直线分解成一些直线；时间自此呈现出表面化。[8]历史时间的认知被抽象的空时相对论赶超。从1945年起，时空相连被正式应用于人类每时每地的时间和空间中。二战以前处于支配地位的强大时间观念丧失了其合法性。人们见证了一种“衰弱的本体论”（ontologia debole）的产生，在基阿尼·瓦蒂莫的分析中，该本体论已不再寻求解放的稳固架构，反而适应了一个游移在形象与真实、拟像与指涉之间的背景环境，在该环境中，经验通常是间接的。衰弱的思想随即成为一种“差异的变化”[9]，一种基于“进步和累积”[10]论述的“异源性”，它与传统历史学的单一逻各斯难以调和。在这种不稳定的环境下，人们目睹了一种历史性的衰退，但是它既不等同于历史的终结[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极端自由主义观点]，也不是历史的衰退。历史继续走在前面，就像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新天使”（Angelus Novus）隐喻一样。风在历史的天使之翼下涌动，不可避免地将它带向远方，尽管呈现在眼前的景象给它带来了巨大的悲伤。但是，向前走却不再意味着沿着直线走；顺着风向前，历史可能会转着圈或者交叉前行。人们参与了进步的世俗化，跳出其单一的轨迹，并遵从于一条新路线，后者时不时就会效仿一下不久前的进步的欣喜。人们步入了共时优于历时的时间性之中。事件在一个趋于被凝固和封存的“当下”里堆积。对大多数理论家来说，这就是1945年以后时代的主要特点。1988年赫尔曼·吕伯指出：“从来没有哪个当下像我们今天一样如此依赖过去。我们为保护过去的当下性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1]揭示这一演变的，并非仅有后现代主义者。后殖民主义批评也同样担负起了将历史逻各斯主义去神圣化的任务。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1994）中写道：“今天我们的生存带有幸存的晦涩意义，后者位于‘当下’的边缘，对于边缘来说，唯一合适的名字似乎得包含‘后’这个前缀，它体现了现实而矛盾的不稳定性：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女权主义……”[12]这是文化史上真正的第一次，一个时代不再以自主的方式被定义，或者不再与革新（neo-）有关，而是在一种包含的超越（post-）中被定义。这个漂浮的术语对应着不确定原则，在过去几十年中，该原则一反常态地处于统治地位。
微时间的语义学：空时多变的形态
这一对于“当下”的断裂的认识必然会对空间的解读产生重大的影响。另外，后现代乃至现代时间性再现的构建原则同统领整体存在的原则是一致的。由此产生了统一的分裂和多元化，继而导致同质向异质的过渡。在人类时间和科学时间不计其数的平行线中，普里戈金和斯唐热尽力呈现其中一对平行线绝对的并存性，并证实这一观点：“每个复杂的存在都是由巧妙多样节点联系起来的时间的多样性构成。历史，无论是个体生命史还是社会史，永远无法被简化为一个单一时间的单调简单性，即使该时间呈现出一种不变性，或指向进步或堕落的道路。”[13]不论其目的是后现代、后殖民、新人文主义或是其他，当代的认识论和美学都一致承认时间河流隐喻的终结并开拓了新的探索时代。时间的隐喻在重现中获得了更多的形式。一些人指出深刻的时间性危机和其为人熟知的形象危机（深度、厚度等）。另一些人以点到线的联结替代瞬间与延续的关系，为时间机制向空间机制的转变作出了贡献。最完善的隐喻使一些模式和图解普及化，它们归纳出对世界及其坐标最复杂解读的相互联系。
我从没执意否认过去的那些时间性的空间隐喻，它们的深度（有时候是厚度）曾是那么显著。几乎所有的新小说作家都描述和揭示过这些形象。早在1953年的《零度写作》（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中，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就指出过这一点。再到后来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 Grillet）的《为了一种新小说》（Pour un nouveau roman，1961）开辟了“通向未来小说之路”，并呼吁“舍弃有‘深度’的旧神话”，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只是“作家把世界圈禁并将其交付给社会”[14]的圈套。这一深度曾借助简单过去时、第三人称以及所有的异化标记得以表现，这些标记构筑了应资产阶级社会而生的资产阶级写作。一代人以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又回到了这个隐喻，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e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中，他把历史性概念的衰弱和缺乏深度联系在一起，因为后者是形象文化和拟像文化的第一维度（或没有维度）。在比较文森特·梵高的《农夫的鞋》（Les Souliers，1886）和安迪·沃霍尔（AndyWarhol）的《钻石粉尘鞋》（Diamond Dust Shoes，1980）时，詹姆逊指出了后现代中时间和延续概念所特有的衰弱，因此出现了一种单纯的共时性。这样一来，深度的隐喻让位于表面的隐喻。照片和电视荧屏曾被归于无可辩驳的文学财富。尽管长久以来电视被视为书籍的敌人，但是它还是激发了很多文学隐喻的灵感。确实，电视屏幕成为后现代时代中扩张的“当下”在空间维度上的理想隐喻。它把纯平面的表面性和一种线的几何（主要指一帧图像有625条扫描线）和点的几何（光像素的无限性）联结在一起，并几乎还原了现实中的时空对照。让菲利普·图森（Jean-Philippe Toussaint）的《电视》（La Télévision，1997）是陷入这种有趣交织的有力例证。这部小说（袖珍版）的封面呈现了一个噼啪作响的空屏，一堆混乱无色又转瞬即逝的圆点指涉一个平面。从混沌状态到屏幕显像，故事为了自我呈现，需要色彩与反差，它们赋予这些原点和线条以意义和秩序；故事出现在由屏幕传导的生动平面图像中。最终，点与线炽热的光亮中心勾勒的图形成为故事。它生成于一种简单而主观的感受，即视网膜感受，由我们的视网膜能够抓取停留的十分之一秒的图像连续叠加而成。这种感受和保罗·利科（Paul Ricœur）在《时间与叙事》（Temps et récit，1985）第三卷中描述的历史进程相关。利科曾提到过滞留现象（phénomène de rétention），即“在一个既延续又正在消逝的当下中，停滞的过去与当下点的结合”[15]。历史同样也是视网膜感受的产物，此感受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了一种摇摆的关系。历史曾一度是孩子的游戏：它经历点（事件），通过一连串提供意义和秩序的递增数字（日期）关联这些点。在终点处，我们获得一幅绝妙的画面，人们可以凭着意识为其着色。就像1964年乔治·普莱在《人类时间研究》第三卷的序言中指出的：“历史的特殊任务在于建立不同时刻间的连续性，并展现出不同时刻得以前后衔接的某些准则。但是一系列的非连续时刻不能构成历史。”[16]不久后，他明确谈到，个体感受到的不是时间，而是瞬间：“拥有给定的瞬间，我们就能造就时间。”[17]一切都不再精确！但是新的游戏在于抓住这些点——瞬间，并消除所有的等级化的排序，以致线性消失、分解，摆脱意义和单位的束缚。路径是自由的，亦如迷宫般复杂。从特定的瞬间到时间——或者直到历史——路途变得曲折迂回。
在20世纪60年代，点和线曾极大地引起了形式逻辑学家们的兴趣，特别是阿瑟·普莱尔（Arthur Prior）、乔治·冯·赖特（Georg von Wright）等时间逻辑学家的关注。在这些学者中，玛利亚·路易莎·达拉·恰亚拉·斯卡比亚曾在其于1973年发表在《哲学杂志》上的一篇著名文章中阐述了其观点，认为瞬间让位于微时间（tempuscule）是可以设想的。瞬间是同质又不可分割的点，而微时间则被理解为“时间的间隙（特定的Δt），它与指涉的理论背景相比‘相当地短暂’”[18]。微时间对应着限定的门槛，在该门槛之外，“指涉理论背景的命题的真假是不确定的”[19]。根据这个假设，瞬间舍弃了其（狭义上的）点的状态，以赋予场域以自由，为最小意义单位打开大门。在该理论的深化过程中，达拉·恰亚拉·斯卡比亚构思了传记线条（ligne biographique）的原则，这条线串接起不同的微时间。每一条线都能够融入一个传记线谱系，它聚合了不同的个体系统，而这些个体参与相似的历史活动（除非这些活动不被共享）。说实话，我相信我们可以在这条路上继续冒险，并且可以认为这些具有最小自主性的时间整体脱离了任何既有的等级，后者将由更高权威决定（这种权威担负着勾勒传记线条的任务）。只要稍微对微时间概念进行探究，我们会发现传统的从瞬间到延续、从点到线的关系被一种相互联结的关系所超越，这种关系，根据不定多元的模式，将一系列具有最小意义的（区间的）单位结合起来。这样的语义学假设了一种在微时间内的自由循环，一种穿越可能性群岛的不规律航行——这或许是一种持久的航行。微时间的彼此互动就像吉尔·德勒兹定义的“事件”，“一种震动，带有一种谐波或约数的无限性，仿佛一种声波，一种光波，或者甚至是在越变越短的时间里越缩越小的空间的一部分”[20]，为了仍然可被感知，时间在可理解性之外展开。那么微时间的语义学能够支配后现代时间群岛的逻辑吗？至少它等同于把这种时间性空间化的新的表达方式，因为这些隔开的组、这些摆脱了线性的微时间必然会在一个包含着多重路径选择的被时间化了的空间里散布开来。微时间的语义事例不胜枚举。德国著名作曲家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以分散在纸上的音群来替代古典音乐谱表，并呈现出新的乐谱，他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直线的连续性，对抗五线谱，提供一个可替代的路径。从某个意义上讲（但是哪个意义？），在这一失范的环境里，唯一能够想象的直线就是德勒兹和瓜塔里从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身上发现的：“当格伦·古尔德加速演奏一段音乐时，并不仅仅意味着演绎的精湛，他还把音乐的点转化为线，使整段音乐激扬起来。”[21]扩散的线逐渐被并入一系列行将消失的点，这就是消失的线。
