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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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遗产
Letter One
我坐在这儿，埋头给你写一封亲切的信。虽然我不知你名姓，但我能感觉到你的存在。我想象着，你是位年轻的女性，或是位年轻的男性。你的年纪，大约在十八岁到三十五岁之间，但也可能在这区间上下浮动十岁。也有可能，你还没有出生。
也许，我是想说给年轻时的自己听。在我长大成年时——这一过程还远未结束——从来没有人以慈爱的口吻给我讲过一些有用的人生道理。像你这般大时，我都不知道自己需要知道些什么才能理解我的生活——或是任何人的生活。或许，通过写信给你，我希望自己能纠正过往，有所改进。
从前，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给一位君主写过类似的信[1]，孙子给一位君王写过信[2]，弗吉尼亚·伍尔夫给一位绅士去过信[3]，赖纳·马利亚·里尔克也给他的一位男性崇慕者写过信[4]。这封信是为你而写。你也许贫穷，也许富有；你的肤色，可以是如彩虹般多彩的人类肤色中的任何一种，或是囊括了其中所有颜色，带着参差有别的运气和个性。你是我的继承人。所以，这封信是你的遗产。除非你自觉地去干预和行动，否则，这份遗产也许会再次沉睡百年，或是更久。
我想，你是个想知道恶为什么存在的人。人们作恶，是因为我们这些好人不去阻止他们。援引埃德蒙·伯克[5]的话来说：“恶势力想在这个世界上胜出，所需要的只是足够多的好人不去作为。”啊，伯克，当好女人[6]不作为时，恶也会大获全胜。
父权制不单单应由男性负责；女性也是其心甘情愿，甚至更为热心的同谋。
也许，你相信自己能够“拥有一切”：傲人的事业，相伴终身的美满婚姻，健康的孩子们或是选择丁克，足够的钱财，还有幸福。如果你和曾经的我一样，也许你会以为，过去发生在女性身上，或至今仍发生在“其他”女性身上的种种糟糕可怕之事，都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亲爱的，我不想把你吓跑，但我也不想浪费你的时间，所以，我不能仅仅因为你我都希望如此，就假装男女平等已是事实。
哪怕男人和女人做同一件事，其意义也不尽相同。换尿布的父亲常常被视为英雄，但母亲这样做时却不会被同等看待，毕竟，她只是做了她应尽的本分。然而反过来，情况又并非如此：在男人的世界中取得成功的女人——尽管人们不期望她这样做——很少被当作获胜的英雄。更多时候，她都被看作一个凶猛好斗的婊子。她可能是有些争强好斗，但不会比她的男同事更好斗。有些女性试图表现得比她们的男同事还要强硬、反女性，以证明自身的价值。也有些女性被迫以“女性化”或“母性化”的方式行事，只为安抚那些如果她们不这样做，就认为她们越界太甚而惩罚她们的人。
因此，女性和她的男同行做法不同，首席女法官会自己冲咖啡，女警官可能不会利用她的职场所学阻止丈夫对她施暴——无论她在职场学到的是什么，都不能僭越她一生所学：如何身为一个女人。人们仍期待着女员工为公司聚会置办礼物、拿取外套、烘焙点心，或是照看雇主的孩子，而不是她的男同事。很难说这是集体强暴，但这分明是性别歧视。
是的，今日的世界，已和我像你这般大时的世界很不同了。仅三十年间，一种有远见的女性主义，就算没能变革世界意识，也已然成功地大大挑战了这一意识。宇航员、军官、部长、首相和议员中有了女性，也出现了一些女性研究项目。打开报纸，你总能读到某个男人因强奸或性骚扰受审的消息。但真相是，女性还远未获得自由。我们现在甚至都还没进入可以攻打目标的范围内。
原教旨主义式的狂热正威胁着要摧毁女性主义取得的成就。我脑海中立即闪现出三个例子：
首先，堕胎权仍然遭到越来越猛烈的血腥围攻。
其次，尽管现在我们都了解，强奸是种有持久不良后果的传染病，但我们仍然无法阻止它传播。在今天的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波斯尼亚、危地马拉、海地、卢旺达，强奸已不仅仅是一种战争的奖赏，它还变成了一种系统的、发展完备的武器。在种族清洗的时代，强奸是一种性别清洗。
最后，我们仍然是被隔离且不平等的——既被种族隔离又被性别隔离。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年幼而勇敢的非裔美国学童融入之前全是白人的学校时，要面对的是大人们因愤怒、谩骂、不屑理会、满心仇恨而扭曲的面孔。今天，年轻而勇敢的女性试图融入历来只招收男性的军校时，也面临着类似的愤怒和危险。仅以南卡罗来纳州的要塞军校[7]为例。
1995年，十九岁的香农·福克纳成为这所曾经的全男子军校招收的首位女性，她独自英勇地面对仇恨；几周后，她（和许多年轻男性）辍学离开。1996年9月，四名女性被要塞军校录取。到了12月，两名女性——金·梅瑟和珍妮·门塔夫洛斯——及其他七十五名男性退了学。虽然一年级新生都会经历施虐仪式般的捉弄和骚扰，但这些女学员会被单独挑出来。除了新学员要饱受的捉弄外，她们还要面对关于手淫的粗俗歌曲、淫秽色情图片、带有性意味的身体恫吓和死亡威胁。一名女学员还被人点火攻击。和福克纳一样，她们最后都被“仇恨出局”了。
