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
《清代论语诠释史论》出版后，在海内外及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儒学中心电子报》（台湾）第二期、《儒学评论》第三辑、《中国儒学年鉴》2009年“论著选介”、《中文新书通报》2008年第六期、《2008年清史研究综述》分别做过介绍和评价。这些鼓励我更深入地研究《论语》，尤其是攻读博士及撰写《清代论语诠释史论》时获得的体会或未曾清晰的问题，常常在我脑海盘旋萦绕，激发我阅读的兴趣，驱使我思考的冲动。以至让我极力远离或放下《论语》研究而转型文学文体研究的念头一直无法摆脱，始终不能实现。我决定将清代《论语》诠释研究向前延伸，在更大时空中思考古代《论语》诠释的有关问题。
1.古代《论语》诠释进程概述
古代的《论语》诠释萌芽于孟子。因《孟子》中有不少话语无疑是对《论语》的诠释。先秦诸子文献中亦有零散的论述，但毕竟是星星点点，一鳞半爪，真正形成气候的是在两汉时期。汉代的《论语》研究，涉及《论语》的作者、成书时间、流传版本等，产生了一批注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论语》诠释史上非常重要的阶段，出现了重要的《论语》集注本，即何晏等人的《论语集解》。同时，也打破了汉代只注经文正文的模式，产生了重要的《论语》注疏本，即既疏解正文，又疏解注文，这就是皇侃的《论语义疏》。另外，此一时期援道入儒的现象出现。《论语集解》《论语义疏》的问世标志着集解体、义疏体诠释新体例的诞生，并开始有规模地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魏晋南北朝时期创造了《论语》诠释史上辉煌的篇章。
隋唐时期的《论语》研究呈现冷落趋势，未能出现产生轰动效应的注家和著作。其《论语》诠释主要有柳宗元的《论语辨》，韩愈、李翱的《论语笔解》，陆德明的《论语音义》。
北宋最有影响的《论语》诠释著作，当为邢昺的《论语注疏》。庆历年间，刘敞《七经小传》对《论语》之评论，打破了庆历以前多尊章句注疏之学的格局，在宋代经学发展中具有学风转变的作用。
南宋最有代表性且影响最大的《论语》注本是朱熹的《论语集注》。《论语集注》考辨、义理并重，考据史实较为确凿，吸取各家之长而不专主一说，成为宋代经学的集大成之作。
元明两朝《论语》学以朱学为宗，其著述亦多为阐发、羽翼朱注而作。《四书》成为学者必读之书目，《四书》地位更加巩固。明代学术至陈献章、王阳明始有明显改变。陈献章最著名的弟子湛若水著有《四书训测》，解经追求“核诸实事以求其旨”。明中叶以后，在王学“主观臆断、心为准的”之流弊冲击下，反而刺激了明末考据学的勃兴。有学者致力于对经典的文字音义、名物制度进行考订。如陈士元的《论语类考》“较明代诸家之书，殊有根柢”。
清代《论语》研究是古代《论语》学的高峰之一。其社会政治结构与学术风尚构成《论语》学的特殊背景；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汉学和宋学的相激相荡、融合兼采，构成了独特的《论语》学特色；吴派、皖派、常州学派、扬州学派、浙东学派描绘了《论语》研究的异彩纷呈；其不同师承、不同需要、不同倾向、不同目的又形成了《论语》研究错综复杂的格局。清代《论语》学是以前各个朝代所有成果的总结，无论在研究的深度、广度上，还是在研究的思想、方法上，都是以前各朝代无法比拟的。
2.《论语》诠释研究概述
迄今为止，《论语》研究承前启后，源远流长。古代的《论语》诠释主要呈现三大特征：诠释模式上分为今文学、古文学及汉学、宋学等，诠释体例上有章句、训诂、注疏等，诠释方法上有辑佚、辨伪、考据、义理等。在时代风潮推动下及思想文化的引领下，《论语》诠释不断变异转型，推向新的高峰。
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研究者告别过去烦琐考据、资料堆积的陈规旧习，对孔子思想学说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其内容涉及哲学、政治、文化、伦理、教育、经济、学术、文学等多种向度。前三十年，《论语》研究几乎随着思想政治运动升降沉浮，成为伦理道德的附庸和阶级斗争的工具。后三十年，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旗帜下，《论语》研究挣脱了阶级斗争、泛政治化的枷锁，跨越了意识形态的藩篱，开始沿着实事求是的多元化学术路径探索前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涌现了若干专人专书研究的单篇论文。如《王弼〈论语释疑〉研究》《何晏〈论语集解〉研究》《何晏〈论语集解〉的思想特色及其定位》《何晏〈论语集解〉的成就及影响》《朱熹〈论语集注〉探研》《论包咸〈论语章句〉的学术成就》《论颜师古〈论语〉注在唐初的学术转型意义》《论程颐〈论语解〉的理学特色》《论马融〈古文论语训说〉的学术价值》《论朱熹〈论语集注〉的特点及贡献》等。
第二，诞生了一大批《论语》注释训译类学术著作。如《论语译注》《论语疏证》《论语新解》《论语别裁》《论语通译》《论语类纂》《论语新编》《论语体认》《论语名句选译》。这些著述有的按照《论语》篇章顺序进行全注，有的打破原书顺序，按新的主题进行编排。还有一些是对《论语》的名句选译。