文学中空时关系的多变性成为一些理论的研究对象，其中有些理论并不属于后现代范畴，甚至在后现代问世以前就已建立。我们知道在《美学与文学问题》（1975）中，米哈伊尔·巴赫金曾把音乐中的复调原则运用在文学中，文学由此成为组合的载体，成为声音和声部的结合。在巴赫金那里，我们从传统历史学的严格的单线性逻辑过渡到多线性逻辑。巴赫金还认为，多条线贯穿于小说之中，它们脉络交错、彼此对话。在通过换称法（antonomase）构建的现代复调小说中，我们可以辨识出一条源自骑士小说（如《帕西法》《阿玛迪斯》）的脉络和另外一条源自充满悲壮色彩的巴洛克时期（《堂吉诃德》）的截然不同的脉络。这些脉络并存，而且能够在后面的故事中“再次突出”不同的人物特征。它们构成了文本间性的根源。巴赫金式的复调把小说转化为一种“多语主义的缩影”[22]。但在巴赫金这里，我们无法从线的隐喻中解放出来。当然，线不止一条：比如欧洲小说中的两条脉络，再比如乐谱中的五条线，但不管它是什么样的，进步依然是线性的。巴赫金于1975年去世，其主要著作当然完成于1975年前。收录在《美学与文学问题》文集中的作品主要创作于1924—1941年间。作者命途多舛，曾一度被禁足于苏联的古拉格，因此文集的出版被搁置了。在我看来巴赫金应位列现代主义者阵营，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家。然而当涉及后现代时，他的理论就不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了。因为后现代主义确立了从直线、多条直线向微时间语义学的过渡，在该语义学中，点在杂合和绝对对话的背景下避开了任何线性运动。我们一下子就可注意到，这一适用于时间性和衰弱历史性上的假设可以延伸到空间。
自20世纪40年代起，该语义学以隐含的方式催生了庞大的隐喻系统。“分叉”和“熵”则成为新的空时感知中最普遍的两个隐喻。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同往常一样走在前列，提前数十年，于1941年构想了一个小径分叉的花园，收录在《虚构集》（Fictions，1944）中的最著名的一篇小说就以此为名。小说中的花园是由崔彭用象牙雕刻的中式迷宫。象牙花园构成崔彭时间观的外化：“他认为时间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由互相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再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23]尽管涉及的是一种“时间的而非空间的分叉”[24]，但是我们不禁会想这样的时间之网也只能在空间的布局中展开。据我所知，博尔赫斯在此给出了首个明确的由大量时间线膨胀而催生出时空交错的范例。人们再次意识到，时间线性结构的解构会产生时间性的空间化。在和克莱尔·帕尔奈的《对话》（1996，遗著）中，德勒兹在对精神分析进行长篇分析后，又回到多样线性的问题，并得出这个空间化的结论：“我们是由线构成，每个瞬间都在改变的线，以不同的方式结合的线，大量的线，经线、纬线、回归线、子午线等等。没有单一的流动。对于无意识的分析应属于一种地理而不是历史。”[25]事实上，个体的进步可能既不是在这种无意识中，也不是在空时的框架中，如今，对空时框架的感知属于地理的范畴，而曾几何时它是历史话语的特权。
不管怎样，小径分叉花园的隐喻依然是直线的一部分。我们就这样走向一种绝对的结合，它撼动了决定论最后的意愿，甚至说它把决定论变成了特例。可是这违背了微时间语义（sémantique des tempuscules）的准则，因为它始于能动的点而非能动的线、迷宫的线。熵的隐喻则无疑最能够表达这种“点画法”，它所依据的是一种粒子的逻辑。众所周知，作为热力学第二定律相关的熵有衡量体系混乱程度的功能，体系达到一种新的状态，混乱就会增强。这种变化和能量的消耗息息相关。普利戈金解释了尼古拉·莱昂纳尔·萨迪·卡诺（Nicolas Léonard Sadi Carnot）在1926年描述的熵，它要么源于外部世界的流量，要么来自被观察体系的内在产物。在第二种情况下，熵增是不可逆的。未来则变得可以限定：就是“熵增长的走向”[26]（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刻才能达到平衡的状态，与之相伴随的是系统内所含能量的最大消耗）。每当时间被认为是熵的，它就会回到空间维度：时间被置于一个以体积展开的布局。此外，当熵起作用时，两个辩证的要素就必然会被联系在一起：混乱创造要素和秩序创造要素。普利戈金说道，不久以前我们把平衡联想为秩序（晶体），把非平衡联系到无序（湍流），并补充道：“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湍流是一种完美的结构现象，里面有不计其数的粒子在相当紧密的运动中前赴后继。”[27]非平衡是结构严密的，根本上讲它比平衡更引人关注，因为后者是被剥夺了历史的：“它只能在这种状态中持存，这种状态是没有变化的。”[28]总之，平衡等同于没有历史，所以变化和平衡不兼容。至于不平衡，它可能有非常复杂的历史，相当于在不断分叉的非稳定点（不是线！）构成的图表中所把握的轨迹。就此，普利戈金指出：“在平衡中总能够线性化，而远离平衡我们就有了物质行为的非线性化。非平衡和非线性化是相关联的概念。”[29]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隐喻层面上的熵定律为一些文学作品带来了活力。[30]所以就有了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的《V.》（1963）或者《拍卖第四十九批》（La Vente à la criée du lot 49，1965）。另外，他有一部创作于1958或1959年的题为《熵》（Entropy）的短篇小说收录在《慢慢学》（L'Homme qui apprenait lentement，1984）小说集里。品钦通过他的作品使文学中的熵定律得到了很广泛的普及，并影响了他之后的很多作家。让菲利普·图森的一些熵“结构”小说，如《浴室》（La Salle de bain，1985）或者《先生》（Monsieur，1986），以及一系列的美洲小说，如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的《上帝的恩赐》（God's Grace，1982）或者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加拉帕戈斯群岛》（Galápagos，1985）。当然还可以列举更多的例子。我只是察觉到大部分有关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叙述故事的结构都很复杂。可如果人们考虑到分叉点是结构的关键，那就一定不会感到吃惊了。被解构的时间性相当于一个爆炸的空间，往往表现为地理学的大量投入。从这一点看，如让·艾什诺兹的小说作品，就是这个定律的极佳例证。微时间的语义产生了时间和空间的群岛感知。它理想的隐喻绝对是熵现象。这个领域是各向同性的：其身后的动力不会优待任何方向、任何形态。进展避开了一切标准正交的体系，它从属于一个n+1的范畴，这一范畴并不预示着任何n+2的到来。
后现代时间的空间化
很多理论家都关注写作——落在纸上的文字所能把握的时间与空间效果。同样，很多作家都惊愕于自己在空时层面带来的影响。在与乌克兰作家尤里·安德鲁科维奇（Yuri Andrukhovych）合著的随笔集《我的欧洲》（Mon Europe，2000）中，波兰小说家安杰·史达休克（Andrzej Stasiuk）就欧洲的身份认同展开了思考。然而，他避开了对波兰和乌克兰边境地区的探寻，而对自身的作家身份展开追问。书写揭开他空时根基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我描写了一些圈子，一些迂回，我的离题就像前往巴德杰维契路上的勇敢的士兵帅克似的，像他一样，我找不到一条能够正确讲述故事的笔直的路，一条线性的路。我不断地偏离，我的目光时常中断，一种强迫的视觉冲击着我，那是占据我视网膜的地理网格……生活归根结底就是寻找能让我们存在于时间或空间中的借口。”[31]因为假如书写在时间里流转，它也同样在纸张的空间中展开。感知美学专家皮埃尔·韦莱特把书比作一个在阅读的节奏中产生起伏的平原（flatland）[32]。但是这些把书籍空间化的假设并不是普遍或永恒的。正如最负盛名的后现代文学理论家布莱恩·麦克黑尔指出的那样：“一本书曾经是一件物品，它的物质特性和它的物理尺寸必定要和世界产生相互作用。然而，身处现实传统的小说并不挖掘这种相互影响的关系，而是逐渐地将这种影响消除或中和。”[33]麦克黑尔的观点建立在恒久的一般性区别（distinguo）上，他提出，空间的思辨是诗歌的固有特性，因为诗歌致力于将诗句呈现在纸上，并根据间隔的逻辑排列诗节，而小说则通过无空间性（spacelesness）得到定义。20世纪初以来，诗歌强调了其空间倾向。我们不能不想到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的《图画集》（Calligrammes，1915），他打破了诗句的顺序，赋予其一种图画的形式。图形诗增强了符号的空间性，文字渗透其间。到20世纪末，诗歌跨越了新的高度，发掘信息工具所带来的超文本资源。如今，计算机可以创作诗句，并呈现在其屏幕上。电子诗歌探索变化流动空间的一切潜在性，它将多维度的词汇和超前的共通审美手段，包括音乐、照片和极富创造性的符号感融入空间。但是后现代小说并无如此新意，它只是借助一些手段以能更好地适应其物质载体——纸张。
