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

（一）教史研究

明代少林寺曹洞宗小山宗书禅师评述

黄夏年

【内容提要】 明代因为藩王分封的管理体制，促使少林寺与郑王家族发生关系。嘉靖时期的少林寺住持月舟文载和小山宗书师徒二人成为少林寺曹洞宗史上的分水岭。本文考证月舟文载是临济宗鹅头禅师派的法子，其弟子小山宗书则是曹洞宗贾菩萨一派的传人。明清时代宗脉紊乱，灯录穷出，各派为了争正统，都在出书造势。小山宗书因为坐位少林，故受到禅门某些人的指责，少林寺曹洞宗也于此时分裂为二。

【关键词】 少林寺 月舟文载 小山宗书 曹洞宗

【作者】 黄夏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少林寺在其历史发展上高僧辈出，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的著名禅师小山宗书（1500～1567）曾经对少林寺的振兴做出过特殊贡献。本文对小山宗书禅师的禅法及其弟子的传承关系做一浅述，以飨学者。

一 明嘉靖年间“三教合一”潮流与藩王佛教

“嘉靖”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世宗朱厚熜（1507～1567）在位的年号，是明代第二长的年号。明世宗在位早期，英明苛察，严以驭官、宽以治民、整顿朝纲、减轻赋役，史称“嘉靖新政”。到后期，明世宗因为崇信道教，宠信严嵩等人，导致朝政腐败。他长期不理朝政，迷信方士，浪费民力，最终激起民变。又由于明朝积弱，封海不开放，不断受到北方蒙古与东南倭寇侵犯，从而使整个政权受到严重威胁。

明世宗在推行道教时对佛教没有过多干涉，例如余姚知县、礼科给事顾存仁给朝廷上书，批评世宗崇信道教，宠道士凝秀，“败俗妨农，莫甚释氏”[1]。世宗“遂责存仁妄指凝秀为释氏，廷杖之六十，编氓口外”[2]。佛教在嘉靖时已经世俗化，深入民间，明代憨山指出：“明嘉靖闲，有人毁其佛者，剔筋折骨，坼钱网肉，劈罗汉烧煮而食之。其人竟感以铁篦搔痒，遍身皮肉尽脱见骨，且遭刑而死。然世人畏神而敬佛，虽颠人醉酒，尚悚然知归。而若人者，乃醢之而甘心焉。此又坏者之心，不可思议也。故今也，凄然草草，寥落如空。”[3]嘉靖时期儒释道三教力量平衡，相互消长，相互影响。三教进入成熟时期，每个教派都不能也没有力量将对方吃掉，只能相互承认对方存在，且分工非常明显。

有学者指出：“明代分封在河南的藩王在数量上最多，在河南的分布最广，因而，他们必将对明代河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对明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发生极大的影响。”[4]诸王占据的是天下好地，郑王的基地怀庆府就有“小江南”之称。郡志载怀庆府“太行北峙，沁水东流，近带黄河，远挹伊洛”[5]，是山西与河南两省交通要道。“涞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东，书传北连上党，南迫洛阳，汉书寇恂传，山川延袤，雄跨卫孟，旧图经舟车都会，号称陆海。”[6]藩王分封制在国家治理层面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但是在信仰领域，各自占据为王的藩王一方面要与中央政权的儒家信仰保持统一，另一方面也会保持自己独立的信仰。德庆王作为“掌国事”者，管理郑王府的一切，同时他也是“体易居士”，恭敬少林寺的小山宗书禅师，并把二者做到统一而不冲突。在儒释道三教合流形势下，明代士大夫们不选边站队，主动亮出三教合一态度，朱载堉就以“三教中人”“狂仙”等名书写少林寺碑文，又潜修白业，供养小山宗书的弟子如迁大方禅师，促进整个社会思潮朝着三教会流的方向发展。

二 月舟文载禅师是临济宗鹅头禅师派的弟子

月舟文载是小山宗书的师父，其生平事迹在少林寺的《赐祖庭少林禅寺嗣祖曹洞正宗第二十三代传法住持月舟和尚寿塔记》碑中有。此碑阴面有《曹洞正传宗派之图》，明确记录了月舟文载禅师的徒子有“成”字辈的成惠、成永、成秀、成兴、成真、成金、成鉴、成定、成盈、成玉、成满、成邦、宗覃之13人，徒孙佛德、佛然、佛演、佛刚、佛性、佛鲜、佛光、佛旻、佛宁、佛果、佛心、佛才、佛景、佛斈14人，以及重孙法演、法轮、法淳、法洼、法睿、法周、法聪、法琦8人，此三辈人组成了“成佛法”三字，加上月舟文载的“文”，组成了“文成佛法”四字。笔者查阅所见的曹洞宗谱没有“文成佛法”四字，但是在临济宗金碧峰下第二世鹅头禅师派横出临济一枝（计二十四字）为“佛法能仁智慧，清净道德文成，本来自性圆明，行理大通无学”[7]。《宗教律诸宗演派》则云这是“临济下三十七世（突空下第三世）北京西山鹅头禅师演派二十四字。”[8]

