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我将证明他们全都大错特错
我在生命学院住院期间，哥哥厄尔和妹妹艾琳偶尔会来探望我（但我现在完全不记得他们来过）。他们对那个时候的我印象十分一致：我胖了很多，动作迟缓，好像僵尸一般。那都是拜药物和电休克治疗所赐。妈妈也来看望过我，但我对她的来访几乎没有印象，只有一次格外令我印象深刻。那一次，她来探望我时，提议我们开车去兜兜风，并且获得了院方的许可。那让我开心至极，对我来说，能够出门可是件大事，毕竟我被关了那么久，一直无法呼吸新鲜空气，也很久没能仰望蓝天。所以，出去兜风对我来说是一件天大的美事。
我和妈妈开车离开生命学院后不久，驶入了一家加油站，突然下起雨来，我就从车里跳出来，伫立雨中，欢呼雀跃，很可能还曾飞速转圈儿，放声大笑。很多细节我都想不起来了，但我记得我那天穿了一件泡泡纱小裙子，还有就是我真的开心到了极点！
但是，此情此景却把我妈妈吓呆了。“你在干什么？”她立刻冲我大喊，“快给我回车里去！”
我上车之后，她就说要立刻返回医院。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问她：“你说什么？我这都多长时间没有出来玩了，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在我看来，我是发自内心地享受自由，所以表现得欢呼雀跃，但这在我妈妈看来却是一个疯子又犯病了。她赶快把我送回学院，她自己很可能也饱受惊吓，感觉我的病情好像突然间加重了。可怜的妈妈总是努力想做“对”的事，却总是徒劳无功。
乐趣无穷，受罚也值
像我这种常年被关起来的住院患者，那种百无聊赖之感实在难以言表。看似矛盾的是：一方面，这里有很多我之前描述过的那类“内心戏”；另一方面，这里却又如此沉闷无聊。塞伯恩形容这里是“一片火山遍布的冰封大地，你会发现一会儿这里有火山喷发，一会儿那里有火山喷发，但总的来说，这片土地贫瘠不堪”。此间最有趣的项目就是到“团体治疗室”看电视。但是，全体患者必须就看哪个频道达成一致，对于像汤普森2号病区里不同年龄段的一群患者来说，这是很困难的。无论如何，我们需要经常变着花样找些新鲜的消遣方式。
我们病区里有个十几岁的孩子曾经学过开锁，她很擅长此道，尽管我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学到的这项特殊技能。就在我快要出院时，有一天夜里，在我们病区的看守熟睡之后，我们四个小伙伴：“开锁匠”、塞伯恩、另一个孩子和我，决定尝试一下“越狱”，心想那种滋味一定很有趣。我们商定好那一天晚上都不吃安眠药。晚上11点钟左右，“开锁匠”娴熟地把门打开，然后，我们四个紧张兴奋地跑到了一间阁楼上，那边堆着很多医用的旧假肢。最终，我们在那里发现了出口，便下定决心逃窜出去，就那么堂而皇之地站在精神病院蔚为壮观的中央大楼前面。我们当时一定都在大笑，庆祝我们所做的一切。
接下来，问题就变成：“现在，我们干点什么？”毕竟，我们并不是真的打算逃出医院，这只是一个恶作剧罢了。于是，在那一刻，我们突然开始担心要如何收场，我们四个身着睡衣、脚踩拖鞋，不得不在半夜三更溜过大楼的门卫室，心中祈祷可千万不要碰到什么倒霉事。最终，我们很可能受到了院方的责罚，具体情形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什么惩罚都无所谓，为了那个疯狂的荣耀时刻，受什么责罚都值得！
尊敬的奥布莱恩医生，
我害怕的是什么？我怕我永远都不会结婚，所以待在这里也算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好理由；我怕以后我会变成社会上的怪人，所以打破窗户也算是更像怪人的一个好理由；我怕变瘦也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就这么胖着吧，以避免发现这个真相：即便我变瘦，我也远远不如艾琳那么受欢迎，所以我干脆接着胖下去好了。即便我很瘦，恐怕我妈妈也还是不会爱我，所以还是接着胖下去就好。