时间的河流溢出河床便形成沼泽，当小说的脉络不再以纯直线的方式展开，就会从匿名走向显现。传统时间的去定位（dislocation）会导致文本在空间中的重新定位。可以说，拉丁语的说话者（locutus）与位置（locus）相似，希腊语中的路（tropos）与场所（topos）相近。当然，这一过程中的变化是多种多样的。小说的篇幅一般都比诗歌更长，所以它几乎不适用于图画形式或动态图像。但这没有妨碍小说家们通过凸显分岔点和岐路的偶然性进行革新。后现代小说同诗歌一样，开始“安排间距”。从这个方面讲，人们经常谈到的碎片化审美就是调动段落间留白的空间，展开对页面物质空间的真正探索。在副标题为“美国再现研究”的《动》（Mobile，1962）一书中，米歇尔·布托尔（Michel Butor）安排文本结构以实验性地重现麦克黑尔所指的美国“区域”，“一种位于世界间的空间”。[34]除布托外，麦克黑尔还引用莫尼克·威蒂格（Monique Wittig）的《女游击队员》（Les Guérillères，1969）。该书表面上线性的文本是围绕着大写、多义的字母O展开的。O不仅体现了女性性别，还影射了意味着宇宙运转和政治革命的月经的周期：从头开始，始于零（0），潮期汹涌（法语的eaux和O同音）过后，再次回到O的历史。女性的圆反对男性的线：女性主义书写，战斗式的书写，常常经历重新定位的路径，由此，对于该种创作而言，线性的连续代表的是男权至上。在《雅典卫城的野餐》（Le Piquenique sur L'Acropole，1979）中，魁北克女作家露姬·贝尔西娅妮克（Louky Bersianik）对柏拉图的《会饮篇》进行了改编，仍然是利用页面空间的整体性为女权或单纯的女性话语开创空间，消弭异化的纯线性结构。另外，露姬·贝尔西娅妮克似乎就莫尼克·威蒂格关于子宫O给出了她自己的定义：这是个“在地理学上被称为‘整体环境’的场所”[35]。一个无所不包的地方？
通过作品页面的空间符号化来破除叙事直线的文本比比皆是。但仍可能有其他更加巧妙的策略来质疑直线的至高地位，以在空间意义中去除文本的时间顺序，并重新赋予其逻辑性。从这个角度看，一些当代小说中时间河流隐喻的命运则至关重要了。安德烈亚斯·奥科彭科（Andreas Okopenko）在《辞典小说》（Lexikon Roman，1970）中展现了奥地利瓦豪区的一段多瑙河，借以打破叙事的线性推进。本应成为作家笔下固定坐标的河流的直线被条序分明地解构，分散的各个部分依照词汇系统被重新归类。这种词汇系统再现字母的顺序，标准是任意的。因此，微时间语义就以惊人的方式取代了以河流为象征的时间顺序。继奥科彭科以后，匈牙利小说家彼得·艾斯特哈兹（Péter Esterházy）在《公爵夫人哈恩哈恩的一瞥》（L'Œillade de la comtess Hahn-Hahn，1992）中也采用了同类操作，不过没有采用字母的分类学。多瑙河再一次被作为试验场所。反对直线约束的抗争似乎成为后现代的定义元素之一。这种解构的空间化形态不计其数又变化莫测，且几乎都很精妙。我们想到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让其读者从《跳房子》（Marelle，1963）的一章踮脚蹦到另一章；其他作家更喜欢在棋盘上呈之字前进，或如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在他的《人生拼图版》（La Vie mode d'emploi，1978）中，在一栋巴黎建筑的仿棋盘格剖面图上前行。还有一些作家，如在《命运交叉的城堡》（Le Château des destins croisés，1973）中，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如同在中世纪酒馆的桌子上摊开塔罗牌一样展开叙事，讲述世间的各种故事（俄狄浦斯，珀西瓦尔，哈姆雷特，浮士德，朱斯蒂娜，等等）。最执着于这一精妙表现形式的作家莫过于米洛拉德·帕维奇（Milorad Pavic'），他的作品涵盖了辞典小说、填字游戏小说《用茶水画成的风景画》（Paysage peint avec du thé，1988），以及塔罗牌小说《君士坦丁堡最后的爱情——塔罗牌教程》（Le Dernier Amour à Constantinople.Manuel des tarots，1994）。
为了使这样一个快速的文本回顾更为多元，我们还是要提及几部向读者呈现分叉的作品，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在文本中勾画出一条路径。这些小说中最负盛名的就是《微暗的火》（Feu pâle，1962）。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在小说正文（一首诗）和虚构注释之间做了一个巧妙的附注游戏，按照盎格鲁—撒克逊的惯例，这些附注被置于文末而不是页末。《伦敦大火》（Le Grand Incendie de Londres，1988）也采用了类似手法，作品中雅克·鲁波（Jacques Roubaud）引入了一系列的插入文字和分叉，为叙事平添了一分超文本的厚度（回归厚度的隐喻，超文本的……深度的胜利？）。阿林娜·雷耶斯（Alina Reyes）的《门后》（Derrière la porte，1994）用不同的方法鼓励读者自己决定一条路径，取道通往不同章节的门，章节的编号变得随机，且每扇门后都有情色的快感。“这场历险的主角是你们”，书的护封上如是写道。再回到鲁波，他也不无幽默地概括了作家所面临的直线的挑战：在《漂亮的奥尔堂斯》（La Belle Hortense，1985）中，同名女主人公在一段楼梯前踟蹰不前，这段楼梯要么把她带向右边，要么把她带向左边。责任意识便落在叙事者的肩上，根据他的选择，叙事将会改变方向：向左而不是向右，反之亦然，可能会对女主角的命运产生影响。叙事趋从于选择，这种选择会把线性的单一逻辑原则加之于文本。因此问题就在于要使这两种选择并存，减少线状时间性导致的分裂。面对这种限制，米洛拉德·帕维奇在《大马士革：电脑和指南针的故事》（Damascene.Récit pour ordinateurs et compas，1998）中走向了超小说。读者在电脑屏幕前跟随作者巧妙构思的树状结构步入文本脉络。帕维奇的尝试绝非孤立无援。在2001年，洛伦索·希尔瓦（Lorenzo Silva）就致力于最大众化的超文本探索。早前他就已有几部非常优秀的侦探小说被译为法文。在《幸运尽头的小岛》（La isla del fin de la suerte）为期十周的创作过程中，作家让读者在网上依照自身喜好选择其安排的叙事段落。所以最后他的故事就按照网络读者的推选结果展开。去线性的符号表现，与传统线性叙事不同的趣味旅程，呈现出分叉点和超文本结构的建构：所有这些手段都表现了趋于一致的逻辑，即将叙事时间空间化。
空间的反击
主张时间/历史优先的理论家和认为空间/地理是构成世界镌写主要坐标的理论家的交锋曾时断时续，有时又异常激烈。历史曾长久把持着话语和关注，妨碍了人们对于地理的关照。马克·布罗索（Marc Brosseau）概括这种局面为：“诚然，文学研究著作长期重视时间问题而忽略了对空间的考问……即使今后我们关注小说中的空间，但仍有人固守康德哲学的教育，赋予时间作为感觉的先验范畴超越空间的优越性。”[36]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于198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逃离拜占庭》（Loin de Byzance，1986）一书中，作者专门为伊斯坦布尔和君士坦丁大帝留出几页篇幅。街头的游荡激发了他对空间和时间关系的思考：“空间，对我来说，实际上既没有时间重要，也没有时间宝贵。空间不是那么宝贵，并非因为其不重要，而是因为它是一个物体，而时间，是一个物体的观念。在物体和观念之间，观念才是至高的，优先的。”[37]我们就这样步入了康德的后尘。但正如我想说的，这一情况最终在60年代后发生了转变。时间的空间化成为空间反击时间、地理反击历史的手段之一。某些情况下，发起的赌注不再是时空坐标的重新平衡，而是确立空间的绝对统治。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位列首批宣称空间优越性超过时间的学者中，他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在此，我并不打算研究在评论者中产生了很多争议的地缘政治学的学理。[38]还要提一句：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于二战期间被关押在德国集中营，在其构想历史地理学理念时，曾忆起豪斯霍费尔的断言：“空间比时间更重要。”[39]他按照记忆，对豪斯霍费尔的观点进行了解释：“我们能说得更好吗？年复一年，几个世纪过去了，但景象依旧，人类在其中上演着无休无止却又重复开始的喜剧。”[40]空间获得地位是因为它与时间不同，它是不变的吗？当然，一年又一年，几个世纪过去了，但是景象也在变化。布罗代尔在其著作中曾论证过这一观点。这些著作相比其讲座更加全面，后者多为在不稳定的情况下临场发挥而成。