一般认为“鹅头祖师”是明代的道孚禅师。《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六曰：“原法藏寺，旧名弥陀寺，金大定中立景泰二年太监裴善静修之，更曰法藏。有祭酒胡濙、沙门道孚二碑。道孚戒坛第一代戒师，世人称鹅头祖师者也。”《新续高僧传》卷二十八说：“（道）孚仪表雄特，顶额隆起。帝见，奇之，称为凤头祖师。孚应声曰：亦鹅头耳，敢附凤耶？”[9]道孚前额一块突起地方，赢得了“鹅头”名字。《律宗灯谱》卷一云：“燕都西山戒台寺万寿律师，讳道孚，字知幻，江南江浦蒋氏子，于金陵灵谷寺薙发，受具后发足参方，誓曰此行不踏曹溪路，永不回头见故乡，后果如其语。北游时正统年，睿宗崇重三宝，奉诏赐紫，敕建戒台。每岁于四月一日起至初十日大开戒坛说戒，睿帝大悦，曰僧众甚多，龙蛇难辨，敕建净染二门于此山，以验泾渭。其笃信者，则受净戒；不笃信者，则触染法，但众生愚迷，偏着染法者多，师奏毁之。……曾诏师大内，奏对佛法，帝以凡情试师，不动声色。帝闻戒德操守，愈加敬重，赐号为万寿祖师焉。春秋八十五，法腊五十五，示寂后建塔于本山。”[10]道孚在北京受到皇帝礼遇，地位很高，不愧京城第一高僧。他开戒坛，注重对律的传承，因之被认为是重开律宗的祖师。明清时代佛教宗派的情况是：“俾受戒之人，急究禅以求戒体，而参禅之人，务持律以固禅宗，禅律一心，而教无别出之遗法矣。”[11]佛教界内部除了禅净合流外，禅律合一的情况也非常明显。

《补续高僧传》称鹅头道孚是凤头道孚，明代北京城一代高僧，弟子遍布京城内外，“法闻四方，学子趋参”，“门弟子千余辈，皆缚禅秉律，阐化一方”者，说明他应该在全国都有影响，并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到月舟文载的家乡北畿通州（今北京通州区）是完全可能的。月舟文载出家的广济寺是现在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在北京西城区，《新续高僧传》卷十七载，由金代万松行秀禅师建立，[12]后来广济寺被战火毁灭，明代开始重建，《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一云：“原万安弘慈广济寺碑，景都城内西大市街北有古刹废址，相传为西刘村寺。景泰间人有得佛像及石龟石柱于土中，山西僧普慧与其徒圆洪辈图兴复之，尚衣监太监廖屏以门赐额曰‘弘慈广济’，时天顺丙戌[13]岁也。”四库全书作者说：“慈广济寺旧为西刘村寺，金时刘望云建，明天顺初僧普慧因其址重葺之，赐额曰‘弘慈广济寺’”。[14]可知广济寺是在明天顺年间得到过朝廷赐额，成为京城名刹。

“鹅头祖师”道孚禅师活动在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共14年。广济寺是在天顺年间（1458～1464）得到了朝廷的赐额，这时正是英宗执政的时候，所以不管是正统还是天顺都是明英宗一人掌权。英宗是道孚禅师的坚定支持者，道孚奉诏赐紫，敕建戒台，愈加敬重，赐号为万寿祖师，其所创立的临济宗“金碧峰下第二世鹅头禅师派”或临济下三十七世（突空下第三世）“北京西山鹅头禅师”影响很大也是必然的，所以在《曹洞正传宗派之图》里出现的月舟文载“成佛法”三代弟子和鹅头禅师派“文成佛法”四代谱系，已经充分说明月舟文载禅师接的是广济寺临济宗鹅头禅师派法脉，并被《曹洞正传宗派之图》证明，虽然少林寺强调了曹洞正传地位，但是也认可了“曹洞派之图”上的临济宗传承。