在写作此书时，我发现了一封像上面这样令人尴尬至极的信。我把它收入本书，为此必须赞赏自己的勇气。我之前给你们看的那首小诗，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我那时的感受。我很疯狂。为什么我会那么反复地颠三倒四？我也不清楚。我清楚的是自己不想待在生命学院，但不清楚自己当时到底是怎样的精神状态，只是对那首小诗描绘的痛苦和伤感还依稀有些印象。我觉得自己现在终于可以为那个女孩而哭泣了，或许正是因为那些经历，我才能成为一位很棒的心理治疗师：因为我能理解我的患者的感受。
塞伯恩的故事
每当我们做出院方严禁的行为，比如自我伤害或是反复自杀时，就会被关进禁闭室。那里通常是四面围墙，为的是从外部为患者提供安全包容的环境，因为那些患者往往无法从自身内部感到安全和被包容。同时，那个地方会对患者构成威慑，能够减少他们的违禁行为。我是禁闭室的常客，最后一次被关了长达3个月，从1962年11月一直被关到1963年2月。即便是在那个年代，能关那么久也很不可思议。我在关禁闭时被禁止吸烟，也不能和其他患者接触，但实际情况并不像规定的那么严格。
正是在那一次关禁闭期间，我遇到了长我几岁的塞伯恩。我们立刻成了好友，建立起了坚不可摧的亲密友情，我们仿佛是并肩战斗的战友。很久以后，我才逐渐了解她早年的生活。
就像我的很多患者一样，塞伯恩过往遭受创伤的程度比我要严重得多。她最早被收治入住汤普森1号病区，那是生命学院相对开放的病区，但在半年之后，就被转到汤普森2号病区。
在关禁闭期间，尽管按照规定我不能接触其他患者，但实际上我可以和塞伯恩保持交流。每当护士不留神时，她就会偷偷溜到我这里，我坐在床边，她站在门口，然后我们开始聊天，还会一起抽烟。我们逐渐成为最亲密的朋友，部分是因为我们都很能惹是生非，经常一起“荣登”住院患者晨间报告的显眼位置，那里通常列举着患者的种种“罪行”。
那个时候，我抽烟抽得很频繁，大约每天抽3包，但其实，关禁闭是禁止吸烟的。有时，护士会大发善心，允许塞伯恩站得离我近一些，这样我就能在她吞云吐雾时跟着沾点光，也吸上两口。那可真是正宗而浓烈的二手烟！
所谓惩罚于我却是一种安慰
“关禁闭”这种威吓方式能够有效震慑那些院方认定的混乱失常行为，对这个病区里的大多数患者来说确实十分奏效。但是，我常常比较喜欢关禁闭带来的安全感，出于同样的理由，我有时也乐于接受冷裹法治疗。
作为行为治疗师，回望早年在生命学院度过的时光，我常常觉得“关禁闭”一直都在强化最初导致我被关的那些行为。原理大致是这样的：我表现得很糟糕（破坏财物、引发冲突），然后我被关禁闭，按理说，关禁闭应该让我感觉痛苦和受到惩罚，但实际却适得其反，我喜欢关禁闭带给我的安全感，于是，我会表现得更坏，以便更多地被关禁闭。工作人员处理我糟糕行为的方式（关我禁闭）反而是在强化我的问题行为。我并不认为他们是有意为之，这更像是一种无意识的处理方式，但是，没有人发现这个“反应方程式”。（今天，我的很多患者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他们的自杀行为一直都会因为去医院而受到强化，因为在那里可以得到重视和关心，其中的逻辑和我当年的情况很类似，但同样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尊敬的奥布莱恩医生，
我就是想大哭，大哭，大哭，麻烦就在于我不能哭。我连一扇窗户都不能打破，因为我是这里的常客，他们把我盯得死死的。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随时要爆炸的炸弹，却找不到引爆之法。我被层层包裹着，完全没有自由。坦白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奥布莱恩医生，我不能再这样活着。我必须想办法出去。我想把面前的所有东西都撕得粉碎，把它们扔得越远越好。我只是不敢相信，如果我能从这里出去，我会有同样的感觉。
我好像非常恨你，但似乎又不是真的恨你。我确定我想回家，然后去找诺克斯医生看病。请你快点放我出去吧！
真诚的玛莎
在我失控时，她的牺牲温暖了我
就在我出院前的那几个月，我和塞伯恩都被安排入住布里格姆病区，那里相对汤普森1号和2号病区来说更加开放。院方认为我们的行为已经有了足够的改善。那时，我深感振奋，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出去看看外面的天空了。我还记得我有一次站在椅子上，随着我最喜欢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挥舞双臂，我一度很擅长演奏那些曲子。