直到三十多年以后，空间观最积极的捍卫者才出现。在他们中，约翰·伯格在《外观》中写道：“从今以后，预测建立在地理投射而非历史投射之上。向我们隐藏后果的，是空间而非时间……任何忽略这一维度完整倾向的当代叙事都是不完整的，它采用了寓言的概要技巧。”[41]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著名论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42]（1976）为其带来很大声誉。在他看来，空间的结构提出了20世纪下半叶文化建筑的基本美学问题。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本人曾表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语言从今以后将由空间范畴而非时间范畴支配。当代盎格鲁—撒克逊的一些文学、社会学、地理学理论大家都认为空间已走在时间前面。还可以毫不客气地说：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提出的“空间转向”[43]（spatial turn）并不仅仅是美国思想家们的倾向。吉尔·德勒兹不遗余力地重申“生成是地理的”。像其他理论家一样，他把美国文学所表现的地理生成和法国文学的宏大历史形式划分开来：“在法国并无对等的形式。法国人对将来和过去都过于人道、过于历史、过于挂心。他们不知道如何生成，只思考历史的过去和未来。”[44]人们可以反驳说这种判断过于尖锐，几近刻板。但对德勒兹来说“重要的是，生成现在：是地理，不是历史；是中间，不是开始或结束；是位于中间并在中间成长的小草，不是有冠有根的大树”[45]。幸福将会在草地里吗？不时得到瓜塔里声援的德勒兹罗列出空间的所有形式及无形式，从消失的直线到平滑空间，再到跟平滑空间相对立的条纹空间。就存在的空间或地理维度而言，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并没有展现出像德勒兹一样的热情，但他撰写了一些重要的文本，如1984年10月发表在《建筑、运动与延续》（Architecture-Mouve-ment-Continuité）上的《另类空间》（Des espaces autres）[1994年被收录进《言论与写作集》（Dits et écrits）]。福柯在这篇简短的文章中指出，如果19世纪被历史的顽念支配，当今时代则是空间性的纪元。
为什么？为什么空间在被视为“物体”，被作为“物体观念”的时间所吞噬后，在这个时刻得以重获价值？如果说今天空间这个词有所“膨胀”[46]，其中的缘由很多。当然，厌恶空无的自然、传统历史性的式微、时间和进步的分离都构成提高空间价值的重新解读的前提。但这些都不足以解释一切。我们首先注意到在整个20世纪，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正如卡伦·卡普兰（Caren Kaplan）的口号，这些“四海为家的散居者”（disporas cosmopolites）迁移的理由很多，且这些理由并不都是互补的。最受关注的自然是工业和后工业时代由于经济或特殊政治原因而产生的大量移民，还有去殖民化进程中产生的人口流动。流动的意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其作用下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间感知。空间成为逻辑和边界文化支配下的一种“两者之间”（entre-deux）。在其他情景下，流动性彰显出其积极性和自发性。当代个体在全球的移动能力很强。20世纪的旅行者乘坐火车、汽车和飞机，交通越来越快捷频繁，也越来越便宜。他们通常在行程中转变为游客，成为繁荣工业的系列产物。但我们仍要继续书写和描述另类的空间。尽管异国情调概念的相对性逐渐增强，但是游记继续流传，仍旧会得到阅读。旅行者不再满足于世界的唯一感性景观，他还意识到旅途中空间的抽象特征，建立起对人类空间本质的真正思考。总之，空间表现出跟时间一样的异质性。所有的移居者、旅行者以及将土、水、空气甚至是火尽收眼底的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
乔治·佩雷克不是一个普通旅行者；行走于巴黎之时，他投身于借由文本构建的世界中。《人生拼图版》凝聚了这种双重位移，既有地理铺陈的谦逊，又有其假设物质屏障消失的雄心壮志。在比其代表作早四年问世的《空间物种》（Espèces d'espaces，1974）中，佩雷克曾尝试将巴黎和文本相融以揭示“城市的一个部分，并由此推断出显而易见的事实”[47]。但这种努力被提前宣告失败。一块接着一块，我们发现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具有欺骗性的，空间变成碎片，瞬息万变、捉摸不定。“总之，”佩雷克写道，“空间增多，分裂成块，变得多样化。今天的空间有着适应各种用途和功能的一切尺寸与类型。活着，就是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并尽力避免撞到自己。”[48]因此场所的表面就好像时间的线一样：两者都解了体，为点状的布置留下位置，点状，这个定语具有空间和时间的双重意义。和时间一样，空间也被纳入同样的分裂动态。二者都在维度的危机中找到它们的冲动，这正与法国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保罗·维利里奥的观点如出一辙。他在1984年出版的《批评的空间》一书中指出：“维度概念的危机似乎成为了整体的危机，即起源于古典几何的实体（连续的和同质的）空间让步于偶然（非连续的和异质的）空间的相对性，在后者中，每个部分、每个碎片（点或者不同的碎片）重新变得重要起来，如同瞬间、时间的碎片和断片一样。”[49]为了证明空间持续增长的非连续性，维利里奥使用了一个可以表达1945年以后时间线碎片化的古怪术语。空间已经开始反击，但是这种进攻表现为一种无法企及的东西。在近几十年里，时间和空间的维度被重新平衡；无论是在文学中还是在其他对真实的模仿艺术中，它们最终被结合在一起，无论结果好或坏。极坏的状况是容易想象的。在《新的联盟》中，普里戈金和斯唐热回忆起《自然哲学》（Philosophie de la nature，1817）第261节中的一段，黑格尔提出个体的命运就是拿砖砸向自己的头：“一块砖不会杀死一个人，因为它是一块砖，但它能杀人是由于它获得了速度；这就说明人是被空间和时间杀死的。”[50]黑格尔的玩笑话仍然有道理；更何况当今从某处（伊拉克或阿富汗）天上掉下来的物体比砖或者瓦更危险。把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和把空间从时间中分离似乎都很困难。
时间和空间的新安排
21世纪初，时间和空间的坐标需要被结合起来；一些人甚至认为，时、空坐标以牢不可分的方式混在一起，纠缠不清。如果仍然可以设想一种能让时间独立于空间或地理独立于历史的研究，那似乎是故意将两者分离开来的不智之举。一方面我们认为时间隐藏在空间背后，如皮埃尔·韦莱特认为：“时间戴着面具前进，伪装成场所，场所是时间的面纱，遮盖了我们看不到的东西。”[51]另一方面，我们如玛丽克莱尔·罗芭乌伊鲁米尔（Marie-Claire Ropars-Wuilleumier）那样，反对空间吞噬时间，认为空间“就像概念的混杂，混合了所有与它相区分的事物——时间、主体、运动”[52]。但不论怎样，我们把两者联系在一起。至高又独立的时间性的统治已经终结；空间的反击创造了势均力敌的全新局面。从今以后要把时间倾注在空间里并让位于空时。即便我们决定忽略自然科学世界及其有关时空的各种假设，我们还是能在文学、地理及哲学中发现很多有关空时性联合研究的理论。
纵观全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文学理论在空时研究方面显现出很多不足之处。我再次以米哈伊尔·巴赫金和他的时空体理论为例。该理论形成于1937—1938年间，巴赫金本人也表示时空体的定义受到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启发。时空体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定义。它是有关“时空关系的本质关联，这种关联被融入文学”[53]。众所周知，时空体首先是一个文体理论的结构元素。每个时期，被归纳为一类文体的主流文学形式是由它们所处的特殊的空间和时间坐标决定的。同类范畴的出现体现在一个时空确切的点上。比如，当巴赫金研究希腊小说时，他发现这类小说特有的时空体是一种“位于空间和时间之间的抽象的技巧关系”，表现为“时间序列中的时刻因在空间中可能改变位置而体现出的可逆性”[54]。巴赫金认为，希腊小说中情节和事件的连贯是发生在一个时空信息以近乎偶然的方式被安排的背景中。这位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深化了文本的空间研究，但并没有考虑到指涉空间，这在古希腊小说的背景下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如赫利奥多尔、以弗所的色诺芬、朗格斯、阿基里斯·塔蒂乌斯等的作品）；在现代小说中，这种方法仍可被运用但已不再占据主导。巴赫金并没有考察指涉空间，他重点关注了社会空间，即在单一的向心独白和复杂离心的对话间摇摆不定的时空环境。作为反对独白唯一性的多样对话拥护者，他成为系统乃至体系性越界的发起人。基于朱利安·霍洛威（Julian Hollo-way）和詹姆斯·克纳莱（James Kneale）的观点，巴赫金提出了“一种狂欢的地理”[55]。但是这种地理赋予时间以优先权。巴赫金仍是现代主义者。尽管姗姗来迟，巴氏的时空体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它不仅被运用在文学上，还被应用于建筑、城市规划和地理上。当时空体被应用在后几种学科中时，它发生了改变：该理论应要能更好地适用于感性的现实。正因如此，埃维莉娜·加尔文（Evelina Calvi）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有关建筑设计时间性的短文中，依托于时空体理论把经验空间定义为一个场所：“这个场所不是别的，正是一个空间和时间相互衔接、相互关联进而互相相对化的产物。”[56]