《嵩山少林寺辑志》卷九载月舟文载禅师到杭州昭庆寺受戒之后，回到北方通州家乡，闭门不出，日习静业，因阅万松行秀的评唱，疑其葛藤，潜心久之，忽自省曰：“曹洞宗风大播天下，有织锦回文之妙，非针线细密，盘旋转折，立触当头者，不能与伊作主也。遂幡然出关，参扣少林三周寒暑，朗然大悟，乃复北还，遍历京师诸大禅席。”[15]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受到万松行秀禅师著作影响，促使月舟文载禅师转向曹洞宗。他认定“君臣道合，正偏相资。鸟道玄途，金针玉线。内外回互，理事混融。不立一法，空劫以前自己为宗，良久处明之”[16]的曹洞家风。万松行秀是广济寺开山者，月舟文载禅师在广济寺出家，又是广济寺法子，天然的宗缘让月舟文载禅师和万松行秀禅师二人有了增上缘，加上月舟禅师喜欢曹洞宗的“织锦回文之妙，非针线细密”的曹洞禅风，再经过到少林寺考察三年，遍参了京城禅宗诸大佬，他的思想已经完全转向曹洞宗方面，并且得到禅林人士认可，这时他很可能接了无方丛禅师的法，成为曹洞宗传人，但是他给弟子传的广济寺临济宗“鹅头祖师”法脉，这应该是他在没有转入曹洞宗时的事情，因为弟子们在已经接了广济寺临济宗“鹅头祖师”法的基础上，按照历史惯性，会继续将已有的法脉传承下去。

三 小山宗书是曹洞宗贾菩萨一派的传人

从《曹洞正传宗派之图》看到，小山宗书不在“文成佛法”的临济宗鹅头祖师一派中，如果他是鹅头祖师的传人，那么他的法号应该是“能”字辈，但是现在没有看到这方面资料，说明他不是鹅头祖师传人。其原因是他在月舟文载禅师六十大寿以后接的法，此时月舟文载禅师已经作为少林寺住持，转变了原来鹅头祖师派身份，成为曹洞宗禅人，因之小山宗书直承接了曹洞宗法脉，给“塔铭”立碑的“慧镇维”三代弟子与小山宗书的法号一起组成“宗慧镇维”四字，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洞山下二十八世（雪庭下十四世）顺德开元贾菩萨宗，亦称“贾法宗”。开宗祖师贾菩萨是一位传奇人物。据有关资料：顺德万安广恩禅师（嗣古冀晖公禅师），姓贾，世居洺水张华里，元初祝发于荆镇法云寺[17]坚公。其师亦知识，训督颇严。贾菩萨至性过人，安纳凄紧，不见色词小异，勤勤汲汲，唯恐不得师心。依古冀晖公和尚受具，兼承心印，振锡远游，参见名山老宿，精进勇猛，所过有去后之思。且戒行严谨，少言语，慎举动，三业肃然，六时如一时。退藏临城山[18]，闭门绝食，诵持大悲章句，勤劬精进。兵马大元帅路通镇临，[19]清信向佛乘，建净土寺，作白莲花会，模一以庐山远公为式。[20]燕都万寿寺，开资戒大会，万松禅师特延师登坛说戒，大洒甘露，四众欢喜，得未曾有。[21]贾菩萨开法的是少林寺曹洞宗雪庭福裕宗脉，现有的曹洞正宗宗谱皆以天童如净禅师曹洞法脉为正宗，少林雪庭福裕一系也是续自天童正脉，但是贾菩萨“另演三十二字”，是少林一脉的旁支而已。

“顺德开元贾菩萨宗”，“顺德”是小山宗书的家乡，“开元”是小山宗书出家的寺院。《新续高僧传》卷三十六云贾菩萨“会开元虚席，郡僚率阖属缁素请恩住持”，圆寂后“弟子万松述其行状，乞房山刘百熙为之碑铭，御弟忽必列以旨谕五路兵马史万户天泽立石。”因为有万松行秀对贾菩萨的支持，邢州开元寺在元代以后成为北方曹洞宗重要道场。又万松行秀是广济寺的开山祖师，月舟文载禅师出家寺院，所以月舟文载禅师转换为曹洞宗禅人，有可能皈依的与万松行秀弟子贾菩萨有关系的少林派旁支曹洞宗贾菩萨派传承。《续指月录》卷十六载：“嵩山万寿月舟文载禅师，别号虚白……”贾菩萨曹洞宗谱系有“继祖续宗 慧镇维方”，如果“虚”字是“续”字通用或假借，那么月舟文载禅师的曹洞宗身份就可以与小山宗书徒子徒孙等的字号组成“续宗慧镇维”五字相连了，月舟文载禅师的曹洞宗身份也能通过小山宗书及其弟子的传承关系连为一体，并且说清楚了。

