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行刑官”
H.R.霍尔德曼与理查德·尼克松
在纽约市皮埃尔酒店三十九楼的一间被闭路摄像头和特勤处特工监视的套房里，理查德·M.尼克松举目眺望萧瑟冷清的中央公园。那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当选总统和他最亲近的顾问——一个不苟言笑的、身穿粗花呢夹克、留着板寸头的年轻人——窝在屋里，在黄色便签簿上龙飞凤舞地为一个月以后就要上台的下任美国总统列着计划。这位顾问就是H.R.霍尔德曼，多年后他回忆道：“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是世界上最大的企业。(1)它所承担的责任比全球任何一家企业的都令人敬畏，它也是全世界所有企业中预算最高、员工最多的。尽管如此，整个高级管理架构和团队必须在七十五天内建成。”
理查德·尼克松在其总统生涯开始之际，将面对一个血淋淋的泥沼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力反弹：彼时，美国人在越南丛林中每周有三百多人会死去；示威抗议者在国内不断与身着防暴服的警察发生冲突。尼克松因允诺结束这场战争而以微弱优势当选，其普选票数与对手的接近名列史上第二。(2)人们普遍认为，政府靠不住，这个国家的分裂程度比内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美国总统编年史作家白修德写道：“美国面临的危机堪比一八六〇年的林肯和一九三二年的罗斯福遇到的危机。(3)但是，当年的危机甚为明确——废除奴隶制争取自由，摆脱饥饿创造就业。理查德·M.尼克松面临的危机则要复杂得多，它无法被定义……因此也就更加严峻了。”
尼克松曾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他很清楚总统生涯极有可能如杰斐逊所言，是场“华丽的灾难”，就算现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将军下令也未必得到回应。艾森豪威尔的前任哈里·杜鲁门曾在他当选后开玩笑说：“可怜的艾克(4)！他会坐在这里发号施令，‘做这个！做那个！’没人听他的。这里可不是军队。”(5)
“总统要有人辅佐。”这是一九三六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成立布朗洛委员会（Brownlow Committee）(6)时总结出的幕僚长的职责。艾森豪威尔的帮手是脾气暴躁的新罕布什尔州前州长舍尔曼·亚当斯。据传，当艾克第一次进入总统官邸时，一名接待人员递给新总统一封信。艾克吼道：“交到我手上的信件必须是开封的！”他还规定，任何呈交给他的东西都必须先由他信得过的人进行筛选。很快，亚当斯就被任命为总统的把关人——白宫的第一任幕僚长就这样产生了。(7)
“亚当斯的性格极像一只被剥了小腿毛皮的灰熊，常常不体谅人，总是那么苛求”(8)，但他也忠诚无私，拼命维护总统，以致被称为“可恶的没人”(9)。当然，亚当斯并不仅仅只是看门人；他是艾克在白宫大帐里的陆军参谋长：他收集信息，制定决策，在争吵不休的内阁中充当调停者。他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被认为几乎和他老板的权力一样大的白宫幕僚长。
在尼克松看来，艾克的继任者遭遇的不幸证实了一个强有力的幕僚长是多么重要。约翰·肯尼迪拒绝采用艾克的模式，决定不设幕僚长职位，自己来当自己的看门人。六名高级助手可以直接进入椭圆形办公室。但随后大祸临头：肯尼迪被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欺骗，派了一支由反卡斯特罗的雇佣兵组成的杂牌军前往古巴的猪湾海滩。这伙人被击溃了，新总统颜面尽失。肯尼迪受了他的将军们的骗，断定自己需要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来帮忙做出重大决定（并过滤有冲突的谏言）。鲍比·肯尼迪成了他实际上的幕僚长。
和肯尼迪一样，林登·约翰逊也不愿意将权力集中交给某个顾问。约翰逊为人专横、魅力四射又恃强凌弱，他自己给自己当大总管——全权决定国内外事务的优先次序，阅读每一份备忘录，驾驭自己的内阁，在国会山争取更多的选票。他的白宫高级幕僚一举一动要单独听命于他。然而五年后，由于越南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以及国内支持率的急剧下降，林登·约翰逊被迫下台，耗尽所有，一败涂地。
如今，理查德·尼克松端坐于自己在曼哈顿的总指挥部，决心把自己的命运抓在手心。他的内阁成员都是些个性强悍、乖僻的人：国内事务方面，有杰出的经济学家亚瑟·伯恩斯、自由派反传统主义者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以及富有魅力的得克萨斯州前州长约翰·康纳利；外交事务方面，有前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和声音沙哑的哈佛学者亨利·基辛格。但尼克松希望有人能让他们保持一致，确保他的议程得以执行，并给他时间和空间去思考。H.R.霍尔德曼就是这个人。多年后，这位幕僚长回忆道（他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艾森豪威尔曾经对尼克松说，每个总统都必须有自己的‘狗腿子’(10)。尼克松打量了他的随行人员，认为霍尔德曼就是个最合适不过的‘狗腿子’。靠着这么个有损形象的评价，我的职业生涯起步了。”
尼克松决心要做的另一件事是：对他的敌人进行报复。为此，他召见了一位重要的人：长期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J.埃德加·胡佛。霍尔德曼后来生动地回忆说：“胡佛来向总统致意的时候，我也受邀在场。红光满面、衣着凌乱的胡佛走进套房，很快开始进入正题。他告诉尼克松，约翰逊曾指示联邦调查局对尼克松的竞选专机进行窃听，而且已经装好了窃听器。”而事实上，尼克松的飞机上并没有被装窃听器。胡佛对当选总统撒谎，巧妙地利用尼克松的疑心来增强自己的权力。但对于这位即将成为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的人来说，这恰好证实了他对自己政敌——约翰逊总统、肯尼迪家族、自由派以及新闻界——的最大的担心。
霍尔德曼回忆道，胡佛离开时，“尼克松认为，是该坐下来喝杯咖啡，然后好好消化一下这个新信息。他问我：‘你要来一杯吗？’我说不用，尼克松盯着杯子看了一会儿。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刻，因为他接下来的话让我大吃一惊。尼克松没有对他的飞机被窃听一事表示愤怒，反而对约翰逊表示出些许同情，‘好吧，我不怪他。因为那场该死的战争，他压力太大了，他只能做点什么。’他顿了一下，举起杯子继续说道，‘鲍勃，我可不会沦落到约翰逊那样，躲在白宫里，不敢在街上露面。我要结束这场战争。尽快结束。我说到做到。’”
H.R.“鲍勃”·霍尔德曼和理查德·M.尼克松是一对奇怪的组合，政治和私利把他们捆绑在一起，然而从社会角度讲他们相去甚远。身为洛杉矶某家广告公司高管的霍尔德曼不太像是会成为总统顾问的那种人。“要是鲍勃·霍尔德曼没进白宫的话，会成为超级明星。”(11)二十三岁时追随他从智威汤逊广告公司来到白宫的拉里·希格比回忆道。的确，霍尔德曼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是南加州的权贵：他是加州大学的董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友会主席，加州艺术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e Arts）的创始主席。“他是个相当随和的人，”现年六十六岁，依然健壮且充满活力的希格比对他的人生导师忠心耿耿，“他喜欢海滩。几乎每天下午都驾帆船出海。如果他在办公室，每天下午三点要喝茶。”尼克松则是个杂货商的儿子，出生于加州惠提尔市，由身为贵格会教徒的母亲抚养长大，在他看来，霍尔德曼属于遥不可及的另一个世界。尼克松的传记作者埃文·托马斯说：“洛杉矶有着非常明显的社会等级制度——每个等级都有自己的学校、兄弟会和社会地位，尼克松对此深感艳羡：‘霍尔德曼，哇，他是洛杉矶统治阶级的一员。’”(12)