第三，产生了某一范畴、某一角度的专题研究。如《何晏〈论语集解〉所反映的玄学思想》《何晏〈论语集解〉版本考辨》《何晏〈论语集解〉训诂研究》《论朱熹〈论语集注〉的训诂价值》《刘宝楠〈论语正义〉比喻认知研究》《论刘宝楠〈论语正义〉的训诂方法及特点》《刘宝楠〈论语正义〉征引说文解字略论》《〈论语〉中的和谐思想及其意义》《〈论语〉中的治国思想及其现代转换》《〈论语〉的“孝”思想及其当代意义》《〈论语〉的文学价值》《〈论语〉及孔子形象的刻画》《〈论语〉的语言价值》等。
第四，出现了不同注家或不同注本乃至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如《朱熹和刘宝楠论语解释之比较》《〈论语〉郑玄与朱熹解释之比较》《朱熹〈论语集注〉与刘宝楠〈论语正义〉比较研究》《〈论语集注〉与〈论语集解〉训诂比较研究》《〈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比较研究》《有关〈论语〉的五种英语译文比较研究》《理雅各、庞德〈论语〉译本比较》《从〈论语〉两个英译本比较看翻译的文化转向》。
第五，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学者们重视《论语》出土文献的研究。如《定州〈论语〉分章考》《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论语〉释文选》《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论语〉介绍》《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论语〉选校注》《定县竹简论语与〈论语〉的成书问题》《关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几个问题》《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几件敦煌写本〈论语〉白文残卷缀合研究》《吐鲁番出土唐景龙二年写本〈论语郑氏注〉校勘》等。
第六，出现了相关述评研究。如《敦煌及吐鲁番出土唐写本〈论语〉注本研究概述》《中国学者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论语〉研究》《台湾学者刘宝楠〈论语正义〉研究述评》《近年来英语世界有关孔子与〈论语〉的研究》《20年来的〈论语〉英译研究》《对〈论语〉中的孝悌仁爱精神的评述》等。
可见，新中国成立以后，《论语》研究从摆脱极左思潮影响逐渐走向多元开放。研究范围涉及文献学、训诂学、版本学、人物形象、语言艺术、现代价值、海外传播等众多领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从数量上讲，根据中国国家书目数据库的统计数字，1980年以来出版的有关《论语》的专著就达430多种。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所提供的数字，1979年以来发表的有关《论语》的研究论文有两千余篇。仅在《论语》章句注释方面发表的学术论文就有759篇。[1]
上述丰富浩瀚的《论语》诠释研究，呈现如下特征。
一是体式多样。涌现出译注体、集注体、心得式、通俗化等多种研究形式，这些著作的侧重点或训诂，或义理，有的列出原文，然后进行注释和译文，列出原文文句再进行翻译，最后从字音词义等方面进行注释。有的对原文作出真实阐发时也有自己的发挥。其研究成就对《论语》的传播、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是中国第一部白话文《论语》译本。南怀瑾的《论语别裁》，生动有趣，深受海峡两岸各层次读者的喜爱。
二是诞生了若干有分量的著作。如《论语学的形成、发展与中衰》《六朝论语学研究》《清代论语简论》等，提升了《论语》研究的系统性和整体感。如单承彬的《论语源流考述》则是目前国内对《论语》源流问题阐释比较系统详尽的一部著作。如美国学者艾尔曼、张灏等，对清代《论语》研究背景的揭示较为具体；台湾学者陈鸿森、林庆彰、张清明等对清代《论语》研究的考证较为深入；日本学者林泰辅的《论语年谱》产生较大影响。但有的论述话语片段、分散，学术现代性不明显，有的未能从社会文化的建构嬗变中，揭示其复杂内涵和多元特点。
三是将诠释学理论引入《论语》的探索实践显得薄弱。尽管成中英、景海峰、傅伟勋等呼吁建构以经典为对象的中国诠释学，汤一介、黄俊杰亦将西方诠释学理论应用于儒家经典的诠释实践，但与建构本土化的诠释学理论尚有距离，应用于具体对象如《论语》的研究也是凤毛麟角，检索结果显示仅有《两宋的论语诠释与儒学重建》《民国时期论语的多元诠释》《清代论语诠释史论》等，不外是局部断代的研究，目前唯一作通史式研究的《论语学史》，亦主要运用史学方法以点带面式地描摹其注疏特点及演进轨迹，并未真正在诠释学视域下展开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通过较长时间的浏览关注，思考分析，在笔者对古代《论语》诠释做出上述归纳梳理后，也许是积累不够的原因，也许是学力不足的因素，笔者觉得自己目前无法解决上述问题，无法进行古代《论语》诠释通史般的研究。经过一段时期的犹豫徘徊后，笔者又重新关注清代《论语》诠释有关问题，或许是对清代《论语》诠释研究的熟悉，或许是清代《论语》研究还有一些没有理解透彻的问题，或许是向前延伸拓展后，更有信心、更有把握将清代《论语》研究推向深入。于是依然将研究重点聚焦在清代《论语》诠释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