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派划分依据

（一）清代汉学学派划分之学术史回顾

有关清代汉学流派的划分及其学术特色的探讨，成为学者关注的话题。清代学者在《汉学师承记》《文史通义》等论著中有所涉及。江藩《汉学师承记》中所收学者大体按师承、学风及地域排列，如卷2至卷4为苏南惠栋、沈彤、余萧客、江声、王鸣盛、钱大昕、王昶诸人，卷5卷6为皖南江永、金榜、戴震、程瑶田，以及师承戴震者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等，包括学风相近者卢文弨、纪昀、邵晋涵、任大椿、洪榜、孔广森诸人，卷7则为扬州程晋芳、贾田祖、李惇、江德量、汪中、顾九苞、顾凤毛、刘台拱以及凌廷堪诸人。其卷帙排列顺序实际上已具备汉学流派区分之雏形，清代学术吴派、皖派及扬州学派的划分标准已初见端倪。章学诚《文史通义》单列一章专论浙东学派，其中对浙东学派的学术源流、代表人物及学术特点等加以总结。江藩及章学诚意识到地域学派划分对于清代学术研究之重要性，二人所分四大地域学派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近、现代学者对于清代汉学学派划分有了更加明确的标准，对于地域学派学术特点的评价也更加精当。章太炎的《检论·清儒》、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及张舜徽的《清儒学记》《清代扬州学记》等为其中的代表之作。清末学者章太炎开始正式提出汉学流派的划分及其代表人物，并对其师承渊源、治学宗旨和学风特色作了初步的论析。章太炎明确指出：“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在章氏看来，属于吴派的学者有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李惇、贾田祖、江藩诸人，属于皖派的学者有金榜、程瑶田、凌廷堪、胡匡衷、胡承珙、胡培、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诸人。在分别列举其著述、评论其学术的基础上，章氏认为，吴派“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而“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4]章氏对吴、皖两派的界定及其学术风格特色的揭示，可谓开近代以来汉学流派研究之先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梁启超对章太炎的说法有所继承并发挥，他认为：“汉学派中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吴派以惠定宇（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帜，我们叫他做‘纯汉学’。皖派以戴东原（震）为中心，以求是为标帜，我们叫他做‘考证学’。”同时，梁启超也列举了与章太炎所论大体相同的隶属于吴派和皖派的学者，并进一步分析了两派的区别与特色，指出“惠氏之学，以博闻强记为入门，以尊古守家法为究竟”，其治学方法“得以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汉皆好’”。戴氏之学则以实事求是为特色，“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5]现代学者中较早倡导吴、皖、扬三派之说，论述其学风特色，并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当推张舜徽，其《清代扬州学记·叙论》有言：“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然吴学专宗汉师遗说，屏弃其他不足数，其失也固。徽学实事求是，视夫固泥者有间矣，而但致详于名物度数，不及称举大义，其失也偏。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中正无弊，最为近之。”[6]张氏进而用“能见其大，能观其通”八字来概括扬州学派独具的特色和风格，并在其专著中，对扬州学派最具代表性的学者，诸如王懋竑、王念孙、王引之、汪中、焦循、阮元、刘文淇、刘师培等人的生平事迹、治学方法及其学术成就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此外，张舜徽先生在《清儒学记》中对吴派、皖派、扬州学派、浙东学派、常州学派代表人物及学术特点做了较为系统的考察，为后世清代地域学派研究奠定了基础。

80年代以后，有关清代地域学派研究日益繁盛。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对清代学术进行分派研究，其中少数学者不主张分派。[7]在前贤时哲有关论述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吴、皖、扬三派之说并使之趋于系统深入的是黄爱平。在《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清代汉学的发展阶段与流派演变》等论著中，作者直接将清代汉学流派划分为三个流派，并进而把汉学流派的划分与汉学自身的发展演变联系起来，动态地考察了吴、皖、扬三派所代表的清代汉学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文章认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学者在汉学发轫之初，主要致力于汉儒经说的发掘、钩稽和表彰，以恢复、弘扬汉学为己任；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学者在汉学发展阶段，则以寻求圣人之道为目标，他们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以走出吴派学者泥古、佞汉的误区，使汉学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以阮元为代表的扬派学者在坚持汉学治学宗旨，推阐实事求是学风的同时，已然洞观学术源流，评骘前人是非，试图总结一代学术，寻找一条超越汉宋，会通古今的途径。如果说，吴派的特点是尊汉崇古，皖派的特点为实事求是，那么，扬派的特点就是通贯总结。三派学者后先相承，渊源有自，基本反映了一代学术产生、发展、变化乃至终结的过程。”[8]戴逸发表《吴、皖、扬、浙——清代考据学的四大学派》一文，明确提出清代考据学四大流派的划分，认为“吴、皖、扬、浙四个学派实际上代表清代考据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即：乾隆前期、乾隆中期、乾嘉时期和晚清时期。吴皖扬浙时代先后不同，各为其一个阶段”。其中，“吴派以苏州惠栋为代表，皖派以休宁戴震为代表，其后又有扬派，以高邮王念孙王引之、仪征阮元为代表，他们都属扬州人”。至晚清，“传统的考据之学在社会变动以及与西方文化的撞击中衰落蜕变，但尚未完全消歇，浙派学术即其嫡传。其代表人物有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章太炎、王国维”。在划分吴、皖、扬、浙四大流派的基础上，作者进而分析了各派的学术特点，认为“吴派的特点是‘尊古’，皖派的特点是‘求是’，而扬派的特点则是‘通贯’”，至于晚清时期的浙派，“因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力求与西学沟通，其杰出代表能够中西兼纳，推陈出新，故其特点在‘创新’”，堪为“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桥梁”。[9]