一九五六年，霍尔德曼参加了艾森豪威尔对尼克松的竞选活动，去做志愿者，并沉浸在总统竞选工作的历练中。他说：“令我感到讶异的是，我发现自己天生就是做先遣人员(13)的料。这是跟政治有关的工作中要求最高的一个。它需要组织能力，需要有追求可预测性和准时性的热情，还需要足够强悍的个性来平衡不同政治团体及个人的诉求。”霍尔德曼被派去负责尼克松一九六〇年的总统竞选，以及他一九六二年的加州州长竞选，但两次努力均以失败告终。霍尔德曼保守老套的礼貌给一位名叫汤姆·布罗考的年轻有为的当地电视台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典型的五十年代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生，穿着常春藤盟校的西装，循规蹈矩。”(14)布罗考回忆道。但为尼克松工作改变了他。“他真的变了，变得更加严肃，更加专注，更加内省，”希格比说，“他真的在塑造他认为对美国和世界来说堪称伟业的东西。”霍尔德曼无私地为尼克松奉献，似乎不是出于意识形态或友谊，而是出于使命感。多年后，总统的前法律顾问约翰·W.迪恩告诉我，他仍然对尼克松和他的幕僚长之间的关系感到困惑：“那里并不存在什么真正密切的私人关系，(15)但霍尔德曼的工作效率显然吸引了尼克松，而尼克松的政治观点也吸引了霍尔德曼。”(16)
尼克松因一九六二年的州长竞选失利而深感挫败，他退居纽约，在亦师亦友的约翰·米切尔经营的一家老字号律所(17)疗伤。但是，霍尔德曼依然相信尼克松有登上总统宝座的可能，并在一九六七年给他的老板发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后来成为第二年总统竞选的蓝图。霍尔德曼写道：“现在是时候让政治选战——它的技巧和策略——走出黑暗时代了，走进‘天眼’覆盖的全新世界了。”所谓“天眼”就是电视，它可以让尼克松不必再像一九六〇年竞选时那样马不停蹄地转战各个地点，疲于奔命地打选战、做活动。那一次，他不仅在与约翰·肯尼迪的对决中失利，还“变得晕头转向，遭到他的拥护者抨击，被对手的支持者（以及拿了好处的滋事者）的嘲笑弄得灰心丧气，还被一场又一场的狂热集会的巨大刺激误导了”。霍尔德曼接着说：“他没时间思考。(18)没时间去研究对手的策略和陈述，从而形成自己的策略和表述。难怪他的竞选语言几乎不可避免地接近白痴水平。”
霍尔德曼提出了一项策略，好让尼克松摆脱这种痛苦的煎熬；第二年，在一位名叫罗杰·艾尔斯(19)的年轻电视制片人的协助下，他精心策划了一个专注于电视营销的方案。尼克松的影像被包装、制作成三十秒和六十秒的广告，销往全国的电视台。他以五十万张选票的微弱优势击败了休伯特·汉弗莱（但他在选举人票数上表现不俗）。而霍尔德曼这个业务精湛的先遣人员给白宫上了重要的一课：总统的时间是他最宝贵的资产。
霍尔德曼窝在总统交接时期的总部，阅读了他能找到的所有有关如何管理白宫的资料。他设计了一个他所说的“白宫员工制度”，这成了几乎后来的每一届政府都遵循的管理白宫的模式和模板。
有一个人对此尤为关注，他叫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是尼克松的“经济机会办公室”（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主任，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多年后，拉姆斯菲尔德对我说：“白宫必须要有一个员工制度(20)，霍尔德曼就是设计这个制度的人。”他指出，霍尔德曼借鉴了尼克松从艾森豪威尔身上学到的教训：“这确实得益于艾森豪威尔，他有军事背景，懂得与关键——后勤部门以及军队内部所有不同部门的——人员沟通的重要性。”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霍尔德曼把新一届政府的工作人员召集到皮埃尔酒店的一个会议室。演讲撰稿人威廉·萨菲尔坐在房间后面，看着尼克松新任命的幕僚长向自己的一众手下发表讲话：
霍尔德曼开口道：“我们的职责不是插手政府的工作(21)，而是把政府工作落实到具体的职能部门。”接着，他说：“任何东西在呈交给总统之前要完全准备妥当，要确保内容准确、形式正确，要进行横向协调以检查相关材料，并由该领域相关的主管进行审核——所有这些步骤对于总统处理事务都是至关重要的。”
霍尔德曼随后对他所说的“迂回进攻战术”（end running）发出警告：“官僚机构内有98%的人主业就是干这个。不要允许任何人想办法绕开你或在座的其他人。不要让你变成别人绕开你的根源，不然的话我们以后只能怀念你在白宫的日子了。”（根据霍尔德曼的定义，“迂回进攻”指的是一个人在未经幕僚长批准的情况下，悄悄带着自己的议程私下与总统会面。其结果呢？经常会产生某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总统法令——并造成难以预计的后果。）
他继续说道：
“必要时，关键人员可以随时与总统见面沟通。优先事项将根据会面能取得的最大成果来衡量。我们必须确保他的时间留给真正重要的事。现在，这并不意味着对他来说，一切会降到最低优先级。总统想要自己做决定，而不是操持员工帮他做的决定。如何分清主次，这是决定一个白宫工作人员优劣的关键。”
他的讲话以宣读布朗洛委员会提交给罗斯福的报告结束，这份报告描述了一个白宫助理应具有的理想品质。他（或她）“待在幕后，不发布任何命令，不做任何决定，不发表任何公开声明……应该具有过人的能力、充沛的精力并乐于隐姓埋名”。
这段话也完美地描述了尼克松的幕僚长——他唯一的兴趣就是帮助总统被历史铭记。在接下来的五年里，霍尔德曼成了尼克松的心腹，小到遛总统的宠物狗——爱尔兰塞特犬“蒂马哈国王”，大到在越南北部的海防港布雷，都有他的身影。
他们的关系非常紧密，却又出奇地疏远。“我觉得霍尔德曼把尼克松总统看作一位亲密的同事而不是朋友，”希格比说，“尼克松则把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基辛格视为自己的下级。这就和尼克松视为朋友、平等待之的约翰·康纳利或约翰·米切尔等人形成了鲜明对比。”总统和他的幕僚长都是一心不两用的孤独的人。尼克松行动笨拙，不善交际，他最惬意的时候是在他的私人书房里自在地沉思；霍尔德曼则是位滴酒不沾的基督教科学会信徒，他全身心投入工作，家人和朋友皆被抛诸脑后。萨菲尔写道，霍尔德曼和尼克松“在某种程度上就像《呼啸山庄》中的凯茜和希斯克利夫——凯茜没有意识到她对希斯克利夫的爱比她想象的还要深沉——霍尔德曼也没有意识到他和尼克松是如此投缘”。(22)
作为白宫幕僚长，霍尔德曼是尼克松早上进椭圆形办公室见到的第一个人，也是晚上回居所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除他之外，仅有三人获准单独面见总统：埃利希曼、基辛格和康纳利。（一段时间以后，也有其他人能直接去见尼克松，后果将会很可怕。）霍尔德曼践行了“乐于隐姓埋名”。希格比回忆说，在内阁会议上，“总能看到他坐在墙边。他从未像其他幕僚长那样坐在会议桌旁。在直升飞机上，他和我经常坐在飞机的后排，除了总统提出来想要和他谈点什么他才上前”。
没有任何治国方略或形象塑造上的细微之处能逃过霍尔德曼的法眼。(23)希格比回忆说：“他真的对一切了如指掌——因为他就是在从一站一站的竞选拉票到发表电视演讲的转变中成长起来的。你知道，‘舞台的设置不仅仅为了保证有最佳拍摄角度’。”这位前先遣人员总是未雨绸缪。“霍尔德曼是出了名的谨慎，”萨菲尔写道，“如果有人问起总统在读什么书，他会以别的问题来作答，如我曾推荐总统读什么书？”当萨菲尔告诉霍尔德曼他正在写回忆录，希望挖掘一些个人趣事时，这位幕僚长答道：“总统又不涂鸦(24)。”萨菲尔写道：“霍尔德曼咬了一会儿他的铅笔。然后他用一种促狭的表情看着我——这充分说明了他完全明白被玩弄于股掌的‘形象贩子’(25)的痛处：难不成总统应该涂鸦？”
《新闻周刊》写道：“哈里·罗宾斯·霍尔德曼就是理查德·尼克斯的狗腿子，留着板寸头的他对全世界怒目而视，美杜莎被他一瞪都会呆如木鸡，却深得驯狗师欢心。”(26)约翰·迪恩一直记得从圣克莱门特开车到纽波特途中的事，幕僚长和两名助手坐在后排。迪恩说：“霍尔德曼绝对把他俩训得够呛。我的意思是，他把他们骂了个狗血淋头(27)——我当时心想，要是他这样对我，我就撂挑子不干了。不知他是否感觉到了这一点，反正他从来没有这样对我，但他训过很多人，而尼克松喜欢这一点。”霍尔德曼给员工写的备忘录也同样不留情面。当年轻的助手杰布·马格鲁德未能完成某项任务时，霍尔德曼对他发作了。
1970年7月7日
致马格鲁德先生的备忘录
将所附简报呈交总统非我本意，本人表示遗憾。