继1930—1936年被流放至哈萨克斯坦后，巴赫金又被流放到位于莫斯科北部的萨维洛沃。费尔南·布罗代尔于1940年6月被俘虏，其先后被关押于美因兹代号为XIIB和吕卑克代号为XC的军官战俘营（Oflag）。巴赫金和布罗代尔不仅有被囚禁的共同痛苦经历，还秉持同样的夙愿，以期正确地看待历史和地理，时间性和空间性。布氏的历史地理学与巴氏的时空体暗自呼应，其思想体系是他在面向其他囚犯演讲中形成的。怎样排除被监禁在监狱空间中的经历对存在坐标的整体解读所产生的影响？对布罗代尔而言，历史地理学包含两个互补的涵义。首先，“历史地理学就是环境不断作用于人类的历史”[57]。换句话说，历史地理学需要在长时段的研究中把握地理环境，比如（布罗代尔的）关于地中海史的长时段研究。空间是历史事件过后的存续。事件是要被超越的，如同巴伊亚州的萤火虫一样，布罗代尔曾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事件照亮了我们，但光亮又不足以使我们能够重新构建周围的风景。但是，“历史地理学也同样是人类与空间斗争的历史，人类用尽艰辛和努力，终其一生与之抗争”[58]。历史地理学调动着空间环境中的事件与人与该环境的关系史之间的关系。诚如布罗代尔所言：“历史地理学是从自然到人类再从人类到自然的双重关系研究，是在每天的现实中，有关行为和反应交织融合又周而复始的研究。”[59]同时空体一样，“历史地理学”为一些有关时空或史地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它唤醒了文学领域的希望。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在论及该理论时，如是发问：“在这个宏大又跨学科的基础上，是否有文学和文学史的一席之地？”[60]但是，与巴氏的时空体不同，布氏的历史地理学仍未完全树起威望。按照埃马纽埃尔·特利科尔的观点，“这门日渐独立的学科未能创造出该领域内特有的概念工具。这个学科能够让‘历史地理学’不再是一种边缘化的好奇，一门学生知之甚少，绝大部分史学家都不接受的学科，就像是一个排除在地理学家研究之外的计划”[61]。
文化地理领域出现了令人为之振奋的时空相连的多种尝试。从词源学看，历史地理学中的地理对应词为tidsgeografi，该词是由托尔斯腾·哈格斯特朗（Torsten Hägerstrand）和隆德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发展形成的。Tidsgeografi可以被理解为“时间地理”（géographie temporelle），甚至可以将其称为“时空地理”（chrono-gréographie）。“时空地理”的诞生或可对历史地理学做一补充。事实上，费尔南·布罗代尔和托尔斯腾·哈格斯特朗并无太多交集，后者及其后继者提出了完整且有操作性的理论。哈格斯特朗更像米歇尔·福柯、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或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因为他们把位移的修辞同关于权力机关控制下社会空间中身体在场的思考联系在了一起。[62]哈格斯朗特的模式实际上属于个体与时空斗争的表现。他对城市时空中的个体为实现一项计划所完成的路径给予了特殊的关注。时间中的空间发展受到诸多限制。其中，第一个限制与生物载体有关（非普遍存在，位移的非瞬时性，交通方式的相对性）；第二个限制来自个体的人际关系，个体在某个地方停留的时长可能会受到周围环境的支配（如谈话或某项任务的时长等）；第三个限制来自权力机关的指令，该指令可以决定进入或禁止进入某个地方。哈格斯特朗的理论在相关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城市规划或社会公平研究（应残疾人士需要对空间进行改造，根据性别对空间进行调整等）。经过改造，tidsgeografi的经验成果在文学领域可能会相当有用。根据隆德学派提出的一些标准，很容易构建出一个人在城市穿梭路线的时空分析。但据我所知这仍有待落实。然而，如果大家了解哈格斯特朗和其立意新颖的理论，某些人一定会从该研究中获得启发。我想到了弗朗哥·莫莱蒂（Franco Moretti）的《欧洲小说地图：1800—1900》（Atlas du roman européen，1997），该著作就19世纪文学中的几位主人公在伦敦或巴黎等大都市的活动展开了细致入微的考察。人们能否想象一场tidsgeografi实验中的小白鼠可能是拉斯蒂涅或是夏洛克·福尔摩斯？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有关后现代状况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代表作为《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得到了广泛传播，是时空压缩分析的一个顶峰！在哈维看来，这种压缩构成1848年欧洲革命以后各个时代的特点。它随后又在两个时间段内得到增强：一次是在1910年前后，现代主义（连同泰勒制和福特主义）树立威望；第二次是在1973年经济危机以后，由后现代主义阶段向后福特主义灵活累积体系的过渡时期。哈维如是描绘了这种时—空压缩：“由于空间萎缩成远程通信的‘地球村’和经济、生态相互依存的‘地球飞船’——此处使用了两个广为人知的日常形象——又因时间的视域缩小为一个所有人的‘当下’（精神分裂症的世界），我们应该学会适应空间和时间的世界里无法抗拒的压缩感。时空压缩的体验是一种挑战；它既紧张刺激，又会使人时时深感不安。”[63]哈维所说的压缩和全球化的开端极为相似。另外，他的这部奠基之作与柏林墙的倒塌处于同一时期。从社会层面来说，当哈维的关注点集中到可理解的时空连续体危机对于个体产生的后果时，他便步了保罗·维利里奥的后尘，后者揭露了人类环境的非物质化。正如维利里奥及其他学者一样，哈维也遇到了布罗代尔在军官战俘营作出的高明预言：“除了这场战争，我不认为我们仍然能够阻止和限制这个世界。它将在自我收缩的同时向自身展开每个孔隙。这也许是个伟大的时刻。”[64]世界收缩了，但它能否展开每个孔隙呢？哈维的假设之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原因在于它支撑了有关全球化现象加速的分析，认为全球化是对灵活累积过程中的整体性（或阶段性？）的肯定。和时间地理一样，时空压缩也可以对文学产生影响，假如它真的构成全球化浪潮下的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分析的基石。它还可以应用在被我们称为“世界文学”或“世界小说”的研究中。时空压缩还是当代小说家叙述策略展开的框架，这些作家中有法国的让·艾什诺兹[《格林尼治子午线》，1979；《高大的金发女郎》（Les Grandes Blondes），1995等]、米歇尔·里约（Michel Rio）[《特拉库乔》（Tlacuilo），1993]，还有西班牙的雷·洛里加（Ray Loriga）。洛里加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于伊比利亚半岛出名，在1999年出版了《东京不再爱我们了》（Tokio ya no nos quiere）。在一个近乎是未来主义的背景下——该背景与我们熟知的地理环境并不违和——匿名主人公贩卖有助于遗忘的药丸。潜在的消费者人数众多，市场被严格地监管。但是主人公自己却服用该药物成瘾。从亚利桑那到日本，从泰国、越南到柏林，在其颠沛流离于世界各地以前，他便丧失了全部的时间意识。这些不同的地理或精神栖居地间的逻辑关联是跳跃的。时间标志的意识被抹除；空间似乎完全是开放的，因为距离几乎消失。《东京不再爱我们了》的主人公在时空压缩的压抑下，成为或多或少自愿的受害者。当下就是一切，精神分裂症伺机潜伏。
这个对于时空研究的简要概括目的并不在于穷尽所有的既有研究。如果意欲做一尝试，那就需要打开更广的天地，因为很显然，文学领域的时空研究如同其他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一样，是多元中心的……抑或不是。第二个观察涉及理论探索的跨学科性质。此处给出的几个例子来自不同领域，如文学、历史以及列居首位的地理。还涉及其他学科，如建筑、城市规划、哲学、人类学等。仅仅考察空间或时空在单一文学场中的再现体系是不够的，除非将文学与世上的其他事物隔绝开来。对文学地位的追问仍将是下面几章的真正主题。在以下部分，我将为跨学科研究的动力提供一些论据和观点，这自然会动用时间与空间研究的各类进路，暂且不论各个学科的理论支持者的初始学科背景如何。
对空间和时间的跨学科把握：地理、建筑、城市规划和文学
