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如何跳出马尔萨斯陷阱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60年到2020年，全球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年趋势增长率为1.93%。加上不足1%的人口年增长率，我们的总体GDP的年趋势增长率略低于3%。

当然，“趋势增长率”代表的是长期或平均趋势，有些经济周期和随机事件会造成这种趋势的暂时偏离。无论如何，不足2%的人均GDP年趋势增长率还会持续下去。按照这个速度计算，10年内全球的平均生活水平将提高20%左右。

这是极其可观的。实际上，只要仔细想一想，你就会发现，这几乎是令人发狂的。从现在算起，10年后，全球人口的富裕程度可能增加20%！按照100年复合计算，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人均GDP会是现在的六七倍。那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新世界，可以这样想象，你的家人、朋友和他们的收入以及他们拥有的财产，在下个星期一会是今天的约6倍。这就是100年后的景象。

迷雾就在正前方

是的，人类正在共同奔向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但是，无论对未来样貌的认知有多么模糊，我们前进的速度都不可能减慢。无论如何，我们都会以惊人的速度冲进模糊不清的未来，就像开着F1赛车风驰电掣般扎进浓雾里一样。

这让人在心理上很难适应。回望走过的人生，你可能经历过地球上一场又一场的巨大变革。一个人如果从2010年穿越到2020年，一定会完全震惊于智能手机、人工智能语音助手、加密货币、RNA（核糖核酸）疫苗、远程办公文化、大都市里的拼车等的出现。我们可能很容易忘记的是，我们今天早已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是在近些年才出现的，比如GPS（全球定位系统）、互联网和个人计算机等等。同样，我们也很难想象未来的可能模样。但是，想做到适应未来，我们就必须培养自己理解和利用趋势的能力。

未来之所以模糊不清，关键就在于创新。无论何时，只要有一项创新被推出，人们很快就会希望它不断得到改进和提高，并不断变得更好。比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从未听说可以在飞机上使用Wi-Fi上网。但就在这种网络推出后不久（尽管网速慢得像蜗牛），乘客的态度很快就从惊叹变成了抱怨，因为他们想要更快的网速、更好的易用性和更高的可靠性。是的，我们就是这样一群被惯坏了的人。我们总是要求更好、更快、更便宜。我们早就习以为常的发展就是这样，而且很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

另一点需要强调的是，一切可能性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没有界限。以蝴蝶为例，它从虫卵开始，神奇地成为一只幼小的毛毛虫，然后是蛹，接下来它变成了蝴蝶，翩跹飞舞。最后，这只蝴蝶会产卵，把这种神奇的变化不断地复制延续下去。

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你我也许不懂这一切背后的科学道理，可它明显做到了，借助卫星定位的精准导航也是如此。还有麻醉，有了它的帮助，人们可以对活生生的人体动刀，而接受手术的人什么都感觉不到。我们还可以在一瞬间把一条信息从伦敦发到法国，再发到中国。我们如今能做到的一切就像魔法一样，而在模糊的未来中等待我们的一切只会更加神奇。大自然——包括我们提到的那只蝴蝶——令人惊叹，而人类创造的东西也是如此。

大分流

尽管如此，人类的创新也不总是那么令人称奇。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不曾拥有令人疯狂的、不断加速的超级趋势。和今天疯狂的变革速度相比，人类的创新曾经无比缓慢，如果那也称得上创新。

曾几何时，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没见识过真正的创新。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约99.8%的时间里，我们都没有见过类似的、显而易见的创新，更不可能体会到人均GDP相应的趋势增长。相反，人们生活在被称为“马尔萨斯经济”的环境中（最低水平的创新和由此造成的最低水平的经济增长）。即使各国经济偶尔小有发展，也主要得益于人口的增加，而不是人均收入的增长。马尔萨斯经济这一说法来自托马斯·马尔萨斯，这位牧师在1798年悲观地预测：地球上的人口将呈指数级增长，而粮食生产只能呈线性增长。由此得出了大规模饥荒迫在眉睫的结论。