四 清代曹洞宗谱的争论

明中期到清中期这段时间，佛教界里先后出现了60多种不同的灯录与史书，如《续灯正统目录》云：“近代灯录迭出，曰补灯，曰续略，曰缵续，曰存稿，曰大统，曰宝积，缵述去取，各有所尚，是编特搜群集，会为大成。”[22]众多灯录并没有厘清禅宗历史和人物关系，反而引起更多争论，“佛祖之道，必须师资授受，方有的据，否则法嗣未详，终难取信”[23]。明代禅门内部为了争夺正统，进行长达数十年争论，“即遐陬僻壤，知有悟门，灶妇饷儿，擅说法要，累所传之杂糅，务禀授有苗裔，某为师承，某为嫡嗣，何州之子，何世降神，庶法运毋紊乎主张，而流芳亦迈矣”[24]。其结果是“谓遂过饬非，遁辞强辨，徒损方寸，愈败声名”[25]。他们之所以要处心积虑地将本宗宗谱勒石立碑，取信于嗣是其根本，以为“灯以传道，统以继脉，设道之不明，统之不正，先圣所忧也”[26]。而巴蜀地区，“因明季寇乱，惟蜀最久，恐遗失世谱宗派无稽也”[27]。也有人认为：“自无相好佛已来，三宗品立，门户各开，如罗睺罗之堕钵，苦无发心，重为缀之者，可悲也。”[28]少林寺“寿塔”借月舟文载过生日的机会，将《曹洞正传宗派之图》镌刻在寿塔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产物。

清代比丘智楷“奋力广搜祖父旧章，兼采后人新条，准以甲子编年。考其州郡之分野，人代之后先，师资之授受，宗支之来源。其间述古辨今，事重言复不顾繁琐，务期理明”[29]，撰《正名录》一卷。该书云：“月舟载行实碑，天童怀让虚禅师撰。碑阴有曹洞正传宗派图曰：‘初祖达磨大师，二祖慧可大师，三祖僧璨大师，四祖道信大师，五祖弘忍大师，六祖慧能大师，青原思，石头迁，药山俨，云岩晟，洞山价，云居膺，同安丕，同安志，梁山观，大阳玄，投子青，芙蓉楷，鹿门觉，青州辩，磁州宝，王山体，雪岩满，万松秀，雪庭裕，灵隐泰，宝应遇，淳拙才，松庭严，凝然改，俱空斌，无方从。’”[30]按“行实”碑可知，此碑不是“行实碑”，而是“寿塔”，月舟虽然为碑主，但是列在“参学庵主”里面，所以《正名录》只列到“无方从”为止。

《正名录》又说小山宗书的弟子：“幻休润行实碑记，东吴袁了凡居士撰，碑阴有洞宗正统图曰：初祖达磨大师，二祖慧可大师，三祖僧璨大师，四祖道信大师，五祖弘忍大师，六祖慧能大师，青原思，石头迁，药山俨，云岩晟，洞山价，云居膺，同安丕，同安志，梁山观，大阳玄，投子青，芙蓉楷，鹿门觉，青州辩，磁州宝，王山体，雪岩满，万松秀，雪庭裕，灵隐泰，宝应遇，淳拙才，松庭严，凝然改，俱空斌，无方从，月舟载，宗镜书。月函和尚曰：曹洞源流之错讹者，只在芙蓉鹿门之间。据上四碑载，芙蓉楷下即曰鹿门觉，则丹霞五代迭出明甚。而宗镜书出幻休润，润出大觉念，念出云门澄，此又近代之耳目所昭昭者。”[31]查少林寺现存碑，有陆树声撰《敕赐嵩山大少林寺传曹洞宗二十五代幻休润禅师碑铭》（碑额为“明幻休禅师道行碑”）汪道昆撰《少林寺总持宗门幻休润宗师塔记》袁了凡文《幻休润宗师碑记》（未见碑）之三种，没有“幻休润行实碑记”。且“碑阴有洞宗正统图”的正确称名是“曹洞正传宗派图”，位于“明幻休禅师道行碑”阴，不是袁了凡的碑记之阴。