我在汤普森2号病区时，偶尔会用闪着微弱火焰的香烟烟蒂烫伤自己。对于那种注视自己的皮肤先是逐渐变红，然后因为二度烧伤而破裂起泡的感觉，我曾有一种病态的迷恋。每次那么做都相当于让自己遭受一次二度烧伤，真的很疼，但我并没有因此而罢手。每当护士发现后，通常都会给我下达数周的禁烟令。
在搬到布里格姆病区时，我已经没有了自我烫伤的冲动，或者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有一天，我又有意识地烫伤了自己，然后有条不紊地在手腕上做了一个完整的烧伤环，看起来就像一个手镯。我完全是有意这么做的，但同时，我又好像是一个旁观者，看着自己被这样对待，仿佛是别人正在烫伤我的手腕。
我很清楚，如果被护士看到这些烫伤的部位，我的麻烦就大了。我将会被遣送回汤普森2号病区。我的解决办法是在上金属制品课时给自己制作一个铜手镯，用它把烫伤的部位遮掩起来。这样确实能帮我打掩护，但也自然引发了伤口感染，烫伤部位逐渐化脓溃烂，看起来是红绿相间的颜色，还有积液渗出。我迫切需要涂抹抗生素药膏，同时还必须对此保密。
塞伯恩真是个好心肠的家伙，她偷偷溜进城里，在一家药店买到了抗生素药膏，然后又偷偷溜回我们的住处。在我的印象里，她为了不被逮住，是从窗户爬进爬出的。但是，塞伯恩现在和我说她那时没必要那么做，因为她有权自由进出。但无论如何，院方都不可能允许她进城，一旦被发现跑出了学院的范围，她一定会被遣送回汤普森2号病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塞伯恩当时冒了极大的风险对我施以援手。如果说我在生命学院的日子尚有片刻温情，那么她给予我的正是那样充满关心和爱的温馨时刻。抗生素药膏很管用，我的伤口逐渐愈合了，而且这件事始终都没露馅。
我的手腕上至今留有手镯模样的一圈疤痕。这些疤痕无法消除（除非是做大手术），曾经的自伤行为让我遍体鳞伤，留下的疤痕也会终身相伴。我或许可以尝试隐藏，但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能掩藏疤痕的，比如，在游泳、试穿新衣服和看病等时候。时至今日，很多人看到这些疤痕都会问我发生了什么（即便是在电梯中，我也碰到过不止一次）。我一律简要回应：“嗐，那都是年轻时候的事了。”
判断失误
就在这个小插曲过后不久，大约是我出院前一个月，我和塞伯恩都卷入了一场在我的治疗记录上被院方标记为“判断失误”的行动。那是4月的一天，天气十分炎热，我和塞伯恩以及其他几个女孩决定一起到河边野餐，距离目的地步行大约不到1英里[1]。尽管这次出行并没有特别获得院方批准，但在那个时候，院方的确允许我自由外出。我们的目的地是河对岸的沙滩，我们可以从这边的河岸清晰地看到那里，那里看上去很吸引人。我们买了一些三明治和啤酒，开始向查特奥克桥出发。到达对岸之后，我们才发现想要抵达那边的沙滩，还必须穿过一片臭气熏天的污泥。无论如何，我们最终到达了目的地。
三明治也吃完了，啤酒也喝光了，我们着实很享受地晒了一会儿太阳，很可能还在河水中泡了一阵子。当时，天气应该还是挺冷的。到了该返程的时候，塞伯恩提议说：“我可不想再从污泥中穿过去，我想要游到对岸。”我很赞同这个主意，估计我们两个都把自己当成游泳健将了，而且觉得这样一定很好玩。倒也不是因为别的什么，主要是我们都被“圈”起来那么久了，反正我们当时横竖就觉得游泳过去是最佳选择。另外两位更加理性的同伴不同意这么做，她们冒着被弄脏的风险，带着我们野餐用的一大堆东西，走回了桥上。
康涅狄格河流经此处时变得十分开阔，我们也注意到了这点，但这并没能阻止我们冒险。而且，我们也的确不知道该流域的水流到底有多“凶险”。塞伯恩一马当先跳进河里，干得漂亮，她距离大桥越来越近。游到第一个桥墩时，她停在那里转身寻觅我的踪影。我也跟着她纵身跳进河里，然后瞬间就感觉自己被水流卷走了，而且几乎彻底失控了。我能听到塞伯恩大声呼喊：“跟着水流走，玛莎，顺势而为！”我当时能做的也只有随波逐流。我决定侧身游泳，似乎这样能让自己获得一些掌控感。我能看见河对岸，也知道自己应该努力靠岸。“游吧！游吧！游吧！”我一直这么自我激励，也确实有所进展，但我的力量还远远不够。我开始感觉自己就要沉下去了，我万分惊恐地对塞伯恩尖叫道：“我快要淹死了！我就要沉底了！”