然而，实际发生的一切恰好相反。经济学教授格里高利·克拉克在他的著作《告别施舍》中用一幅图说明了“马尔萨斯陷阱”和接下来发生的“大分流”。

我们从图2.1中不难看出，在长达3 000年的漫长岁月里，全球平均生活水平基本保持不变。然而，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大事：世界上一部分人口忽然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指数级提升。与此同时，另一部分人（主要是非洲的撒哈拉以南地区）体会到了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这就是所谓的大分流。

原因何在？部分地区生活水平的急剧提升源于创新，其他地区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在于这样一个事实：那里的人们获得了现代化的医疗服务，人口持续增长，但是生产力并未获得相应的提升。幸运的是，如今世界上只有约15%的人口被困在停滞或衰落的社区中。

走向繁荣的9级台阶

我们发现，1450年前后，世界上一个重要的角落成功跳脱了马尔萨斯陷阱——这距离我们撰写本书约570年。智人已经存在了约30万年，然而，这个物种从1450年以来经历的变革远比过去30万年更剧烈。顺便提一句，同样的说法也可以用来形容1800年以来的世界，甚至是过去40年的世界，尽管这些说法不无争议。

当然，这引发了一个问题，智人已经存在了约30万年，为什么这一切偏偏发生在570年前？要知道，就算是670年，也仅仅占人类历史的约0.2%。为什么99.8%的人类历史都陷在马尔萨斯陷阱里？究竟是什么让我们走出了这个陷阱？

在我们看来，起源于西欧一小部分地区的一些事件，逐渐扩展到全球大部分地区，使人类逃出了马尔萨斯陷阱。它们可以概括为下面9种新现象：

1. 文艺复兴（约14—16世纪）。它推动了艺术表达、人文主义、个人主义、经验实验和创造力的发展。

2. 地理大发现（约15—17世纪）。主要包括欧洲人的探险活动和欧洲随后对全球大部分地区（时期并不算长）的殖民。

3. 宗教改革（约16世纪）。在此期间，一向崇尚个人主义的北欧人认为天主教过于制度化，因此摒弃了它。他们对宗教做出了更个人化、去中心化的解读。这也是一个崇尚文学技能的新时代，它强调个人成就，而不是群体顺从。

4. 科学革命（在16世纪、17世纪的欧洲）。它用精确严谨的、可检验的知识取代了神秘论，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它还起到了增进人类团结的作用，因为人们会为宗教信仰而发动战争，但不会为数学或其他学科的定理而兵戎相见。可检验的科学真理堪称和平天使。

5. 启蒙运动（约1600—1800年）。它把自由、民主、科学、宗教宽容、法治、权力的分立、理性和常理奉为圭臬，使之成为全社会的基本价值观。

6. 工业革命（约1750年至今）。技术创新带来了批量生产和化学加工。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财富激增、大规模城市化和文化剧变。

7. 女性解放（18世纪末19世纪初）。女性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政治影响力，这从整体上极大增加了创造性产出。

8. 精准经济（约1980年至今）。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技术引领的计算能力驱动的，并且在众多方面远远超越了人脑的能力。原本非数字形式的媒介（如音频、图像和文字等）实现了大规模数字化，这也极大地推动了精准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随着大众互联网的普及，网民能够获得的信息数量在量级上翻了几番。数字产品的力量还体现在，它们可以以接近零成本不断复制，还可以以接近光速被传送到任何地方。在DNA测序出现之后，对生命最细微的细节进行编码变得可行。DNA变得越来越像一台机器，已经实现了数字化，并且越来越可编程化。

9. 社交网络革命（约2000年至今）。在互联网的基础上，人们组成了无数的在线社交网络。这些团体开始承担无数充满创意的工作任务，而且是匿名的，也不需要从业资质证明（不需要成为正式同事，也不需要接受专门教育或者加入工会等任何形式的资格证明），就可以从事某些工作。