本研究的跨学科延伸势在必行。没有必要详尽地了解相对论，也不一定要了解土地占有规划的法规，但是得知道如何衡量它们的隐喻效果。我认为深化对于地理、城市规划、建筑，甚至是人类学或历史中所涉及的空间问题的理解是值得期待的。文学的边界时刻处于变化之中。任何一张路线图都不能确定其走向。后现代理论家深知，大写的文学的象牙塔已被包围。同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一样，地理学早已给相对论让路。通常来说，决定论确立了文学和非文学之间严格的划分标准，这样的划分在进入21世纪以后还合理吗？争论已起。哪怕是从侧面回应，本文也试图尝试为此争论贡献观点。我们再回到学科间的相互渗透。爱德华·索亚曾高呼倡导系统性地、坚定不移地采用跨学科手段。在《第三空间》中，他指出：“空间曾是那么重要，以至于我们不能仅把它局限在专门的空间学科内（如地理、建筑、城市规划），也不能把它转变为单纯用来填补空白的事物或对历史学家、社会研究专家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有用的事实背景。人类生活的空间性同人类生活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一样都已渗透在所有的学科和话语中。”[65]早在1943年，让·季奥诺（Jean Giono）就在《活水》中流露出和索亚一样的观点：“我们不可能只通过一门地理学科就了解一个国家。”[66]二人观点的合理性毋庸置疑。随着空间性话语日渐获得跨学科的整体关注，对其避而不谈是非常困难的。没有大局观，分析将会变得片面而不完整，还会使有学识的读者感到沮丧。从各个方面来说，专家们都呼吁跨学科。当然，学者重视索亚指出的地理、建筑、城市规划的结合。但是文学也应该和其他学科相互联系，如今，以上列举的相关学科专家已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和关注。
在文化地理方面，文学的地位不容忽视。海格诺德认识到：“总之，正如一些实践者的观点，地理不只是一门社会科学，还是一门自然科学，画家或作家同科学家们一样涉足于此。”[67]在《一些地理小说》（Des romans-géographes）中，布罗索指出：“在有关地理的大量书面文献中，文学作为探索领域至今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如果说关于文学的地理研究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取得真正的发展，如果说借助于文学资源的合理性在当时仍未得到一致认同，那在今天来看，文学与地理学的直接关联性则无需再证明了。”[68]确实，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约翰·柯兰特·赖特（John K.Wright）的发起下，两个学科才在偏向地理的角度上了产生了第一次融合。赖特在1926年发表于《ISIS》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地理知识论”（géosophie）一词，它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上，即地理学不为专业地理学家所特有，而是一个由传统的（明确的地理学知识）或非传统的（非明确的有关场所的认识）地理思想史孕育出来的“思想领域”。[69]因此地理知识论的部分讨论对象是小说，有时是神话。直至70年代，地理才和文学结为一体。布罗索提到，1979年英国地理学家协会决定举办讨论二者关系的年会。从80年代后期到整个90年代，一些知名地理学家如丹尼斯·科斯格罗夫（Denis Cosgrove）、斯蒂芬·丹尼尔斯（Stephen Daniels）、詹姆斯·S.邓肯（James S.Duncun）和戴维·雷（David Ley）都为巩固这层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德里克·格利高里（Derek Gregory）的《地理学的想象》[70]（1994）则经常被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评论引用。尽管有朱利安·格拉克（Julien Gracq）这位在文坛上赫赫有名又举足轻重的地理学家，但在法国，仍需历经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达到这一结果。1985年，在朱利安·格拉克《城市的形状》（La Forme d'une ville）中，文学与地理在南特相遇，这里既是格拉克青睐的地方，也是儒勒·凡尔纳出生的地方。在布罗索看来，地理学家对文学感兴趣的原因有三个：文学为区域地理提供补充；文学可以记录场所（感知方式）的经验；文学表达了对现实或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困难在于很多地理学家必须将文学当作一种文献。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文献偏好是来源专业化的明显标志。从这个角度看，福楼拜和超现实小说家一样可以被“深挖”。就像布罗索提出的那样：“主要问题在于了解小说家是不是优秀的地理学家。”[71]为了使互动有效，就需要这两门学科及其空间观在共同的语言中被理解：“如果地理学和小说截然不同，在没有预先或中途构建一门得以使一方传达给另一方的（解码的）元语言的情况下，又如何让这两门学科互通有无？”[72]又是个好问题，一个名叫玛利亚·德·法妮斯的地理学家在《文学地理学：北亚得里亚海的地方感》（Geografie letterarie.Il senso del luogo nelL'alto Adriatico）中对此进行了回答：“艺术家占有一个场所，并积极参与对这个场所的探索，除了打破常规，还把它从背景中拉出来，在阐明规则时，还创造了其他规则。从这个角度看，贬义的人造物不再是对真实的简单复制，而是一个逻辑的、概念的结构的产物……在带着敏感性对世界上看起来混乱的事物进行重新整理时，文本揭示了……无限生成的潜力，这表现在文本提出新秩序时所带来的每个前所未有的概念节点上。”[73]因此，文学文本成为生成者。我认为小说的逻各斯特征小心地揭示了被隐藏起来的敏感现实和真实的褶子，因此得到地理学家和文学家们的共同关注。
跨学科尝试意味着两门学科相互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文学家们已经进入角色；他们把目光投向地理及其展现人类空间的方式。当然，要避免文类的混淆，甚至还要警惕对立的结合，它会让我们将决定论的认知和文学研究方法等同对待。我们一再强调：文学不是其他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从属。文学可为其他学科所用。作家是最先意识到这一点的。安杰·史达休克认为：“地理和想象这两个相距如此遥远的领域，它们之间的关系比愚蠢和智慧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其中一个原因便在于：构建世界——这一最高尚的白日梦——始终要求我们占据空间。”[74]此外，文学始终对地理效忠，仅有的例外，便是跨学科性。这里，关键不在于抢夺地盘。跨学科不是寄生虫的王国；跨学科身处于一个狭长而薄弱的地带，那里践行着夸富宴（potlatch），这种仪式至少在象征和精神层面上丰富了整个共同体和全部的共同体。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从文学到地理学的脚步很早就迈出了，与之相应，从地理学到文学也亦如此。这一时间上的“超前”是因为文学和文化的结合在芒什海峡以外和大西洋以外的区域被更好地建立起来。简单的结合关系有时会被一种提喻关系所取代，由此产生的文学现象涵盖于广阔的文化领域中。在《旅行的问题：后现代话语的位移》中，卡伦·卡普兰毫不避讳地写道：“如今有关身份形成和社会实践的跨学科研究日新月异，地形学和地理学则重新切分了对该领域进行探索的文学和文化批评。”[75]这种交叉绝不是贬低文学。不过，它位于文学传统领域的边缘区域。如果我们坚持文学一贯的领域范畴，就会发现文学和地理还有其他类型的联系。在《欧洲小说地图：1800—1900》一书中，弗朗哥·莫莱蒂自引言部分起就提议我们逐渐走向“文学的地理学”。接着他又从两个不同的层面证实了这一直觉。从微观地理层面看，他绘制了属于拉斯蒂涅、福尔摩斯或奥利弗·退斯特的巴黎和伦敦。从宏观地理的层面看，他研究了不同人物在不同国家或殖民地的活动。这些地形学统计在该书1997年发表时颇具独创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令人吃惊！它们为对大都市的感知和再现的地理学反思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些统计还为小说兴起史、历史小说的跨历史模式、文化空间的非共时性等研究提供了宝贵借鉴。莫莱蒂的著作之所以成为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典范，是因为他将文学和地理学融会贯通，并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史学视角之下。