也有一些学者反对分派研究，如暴鸿昌发表《乾嘉考据学流派辨析——吴派、皖派说质疑》一文，也对吴、皖分派的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吴派、皖派之分，“于事实甚为不符，更无科学根据”。作者逐一辨析以往学界所列两派之间的学术差异，诸如吴派治学特点是“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皖派则以“实事求是”为宗旨；吴派好博闻，皖派善裁断；吴派重考据，皖派重义理等，认为这些差异只能用以区分其中的一些学者，比如惠栋与戴震，而不能用以概括被人们归于吴派或皖派的众多汉学家。作者以戴震反宋儒的人性论和理欲观为例，说明其说“既别于其师门，又异乎其弟子，而却与惠栋及其弟子同出一辙”。因此，作者认为：“乾嘉考据学派（或称汉学）乃历史客观存在，以此一派称之，足矣！”至于“乾嘉考据学之所以未形成若干个独立的流派”的原因，在作者看来，是由于汉学家们具有共同的学术风气，即相互推崇；不立门户，唯从所是；互为师友，相互影响，取长补短。因此说，吴派、皖派之分，不过是“门户之见”而已，甚至对人们认识乾嘉考据学“造成了很大混乱”。[10]反对分派者的意见对于地域学派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在分派研究时，应当避免简单归类研究，而要综合考虑，做到同中求异、异中求同。

（二）地域学派划分之依据

学术史上有关清代地域学派的划分及其反对分派的意见，对于地域学派研究有着较好的参考价值。一般而言，清代学术按其时间先后以及地域分布，可以分为吴派、皖派、扬州学派、浙东学派以及常州学派五大学派。地域学派的划分依据是综合考虑占籍、师承、地域风貌、治学主张、学术特点等诸多因素而形成的。清代疆域幅员辽阔，经济、文化发展的地域不平衡性依旧存在。相对而言，安徽、江浙一带经济发达、文化繁盛，这也导致清代学术的繁荣区域主要集中于这些地区。除了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地域学术传统、家族文化传承之差异，也要求以地域视角透视清代学术。此外，各地域学派之家存在的交游、互相影响，学者也会进行区域迁移，这些都使清代学术呈现出诸多复杂的特点。清代学术除了上述五大学派之外，还有一些学派的治学特点也较有个性，如岭南学派、湖湘学派等，这两个学派在近代学术及社会演进中所发挥之影响力也很突出。

从地域学派视角研究请代学术有其切实意义。一方面，清代学术的地域特色较为明显，这就需要总体把握地域学派特色。大体而言，吴派尊古崇汉、皖派融通求实、扬州学派精大博通、浙东学派经史兼治、常州学派托古致用，地域总体治学风貌的形成与特定地域的学术渊源、文化风貌、师承关系、经济基础、时代特色等皆有所关联。例如，从时间上看，吴派在前，皖派在后，面对的学术环境、学术资源不同；再从源头上看，吴派可追溯到明清之际吴中名士丁宏度等人。其首次尝试汉儒经说的系统研究，并在他的带动下，苏州地区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汉学研究群体，而惠周惕是其中的佼佼者。皖派的源头可上溯到新安理学，新安理学以朱熹为宗。朱熹反对“学者但守注疏”，但也反对空谈义理。朱熹对名物训诂的重视，为其后的新安理学家所发扬。新安理学家治经，讲究求真求是，直接滋养了皖派朴学，培养了徽州文化深厚的理性主义传统。经过如此多维度的互参比较，吴皖两派的有关联系与区别便会产生更加深入具体的认识。通过对同一地域学派之间总体学术特点的总结以及不同地域学派之间的相互比较，可以更加细微地把握清代学术的传承与流变。因此，在具体考证清代《论语》诠释的作者、著述时间、地域分布，辨明著者的籍贯和占籍，了解著者的游历及相互之间的交往等情况的基础上，对地域学术群体进行分派考察，研究不同地域的文化环境，包括学术传统、人文积淀、地理交通、经济基础、宗族家学等，思考不同学术群体与地域文化的关联，将对清代学术研究走向精微化有所裨益。