但是，为什么呢？

这很好地解释了过去发生的一切，但它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图2.2为我们带来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它回溯了人类创新的整个历史，从有据可依、能够把创新者的名字和创新成就联系起来的最早时代算起，直到我们选定的截止年份（1950年）。

图2.2令人印象深刻，它是由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AEI）绘制的。这家研究所借助量化历史工具研究了从公元前800年到1950年2 750年的人类成就。这项研究的目的是确定历史上所有留下名字的人在艺术、科学和技术领域做出的创造性创新的案例，这些创新必须足够重要，世界上至少有一半的现代主流参考书引用了这些创新。

这个项目由50个人花了5年时间合作完成。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涉及研究超过163项现代人类成就来源（如百科全书），并详细记录：（1）每项成就的内容；（2）成就涉及的创新者；（3）为每项成就分配的版面；（4）成就发生的具体时间；（5）创新者当时的生活地点。这样就得到了一幅人类创新成就的全景图，创新者、创新内容、创新时间和地点的信息一目了然。研究结果包含4 002位声望卓著的哲学家、数学家、音乐家、诗人、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技术发明家，以及所有做出重要贡献、足以进入这一名单的人。此外，还有一张清单，专门罗列他们的成就。

从图2.2中不难看出，全世界的新成就数量一直很低，而且毫无上涨迹象，直到公元1000年，情况开始有了起色，但是并未加速发展。对数据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当时的成就不仅走势不明，并且地理分布极其分散。也就是说，创新的爆发同时出现在全球的不同地方，但都是短期的。每一次，自发创新都犹如昙花一现。在图中的最初约300年里，虽然人类积累的知识和能力总体上稍有增长，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任何加速发展，甚至出现了短暂倒退。事实上，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人类根本没有任何创新！一片空白。这让我们不禁想起了戴维·多伊奇的“巨大的一成不变”。

接下来就不一样了，大约从1450年开始，全世界的创新真正实现了爆发式增长。想要理解这一切，不妨先看看它是从哪里发生的。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一切最初几乎完全发生在欧洲西部。在此之后，西欧人开始移居世界各地，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并把创新文化带到了当地。这一次，星星之火并没有熄灭，它在全世界燃成了一片燎原之势。

一些统计细节简直令人着迷。比如，这项研究表明，从公元前800年开始，直到1950年，不少于97%的人类成就是在西方文明的疆域内被创造出来的。1950年之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亚洲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快步赶上，并在一些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同样，印度和以色列也在创新方面显示出快速增长的势头。实际上，如果按照人均标准来计算，以色列如今已成为全球创新的领先国家之一。但是，用来衡量全球创新水平和成就的各项指标，例如全球创新指数等，继续显示了极强的西方主导地位。

为什么是西欧？

无论从何说起，我们都绕不开一个问题：为什么创新的爆发出现在西欧？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先看看绝大多数创新活动发生在西欧的哪些地方：它们大多发生在一个狭长地带。它有时也被人们称为“蓝色香蕉”地带。

“蓝色香蕉”地带包括很多现代城市，例如米兰、苏黎世、慕尼黑、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等。如今谈到“蓝色香蕉”时，人们有时也会把巴黎、佛罗伦萨和布拉格包括在内。无论是哪种情况，这根巨大的香蕉覆盖的始终是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一片区域。它之所以成为创新的沃土，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平均而言，这片区域为公民带来的富足和繁荣程度远大于全球任何其他区域，包括欧洲其他地区在内。也就是说，“蓝色香蕉”是一块繁荣富强之地。

“蓝色香蕉”之所以独享繁华，最关键的两个原因是知识的传播和创造力的扩散，事实上，这里也是15世纪欧洲最早开始印刷书籍的地方。

即使是现在，从太空俯瞰欧洲夜景，我们也能看到极其相似的图景：一根巨大的“蓝色香蕉”格外明亮地闪烁着，与当时欧洲那些主要印刷城市的分布样态几乎重合。

还有更令人惊叹的重叠。根据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中提出的欧洲“创新核心”地带概念，我们可以从量化历史图表中看到，全欧洲有一大半的创新（或成就）发生在这个地区。