即便是最非凡的立法胜利，在其正式实施得到检验之前，也不过是些碎纸片。就在我撰写本文时，又有二十四名年轻女性被要塞军校录取。和她们的非裔美国同胞们一样，这些女性不会被吓倒，但无疑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作为女性主义者，我们知道，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完成这些事，我们只能齐心协力。
我想让你知道我们女性主义者已经取得了哪些成就，以及为何你不能将它们视为理所当然（尽管你有权利这样做——我们也曾为这份权利而战）。我还想让你知道哪些事情仍有待完成。我希望你能看清自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位置，这样你就可以选择是否参与其中，以及学会如何在历史中站稳脚跟。
听我说：也许今年是1998年，但在我看来，我们仍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愿神或女神保佑她的灵魂得以安息）即将再一次将她的头放进烤箱。[8]我想说的是，我们走得还不够远。我们也还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伟大的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正慢慢走向大海深处，即将自溺而亡。不，我们依旧生活在1913年，雕塑家卡米耶·克洛代尔帮助她的情人奥古斯特·罗丹创作了部分作品[9]，在我们说话这会儿，她正被捆缚起来，在被送往疯人院的路上。克洛代尔被她的亲生母亲和弟弟——（诗人）保尔——送进了疯人院。家人惩罚她在那儿煎熬了三十年。她于1943年死于囚禁之中。
游览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时，我常想偷偷抹掉罗丹那高贵的名字，并以卡米耶·克洛代尔之名取而代之。此外，我也是那个想要砍掉珀尔修斯雕像头颅的人，他大获全胜地矗立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最高台阶的顶端，高高举着被斩首的美杜莎的头颅。[10]美杜莎的尊严要求我这样做，她蜿蜒的蛇发诱惑着我这样做。
我想这样行动，其实也有个有意义的先例。你知道吗？1914年，当英国的妇女参政主义者因要求选举权而锒铛入狱，遭到殴打并被强制喂食（她们在狱中继续绝食抗议）时，妇女参政主义者波莉·理查森大步流星地走进伦敦一家博物馆，挥着斧头向迭戈·委拉斯开兹的《镜前的维纳斯》砍去。接着，整个社会震怒了。委拉斯开兹画笔下的完美女人赤裸地侧身斜躺着，她也是虚荣的。我们看到，维纳斯正凝视着镜中的自己（和我们）。也许，理查森是在以这种方式说：各位大人，这幅画嘲弄了那些实际上无权无势的真实女性。看到你们珍视的东西被肢解、被毁灭，感觉怎么样？
有人说，普拉斯、伍尔夫和克洛代尔都是“疯狂”的天才，即便她们都在关爱女性的家庭与文化中得到精心呵护，还是会以同样悲惨的结局告终。
这些愤世嫉俗者怎么能如此肯定呢？
尽管在过去，许多精神正常的女性都被关进了疯人院，但我并不是说，疯狂（madness）本身是种神话。疯狂是真实存在的。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闺密好友，都无法拯救一个精神失常的疯女人。话虽如此，大多数女性还是不得不学会吞下那些日复一日的轻蔑与羞辱，并对它们“视而不见”。这种日积月累的伤害，的确能比其他伤害召唤出数量更多的魔鬼。
我在思考大多数女孩和女人一贯屈从的那些完美要求，达不到完美标准的惩罚很多，而对完美的奖励却付之阙如。事实上，大多数女性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忍受那些严厉的惩罚。我不想只谈论一些你可能最熟稔的、受过教育的白人天才女性，我想谈的是来自各行各业、有着各种肤色的所有女性。如此之众的女性被剥夺权利、被惩罚，被迫走上远比大多数男性可选行业要窄得多的人生路。我们的天赋没能拯救我们，我们的顺从也不会。
尽职尽责的女性、叛逆不羁的女性，还有“疯狂”的天才女性，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被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倒，继而“消失不见”。她们成了看不见的人，甚至一度被迫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长达几个世纪。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也与彼此失去了联结。