智楷撰写《正名录》，欲“兹特述其浑乱宗统之一端，以申明存诚去妄之义云尔”。[32]利用碑刻去校正以往的说法，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因为碑刻是离碑主较近的原始资料，且也算得上是盖棺定论，即使有拔高之嫌，但是对碑主生平以及生前地位的介绍基本属实，可能囿于资料的考察与限制，智楷在撰写是书时没有做到严格地核对手中资料，故在沿用碑名问题上出了错误，难以保证书中引用的其他资料，以及观点的建立，当然也不排除站在宗门立场去贬损对方，以达其“溯流寻源，须各究焉”[33]之目的。知楷所引用的少林寺月舟文载和幻休润的两块碑，间接地说明了小山宗书地位转换，前者说明小山宗书是在月舟文载晚年才成为入室弟子，后者则说明小山正式被纳入了“正宗正统图”，确立了地位。

《正名录》又说：“月舟载因竖《龙潭古山仙行实碑》于祖庭，碑末署大少林禅寺当代住持，嗣曹洞正宗第二十三世，金台文载立，宗镜书撰。《法王碧潭清道行碑》自署少林禅寺，嗣曹洞正宗第二十四世，宗书撰。郑藩德庆王撰、宗镜书‘行实’及‘塔铭’皆曰：住持少林禅寺，嗣曹洞正宗第二十四世。憨山清撰《大方迁塔铭》曰：元雪庭裕禅师，揭洞上一宗于少林二十四传，至大章书禅师中兴其道，今迁为嫡嗣也，载梦游集。大章，乃宗镜书号也。”[34]“龙潭”者，嵩山寺院之一，在今登封市东北二十里，自少林寺寺右“登山五七转折便至九龙潭，潭上三面山围，中开平地数十亩，形势绝佳。相传武后游龙潭时，曾建离宫于此，后改为上龙潭寺，今废。武后有同太平公主游九龙潭诗，见《类苑》，或曰今龙潭寺在金元时称龙潭下院”[35]。“古山仙”禅师史籍无载。“金台”是北京。“金台文载”就是指的月舟文载。“宗镜”是指“宗书”，之所以用“宗镜”，大概是因为他在京城住进了宗镜寺里，而且他自己也认可“宗镜”之名，在圆寂前书偈“宗镜宗镜，心法成行”。《五灯会元续略》《五灯严统》《五灯全书》《续灯正统》《续灯存稿》，以及《南海宝象林慧弓诇禅师语录》都使用的是“宗镜”，这些著作是清代禅宗的著作，可知到清代，小山宗书变成“小山宗镜”了。

《正名录》评鼓山永觉贤禅师作《博山来和尚语录序》说：“迨国朝初，雪庭裕公奉诏住少林，（莫乱说，裕祖于金哀宗天兴元年壬辰住少林，至洪武元年一百三十五年，何谓国初耶？）天下学者翕然宗之，历传至万历改元，虚白载迁化，（莫乱说，赞续纪月舟载祖于嘉靖三年甲申，行年七十三，养老于三十六峰烟霞之中，至万历元年，计五十年矣，何谓万历改元迁化耶？）诏小山书补其席，（莫乱说，缵续纪宗镜书祖于隆庆元年示寂，何谓万历改元诏补其席耶？）四方之腰包而至者，如鸟投林，如鱼赴壑。（何其褒也！）而书公乃讲习评唱为事，大失众望。（何其贬也！）”[36]上述的正字为博山来所述，后面括弧里的小字则为智楷的批评之语。小山宗书因为宗脉问题受到诟病，又因能力问题再次受到指责。智楷对小山师徒间的生平事迹是有看法与辩证的，他所举反驳材料都是源自少林寺僧海宽禅师编纂的《五灯会元赞续》[37]一书。此书因宋金元明五百年来，“诸尊宿宗风大义泯灭无闻，遂渡河简拾河朔诸先觉断碑残碣，缵续于五灯会元之后”，[38]所用小山宗书材料来自德庆王书写的两块碑文，驳之而有底气。在小山宗书生平上，智楷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也是站得住的。明代高僧憨山大师写到少林寺“自有元雪庭禅师，揭洞上一宗，于少林二十四传，至大章书禅师，中兴其道”[39]。憨山比小山宗书小46岁，小山宗书主持少林时，憨山11岁，如果说这时憨山还没有接触佛教，那么在小山宗书圆寂时，憨山已经出家一年，接触佛教也有三年的时间，[40]所以憨山对小山宗书的评价，比较接近当时情况，可能受到过已经成为定论的“正统图”影响。