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这一结果？这个创新核心地带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0.1%和全球人口的1%左右。

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在2 750年的漫长历史里，全球1%的人口（他们居住的土地面积仅为全球陆地面积的0.1%）居然贡献了创新成就的半壁江山！不仅如此，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全球其余的创新几乎都发生在西欧其他地区，而这些地区只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这意味着，全世界其余99%的人口仅仅完成了人类创新总量的2.5%。因此，想要理解马尔萨斯经济的突围之道，看懂自发创新的喷涌，我们就必须把目光聚焦在这个地区，研究它在1450年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通过10倍速创新实现去中介化

欧洲核心区域的创新是由印刷术的引进触发的。实际上，这项技术最早是中国人发明的，但它在那里发挥的技术优势非常有限。中国使用形体各异、数以千计的方块字，这让印刷工艺变得极为繁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印刷术的腾飞。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439年，古登堡在德国推出了活字印刷术，并迅速取得巨大成功。这主要是因为欧洲使用字母文字，所需字符要少得多。这使得欧洲的语言更接近数字化。

从这里开始，我们把类似古登堡印刷术的技术称为“10倍速技术”。它指的是一项技术在解决问题时比它所取代的旧技术要好10倍左右。在古登堡之前，一本手抄本《圣经》约为300弗罗林[1]。到了1454年，古登堡销售的《圣经》只要30弗罗林一本。这意味着10倍速的进步。不仅如此，29年后，也就是（欧洲）引入印刷术的44年后，Ripoli出版社的书籍售价已经低到了手抄本售价的1/500。这意味着书籍印刷已经不再是一项10倍速技术。它在44年里发展为一项500倍速技术，相当于成本效益大约每5.5年翻一番。

当一项技术实现10倍速跃进（更不用说500倍速跃进）时，它会走进更广大的人群，打破极少数人的专享。欧洲的图书产量就是这样的，它从14世纪的280万册迅速提高到18世纪的10亿册，大约以360倍速增长。

这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力量，帮助他们减少了对他人的依赖。也就是说，印刷术让人们有能力独立获取信息，不再需要依赖教会或政府。从市场营销的角度来看，它也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去中介化”（即去掉中间商）事件，它是10倍速技术的常见结果。

它也是10倍速技术的第三种常见结果的绝佳例证，也就是说，这些技术通常把市场机制逐渐从供方推动（即主动将产品推向用户）变为需方拉动（即用户个体的活动自动决定了向其推销或为其提供的产品内容）。印刷术出现之前，信息是由教士和国王推向大众的，印刷术出现之后，民众开始越来越多地决定自己该读哪些书籍和宣传品。如此一来，信息就成了一种武器，人们用它来对抗权力中心。顺便提一句，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互联网上，无论是报纸、广播还是电视，基于互联网的拉动模式正在逐步取代原本的推动模式。

10倍速以上的技术，如印刷术和后来的互联网，往往还会产生广泛的级联效应，影响其他技术，并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类组织。在欧洲，印刷术产生的一大组织效应是新教信仰的出现。我们先前提到过这一点，1517年，这场运动兴起于“蓝色香蕉”地带，包括维滕贝格和萨克森选侯国（今德国的一部分）在内。教士、神学家马丁·路德在那里完成了他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并把它张贴在了维滕贝格诸圣堂的大门上。

当时，天主教会是很多国家里最大的地主，从土地和其他来源中获得巨额收入，包括出卖所谓“赎罪券”的行为。据说这种赎罪券可以减轻信徒及其家人的地狱之苦，路德和他的新教徒们针锋相对地反对赎罪券以及天主教会的种种做法。新教教义认为，人们用不着通过牧师来找到亲近上帝的路，相反，人们应当对自己负责，自己阅读《圣经》，陶冶自身道德情操，找到自我救赎的道路。这种去中心化的道路让新教分解成了数百个分支派别，而天主教仍是一个庞然大物。