我无意再次向总统发送此类简报，也不会再容忍我们的员工出现这种彻头彻尾的失误。
我无意听取关于此事的任何解释、借口或讨论，如果有人写什么报告告诉我他做了什么而实际上并没有做(28)，我对此类废话毫无兴趣……
H.R.霍尔德曼
白宫资深工作人员、一九七二年成为尼克松助理的特里·奥唐奈尔回忆道，什么都逃脱不了霍尔德曼的“零瑕疵”要求。他说：“霍尔德曼力求完美(29)，还说：‘白宫是总统的家，它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的。’所以，如果他经过白宫西翼看到一张纸不顺眼，他会记下来。他在戴维营上厕所——这事是真的——发现厕纸快用完了，他会记下来对我说：‘特里，这样不行，快处理一下。’”
尼克松和他的幕僚长一样十分纠结于白宫管理的细枝末节；他独自待在私人办公室里的时候，会在黄色便签簿上信手写下自己对各种事的想法（随后由秘书罗斯·玛丽·伍兹打出来），比如美国大使馆的现代艺术作品（“太难看了，必须拿掉”），比如他不想在一年一度的“烤架俱乐部晚宴”(30)上看到的宾客名单。(31)单单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六日这一天的记录(32)可以看到总统关注的事情范围之广：
总统致H.R.霍尔德曼
我想让你去弄……一份关于我出席周六的“烤架俱乐部晚宴”的新闻报道、专栏文章或电视新闻的任何评论的完整摘要……。我记得每次［原文如此］肯尼迪出席“烤架俱乐部晚宴”，都会有大量的专栏文章讨论总统亮相的效果，尽管我记得至少有一次把晚宴搞得一团糟……。本周末之前给我一份完整的报告。
总统致H.R.霍尔德曼
你能查一下波尔多葡萄酒的年份吗？即便我不精于此道，也知五九年是个好年份；不过我记得六六年也是好年份。之所以问这事，是因为我们手头上似乎有大量六六年的存货，我想知道原因。
霍尔德曼和尼克松的首席国内事务顾问约翰·埃利希曼——两人的姓都出自日耳曼语——被媒体戏称为“柏林墙”。这种说法安在霍尔德曼身上，是因为他就像古罗马禁卫军的首领，在尼克松及其内阁之间筑起了一道墙，把总统孤立了起来，以致其无法接触到要做出明智决定所需的多方观点。
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真实。“恰恰相反，”希格比说，“与大家所认为的不同，霍尔德曼努力让更多的人去见总统。大多数时候，他才是那个想推倒这堵墙的人。”是尼克松要求与外界隔绝，比起开会，他更喜欢看备忘录和躲在老行政办公楼(33)里的私人空间里。斯蒂芬·布尔当年还是个颇为年轻的总统助理，据他说，尼克松“内向得有点病态”。霍尔德曼很清楚，给尼克松留出私人空间，他才能做出最好的决定。布尔说：“对总统而言，最重要的是时间，(34)而幕僚长的工作就是为他留出尽可能多的时间——即使只是坐在老行政办公楼想问题、在黄色便签簿上做笔记。”
从理论上说，尼克松的白宫工作人员在制定政策时会服从以下部门：国务院、国防部、商务部、财政部、卫生教育和福利部（HEW）、劳工部。(35)（霍尔德曼曾宣布：“我们的职责是不插手政府的工作。”）但是具体做起来，真正的治政以及所有实质性的决策都出自白宫西翼。（此后的历届政府都是如此。）威廉·罗杰斯是国务卿没错，但负责外交政策的是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决定国内政策的是尼克松的高级助手埃利希曼。尼克松视白宫为“《财富》世界五百强企业”，椭圆形办公室即角落办公室(36)，霍尔德曼则是首席运营官。希格比说：“政策将在白宫内制定，内阁的职责是执行。另外还建立了各种机制以确保跟进和执行。”
其中之一是“备忘录机制”（tickler system）。工作人员被指派在特定的时间间隔跟进总统的指令，以确保其得以执行。约翰·迪恩说，他在实施尼克松所称的“对敌计划（enemies program）”时拖拖拉拉，触犯了“备忘录机制”。“对敌计划”指的是利用国税局的税务审计来惩罚对手。他说：“我差点陷入大麻烦，因为我不愿意实施‘敌对任务’计划。我在文件堆里发现了这些备忘录，里面反反复复提到必须让霍尔德曼解雇我(37)，因为我什么也没做。”
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由于一系列机密信息泄露，尼克松大为光火，召集内阁会议。(38)他宣称：“政府里面有一群狗娘养的。你任命的某些狗娘养的可能还算好心，但是……很多是给我们搞事情的……这样的人我们还一个都没开掉。从现在起，霍尔德曼是我的大行刑官。如果他叫你做什么，你不要来对我抱怨。他这么做，是我交代的，你必须执行。我们查了一下发现百分之九十六的官僚机构在跟我们对着干；这些混蛋都是来毁我们的。”
总统的语气转而伤感起来。“霍尔德曼干的是白宫里最苦的活。我记得可怜的老比德尔·史密斯［艾克的助手］，他不得不为艾森豪威尔做出许多艰难的决定。到了晚年，他开始酗酒，也许是为了忘掉早年那些他不得不做的事。一天晚上，他在我家突然哭了起来，他说：‘我这辈子都是艾克的跟屁虫，替他干脏活。’这么说吧，霍尔德曼就是我的跟屁虫……他说的话，都是我的意思，不要以为来找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因为我会比他更难搞。事情就是这样。”
值得一提的是，霍尔德曼在当天晚上的日记中用赞许的语气记录了总统这段耍小性子的、近乎发神经的表现：“这把他们所有人都惊到了。尼克松一走我也走了。他们似乎对此印象深刻，所以我觉得这是有效果的。”
霍尔德曼也许误判了尼克松的内阁成员（他们对这一事件感到非常恼火），不过他更善于解读其他个性突出、异常自负之人。自我中心又疑神疑鬼的基辛格不断威胁要辞职。幕僚长渐渐熟练地把他的这个话题岔开。（除非有尼克松撑腰，他才敢向基辛格叫板，让他走人。）当基辛格对他那些虚虚实实的敌人发飙时，霍尔德曼就是他的传声筒。“显然，亨利和尼克松一样没什么安全感，”希格比说，“总统老觉得自己在东海岸媒体人和常春藤精英面前矮一截。亨利跟尼克松一样也有心魔。他的魔障正好是国务院。”
要进入尼克松的小圈子，代价是容忍种族歧视和宗教诽谤。传记作者托马斯说：“霍尔德曼的反犹主义是他的致命缺点之一(39)，你能感觉到他被蒙蔽了。霍尔德曼对尼克松的反犹主义行径起了教唆作用，他让总统原始的盲点暴露了出来。”通过一份随意丢给助手彼得·弗莱尼根的总统备忘录(40)，可以看出尼克松全然不加掩饰的偏见。尼克松写道：“我迄今尚未拿到一份我认为充分的肉类价格报告，你应该知道，在全国各地控制这些价格的连锁店店主要以犹太人的利益为先的。当然，这些家伙完全有权去赚他们想赚的钱，但他们素来以出阴招而臭名昭著。”
在尼克松看来，他的敌人已经从上到下彻底渗透进了政府。时任白宫人事主管的弗雷德·马莱克，四十年后在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的家中边喝茶，边细述了一九七一年他从总统那里收到的一项非同寻常的命令。“他打电话给我，说：‘我觉得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里有个民主党的阴谋集团(41)，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他们歪曲月度就业报告统计数据，损害我的形象。我想让你去查一下这些人中有多少是民主党人，有多少是犹太人，分别是谁？’于是我弄了份名单给他，说前十五位都是民主党人。然后他说：‘那有多少是犹太人？’我心说：‘呵，我他妈的怎么知道？’”随后，马莱克去见了霍尔德曼。“在这类事情上，鲍勃总能给出理性的意见。他知道如何把显露出尼克松阴暗面的那些事处理好。我说：‘鲍勃，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事看起来怪怪的，这么做没问题吧？’霍尔德曼说：‘好吧，查一下他们的名字，给他整点东西。随便什么，别让他在这事上纠缠。’我照做了。我们挑了个局长——他是个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42)——然后换上了一个犹太人出身的局长，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发生！”(43)
要是霍尔德曼认为总统的命令不明智甚至有违法律，他就会充当刹车的角色。希格比解释说：“总统和普通人一样，也有意难平的时候，会极其愤怒或沮丧。霍尔德曼不仅会说服尼克松放弃疯狂的念头，而且他俩有个共识，要是霍尔德曼觉得确实糟糕、确实错误，他就不去做。”最好让总统冷静一下，改天再说。希格比说：“他总是会在一两天后去找总统，说：‘还记得你要我做的事吗？我没做。我的理由是这样的。’”在霍尔德曼离开白宫很长时间后，他参加了一九八六年在圣地亚哥举行的前幕僚长大会，有人问霍尔德曼：“你有过必须说服总统放弃某个愚蠢念头的时候吗？”他答道：