有必要指出文学与地理学或地理学与文学间的联系。如果说探索人类空间的可能性是地理学的特性，那么文学也具有同样的特性，因为任何文本都在空间里，文本主题的展开也在空间中进行。当然，联系不仅涉及地理学。在其他空间科学中，建筑和城市规划与文学的交集也日益扩大，联系也越来越频繁。它们与文学的联系方式同文学与地理学的结合关系类似，即建立了一种相互性。文学走进城市规划，建筑渗透文学。埃维莉娜·加尔文将建筑设计定义为“衰弱的”设计，她界定的“衰弱”与基阿尼·瓦蒂莫“衰弱的思想”中的定语同义，该设计为一种倾向于实验主义、对话主义和开放的设计。文学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它是想象过程的拱顶石，想象过程实际上是建筑和城市规划过程的补充，是一种强有力的（而不是软弱的）补充。加尔文的构想首先在弗莱维亚·斯齐亚沃（Flavia Schiavo）的《巴黎、巴塞罗那、佛罗伦萨：形状与讲述》（Parigi,Barcellona,Firenze:forma racconto，2004）中获得了实际应用。为了研究19世纪以来这三个大都市的演变，斯齐亚沃搜集了一系列可以提供地理参考的文学再现。她所依据的原则是：城市空间不仅仅是我们圈画在地图上的抽象框架，还是一个文学得以在时间中去探索的思想和情感框架。她问道：“通过假设，我们可以赋予文学再现另一个创造性的角色，但这种创造性将会与传统的资料来源和正统的文献融为一体吗？”[76]她在后面几页继续写道：“不可否认，文学本身也意欲揭示某个真实——但这一真实通常是主观的，并由一种修辞的力量激活，一般来说，这种力量不能辐射普遍的、规范的或全部的领域。和城市设计的规范相反，文学描述并不是普遍适用的（erga omnes）。”[77]那么再回头来看客观与非客观间的差距。弗莱维亚·斯齐亚沃沿着与瓦蒂莫和后现代派同样的路径，通过把决定论相对化而克服了困难：“但是不是真的能够确定存在着可以再现真实的描述系统？如果真的存在（我们对此表示怀疑），为什么它们应该要参考技术语言？另外，难道不是每个再现系统都只表达一种内在的和相对的真实，一种其独有的真实吗？……小说中出现的想象的地形学和地图上真实的再现间的差距真的是不可逾越的吗？”[78]这段话预见了时时困扰着我们的有关指涉性的争议问题。它还引发了另外一个仍然含混不清的问题：文学视角的横向迁移性问题，文学向整个空间性研究领域的拓展可能问题，以及文学的中心性问题等。
文学的无序与秩序
为什么，突然之间，文学在之前它毫无地位的几个学科引发了如此多的关注？这是个新现象，留给批评的距离还不够，我们不能给出一个合适的答案。认为在一个趋于相对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语境中，在一个失去了主导秩序和意义的环境中，文学进入一个不同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年代，这仍旧不合适（因为请不要忘记：对于古希腊人来说，文学是如此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世界认知的具体形式中，以至于它并不具有独立的存在形式）。存在坐标的破碎导致了时间和空间的错乱。如果这里涉及的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无差别的肯定性，那是因为这种错乱产生于地标的丧失。但地标并不是必要的。至少，它们并不总是符合欧几里得或笛卡尔的观点。地标在点中，在无数的点中，它们在知识的视阈中显出轮廓。知识的视阈是不可计数的视阈中的一个，这些视阈在强大知识的唯一直线——进步的直线步入歧途后膨胀发展。这种（有益的？）破裂的后果并不仅限于文学领域。在对于世界的解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后果。断言决定论已死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假如可做此论断，那么它将为文学带来不同的结果。第一个结果便是让文学实践者和理论者安心的馈赠。确实，文学在每次跨越决定论领域的限制时所冒的风险将会部分消除甚至是完全消除。我们将在一个不确定的框架中发展，远离一切决定论意愿。文学仍扎根于熟悉的相对的世界中，而那些“硬”科学，“强大的”、“绝对的”、决定论的学科将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笼罩着我们社会的模糊不清之中。边界将变得可渗透，它会被一个可被无限次越过的门槛所替代。第二个结果是由第一个演变而来的：文学的传统范式成为矩形。作为软弱本体的象征性载体，文学被再次拉回中心并重新在男性和女性的认识论世界中找到荣耀的位置。很显然，文学在这个整体中的位置与人们赋予世界的相对性的程度绝对地相关。
其他学科能从文学中得到什么“教诲”？从前面的讨论可以明显得出文学的特点在于其纯粹的话语性，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更先验的独创性了。这一虚构的、自我指涉的话语性，经常远离世界，对世界没有影响，但最终会呈现出其教育意义。真实观的倍增与后现代同存。这种真实感曾一度集中在决定论的绝对之中和文学话语的无限延展性里。文学话语在变化的点和分叉的线之间构成一种熵的进步范式，而后转变为生命线，在人类的手中刻下命运。在《希罗多德的镜子》（1980）中，弗朗索瓦·阿尔托格认为研究员就是土地测量员，“是古希腊的游吟诗人，即这个词的第一重含义：是把一些空间和另一些空间缝在一起的人，是关联者，所关心的是把一些空间和另一些空间持续不断地联系起来，直到人类居住世界的尽头”[79]。缝纫一直都是文本的特点，它既是质地也是面料，现如今，所有的科学类别都参与到舞台装饰幕的赶制中，这个装饰幕反映了当今世界难以估量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学科都涉及这种以文学为范例（exemplun）的学科交叉。在一系列以饱和为传统特征的学科景观中，文学承担起不稳定载体的作用。决定论尝试穷尽世界，寻求绝对的全面彻底性。这正是为文学所痛恨的。文学所追求的是世界的创造和其魅力的不断再现（réenchantement）。但，文学范式不止步于此，当其滋养理论时，它就能够提出解决方法和适应可变环境的再现模型。在《时间与叙事》中，保罗·利科一再阐述模仿的辩证法，它使处于模糊中的预塑的整体成为由叙述塑型的整体，继而又成为由读者重塑的整体。这三重运动是自发的，就像思想一样，在它希望的地方吹动。文学的话语性也具有这个本质。它自由地分叉，但是始终可以进入理论的元话语而不是将其独占。正像利科所说的那样：“只有小说能够让自己处于微醺的状态，因为即使是在映射和描绘经验的时候，它仍然是虚构的。”[80]醉酒状态有助于越界，当醉酒持续，但仍然不足以致命时，醉酒——这种“微醺”——会在越界中建立话语。
注释
[1]Ilya Prigogine,Isabelle Stengers,La Nouvelle Alliance[1979]，Paris,Gallimard,coll.«Folio»，1986，p.127.
[2]同上，第106页。
[3]Danilo Kiš，Jardin,cendre[1965]，paru dans le volume Le Cirque de famille,traduit du serbo-croate par Jean Descat,Paris,Gallimard,coll.«L'Imaginaire»，1989（1971），p.124.
[4]Danilo Kiš，Jardin,cendre[1965]，paru dans le volume Le Cirque de famille,traduit du serbo-croate par Jean Descat,Paris,Gallimard,coll.«L'Imaginaire»，1989（1971），p.121.
[5]Jean-Paul Auffray,L'Espace-temps,Paris,Flammarion,coll.«Domi-no»，1996，p.54.
[6]Jean-François Lyotard,Le Postmoderne expliqué aux enfants[1988]，Paris,Le Livre de Poche,coll.«Essais»，1993，p.110-111.
[7]Hans Meyerhoff,Time in Literature,Berkeley,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nia Press，1955，p.104.
[8]Paul Virilio,in L'Espace critique,Paris,Christian Bourgois，1984，p.15.采用了同样的表达但意义略有不同：“在按照年代顺序和历史流逝的时间后，还有一种瞬间乍现的时间[……]文学或电影上的时间的表面化。”
[9]Gianni Vattimo,Pier Aldo Rovatti，«Premessa»，in Il pensiero debole[1983]，Gianni Vattimo,Pier Aldo Rovatti（ed），Milano,Feltrinelli，1997，p.20.
[10]Filippo Costa，«L'uomo senza identità di Franz Kafka»，in ibid,p.225-226.
[11]Hermann Lübbe，«Der verkürzte Aufenthalt in der Gegenwart,Wand-lungen des Geschichtsverständnisses»，in Postmoderne oder Der Kampf um die Zukunft,Peter Kemper（ed），Frankfurt am Main,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88，p.145.
[12]Homi K.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 New York,Rout-ledge，1994，p.1.
[13]Ilya Prigogine,Isabelle Stengers,La Nouvelle Alliance,op.cit.，p.366.
[14]Alain Robbe-Grillet,Pour un nouveau roman[1961]，Paris,Minuit,coll.«Critique»，1986，p.22.