另一方面，虽然特定地域学派的学术特点存在共性，但不同地域学派之间、不同学者之间的学术渊源、治学范围和学风特色也存在差异，即使是同一学派的学者其学术个性仍有不同。这就要求既要把握整体地域共性，又要区分不同地域的差异，同一地域学者之间的差异，做到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通过比较互参、分派、分时段、分地域研究，势必可以透视出清代学术诸多隐而不显的问题。通过地域坐标，对清代主要地域流派的研究范围、治学风格、学术特色的阐发，学者的师承渊源及隶属归类，乃至对清代汉学产生、发展、衰落各个阶段的理解和认定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将比单纯各个学者的个案研究更加立体、丰富。

（三）地域学派研究之意义

作为清代学术重要组成部分的《论语》诠释，从地域学派视角加以研究也大有必要。首先，清代《论语》诠释受到地理环境、学术师承、文化传统、学者交游等诸多地域因素影响，其地域特点也较为明显。例如皖派朴实考证的《论语》诠释宗旨、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对皖派代表人物赵良猷有较大影响，这可能与他们所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有一定的关联。文献记载徽州之地理环境，或云：“吾徽居万山环绕中，川谷崎岖。”[11]或云：“（吾歙）地隘斗绝，厥土刚而不化。”虽然徽州地理环境之险恶，但它积淀铸就了皖派的学术风格，所谓：“江永、戴震起徽州，徽州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蕴藉。”[12]此处直以皖学之“深邃”“直核”归结为徽州地理环境的影响。刘师培曾以“山国”“泽国”之地区分学术，认为“山国之地，地土硗瘠，阻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实际，修身力行，有坚忍不拔之风。泽国之地，土壤膏腴，便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虚无”。[13]钱穆亦云：“徽人群居山中，率走四方经商为活，学者少贫，往往操贱事，故其风亦笃实而通于艺。”这些地理因素对地域民风、文风及学风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研究清代《论语》诠释，首先要在地域分派的基础上，对特定地域自然风貌、文化传统、学术渊源等问题加以考察。

其次，在地域学派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清代《论语》诠释的历史进程。例如作为清代《论语》诠释成就最为突出的扬州学派，其治学特点为“通”，为何而通，通在何处？此类问题需要加以详细考察。通过对扬州学派重要成员以及与其他学派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扬州学派虽有直接师承戴震的巨儒，如王氏等人，也有自学苦读的大家，如汪中、焦循，亦有较苏州惠氏更加持久的家学渊源，还有盘根错节的姻亲关系。此外，扬州优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文化积淀，凡此种种，铸成扬州学派独特风格和鲜明特色。扬州学派是乾嘉汉学的重要分支，其学术渊源远绍顾炎武，近承吴、皖两派并有所改进创新。扬州学派把辑佚、校勘、注释等研究手段熟练地加以综合利用，兼顾训诂与义理，注重经世致用，贯通群经，精深邃密，在经学、小学、校勘学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将乾嘉汉学推向巅峰。

最后，综合考虑地域、师承以及血缘关系，可以揭示学术史诸多问题。例如，学派归属问题历来为学术史研究争议较多的话题，从地域视角分析清代《论语》诠释特点与规律，那么地域特点或学人的出身占籍则为学派划分的第一核心要素，其次是师承关系，再次是血亲关联。在“地域——师承——血亲”视野下，分析判断特定地域学术群体和主要成员，一些问题可以看得更加透彻。学术史上，对吴派学术群体的认识不尽统一。如有学者指出：“所谓吴派，实际上是清代乾嘉之际以工业苏州地区为核心的由江南学者组成的汉学研究群体。”这一范围涵盖偏广，不利于将常州学派、浙东学派独立出来。有学者认为吴派的起源可以上溯顾炎武、黄宗羲，乃至到明清之际吴中名士丁宏度首次尝试汉儒经说的系统研究。顾炎武在为学宗旨、治学方法、研究领域等方面，对清代朴学范式的建立可谓有开启山林之功。丁宏度，苏州人，明末儒生，以研究《周易》《春秋》而称名一时。时人尊之曰经圣，惠周惕曾师之。这说明在惠氏之前，苏州地区已形成了研究汉学的学术氛围。这些均为吴派产生的学术渊源和文化背景。还有学者将吴派扩大到松江府的王鸣盛、钱大昕，下推到扬州府的江藩。江藩与余萧客有师承关系，王鸣盛、钱大昕主要成就在史学领域，且占籍在浙江，纳入浙东学派似乎更有助于学术研究。

综上所论，本书在地域学派划分的基础上，对清代《论语》诠释进行重新审视。本章试图在清代地域学派的纵坐标与清代社会发展的横坐标中画出清代《论语》诠释的曲线，观察和描绘清代社会发展、地域文化、学者人格、学术理路在清代《论语》诠释演变、《论语》诠释特点形成中的互动态势和消长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