总统曾明确命我(44)立即对国务院的每一位雇员进行测谎，因为发生了一系列泄密事件已经给我们在越南的谈判造成严重破坏。这是个简单的任务，不能因为行不通就不去做。怎么着都不可能这样。但是我们没做，第二天总统问：“测谎开始做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你还不去？”我说：“我不打算去。”于是他再次命我去做。
于是我又把他的话当成了耳边风，那天晚些时候我去见他……对他说：“总统先生，这真是个错误。当下，还有其他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会给你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做了个计划给他，当时他说：“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做。”但在那一刻我很清楚我应该怎么做。
霍尔德曼竭力安抚总统，使尼克松没那么急火攻心，这样的例子在白宫的录音带里不胜枚举。一九七一年夏天，尼克松确信机密文件是从国务院悄悄流出去(45)，锁进了自由派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抽屉。他要求采取行动。
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总统、霍尔德曼、米切尔、基辛格、梅尔文·莱尔德
下午5∶17—6∶23，椭圆形办公室
尼克松：我要布鲁金斯学会的那些材料，我想让人闯进来把东西拿出来。你明白吗？
霍尔德曼：明白。但是得有人去做这个事。
尼克松：我就是这个意思。别在这里讨论这个……我要人闯进去拿。见鬼，他们都这么干。你得闯进那地方，把文件找出来，带走。
霍尔德曼：我对破门而入没意见。可那里的安保是经过国防部验收的……
尼克松：进去拿吧。八九点的时候进去。(46)
霍尔德曼：检查一下保险箱。
尼克松：没错。进去检查保险箱。我的意思是把里面的东西统统带走。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总统、霍尔德曼、基辛格
上午8∶45—9∶52，椭圆形办公室
尼克松：……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们认为《纽约时报》会在乎所有的法律细节吗？那些狗娘养的想灭了我……(47)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敌人，一个阴谋集团。这些人不择手段。我们也不能手软。明白吗？
昨晚有人抄了布鲁金斯学会吗？不。赶紧去做。我希望把这事了了。我希望布鲁金斯学会的保险箱空空如也，而且看起来要像是别的［跟此事脱不了干系的］人干的。
霍尔德曼设法搁置了这个闯入计划，但没过多久，这个愚蠢的阴谋又被重提。(48)
话说回来，尼克松固然疑神疑鬼，但他也确实有对手环伺。在他面前，不仅有一个充满敌意的记者团，还有一个由民主党控制的高度分裂的国会。然而，在霍尔德曼的鞭策下，尼克松在内政和外交事务上成功地获得了两党的合作。他在意识形态上其实比很多人想象的更接近其民主党对手。福利改革（或称“工作福利”）最早是由尼克松手下的帕特·莫伊尼汉构想出来的。正如埃文·托马斯所指出的：“由尼克松打头，他的政府在医疗保健、消费者权益和工作安全以及环境等其他传统的自由主义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信奉二十世纪中叶的理念，认为政府的存在是为了解决问题，并一直坚持到在‘水门事件’中翻船。”尼克松在国内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成立了环保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不过这一成就一直被共和党诟病。
尼克松在第一任期内最大的成功是与中国建交。美国和中国之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系解冻由基辛格完成的，却是由理查德·尼克松构想、霍尔德曼设计的。希格比回想起“空军一号”从印度和巴基斯坦返回途中的情景：“透过舷窗可以看到远处的中国。总统还对亨利说：‘我们要把这些人带进世界舞台。’”虽然尼克松和基辛格功不可没，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之行——一次外交和宣传上的绝妙之举——却是霍尔德曼的杰作。希格比说：“我认为，传回来的那些照片的重要性，那些会议、宴会和活动的重要性，才是这次破冰之旅的关键所在。而所有这些都是霍尔德曼精心设计的。”
但是在结束越南战争的问题上，尼克松的命运发生了转变；他的无力终止战争触发了一种破坏性行为模式，最终将给他的总统任期画上句号。(49)这场棘手的冲突眼看就要给他带去灭顶之灾，一如当年约翰逊总统的下场。尼克松无法强迫北越达成一个“不失面子的和平”（peace with honor）。做什么都没用：甚至不能在谈判时虚张声势，假装尼克松可能已经失去理智。“我称之为‘疯子策略’（Madman Theory），鲍勃，”(50)他对他的幕僚长说，“我希望北越相信我已经到了会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战争的地步。我们只需要把话放出去，‘老天爷啊，尼克松在共产党问题上已经不能自拔。他生气的时候，我们根本无法制住他——他的手放在核按钮上呢！’如此一来，要不了两天胡志明本人就会前往巴黎求和。”
但是战争还在继续。五万七千多名美国人以及成千上万的越南人被杀，其中包括很多平民。尼克松和他的小圈子将此归咎于国内的反对派，以及沦为莫斯科棋子的煽动者、泄露国家安全机密的叛徒。白宫也被反战抗议者围了个水泄不通。
被围困的尼克松和他的幕僚长无意间把自己的破绽暴露在了敌人的面前。一九七一年二月，尼克松向霍尔德曼提了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问题：他们怎样才能把总统的言论保存下来留给后世？多年后，比尔·萨菲尔带着嘲讽地评论道，霍尔德曼“有保存历史的远见(51)，这本是好事；但他会想尽办法保存总统的每一字每一句，这就糟了”。
在就职当天，约翰逊向尼克松提到了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安装的手动录音系统。尼克松下令将其拆除。他说：“我不要这玩意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用录音系统的动机非常简单，”希格比回忆道，“他觉得当他准备写个人回忆录的时候，这东西可以派上用场，它会如实反映当时发生的事，尤其是有关越南、《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 Treaty）以及中国的事。他感觉亨利[·基辛格]会进来跟他说一套，然后出去对新闻界说另一套。”
霍尔德曼建议安装一台手动录音机，总统能自行开关，有选择地录音。但尼克松连最简单的机械装置也完全不会操作。“他就是天生的笨手笨脚，”希格比一边笑一边回忆，“这个极其笨拙的家伙。我们试了一次又一次。他会把刚刚口述的备忘录抹掉一半，然后感到很沮丧。所以我们最终让IBM公司造了一台特别的机器，只有‘开’和‘关’两个按钮。结果再次彻底地失败了。他会忘了开。他连开都搞不定。”正如希格比所回忆的，“最后霍尔德曼说：‘那好吧，唯一可行的就是搞一个声控录音系统。’就是我们安装的那个系统后来录下了那些磁带。”(52)一旦他们决定自动录下椭圆形办公室里的每一句话，就意味着如果有丑闻发生，没有什么内容是国会调查人员不能知道的。尼克松的一位幕僚后来不无遗憾地指出，“就因为少了一个开关，总统下台了”(53)。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三日，《纽约时报》开始刊载《五角大楼文件》（Pentagon Papers），其内容来自机密文件，叙述的是美国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七年在越南的秘史。文件是五角大楼前助理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泄露的，这起轰动一时的泄密事件令尼克松震怒。(54)霍尔德曼在日记中写道：“他坚定地认为我们必须钉死埃尔斯伯格，让他不能翻身。”(55)尼克松“钉死”埃尔斯伯格的决定，将引发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所谓的“白宫丑事”——一场思虑不周、终将摧毁他总统任期的情报行动。对于尼克松的幕僚长来说，应对这场危机是一次终极考验。H.R.霍尔德曼将以一败涂地收场。