如果我们看不见彼此，我们也就看不见自己。
你必须站在我们女性主义者的肩上，这样，你才能走得比我们更远。
囚禁会扭曲性格。好几个世纪的女性被彻底吞噬，坠入如此黑暗的境地，以致我们像囚犯一样，变得本能地惧怕光明——光明炫目，很反常。我们害怕站起身来，当我们起身时，我们挪着细小而谨慎的步子，我们跌跌撞撞，我们看向我们的狱卒寻求庇护。
在生活中，你要尽可能早地站起来。在（男性）世界中，你要尽可能多地占据自己需要的位置空间。坐时双腿分开，不必并拢。爬树。还有登山。参加团体活动。怎么舒适怎么穿。
我们该如何制止不公呢？
我们从对权威表露真言开始。告诉皇帝，那个说他没穿衣服的孩子是我们中的一员。
我们从敢于与那些被偏见剥夺发声权、被贬抑为丧失完整人权的人联结在一起开始。
当然，我们也从学会反击开始。
为此，你不能只是纸上谈兵，你必须行动起来。不要因为你的行动可能还不够完美或是会有批评之虞就裹足不前。“行动”是你将自己的原则付诸实践的方法。它不仅是公共的，也是私人的；不仅针对那些比你更有权势之人，也朝向那些没你这么幸运的人。行动不仅针对遥远（因而也安全）的人，也针对与你一起生活、共事之人。
如果你正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那你可能会收到一些相当恶毒的批评。请相信它，并陶醉其中。因为，它是衡量你成功最真实的标尺。
那些每天都在忍受小屈小辱的人表示，最持久和难以释怀的伤害，在于你会逐渐习惯这种对待，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他人都认为你应该这样。毕竟，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你的经历有什么特别的吗？“你老板让你而不是你的男同事在开会的时候煮咖啡——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至少，你还有份工作。”“你老公总是忘记他答应过要帮你分担一些家务——至少，你还有个老公嘛。”
人们总是暗示，但从不宣之于口：“情况可能会更糟。”然而，情况也可能会变得更好。但是，如果你不采取英勇的行动，它们就不会发生。
告诉一位强奸受害者她在“夸大创伤引人注意”毫无助益。同样，问她“你为什么一开始要和那个人出去呢”也无济于事。
这类评论只会羞辱女性，让她陷入沉默而无法作为。它们在暗示，她无论做什么、说什么都无法改变任何事，所以，她最好放弃努力，接受现状。这类评论禁止她攻入权力之门。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看门行为就是一种旁观者行为。经历残酷暴行后的生还者表示，旁观者行为常常困扰着他们：人们听到了他们的哭喊声，但人们转过身、关上门、保持中立、拒绝采取除机会主义之外的任何立场。
所有的袖手旁观者都是同谋。从道德上讲，人必须“站队”。但是，一旦你站在了遭受严重不公待遇之人这一边，倾听她，相信她所言，试着帮助她——连这种出于人性和鼓励的平静行为，都会被视为一种背叛。
既然如此，那就尽可能多地去背叛吧！
当人们违背共同的人性道德梦想并毫不作为时，女性的心，男性的心，都无可挽回地破碎了（因为我们是相互联结为一体的，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事，同样也会发生在其他所有人身上）。
我认为，当我们受到更为宏大愿景的启发，并以伟大的梦想做向导时，去干预、去作为就是可能的。否则，别无他法。
女性需要的不是一个属于她们自己的房间。作为女性主义者，无论男女，我们需要的是一块属于我们自己的辽阔大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注释：
[1] 指《君主论》。——译者注（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2] 指《孙子兵法》。
[3] 指《三枚金币》。
[4] 指《给青年诗人的信》。
[5] 英国政论家、美学家。
[6] 作者此处玩了个文字游戏，英文中men可泛指人，也可单指男人，这句话里的“好女人”（good women）援引前文伯克句中的“好人”（good men）。
[7] 全称为南卡罗来纳军事要塞学院，简称要塞军校。
[8] 1963年，三十一岁的普拉斯在开煤气自杀前，为了避免煤气泄漏伤害隔壁房间熟睡的孩子们，用胶带、湿毛巾等密封了房间和厨房的门，然后拿衣服裹着头，将头伸进了煤气烤箱并拧开了开关。
[9] 卡米耶·克洛代尔参与创作的罗丹作品有《地狱之门》《加莱义民》等。
[10]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尊白色大理石雕像，名为《珀尔修斯与美杜莎之首》，珀尔修斯右手执剑，左手提着美杜莎的头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