五 结语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避免各地拥军自重，让朱家政权永远传衍，决定将权利放在朱姓宗室的子孙手中，仿照前朝设立藩王制度。河南古属郑地，历代王朝皆封此地为“郑王”领地。嘉靖三十年（1551）朝廷封朱载堼为德庆王，四十一年（1562）封德庆王兼理郑府事。[41]少林寺与郑王府的关系密切，小山宗书生平的二块碑文都是由德庆王撰写的，少林寺与藩王府的佛教关系是在嘉靖年间建立的。小山宗书禅师的师父月舟文载禅师是北京广济寺出家的僧人，属于临济宗“鹅头祖师”道孚禅师一派，因为阅读了金代曹洞宗僧人万松行秀的著作，转向了曹洞宗，成为少林寺曹洞宗的传人。小山宗书禅师出家顺德开元寺贾菩萨宗的弟子，后来转为少林寺曹洞正宗弟子，登上了少林寺的狮王宝座。

古人云：“自达磨入震旦称初祖，五传黄梅，法门益盛。虽顿渐分途，总归含育，持偈礼像，随资应机，至于手挈衣钵，乃在初来，岭南獦獠，必俟雪中断臂，始堪顾盻，则堂前茂草谁诱众生，是知有言无言，有为无为，迷悟差殊，不可执着。盖其设教弥近，故易炽而不坠，若此然超此二见，亦必待人，以是少林住持咸相让避余三十年。而今有宗书……朝梵夕定，玄风流远，时举单传直指，衍奥拨疑千人心降，并食聚仰，间出余力，大葺故刹。”[42]小山宗书禅师是曹洞宗与少林寺历史分界岭。明代少林寺的曹洞宗分化成两派，一派是少林祖庭派，另一派是江西豫章派，而这两派的源头都可以上溯到小山宗书禅师，换句话说曹洞宗和少林寺从小山宗书之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曹洞宗传承开始分为两支。后人为争正统而出现了不同争论，给清代势如水火的宗门之争埋下伏笔，“在佛门钳锤密义，称法乳之恩，必与别系正名，才堪亲验其的血”[43]。曹洞宗一统天下局面，在小山宗书之后分裂为二，故时人认为：“居今之世，洞下儿孙遍天下。要之，总是寿昌、云门两支，而两支共祖，宗镜世代非远，宜乎互相推让赞扬，俾石头、马祖互相推让赞扬之淳风，复振于今日，岂不美哉。奈何去圣时遥，人心不古，动辄操戈相待，非法运衰兆，实法运之大衰也。往见济与洞相非，已是大伤法门元气，今洞与洞相非，则法门元气丧之尽矣。”[44]可知内斗才是伤害佛教僧团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以及最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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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九《顾存仁传》，中华书局，1974，第5517页。

[2]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九《顾存仁传》，中华书局，1974，第5517页。

[3] 《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二十，CBETA 2021.Q1，X73，no.1456，p.609c19-24。

[4] 苏晋予《藩府甲天下，明代河南藩王述论之一》，《史学月刊》1991年第5期，第45页。

[5] （清）田文镜等修《河南通志》卷六，雍正八年初刻本。

[6] （清）田文镜等修《河南通志》卷六，雍正八年初刻本。

[7] 《缁门世谱》CBETA 2021.Q1，X86，no.1603，p.485a11-12。

[8] CBETA 2021.Q1，X88，no.1667，p.560b18-21。

[9] CBETA 2020.Q4，B27，no.151，pp.231b17-232a8。

[10] CBETA 2020.Q4，B22，no.118，p.710a11-b4。《新续高僧传》卷二十八云：“明燕都西山戒台寺沙门释道孚传云：明正统间，（道）孚方北游，睿宗崇尚内典，尤重清修，闻声嘉赏，有诏赐紫，敕建戒台，每岁四月一日至十日闳敷坛席，深契帝心。又以僧众既多，隆污莫辨，敕建净染二门于此山中，以验泾渭，其笃信者，则受净戒；不笃信者，则触染法，但众生愚昧，多着染法，因奏毁之，一归净流。”（CBETA 2020.Q4，B27，no.151，pp.231b17-232a8）可供参考。

[11] 《弘戒法仪》卷一，CBETA 2020.Q4，X60，no.1126，p.576b5-6。

[12] 《元燕都西刘村沙门释行秀传》，CBETA 2021.Q1，B27，no.151，pp.148b8-149a6。

[13] 丙戌是元至正六年（1346），不是天顺年间，此处应该有误，应为万松行秀建立广济寺时代。

[14]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二云：“广济寺在西直门新街口，明正德九年为梅乐禅师敕建，有沙门大勋撰碑，又有梅乐禅师小传一碑，都穆撰吴宽跋，今并存寺中。”