录音带无声地转动着，记下了尼克松是怎么下令搞臭他的敌人的，尤其是埃尔斯伯格；事情接二连三来了，超出了霍尔德曼的控制范围。对于出格的要求，幕僚长早就能做到无视或搁置。但尼克松的其他亲信(56)没那么谨小慎微。查尔斯·科尔森，一位冷酷无情的政治打手和尼克松的心腹，便成了替总统办那些说不上公然违法却疑点重重的事的一个人选。科尔森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进出出，与尼克松私下会面。这正是霍尔德曼所担心和警告过的那种“迂回过人”。约翰·迪恩这样回忆道：“实情就是，总统去找做事从不半途收手的科尔森——后者会并拢脚跟，挺直腰板，敬礼，然后行动！！”(57)
尼克松要找人去做这种疑点重重的事时，不仅找科尔森，也会找埃利希曼。霍尔德曼以为尼克松关于“端掉”布鲁金斯学会保险箱的命令已被搁置了，不必再去顾虑。但迪恩得知，经过埃利希曼批准，白宫聘请的私家侦探杰克·考菲尔德将去实施这一计划。
在迪恩与埃利希曼对质后，强闯布鲁金斯学会的行动被叫停了。但埃利希曼已经在白宫内部建立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情报部门。它被称为“水管工”（The Plumbers），众所周知，它是在尼克松对联邦调查局深感失望后出现的。尼克松确信J.埃德加·胡佛不愿意像效力于他的前任一样效力于他：搞拿不到桌面上讲的——也就是非法的——政治间谍活动。“这是尼克松一贯的想法，”约翰·迪恩说，“他能为他所做的一切找出先例，因为别的总统也这么做过。他说肯尼迪家族甚至更恶劣。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想也许他说的确实有些道理。但如果深究的话，其他总统并没有将其作为标准的操作程序。”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一伙窃贼洗劫了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在洛杉矶的心理医生的办公室。这伙人中包括中央情报局前特工霍华德·亨特和G.戈登·利迪，这两个卡通式的人物很快就会因其在“水门事件”中的角色而出名。埃尔斯伯格事件弄得一败涂地，简直就是巨蟒喜剧团(58)在现场表演：闯入者非但没有找到任何能证明埃尔斯伯格有罪或令其难堪的东西，还把办公室弄得乱七八糟，拍下了现场被破坏后的照片，利迪甚至在大楼前摆姿势留影。霍尔德曼事前似乎对该行动一无所知。不过，埃利希曼的一张手写便条证实了他对这个令人遗憾的插曲是首肯的，便条上写道：“如果您同意，此事保证不会追查到白宫头上。”(59)这次拙劣的闯入行为不仅会追查到白宫，还可能让起诉埃尔斯伯格泄露国家安全机密的计划泡汤。而对利迪及其同伙而言，这才刚刚开始。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七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被非法闯入一事的起因至今仍是个谜，相关争论已经持续了四十年之久。目前依然没有证据表明霍尔德曼或尼克松明确批准了这一阴谋。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白宫就这么睁只眼闭只眼或者别过头去，给一个沦为犯罪集团的情报部门开了绿灯(60)。即使在埃尔斯伯格事件惨败之后，戈登·利迪还是被派去总统连任委员会干活，对一个明显我行我素、横冲直撞的暴徒来说，这等于是升职。迪恩说：“对于利迪做过的一切令人发指的事，他们从没有说过他一句。半句也没有。很明显，利迪是个得寸进尺的家伙。他认为他们看上他的就是这一点。”
入室行窃和其他白宫“憎恶之事”是怎么在霍尔德曼的眼皮子底下发生的？“这是霍尔德曼身上最大的谜团，”埃文·托马斯说，“大多数人似乎认为，从许多方面来看他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幕僚长。文书工作做得很好，文件质量也很好，上情下达流程顺畅。这是霍尔德曼严格管理的结果。在他的操持下一切配合紧密。但他偏偏忽略了‘水门事件’的危险性。”与他合作密切的特里·奥唐奈尔认为，霍尔德曼不可能批准下三滥的入室行窃：“他非常清楚采取行动的时候政治或其他的底线在哪里。我不认为他会参与任何非法活动——他会叫停去水门大厦盗窃这种愚蠢至极的事情。”
然而，霍尔德曼一再收到过警告。一九七二年一月，利迪在米切尔的办公室与这位司法部长以及迪恩和其他人会了面，提出了一项包括绑架反战领导人、非法窃听以及拦截地对空通信的情报计划。迪恩说，这是一个“惊人的、秘密的、疯狂的计划”。(61)米切尔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听，他冲迪恩眨了眨眼睛。会后，迪恩直接去找了霍尔德曼：“我告诉他我所听到的，这事有多疯狂，而他跟我说，‘你不该和这件事有任何关系’——这句话的冲击力如此巨大，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一个月后，迪恩走进米切尔的办公室，发现（总统连任委员会副主席）杰布·马格鲁德和利迪“正弓着腰在米切尔的办公桌旁讨论窃听和监听的事。我知道霍尔德曼会在这件事上支持我，所以我打断他们，说：‘听着，我不知道你们还谈了些别的什么，不过我刚刚听到的对话是怎么也不应该发生在司法部长办公室里的。’”。迪恩出来后，再次向霍尔德曼汇报：“我说：‘鲍勃，他们还在讨论这件事。’他说：‘别担心，我会处理的。’”
然而不幸的是，他并没有处理。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七日，星期六，加州圣克莱门特的天气不错。总统官邸里，希格比和霍尔德曼在泳池边工作，一抬头看到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急匆匆地朝他们走来。他带来了一份莫名其妙的新闻剪报：五名戴橡胶手术手套的男子试图在位于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安装电子监控设备时被逮了个正着。“我们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希格比说，“我的意思是，这不合逻辑。”霍尔德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条新闻令人不适，对我来说几乎是滑稽的……我的第一反应是笑了笑。窃听民主党委员会？为了什么？这主意简直荒谬。”(62)不过，霍尔德曼称其感到惊讶的说法令人生疑，就像雷诺局长对“瑞克咖啡馆”里有人赌博感到震惊一样(63)。更有说服力的是霍尔德曼的下一句话：“并不是说我一听到窃听或监听这种事就觉得恐惧：一九六八年我在纽约皮埃尔酒店和J.埃德加·胡佛有过一次谈话，谈及林登·B.约翰逊总统进行政治窃听的范围之广，自此之后我对共和党人搞这种窃听就本能地无感了。”(64)他接着写道：“我试着想象了一下当时的场景：一间黑漆漆的政府办公室，窃贼四处晃悠，手电筒的光摇曳着。这听起来像谁干的？我立刻反应过来，‘老天爷！他们抓了查尔斯·科尔森！’”
遮掩此事的行动从那个周末开始。迪恩说：“他们在几个小时内就知道了全部情况。”科尔森否认与此事有关，但霍尔德曼了解到其中一名窃贼就是詹姆斯·麦考德，他是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安全协调员。还有一个“名叫霍华德·亨特的，科尔森在处理《五角大楼文件》和其他调查文件(65)时就是拉上他一起干的”。迪恩说：“他们决定硬着头皮，死扛到底，对所有事都一概否认。而他们真的发布了一份由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批准的新闻稿，为连任委员会开脱嫌疑。这是一个秘密计划，目的是让一桩罪行消失不见。”
几天内，尼克松和他的幕僚长就一头扎进了掩盖真相的行动中：他们讨论了所有问题，从给窃贼封口费到命令中央情报局阻止联邦调查局继续调查。正如埃文·托马斯所言：“霍尔德曼说：‘嗯，我不认为这是妨碍司法公正；我认为这是一种遏制措施。’可是，老天，他的政治敏锐性此刻荡然无存。”迪恩指出，霍尔德曼“对尼克松隐瞒了很多信息……在早期的谈话中，他使用了某种暗语和暗号提醒总统出了一些问题。整件事太丑陋了，他们无颜面对，于是就这么任它发酵”。