我就那样一直被拖着沉到水下，但我每次都能挣扎着重返水面。我不能放弃，因为如果顺着水流方向漂流，我就会撞到河对岸的一堵墙，而且那堵墙很高，我根本翻不过去。我只能选择对抗暗流的力量，就在我发疯似地开足马力游泳时，我发现有两个人站在岸边看着我挣扎。最后，我安全渡过了河，尽管离我预期的下游很远。我爬到遍地草丛的岸上，栽倒在地，筋疲力尽。我抬起头，发现刚才那两个人还站在原处盯着我看，我就质问她们：“你们为什么见死不救？”其中一个人笑着说：“哦，因为你每次刚刚沉下水面，就突然又冒出头来了。”
谢天谢地，我心中暗想。
塞伯恩回忆说当时一定有人报了警。于是，我们的这次“判断失误”就演变成了一个大麻烦。当我和塞伯恩返回学院时，我们的短裤和T恤衫还在不断往下滴着康涅狄格河的臭水。警察已经将所发生的事通知了医院。我们很清楚这回可惹上了大麻烦。工作人员冲我们大喊大叫，不停地说些“你们怎么这么愚蠢”“你们很可能已经感染了，搞不好会因为细菌感染丢掉小命”之类的话。
我们两个都必须接受大剂量的破伤风、斑疹伤寒和其他几种疫苗的注射，因为这条河的污染十分严重。院方对我的惩戒方式就是不准我按原计划出院，针对塞伯恩的惩罚则是禁止她和我说话。其实，他们一直都要求塞伯恩不要搭理我，因为他们早就认定我总会对她有不良影响。
在我们纷纷离开生命学院后，我和塞伯恩就失去了联系。不过，她在几年之后又找到了我。我当时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助理教授，她是一个社会工作项目的学生，她的老师要求她阅读一篇论文，碰巧那篇文章是我写的。于是，她写信询问我是否就是她认识的那个玛莎·莱恩汉。我们终于在西雅图相见了，我还清晰记得她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些药，那是我们之前在生命学院时服用的处方药。我们开怀大笑，决定各自保留一颗，用以纪念往日时光。我们一直都是挚友，每年夏天都会在距离她家不远的波士顿会面。我们俩后来都是心理治疗师，而且也都著书立说，提出了自己认为非常重要的心理治疗方法。[2]
尊敬的奥布莱恩医生，
我此刻伪装得很好，但听到你和我父母说我还要在这里待那么久，我就真的感到万分沮丧。我和我父母交谈过，因而直接得知了这个结果。我现在五味杂陈。内心深处感到如此抑郁、低落、胆怯、绝望和不幸，但是，在大家眼里，我却是笑容满面。我感到自己好像被撕裂、揉碎并用力碾压挤进到了什么东西里。再一次堕落让我深感罪恶，因为我根本无法消除那种罪恶感，即认为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我真是故意这么做的吗？我感觉很糟糕，很糟糕，很糟糕，但我无能为力。
玛莎
奥布莱恩医生的爱能让我活命，但还远远不够
我被关禁闭长达“一年”之久，这简直闻所未闻，而且足以表明我在那一时期的行为表现一定十分混乱失常。不过，我还是在两个月后出院了。我是被奇迹般地治愈了吗？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我当时出院主要基于两个现实问题。
首先，因为我的精神科医生奥布莱恩即将离开生命学院，在这个关头，让其他医生接手我这个病例的确颇有挑战。可怜的奥布莱恩医生，他当时不过是一个年近30岁的年轻住院医生。根据病历，我在住院期间是“整个医院最麻烦的患者之一”，而且还是他的第一位患者。我很快就变得非常依恋他，后来才发现其实他对我同样很依恋。
在出院后的一两年里，我依然会继续写信给奥布莱恩医生。有时是表达一些无法当面言说的感觉，有时只是发泄情绪，有时则会告诉他我的近况。我最近找到了这样一些信件，我会将它们收入本书。现在，我在读这些信件时感到很紧张，而且非常羞愧，因为我对写这些信的那个人已经全无印象。不过即便如此，这些信件还是能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我之后提出的一个概念：“表面的胜任力”（apparent competence）。接下来，我还会详细说明这个概念，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人单从外在来看能够掌控生活，但她的内心却处于彻底的情绪混乱和痛苦之中。