[15] CBETA 2021.Q1，B24，no.141，pp.702b1-703a3。

[16] 《五家宗旨纂要》卷二，CBETA 2020.Q3，X65，no.1282，p.266b17-19。

[17] 小山宗书剃发的寺院有不同的记载，此处按《角虎集》卷一的说法。另《补续高僧传》卷十七“贾菩萨传”说他“为开元寺僧”。

[18] 临城山，河北邢台临城县崆山。

[19] 据《古临清县志》记载，路通，元朝临清（今河北临西县）人，幼时志向远大，兵法娴熟，武艺超群，尤善骑射。元朝初年，路通征战南北，在抗击金人的战斗中屡立战功，为元朝平定中原奠定了基础，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大元兵马大元帅。

[20] 2017年河北省临西县万庄村村民近日在农田里灌溉小麦时，发现一块元朝忽必烈时期的石碑，残高1.86米，横宽0.86米，无碑座、碑首。据石碑铭文记载，该石碑刻立于元朝卅一年夏四月十五日，即公元1294年。据临西县地方志原主编杨遵义介绍，石碑铭文有928个字，楷书书写。铭文通篇记述了元朝兵马大元帅路通淡泊名利、急流勇退、回乡隐居的节操。退隐家乡后，路通经常与当地的净土寺大和尚贾法宗谈禅说法，后来皈依佛门，并组织发起了重修净土寺工程。“路侯兵马大元帅自家基地舍于佛门”“四方信众多有捐资”等石碑铭文，反映了当时重修净土寺时的情景。（新华网2017年03月21日《河北临西县发现元朝忽必烈时期石碑》）此碑与佛书《角虎集》和《补续高僧传》卷17的记载相符。

[21] 贾菩萨的生平事迹有不同的说法，本文不做考证，仅列出有关基本资料和不同的说法。如《新续高僧传》卷三十六“元邢州开元寺沙门释广恩传”云：“释广恩，字万安，姓贾氏，洺水人。生有佛性，年且冠求出家，从经城法云壑祝发，又从晖公受具戒。学禅临城山阅数载，游历诸方，还至枣疆，与大姓霍氏契因结庵于其所居。自谓行不坚洁，诚负佛恩，乃辟谷持大悲章句不出户庭者五年。一日，霍氏儿供鲜桃二枚，隆冬食之，遂多灵异。其邻火自却，攘暴自禁，鸡啄香而爇，牛受戒而驯。至于愈奇，疾扶危困，复冽泉于涸井，溢浙米于众供，皆前世所希见。尝诵经传，古义妙理超然领悟。饭僧以亿万计，持犯不间斋敬等，视甘陵有塔基，欲为治之，发土得石，记恩名焉。且获舍利即其地，建大道场，会开元虚席，郡僚率阖属缁素请恩住持，盖自贞祐癸酉，中州板荡，所在萧条，说纲罟而保郡县者无几，人逮戊寅己卯以来，大兵频岁南出，而邢为冲驲使，络绎穹帐迁卓郡，或不能容，以故九流流寓行客往返逆旅无所投。恩皆为之，馆谷他郡，则父逋逃于前，子窥隙于后，独此一方以恩之。故晏如也，玄风所扇，遐迩怀芳，元勋懿戚，豪门贵族，不爱金宝重币，以圆照塔因故基而崇起之。众不靳力工，不秘巧辇饷，不惮数千里艰险，万状皆得平达，随度施用，靡不如意、曾未十稔，屹然崒嵂，突地矗空，虽瑶光永宁之盛，未易过此癸卯。仲冬十有八日示寂，春秋四十有九，腊三十。着有密莲集，度具戒僧千余，寺众恒不啻万指，纪律如一。弟子万松述其行状，乞房山刘百熙为之碑铭。御弟忽必列以旨谕五路兵马史万户天泽立石。”（CBETA 2020.Q4，B27，no.151，pp.280b9-281a10）《正名录》卷五云：“《缵续》纪万安恩依古冀晖受具，兼承心印，构开元寺于顺德。时燕都大万寿寺开资戒大会，万松延师登坛说戒。万松复奉敕主万寿，在金哀宗正大七年庚寅，即南宋理宗绍定三年，则恩公说戒洎构开元，与如净同时，收为净七世孙。其错误二十八也。”（CBETA 2020.Q4，B24，no.137，p.461a2-6。）