尽管《华盛顿邮报》尽了最大努力报道，但这一丑闻迟迟未能影响公众舆论。一九七二年深秋，尼克松和他的幕僚长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沉浸在以压倒性多数击败乔治·麦戈文取得连任的喜悦之中。
H.R.霍尔德曼：第一个任期发生了很多了不起的事。
尼克松总统：应该出本书，叫《一九七二》。
霍尔德曼：没错。
尼克松：那将是本很棒的书……里面有中国，有俄罗斯，有五月八日［总统在莫斯科峰会前夕决定轰炸河内和海防港］，还有选举。真是了不起的一年。这就是我要写的书。《一九七二》，就这么定了。
但一切很快化为泡影。到一九七三年四月，随着国会调查人员和检察官的介入，越来越多的压力加诸尼克松身上，要他解雇两名高级助手以自救。但总统不忍失去霍尔德曼。“霍尔德曼对我的重要程度，甚于亚当斯对艾克的，”(66)总统告诉埃利希曼，“比如说，K［基辛格］的情况只有他能处理。别的事情我可能搞得定，但我搞不定这个。所以保护霍尔德曼……是一个主要考虑因素。他是总统最亲近的密友。我们不能任由他被抹黑成一个污糟的狗腿子。”霍尔德曼在日记里充满希望地提到，基辛格曾代表他公开表态：“如果总统真的让我失望，或是让局势发展到我必须离职的地步，他（基辛格）也会走人，因为如果白宫允许这种事发生，他不会为其服务。”
霍尔德曼在他的日记(67)中回忆起了这件事，当时他和妻子在家喝咖啡时，电话铃响了。
电话那头的尼克松语气紧张。
“那个，鲍勃，我们得做个决定了，我思前想后，必须是辞职了。”
我脑海中有个律师在对我说：不要辞职。不能辞职。这样一来等于在向公众声明“我有罪”……
我说：“你知道我对这件事的看法。但如果这是你的决定，我没意见。”
尼克松告诉他的幕僚长，当天下午会有一架直升机把他和埃利希曼送到戴维营，总统会在那里等他们。霍尔德曼十四岁的女儿在家，但其他孩子（两个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分散在国内各地。他的妻子乔给每个孩子都打了电话，但霍尔德曼不忍心告诉他们实情。
几个小时之后，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从五角大楼向戴维营飞去。“我知道我需要和埃利希曼谈谈，”霍尔德曼后来写道，“但有那么一会儿，直升机在一条河上低飞时，我就那么欣赏着壮观的景象……这架直升机向北飞往拉里·希格比居住的马里兰州。”(68)
多年后，希格比描述了当时的情景：“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天色晦暗。我和妻子带着刚出生的宝宝——现在她怀着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去散步。路上她看到直升机飞过，我说：‘那是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去戴维营的飞机。他们要辞职了。’我当时是个二十七岁的小伙子，正在尽力弄明白这一辈子该做些什么，我必须承认这事挺可怕的。我当时想，如果我要坐牢的话，我手头的钱只够让我妻子在某个地方挨过一年，然后我会努力收拾残局。”
在戴维营，霍尔德曼直接去了阿斯彭度假屋，尼克松正在那里等他。霍尔德曼后来回忆说，他们走到阳台上，一起俯瞰着马里兰州的乡村。尼克松低声说：“你知道吗，鲍勃……昨晚睡觉前，我跪下来……祈祷我早上不会醒来。我没法面对这样的事。”(69)
“我说：‘总统先生，你不能任自己沉溺于这种情绪中。你得继续前行。’”霍尔德曼深受感动，但他后来得知，几分钟后尼克松在会见埃利希曼时说了一模一样的话：“这伤害了我。我曾经以为尼克松视我为知己，他对我表达的是轻易不会在他人面前展现的个人情感。现在我明白了，这只是一种谈话策略——是辩手用来进入一个对双方都很困难的话题的一种方式——他对我俩用了一样的策略。”当他离开时，总统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他伸出了手。霍尔德曼追随尼克松二十年，这是尼克松第一次与他握手。
当晚，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我有幸结识的两位最优秀的公务员”(70)辞职。一小时后，霍尔德曼给总统打电话——总统显然醉了，舌头都大了。
尼克松：喂？
霍尔德曼：你好。
尼克松：希望我没有让你失望。
霍尔德曼：没有，先生……你自有你的道理……
尼克松：鲍勃，这事对你，对约翰，还有其他人来说都很难，但是，见鬼，我再也不会谈论那该死的水门事件了——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你也会赞成吧？
霍尔德曼：是的，先生。事情已然如此，而且你已经表明了你的立场……
尼克松：告诉你一件有意思的事。你知道，我们还没有听到任何……唯一一个打电话来的内阁官员是卡帕·温伯格(71)——是这事过去五十分钟后打来的。上帝保佑他。
霍尔德曼：嗯。
尼克松：……要我说你这个人够强悍，该死的，我爱你。
霍尔德曼：那个……
尼克松：……天主庇佑，你要有信心。要有信心。你会赢了这个狗娘养的……
霍尔德曼：当然……
尼克松：……不知道你能不能像以前那样打几个电话，看看有什么反应，然后再打给我。可以吗？
霍尔德曼：我觉得我不能那样做了。我不——
尼克松：没错，不能了。
霍尔德曼：依我现在的处境这么做很尴尬。
尼克松：别打电话给任何人。见鬼……上帝保佑你，哥们儿。上帝保佑你。
霍尔德曼：嗯。
尼克松：你知道的，我爱你。(72)
霍尔德曼：嗯。
尼克松：把你当兄弟。
霍尔德曼：行吧，我们继续奋斗吧。
尼克松：好的，兄弟。要有信心。
霍尔德曼：行。
在埃文·托马斯看来：“霍尔德曼宅心仁厚，还在帮助那个刚刚炒了他、羞辱了他、差点让他送命的家伙。在这一刻霍尔德曼的宽容和尼克松的可恶一览无遗。”
霍尔德曼还在继续听从总统的调遣。在参议院的水门事件听证会上，转而出面指证尼克松的约翰·迪恩称，他曾警告过总统，“有一颗毒瘤正在其任期内滋长”(73)。尼克松此刻想知道白宫的秘密录音带是否会对他有利——好让迪恩对一系列事件，特别是对那次谈话的说法，失去可信度。他让霍尔德曼听一下录音并做出评估。令人费解的是，霍尔德曼汇报说，那次谈话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上，这盘录音带里尼克松罪证确凿，他批准向窃贼支付封口费，迪恩的说法得到了证实。希格比说：“我从他［霍尔德曼］那里得到的唯一解释是：‘我想尽我所能为总统把表面文章做到最好。’其次，我认为他无论如何没有想过这些录音带会公之于众。”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六日，尼克松的助手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在全国性电视节目上被问道：“你知道椭圆形办公室内安装有监听设备吗？”巴特菲尔德回答：“是的，先生，我知道有。”这个惊人的消息披露之时，尼克松正因肺炎住院；两天后，霍尔德曼的接班人、幕僚长亚历山大·黑格下令将录音带封存，并拆除监听设备。
现在，理查德·尼克松面临一个重大的决定。他应该下令销毁录音带吗？在回忆录中，他写道：“……销毁它们将是个极具争议的举动。(74)［艾尔(75)·］黑格指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除了可能造成的法律问题之外，销毁录音带还将给公众留下有罪的印象。当［副总统斯皮罗·］泰德(76)·阿格纽来医院看望我的时候，跟我说应该销毁它们……。霍尔德曼说，这些录音带仍然是我们最好的防御武器，他建议不要销毁。”
尼克松的幕僚长认为，这些录音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开脱罪责。“霍尔德曼曾在多个场合对我说，他认为这些录音带最终能拯救总统。”希格比说。事实恰恰相反。录音带是总统一心掩盖真相的确凿证据，它的披露意味着尼克松的总统任期完了。
当尼克松和他的幕僚长的防御系统崩溃时，他俩表现得不像是老练的马基雅维利，倒像糊里糊涂的业余人士。迪恩告诉我：“我与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77)的唯一分歧在于，他们想把尼克松说成是黑帮教父，并且想把白宫说成是一个犯罪集团。但事情不是这样。”托马斯还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总统和他的幕僚长正在艰难地度过一场危机，这场危机的每时每刻都让他们感到为难。“尼克松被描绘成犯罪大师——他了解所有的细枝末节，”托马斯说，“在我看来，尼克松不是那样的人。我觉得尼克松是害怕的；他在这方面笨手笨脚；他玩的都是小丑的把戏；他从事政治间谍活动的唯一原因是胡佛不愿意再做这种事了。”