我的内心经常会体验到强烈的痛苦和折磨，但同时外在又表现出一个“佯装完整”（put-together）的自我。在写给奥布莱恩医生的信中，我曾经将自己的这两个方面称为“外衣”（top coat）和“内衣”（bottom coat）。有时，我能清楚意识到自己正在隐藏痛苦。在其他时候，或者大多数时候，我可能认为我在表达痛苦，但我并没有真正表达到位。人们似乎看不到那个真正的我，那个深陷痛苦中的玛莎。多年以后，我去看望高中时代的校长，我问她：“那时为什么没有人做些什么来帮助我？”她回答道：“玛莎，我们当时根本就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
对于深陷绝境中的人来说，其实这种情况颇为常见。我的很多患者都和那时的我有着相同的行为模式。对此，我曾这么形容：
有时，你倾向于表现得有能力应对日常生活，在其他时候，又表现得似乎那种别人所观察到的能力压根就不存在，这会让观察你的人颇感意外。[3]
有一位患者曾经告诉我，她在开始某次治疗会谈时深感恐惧。当我询问原因时，她提到是因为我在之前会谈时说的一些话。那些话让她非常难过，但她的难过在我看来并不明显。有时，她会在某次会谈结束时放声大哭，说我之前的一些话对她来说完全没用。
于是我告诉她，假如我的某些言行惹她不快但她却不如实相告，我就很难改正这些行为，她回应说，她以为她已经告诉过我了。所以，接下来治疗的关键就是：每当我的言行令她感到受伤时，她就需要练习对我如实相告。
同时，我们也会针对她和她父亲的相处方式开展工作，她的父亲常常对她说一些很不认可并且很冷漠无情的话，这正是她的痛苦之源。但现在的情况却变成她在用对待她父亲的方式来对待我——换言之，时至今日，她父亲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会给女儿造成怎样的影响都还一无所知。
她对我说：“我爸爸应该很清楚我过得有多么不开心。”但实际上，她的父亲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她从来没有和他把话说清楚。而且，相当肯定的是，在她和父亲挑明实情之后，她的父亲就改变了自己的行为。他确实不知道自己以前的做法给女儿造成的种种影响。
我和这位患者很像，内心翻滚着巨大的情绪混乱和不快，但并没有让身边人看到。我看起来总是一副“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样子，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单有慈悲是不够的
在我的印象中，奥布莱恩医生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什么刻薄的话。我真的很难想象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作为一位年轻的治疗师，他当时还只是一位住院医生，在治疗像我这样的患者时一定很有压力。我知道他已经竭尽全力了，但他的做法还不足以真正帮助到我。那时，没有人能够真正帮到我。
我会向人们诉说我有多么悲惨，然后人们就会倾听我的诉说——深怀慈悲的奥布莱恩医生会倾听我诉说衷肠。法国小说家乔治·贝尔纳诺斯对此有很完美的描述：“我很清楚，来自他人的慈悲在最开始时会令人深感解脱，我对这一点绝无轻视。但是，这种慈悲并不足以将痛苦连根拔起，它会像镂空的筛子一样穿过你的灵魂。”[4]也曾有人一语中的：“光有慈悲是不够的，你必须采取行动。”缺乏行动的慈悲就仿佛落入了这样一种情境：你走进一间白色的狭小房间，那是某人的专属“地狱”，你感受他的痛苦，渴望帮他“越狱”，但你永远找不到让他逃脱出去的门。
奥布莱恩医生不知如何行动才能帮助我。或许没有人知道应该采取什么行动。现在看来，心理干预理应以审慎收集的生理证据作为研究对象，但是，这些数据根本就不会出现在那个时代医疗会议的投影屏幕上。那时的治疗思路十分简单，科学家根本不重视通过研究来收集患者的相关数据，也不会基于这些证据来开发心理疗法。
我遵照医嘱服用了大量精神药物，难怪会变成一具僵尸！或许药物治疗只会让我的情况恶化，而不是有所改善。当时的精神分析治疗对我也没有帮助，而且很可能加剧了我的病情。