[22] CBETA 2020.Q4，X84，no.1582，p.378c4-6。

[23] 《八十八祖道影传赞》卷四，CBETA 2021.Q3，X86，no.1608，p.645a22-23。

[24] 丈雪通醉：《锦江禅灯·序》，CBETA 2021.Q3，X85，no.1589，p.1。

[25] 《五灯严统解惑编》，CBETA 2021.Q1，X81，no.1569，p.325b4-5。

[26] 丈雪通醉：《锦江禅灯·序》，CBETA 2021.Q3，X85，no.1589，p.1。

[27] 《锦江禅灯·凡例》，CBETA 2021.Q3，X85，no.1589，p.120。

[28] 《弘戒法仪》卷一，CBETA 2020.Q4，X60，no.1126，p.576a13-15。

[29] 《正名录》卷一，CBETA 2021.Q1，B24，no.137，p.445a26-28。

[30] 《正名录》卷五，CBETA 2021.Q1，B24，no.137，p.459b21-24。

[31] 《正名录》卷五，CBETA 2021.Q1，B24，no.137，p.459b24-29。

[32] 《正名录》卷一，CBETA 2021.Q1，B24，no.137，p.445b11-12。

[33] 《百丈清规证义记》卷七：CBETA 2021.Q1，X63，no.1244，p.496a14-15。

[34] 《正名录》卷五，CBETA 2021.Q1，B24，no.137，p.460a3-9。

[35] 《嵩山少林寺辑志》卷一，CBETA 2021.Q1，B24，no.141，p.683a13-b2。《嵩山少林寺辑志》卷一又云：“龙潭院（在县东北大宁保），今废。”（CBETA 2021.Q1，B24，no.141，p.685a16）

[36] 《正名录》卷七，CBETA 2021.Q1，B24，no.137，p.467b17-31。

[37] 《五灯全书》卷六十三“少室喜禅师法嗣”云：“少室彼岸涵宇海宽禅师，直隶内丘王氏子。父母得异征而生。师年十六，暴疾几亡，父母祝许出家。便愈，送入崇恩寺薙染。初从听讲有疑，极力参究，因汲水园中，翻却辘轳，打腕一下，忽地有省，呈偈曰：‘实相妙法，寻不见踪，一下打着，内外圆通。’从此遍历诸方，游心蕴奥，辨析精微。末参心悦喜于少林，一见即许参堂，随例入室，喜见师履践绵密，遂以衣拂并偈，而记莂焉，乃明崇祯戊辰岁也。是夏，周藩上雒王，礼请说法，师应入汴有年。上党渖王，征聘再三，于卧龙冈开堂。嗣因宼入中原，师窥势不可挽，潜渡河北，深隐太行山，白日说法，暮夜樵汲，运筹供众，了无难色。圣朝定鼎，师寓京都开法，三载后辞归山，以图恢复祖庭。此时，少林以兵革蹂躏，废坠不堪，鞠为榛荆瓦砾之场，几无片席说法之地。登封张令同本山耆宿，固请上堂，卓锥无地也升堂。及至升堂，锥也亡。两袖清风难把赠，满船明月任君将，遂拈拂子曰：‘山僧遭际沧桑，本欲深隐高藏。奈九鼎祖庭在，山僧一线肩持。倘今失续，罪将焉归？今日不免将历代佛祖继住开来不了底公案。’对众拈出，竖起拂子曰：‘大众还会么？登封山色高万丈，汴河水气涌千层。’……至顺治丙申，诣都具疏，奉旨颁入龙藏。”

[38] 《五灯全书》卷六十三，CBETA 2021.Q1，X82，no.1571，p.287b16-17。

[39] 憨山德清“敕赐龙冈寺大方迁禅师塔铭”，《憨山老人梦游集》卷28，BETA2021.Q1，X73，no.1456，p.662b10-12。

[40] 嘉靖四十三年（1564），憨山谒云谷（法会）于摄山栖霞寺，获读《中峰广录》，大为感动，因决意学禅，以此时间段设为他正式接触佛教的开始。

[41] 参见（清）田文镜等修《河南通志》卷二十，雍正八年初刻本。

[42] 《嵩山少林寺辑志》卷二十二，CBETA 2021.Q1，B24，no.141，p.843a15-b5。

[43] 《五灯严统目录》卷一，CBETA 2021.Q2，X80，no.1567，p.541a13-14。

[44] 《正名录》卷七，CBETA 2021.Q2，B24，no.137，pp.469b31-470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