霍尔德曼会自始至终维护理查德·尼克松。(78)在参议院“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面前，这位一向对总统忠心耿耿的幕僚长坚称掩盖真相的事尼克松丝毫不知，也从未批准给窃贼封口费。因为这些不实之词，H.R.霍尔德曼将被判伪证罪、共谋罪及妨碍司法公正罪，并被送往加州隆波克市的联邦最低安全级别的监狱服刑十八个月。
一本杂志以“尼克松斯坦之子”(79)作为其漫画的标题，把这位下台的幕僚长描绘成总统手下的怪物。对媒体和大多数美国人来说，霍尔德曼似乎证明了赋予白宫幕僚长过多的权力会导致灾难。但霍尔德曼的继任者对他并不是这么看的。多年后，即一九八六年一月，尼克松这位时运不济的幕僚长再度公开露面。那是在加州圣地亚哥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与会者包括前白宫高级助手和幕僚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助手安德鲁·古德帕斯特；约翰·肯尼迪手下的西奥多·索伦森；林登·约翰逊手下的哈利·麦克弗森；还有继霍尔德曼之后的三位幕僚长——效力于杰拉德·福特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迪克·切尼，以及为吉米·卡特服务的杰克·沃森。
霍尔德曼沉着、迷人，对自己的业务全盘掌控，给这些精明的白宫老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幕僚长工作的细微差别了如指掌，切尼对此佩服不已。“一起待了大约两天之后，显然霍尔德曼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个工作，”切尼说，“人们普遍认为，‘水门事件’之所以会发生，皆因在霍尔德曼的领导下有一个组织严密的白宫幕僚长制度。其实并非如此。但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以为是这样。事实是，几乎每一位总统刚上任时，不管作何想法，迟早都会遵循霍尔德曼的制度。”
会上，这位尼克松的前幕僚长被问及“水门事件”是如何发生的。霍尔德曼答道：“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按幕僚制度行事。要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以我们设定的方式处理［“水门事件”］……我们本可以妥善解决那件事——当然也许会给某些人带来不幸——但这是必要的，而且必须这样。可是我们没有做到，这才导致了最终的危机。”(80)
当我把霍尔德曼的解释转述给迪恩时，他说：“就是这么回事。”（这是霍尔德曼和他的死对头之间罕见的共识，而忠于尼克松的人仍然视霍尔德曼为犹大。）
面对这场终极危机，霍尔德曼未能执行自己的白宫治理模式。“霍尔德曼是其中的核心，”埃文·托马斯说，“因为他原本是房间里有资格说‘打住！停！’的那个人。”理查德·尼克松的幕僚长最终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如果有机会重新来过，我会采取不同的做法。我会直面尼克松身上邪恶的一面——至少在某些时候会这样。”
难道尼克松的“大行刑官”不能让总统正视这令人不快的真相吗？我向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在华盛顿特区的办公室待了四十多年。他回答：“我毫不怀疑霍尔德曼很好地执行了总统的意愿——也许太好了。我觉得霍尔德曼从来没有说过，‘不，你错了’。”拉姆斯菲尔德停顿了一下，笑了笑：“他很谨守本分。我就没那么顺从了。”
(1) Samuel Kernell and Samuel L. Popkin, eds. Chief of Staff, 184.
(2) 最近发现的霍尔德曼的笔记似乎证实了几十年前的指控，即尼克松试图通过破坏约翰逊政府和南越之间的和平谈判来确保他一九六八年的选举。霍尔德曼的笔记记录了尼克松在某次电话中下的命令，要求在会谈中使用“破坏性因素”。林登·约翰逊对尼克松的干涉感到愤怒，私下指责他叛国。但目前尚不清楚霍尔德曼本人接到尼克松的命令后是否采取了行动。
(3) Theodore P. White,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8（New York: Antheneum, 1969）, 485.
(4) “艾克”是艾森豪威尔的昵称。——译者
(5) James B. Chapin, UPI, April 16, 2002.
(6)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Report of the Committee（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7）.
(7) 约翰·斯蒂尔曼曾为哈里·杜鲁门总统工作六年，他有时被称为白宫第一幕僚。但是斯蒂尔曼这个深受信任的心腹，并没有舍尔曼·亚当斯那样的大权。
(8) TIME, January 8, 1956, vol. 67, issue 2, 20.
(9) Abominable No-Man，这个词是为舍尔曼·亚当斯造的。他当幕僚长时，经常对求见总统的人说：“没人（no man）。”那些被挡在门外的人认为亚当斯故意刁难，阻挠他们见总统。于是就把英语中的Abominable Snowman（可怕的雪山野人）改成no man，作为亚当斯的外号。用在别处，指从中作梗的人。
(10) H. R. Haldeman with Joseph DiMona, The Ends of Power（New York: Dell, 1978）, 86.（此时“狗腿子”的原文是son of bitch。——译者）
(11)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对拉里·希格比的采访。
(12)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八日对埃文·托马斯的采访。
(13) 为政界候选人或剧团等在某地的活动提前进行联系和做好安排的人。——译者
(14)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五日对汤姆·布罗考的采访。
(15) 二〇一六年四月三日对约翰·迪恩的采访。
(16) 尼克松的传记作家托马斯说：“关于霍尔德曼的一大谜团是，是什么在驱策他？”他的客户之一是沃尔特·迪士尼，一个可怕的人。所以霍尔德曼认为，“我习惯于与怪人和天才打交道。如果我能为迪士尼做这件事，那我也能为尼克松做这件事。”
(17) white-shoe law firm，white-shoe用来形容那些历史很悠久的公司，它们很成功，也很传统和保守。主要是指律所和金融公司等，通常是百年老字号，名列世界五百强或者属于行业龙头，享有很高声誉。——译者
(18) Memo, H. R. Haldeman to Richard Nixon; June 20, 1967; Folder 12, Box 33, White House Special Files;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Yorba Linda, California.
(19) 福克斯新闻前总裁、创始人之一，深度卷入政治和大选，后因性丑闻等下台。——译者
(20) 二〇一四年五月六日对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采访。
(21) William Safire, Before the Fall: An Inside View of the Pre-Watergate White House（Garden City: Doubleday, 1975）, 116.
(22) William Safire, Before the Fall: An Inside View of the Pre-Watergate White House（Garden City: Doubleday, 1975）, 11.