离开生命学院后不久，我去拜访了奥布莱恩医生和他的太太，他们住在佛罗里达州。很久之后，当我成为华盛顿大学的终身教授时，我写信告诉了他这个好消息，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为我感到高兴。之后，我们通过电话交谈。他向我诉说他在生活中经历的种种磨难，也告诉了我他之前有多么爱我（而且，看起来他现在也还爱着我）。不久之后，他就撒手人寰了。我一直都很遗憾没有机会再去看望他。那种感觉就仿佛是形势发生了反转，如果我能更多地关心他，他一定会万分感激，这和当年他照顾我时的情形如出一辙。
回到我当时的情况，既然奥布莱恩医生即将从生命学院离职，那么就需要给我安排其他医生，除了这第一个现实问题，第二个致使我提前出院的现实问题就是，学院认为我的治疗前景十分黯淡。
病历显示，在我开始为期三个月的关禁闭之际，我收到了最后通牒：要么改善行为，要么转往州立医院。显然，在尝试过一切能想到的办法后，他们已经准备放弃我了。有些工作人员可能认为我基本属于那种完全无望康复的病例。
我很清楚，如果我真的去了州立医院，我这辈子就出不来了，很可能将会在那里终老。我也通过塞伯恩找过她的治疗师，那位医生是生命学院的首席专家，可他对我也完全不抱希望，让我父母把我送进俄克拉何马州的一家州立医院。因此，当我还在学院时，妈妈就打电话嘱咐我必须赶快好转，否则爸爸就会把我送去州立医院，因为这里的费用实在太贵了（我还依稀记得在我爸爸去世后，他最好的朋友也就是我们的杰瑞叔叔还为我支付了很多住院费）。无论事实究竟如何，我最终确实从禁闭室解脱出来了，行为也确有改善，但肯定不是出于工作人员认定的那些原因。
“她治疗的转折点发生在这三个月中的某个时刻。”在我关禁闭期间，奥布莱恩医生在我的病历上写道。他这么写的意思是，这样一个延长的禁闭过程终于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实际上我认为恰恰相反，我相信是别的什么在发挥作用。奥布莱恩医生对我做的真正有用的事情并不在治疗方案之内，我现在认为那个部分才真正应该被纳入治疗。当我自己作为治疗师开始治疗高自杀倾向人群时，我对当初的治疗过程也进行了很多更加深入的思考。在我看来，这个治疗过程应该包括：不去积极地奖励自杀行为，而是在自杀行为出现后以一种令人厌恶的方式做出回应。这么做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但如果做得到位，就会有明显效果。
切断与自杀行为的联系&一个意料之外的转折点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奥布莱恩医生来看望我，他坐下来对我说：“我们需要好好谈谈。”他的语气和我之前习以为常的迥然不同，他这次用的是一种更为坚定、严厉的语气：“好吧，玛莎，我终于接受了你可能会自杀这件事，”他继续说，“如果你真的自杀，我会为你祈祷。”
我完全吓呆了。“什么？你的意思是你不会参加我的葬礼？”“不会，”他说，“那时我应该还在出城的路上。两周之后我就要离开，希望等我回来时你还活着，好吗？”说完这些后，他就走了。
我立刻决定自杀。我彻底变得歇斯底里了起来。“我要自杀，”在他走后，我就开始对着护士们大哭，“你们要拦着我，我肯定会那么做。等他回来时，我已经死了。可我不想死，我不想在他回来之前就死掉。你们一定要拦住我。”我曾经考虑过死亡，以便从那间白色房间里垂死挣扎的状态中彻底解脱，但我同时又不想死。我完全失控了，号啕大哭，但同时我还得尽量自我克制。
奥布莱恩医生的低落情绪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一度陷入了这种无人能够真正再帮助我的境地，唯一能做的就是设法让他们更加投入地帮助我。我尝试自杀，屡教不改，正如之前提到的，我这么做能让工作人员更加卖力地帮助我。
我并不是刻意为之。（我也不认为威胁自杀是一种有意使用的策略。）但是，我现在怀疑，我的自杀行为很可能受到了那些工作人员行为的强化，他们的具体做法是选择更加卖力地帮助我。（正如我亲身经历的，医患双方多次重复的行为构成了这种互动模式，这一洞见十分重要。）问题就在于工作人员并没有实施有效的干预，所以我才会越来越失控，而不是稍微变得自控一点。生命学院的工作人员只是没有发现这个“行为强化”的循环会促使我出现更多失控行为。