与此同时，印刷术还推动了科学探索的发展。曾经广为流传的种种解释都立足于宗教信仰和想象，如今它们被还原论思维取代。每个问题都被拆分成多个子问题，这样的拆分不断地进行下去，直到所有的问题（在可能的范围内）得到检验为止。我们如今还在这样做，而且得到了更多设备的支持，比如，我们借助大型强子对撞机和电子显微镜等设备来理解微观世界里最微小的事物。

这一进步带来了令人着迷的结果：更多人学会了阅读。随后的大量研究告诉我们，新教地区的人口识字率远远高于天主教地区。不仅如此，新教徒逐渐发展出了一种相当独特的优势心智模式。哈佛大学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在他的著作《世界上最怪异的人》（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中指出了他称为“怪异”的人的各种特点（即WEIRD，它是Western、Educated、Industrialized、Rich和Democratic的首字母缩略词）。西方的“怪异”的人主要是新教徒或新教出身的人。他们往往注重个人品质和意愿，而其他人更多地关注人际关系和情境。这一点可以通过试验来证明。比如请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用10种不同的方式完成下面的句子：

“我是_____________。”

“怪异”的人几乎总是用个人特质来回答这样的问题，例如“我是个创意丰富的人”、“我是个有好奇心的人”或者“我是个没有耐心的人”，而“非怪异”的人更多地通过与其他人的关系来识别自己（如作为某人的女儿、某人的母亲等）。也就是说，“非怪异”的人（同时很可能是非西方人）更具家族意识，他们对亲属极其忠诚，不太信任外人。反过来说，“怪异”的人更信任每个人。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更善于在社群之间形成运行良好的社会。换句话说，“怪异”的人更善于创造扩大化和/或灵活的社交网络。他们也会加入较小的氏族部落式的圈子，但这建立在较为灵活的立场上，并且涉及多变的社会团体，如贸易团体、海外团体、政治党派等等。这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关键的现象：超社会性。

超社会性的爆发

大自然告诉我们，同其他物种竞争的最有效方式是合作，其中最理想的途径莫过于超社会性这一形式。在生物学意义的生态系统中，建立了超社会性的物种往往优于社会性较差的物种。除了蚯蚓，早已实现超社会性的人类和经其驯化的牲畜是如今地球上最大的生物群体，紧随其后的是同样做到了超社会性的蚂蚁和白蚁。

超社会性的一大效应是“虚拟大脑”的形成。例如，一大群蚂蚁合作完成一项任务，此时这些蚂蚁的行为实际上就像一个有机体，一个拥有自己大脑的有机体。一个小时后，蚂蚁们可能加入了别的蚁群，共同完成别的任务，于是，它们又变成了其他虚拟大脑的组成部分。

“蓝色香蕉”地带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超社会性的爆发。比如，在此之前，传统的天主教信仰足够强大，能够推行一整套固化思想，也就是说，它有能力强制推行多伊奇所说的“等级法则”和“巨大的一成不变”。然而，到了1450年前后，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先进的社会——然后是超社会性。

从创新核心地带的腾飞开始，越来越多的社会性——然后是超社会性——开始取代等级法则和一成不变的地位。前文提到走向繁荣的9级台阶，它们都是最明显的例子。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以及工业革命的一个主要的综合影响是人的解放。从此以后，人们得以自由地试验和探索。我们如今拥有日益丰富的个人主义、实证实验、科学探索和远距离旅行等等，这一切都与超社会性密切相关。此外，更多涉及贸易和技能组合的劳动分工，都属于超社会性活动。

总体而言，我们在超社会性的爆发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虚拟大脑组合形式，而且它们始终处于运动变化中——不断变化的人们合作完成产品、服务和思想的交流。

超社会性是适应未来的成功个体和组织最关键的组成部分。

---

[1] 弗罗林是1252年由热那亚和佛罗伦萨铸造的金币。——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