(23)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段校史，讲述了一九四七年返校游行的举办情况：“学生会主席鲍勃·霍尔德曼建议换种形式，把女王及其皇室成员大大咧咧地坐在敞篷车里，改为以一辆别致的彩车来载他们。校友志愿者接受了挑战，用创纪录的短时间造出了一辆漂亮的彩车。”
(24) 此处是双关语，个人趣事是personal sketch，但sketch有“乱涂乱画”之意，霍尔德曼在以此拒绝萨菲尔的要求。——译者
(25) Image merchant，此处指通过写作为真实人物塑造形象的作者。——译者
(26) Newsweek, May 7, 1973.
(27) 二〇一六年四月三日对约翰·迪恩的采访。
(28) Memorandum for Mr. Magruder, July 7, 1970. Reproduced at the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29) 二〇一四年二月五日对特里·奥唐奈尔的采访。
(30) Gridiron dinner，是华盛顿记者和政治人物的传统年度聚会，美国总统通常会在其间被无伤大雅地开玩笑。——译者
(31) 这些备忘录的数量惊人：在约巴琳达的理查德·尼克松图书馆，两天时间里，作者和他的妻子只能触及尼克松与霍尔德曼之间的交流的表层。
(32)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Yorba Linda, California.
(33) 也称“艾森豪威尔行政大楼”，是联邦政府主要部门的指定办公地点。——译者
(34)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对斯蒂芬·布尔的采访。
(35) 卫生教育和福利部（HEW）一九七九年更名为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36) corner office，坐镇角落办公室的通常为企业的最高领导。——译者
(37) 约翰·迪恩在尼克松“水门事件”中的角色仍有争议；总统的支持者仍把他视为这起“白宫丑事”中的恶棍。但迪恩说，他力图把所谓的“对敌计划”扼杀在萌芽中：“他们首先得逼我、逼我、不断逼我写份备忘录来设计这个计划，最终我写好了。我以为我写的这个备忘录，霍尔德曼会觉得这份‘该死的敌人’的文件很讨厌，会说，‘显然，我们不会这么做！’而当备忘录回来时，他说：‘太好了！就这么办！’我快崩溃了！我意识到我根本不认识这些人！”
(38) H. R. Haldeman, The Haldeman Diaries: Inside the Nixon White House（New York: Berkeley Books, 1994）, 375.
(39)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八日对埃文·托马斯的采访。
(40) Richard Nixon Library.
(41)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一日对弗雷德·马莱克的采访。
(42) 指社会上握有大权、享有影响力的白人。——译者
(43) “什么都没发生”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马莱克的犹太雇员名单上有四个人被降职，马莱克积极参与了此事。
(44) Samuel Kernell and Samuel L. Popkin, eds., Chief of Staff，22.
(45) 关于尼克松要求闯入布鲁金斯学会的原因，有几种说法：（1）与《五角大楼文件》有关的机密文件；（2）有情报显示，林登·约翰逊出于党派政治目的下令在越南停止轰炸；（3）林登·约翰逊窃听到的情报中暗示尼克松参与了一九六八年大选期间破坏巴黎和平谈判的阴谋。
(46) OVAL 533-1: June 30, 1971; White House Tapes;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Yorba Linda, California.
(47) OVAL 534-2（3）; July 1, 1971; White House Tapes;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Yorba Linda, California.
(48) 尼克松的法令既有非法的，也有空洞的。尼克松被内政部长、狂热的网球手沃尔特·希克尔的一份声明激怒了，命令霍尔德曼把白宫的网球场铺好。他无视了这个要求。历史学家理查德·诺顿·史密斯解释说：“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这位老人可以说大话，说不合法的话或者其他什么，霍尔德曼则会保护他不被自己的昏招所累。
(49) 也有人认为尼克松想让战争继续下去，直到他不会因为战争失利而受到指责的那天。根据这一学派的观点，任何北越同意的和平解决方案都会使他的连任机会遭殃。
(50) H. R. Haldeman with Joseph DiMona, The Ends of Power, 122.
(51) Safire, Before the Fall, 117.
(52) 录音系统只有总统、霍尔德曼、助手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拉里·希格比、斯蒂芬·布尔以及一些特勤人员知道。它可被内阁会议室之外的声音激活：“亚历克斯-特菲尔德总是想知道总统什么时候进入内阁会议室，”布尔回忆道，“而我想不通：‘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是啊，大不了就是内阁会议室的录音机每次都得手动打开。
(53) H. R. Haldeman with Joseph DiMona, The Ends of Power, 120.
(54) 奇怪的是，尼克松一开始似乎对《五角大楼文件》漠不关心：其中机密主要是关于他的前任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的恶行。但基辛格大怒，也激起了总统的怒火。约翰·迪恩回忆道：“亨利告诉尼克松，如果你不去追埃尔斯伯格，你会被认为是个懦夫。它会破坏我们和北越在巴黎的秘密渠道；这将导致中国人不愿意与我们打交道——而世界将视你为弱者。”
(55) H. R. Haldeman, The Haldeman Diaries, 368.
(56) 霍尔德曼形容科尔森为“总统的私人杀手；强硬政治的经办人。我被夹在潮水般的抱怨中间，都是关于科尔森的，要么说他目中无人横冲直撞，要么悄然地偷偷摸摸潜入据称由白宫高层把持的政治帝国……。科尔森不在乎谁抱怨他；他说，尼克松是他唯一的老板。而尼克松一路都在背后支持他，从他梦寐以求地想抓住参议员特德·肯尼迪和他妻子之外的女人上床，到更厉害的争斗。”
(57) 二〇一六年四月三日对约翰·迪恩的采访。
(58) Monty Python，又译“蒙提·派森剧团”，英国超现实幽默表演团体，在节目中彰显邪恶表演，对英美喜剧均有深刻的影响。——译者
(59) Egil Krogh and David Young, Memorandum, August 11, 1971. SSE Exhibit # 9.0, 6SSE 2644-45, the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60) 为什么要闯入水门大厦？众说纷纭，从收集民主党总统竞选活动的情报，到揭发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拉里·奥布莱恩和亿万富翁霍华德·休斯，再到证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低层官员跟一个卖淫团伙有牵连。
(61) 二〇一六年四月三日对约翰·迪恩的采访。
(62) H. R. Haldeman with Joseph DiMona, The Ends of Power, 26.
(63) 此处指电影《卡萨布兰卡》（又译《北非谍影》）中的情节，油滑的警察局长对瑞克咖啡馆的赌博行为心知肚明，但还是装作很吃惊的样子。——译者
(64) 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向尼克松吹嘘说，林登·约翰逊已下令窃听尼克松的竞选飞机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据称进行窃听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卡塔·“德克”·德洛赫则证实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
(65) 亨特的“调查文件”中包括闯入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办公室的拙劣之举。
(66) Stephen E. Ambrose, Nixon: Ruin and Recovery, 1973–1990（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 99.
(67) H. R. Haldeman with Joseph DiMona, The Ends of Power, 368.
(68) H. R. Haldeman with Joseph DiMona, The Ends of Power, 371.
(69) 同上，374。
(70) 一九七三年四月三十日，理查德·尼克松宣布R.霍尔德曼和约翰·埃利希曼辞职的讲话。
(71) 卡斯帕·W.“卡帕”·温伯格是尼克松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
(72) TELEPHONE 45-41; April 30, 1973: White House Tapes;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Yorba Linda, California.
(73) OVAL 886-6; March 21, 1973; White House Tapes;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Yorba Linda, California.
(74) Richard Nixon, R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8）, 901. Nixon later regretted his decision, writing: “In the early morning of July 19 I had made a note on my bedside pad: ‘Should have destroyed the tapes after April 30, 1973.’”
(75) Al，亚历山大的简称。——译者
(76) 西奥多的简称。——译者
(77) 这两位是因调查“水门事件”一战成名的《华盛顿邮报》记者。——译者
(78) 即使当这位名誉扫地的总统后来解雇了自己的前幕僚长，在付费电视节目中告诉大卫·弗罗斯特自己错在没有早点解雇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霍尔德曼依然维护了他。
(79) Paul Conrad,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3, 1973, 33.（Son of Nixonstein，是对玛丽·雪莱的作品《弗兰肯斯坦》标题的戏仿。——译者）
(80) Samuel Kernell and Samuel L. Popkin, eds., Chief of Staff, 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