[15]Paul Ricœur,Temps et récit[1985]，vol.3，Paris,Seuil,coll.«Points»，1991，p.61.
[16]Georges Poulet，Études sur le temps humain[1964]，vol.3，Paris,Plon,coll.«Presses Pocket»，1989，p.12.
[17]同上，第40页。
[18]Maria Luisa Dalla Chiara Scabia，«Istanti e individui nelle logiche tem-porali»，in Rivista di Filosofia,n.64，1973，p.99.
[19]同上，第99页。
[20]Gilles Deleuze,Le Pli.Leibniz et le baroque,Paris,Minuit，1988，p.105.
[21]Gilles Deleuze,Félix Guattari,Mille Plateaux.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2，Paris,Minuit，1980，p.15.
[22]Mikhaïl Bakhtine,Esthétique et théorie du roman,op.cit.，p.223.
[23]Jorge Luis Borges,Fictions[1944，1956]，traduit de l'espagnol par Paul Verdevoye,Nestor Ibarra,Roger Caillois,Paris,Gallimard,coll.«Folio»，1974，p.103.
[24]同上，第100页。
[25]Gilles Deleuze,Claire Parnet,Dialogues,Paris,Flammarion,coll.«Champs»，1996，p.122.
[26]Ilya Prigogine,Isabelle Stengers,La Nouvelle Alliance,op.cit.，p.189.
[27]Ilya Prigogine,La nascita del tempo[1988]，Milano,Bompiani,coll.«Saggi tascabili»，1994，p.42.
[28]同上，第44页。
[29]Ilya Prigogine,La nascita del tempo[1988]，Milano,Bompiani,coll.«Saggi tascabili»，1994，p.71.
[30]这个定律引起了很多现代作家的关注。在1923年，在剧作《亚努卡，菲兹科德的女儿》（Yanulka,fille de Fizdej ko）中，斯坦尼瓦夫·伊格纳齐·维特凯维奇（Stanislaw Ignacy Witkiewicz）提到了“熵的超越”，影射了爱因斯坦的理论。
[31]Yuri Andrukhovych,Andrzej Stasiuk,Mon Europe[2000]，traduit de l'ukrainien par Maria Malanchuk et du polonais par Maryla Laurent,Montricher（Suisse），Les Éditions Noir sur Blanc，2004，p.150.
[32]Pierre Ouellet,La Poétique du regard.Littérature,perception,identité，Limoges,Québec,Pulim,Septentrion，2000，p.337.Dans Écrire L'espace,Saint-Den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Vincennes，2002，p.14。关于这一点Marie-Claire Ropars-Wuilleumier指出：“如果写作是空间，在其原始的反掌握中，写作通过它在后退时留下的印迹创造了空间：不可分开的二重性，这种悖论等着被打开。”
[33]Brian McHale,Postmodernist Fiction,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87，p.181.
[34]Brian McHale,Postmodernist Fiction,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87，p.58.参见Roland Barthes，«Littérature et discontinu»，in Essais critiques[1964]，Paris,Seuil,coll.«Points»，1981.在这篇发表略晚于《动》的文章中，巴特为布托辩护，后者因为很明显地按照任意的美国州名字母顺序安排了文本而招致批判：“从形式上来说，字母顺序还有另外一种效力：它打破和放弃了各州‘自然的’密切关系，迫使人们发现其他关系，它们和前一种关系一样聪明，因为这种领土组合的涵义在被列入《宪法》壮观的字母表之后就表现出来了。总之，字母表的顺序意味着，在美国，除了抽象的空间，没有连续的空间”，另见此书第180页。
[35]Louky Bersianik,Le Pique-nique sur l'Acropole[1979]，Montréal,Typo，1992，p.55.
[36]Marc Brosseau,Des romans-géographes,Paris,L'Harmattan，1996，p.79.布罗索并不是唯一注意到这个现象的人，也不是第一个。例如，参考Otto Friedrich Bollnow,Mensch und Raum[1963]，Stuttgart,Berlin,Köln,Mainz,Verlag W.Kolhammer，1980.
[37]Joseph Brodsky,Loin de Byzance[1986]，traduit de L'anglais par Véronique Schiltz,Paris,Fayard，1988，p.363.
[38]参见Franco Farinelli,I segni del mondo.Immagine cartografica e discorso geografico in età moderna,Firenze,La Nuova Italia，2000，p.249：“归根结底，从近处看，地理批评不是别的，它是公开对既定政权给以绝对意识形态支持的资产阶级地理的最初形式。”圣贤们是不会对这个领域感兴趣的。豪斯霍费尔在1944年被监禁于达豪，在同年7月20日反希特勒的袭击后，他于1945年11月被撤掉了荣誉教授的头衔和待遇。1946年3月，他和配偶一起自杀。
[39]Fernand Braudel,Les Ambitions de L'histoire[1997]，Paris,Le Livre de Poche，1999，p.59.
[40]Fernand Braudel,Les Ambitions de L'histoire[1997]，Paris,Le Livre de Poche，1999，p.59-60.
[41]John Berger,The Look of Things,New York,Viking，1974，p.40.
[42]Daniel Bell,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New York,Basic Books，1976，p.107-111.
[43]Edward Soja,Thirdspace.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Malden,MA,Oxford,Blackwell，1996，p.169.
[44]Gilles Deleuze,Claire Parnet,Dialogues,op.cit.，p.48.
[45]同上，第31页。
[46]Marie-Claire Ropars-Wuilleumier，Écrire l'espace,op.cit.，p.8.
[47]Georges Perec,Espèces d'espaces[1974]，Paris,Galilée，1985，p.71.
[48]同上，第14页。
[49]Paul Virilio,L'Espace critique,op.cit.，p.42-43.
[50]Ilya Prigogine,Isabelle Stengers,La Nouvelle Alliance,op.cit.，p.150.
[51]Pierre Ouellet,La Poétique du regard,op.cit.，p.333.
[52]Marie-Claire Ropars-Wuilleumier，Écrire l'espace,op.cit.，p.9.
[53]Mikhaïl Bakhtine,Esthétique et théorie du roman,op.cit.，p.237.
[54]同上，第251页。
[55]Julian Holloway,James Kneale，«Mikhail Bakhtine.Dialogics of Space»，in Thinking Space,Mike Crang,Nigel Thrift（ed），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0，p.84.
[56]Evelina Calvi,Tempo e progetto.L'architettura come narrazione,Mi-lano,Guerrini，1991，p.22.
[57]Fernand Braudel,Les Ambitions de L'histoire,op.cit.，p.102.
[58]同上，第102页。
[59]同上，第103页。
[60]Daniel-Henri Pageaux，«De la géocritique à la géosymbolique.Regards sur un champ interdisciplinaire:littérature générale et comparée et géographie»，in La Géogritique mode d'emploi,op.cit.，p.129.
[61]Emmanuelle Tricoire，«Géohistoire»in EspacesTemps.net,Mensu-elles，18 juin 2003.
[62]参见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Cambridge,MA,Blackwell，1990，尤其是题为«Individual spaces and times in social life»的第13章，p.211-225.
[63]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Cambridge,MA,Blackwell，1990，p.240.
[64]Fernand Braudel,Les Ambitions de L'histoire,op.cit.，p.113.
[65]Edward Soja,Thirdspace,op.cit.，p.47.
[66]Jean Giono,L'Eau vive[1943]，Paris,Gallimard,coll.«Pléiade»，tome 3，1972，p.205.
[67]Hervé Regnauld,L'espace,une vue de l'esprit?，op.cit.，p.9.
[68]Marc Brosseau,Des romans-géographes,op.cit.，p.17.
[69]参见John K.Wright，«A Plea for the history of geography»[1926]，in Human Nature in Geography,J.K.Wright（e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p.11-23.
[70]参见Derek Gregory,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Cambridge,MA,Blackwell，1994.
[71]Marc Brosseau,Des romans-géographes,op.cit.，p.31.
[72]同上，第59—60页。
[73]Maria De Fanis,Geografie letterarie.Il senso del luogo nelL'alto Ad-riatico,op.cit.，p.36.
[74]Yuri Andrukhovych,Andrzej Stasiuk,Mon Europe,op.cit.，p.83.
[75]Caren Kaplan,Questions of Travel.Postmodern Discourses of Dis-placement,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p.144.
[76]Flavia Schiavo,Parigi,Barcellona,Firenze,forma e racconto,op.cit.，p.56.
[77]Flavia Schiavo,Parigi,Barcellona,Firenze,forma e racconto,op.cit.，p.67.
[78]同上。
[79]François Hartog,Le Miroir d'Hérodote[1980]，Paris,Gallimard,coll.«Folio»，2001，p.505.
[80]Paul Ricœur,Temps et récit,vol.3，op.cit.，p.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