这错了吗？显然，他们的努力帮助我活了下来，或许这已经是他们能力的极限了。相比药物、关禁闭、冷裹法治疗和持续监控，比起和充满慈悲的治疗师会谈，其实我真正更需要的是“技能”（skills）：那些能够帮助我调节情绪和行为的技能，帮助我耐受生活必然面临的痛苦的技能，以及能够帮助我有效提出要求并满足自身需求的技能。今天，在我开发出DBT及其包含的整套技能之后，我能够为有自杀倾向的人群提供对他们有帮助的行为技能。首先，他们需要接纳自身生活的本来面目，为接下来的改变奠定基础，将悲惨不堪的状态转变为尚可承受的状态。但是，在1962年和1963年，对于生命学院的那些工作人员来说，尽管初心可贵，但他们确实不具备真正有效帮助我的能力。
那一天，当奥布莱恩医生向我亮明立场时，我才开始真正意识到我并不是真的想死。那一刻成为我的转折点。我意识到自杀行为和发誓让自己逃脱“地狱”是相互矛盾的。我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停止自杀的念头，我也确实做到了。
尊敬的奥布莱恩医生，
我承认我会很想念你和你尝试为我做的一切。我也会很想念这里带给我的相对安全和被守护的感觉。但是，当你发现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的时，停止尝试而去选择另一种能够绕过障碍的方法，难道不是更好吗？请不要以为我又在试图惹恼你，因为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无法理解被关起来还要花那么多钱却终无所获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不会幸福，而且永远会担心自己对他人产生影响，担心余生都会在一片毫无意义的混乱中度过。或许，我需要的是学习接纳这一切，而不是竭尽全力改变它。
奥布莱恩医生，我希望你多少能明白我想说的是什么。
真诚的玛莎
当我听说医院准备放弃我，而我的父母或许真的会把我送去州立医院时，我就决心证明他们全都大错特错了，即便这是天底下我最没必要去做的一件事。而且，我还决定不让我的父母或任何人在我康复这件事上分享功劳。因此，我必须去读夜校，以弥补我在高中毕业后缺失的大学教育。我决定了，我要走出生命学院，而且是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走出去。
这个“证明他们全都大错特错”的想法一直激励着我勇往直前。多年之后，我在芝加哥洛约拉大学读本科时，有一位教授告诉我，这种类型的愤怒能够有效帮助一个人决不放弃。
1963年5月30日，在我20岁时，我走出了曾经住了两年零一个月的生命学院。我直接前往机场，飞到芝加哥，在那里和我的哥哥厄尔碰面，然后我们一道飞回塔尔萨。那次旅程令我永生难忘：我耳边一直响着可怕的噪声，厄尔一直安抚我，告诉我没事。一路上麻烦不断，幸好有厄尔保护。
[1]1英里≈1.609千米。——译者注
[2]伯恩的书请参见：Neurofeedback in the Treatment of Developmental Trauma (New York:W.W. Norton, 2014)。我的书请参见：Cognitive-Behavioral Treatment of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New York:Guilford Press, 1993)。
[3]arsha M. Linehan, Cognitive-Behavioral Treatment of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New York:Guilford Press, 1993), p. 80.
[4]eorges Bernanos, Journal d'un curé de campagne (1936). English translation, TheDiary of a Country Priest (New York:Doubleday, 1954), chap.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