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中国中心观”：特点 思潮与内在张力

林同奇

战后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在七十年代前受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与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等人影响，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剧变，向近代社会演变。但美国史学界经过1964～1974年越南战争至水门事件风雷岁月之震动，部分学者对美国与西方文明的精神价值发生根本动摇，对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整个道路与方向产生怀疑，从而对上述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中以西方为出发点之模式提出挑战，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科性协作研究。这一史学界动向，柯文称之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或译为中国中心取向）。它实际上反映了美国七十年代以来研究亚、非、中近东及其他非西方社会的总趋势，即力求摆脱“殖民地史”的框架，从社会内部按照这些社会自身的观点探索其历史进展，反对把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视为西方历史的延续。与此动向同时崛起的另一动向，是力图以帝国主义这一历史范畴作为探索1949年前全部中国近代史的主线。这两种七十年代兴起的潮流同时对流行于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以费正清、列文森为代表的模式提出挑战，但彼此又相互批评，形成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纵横交错的局面。在目前美国史学界中前一种趋势有逐步扩展之势，而柯文此书则是美国史学界第一次对此趋势做出明确详细的描述，也是对三十五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几种主要模式进行批判性总结的第一部著作。[1]

对中国读者说来，这本书有两方面的价值。一方面是情报价值，它较全面地介绍了战后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成果与趋向。全书四章先后着重讨论了近代中国在政治、思想、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涉及的美国当代史家、学者一百二十余人，对其中的代表人物进行了详细评介。每章附有注解，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文献资料，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作者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对各种有关论点进行分析批判，使本书带有较浓厚的思辨色彩，给处于深刻反思中的我国史学界提供了一定的思考素材，具有启发思路的价值。书中介绍了美国史家对我国近代史上某些重大事件的论点，其中不少与我国史家有明显分歧，例如：有的美国史家认为帝国主义对19世纪我国经济全局的作用不仅十分有限而且是良性的；有的把辛亥革命主要看成一场比较保守的地方绅士阶层与试图加强中央集权、具有改革倾向的清政权之间的冲突；有的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上限不是鸦片战争，而应推前到18世纪乃至更早时期；有的则贬低太平天国、反洋教斗争，以及义和团的进步作用。其中一个比较核心的分歧是如何恰当估量西方入侵对我国近代历史产生的一系列冲击作用。这些看法，以及另外一些难为我国史家接受的看法，即使有偏颇之弊，亦可触发思绪，促进探索，不为无助。对这些具体论点，译者不拟也无力详加分析，只好留待我国专家做出回应。本文准备详细讨论的是书中提出的比较理论性的问题，即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在史学方法论与认识论上的含义。

柯文在第四章，即最后一章才正面阐述了中国中心观的具体含义，但这一取向却是贯穿全书的主轴，并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渊源。柯文在书中只集中描绘，中国中心观与实际的史学研究工作直接有关的主要特点，对其中某些理论性的前提则多半未加阐发或根本隐含不言。本文拟集中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在简要介绍本书主要论点之后，本文将集中从方法论与认识论角度描述中国中心观的特色，寻究它所反映的史学思潮，分析其内在张力。必须指出的是柯文曾明确提醒读者，中国中心观本来就不是一套完整的理论，它“只是一组趋向，而不是某种单一的、界限分明的取向（尽管为了方便起见我仍称之为取向）”。因此本文对中国中心观内在矛盾的揭示在不少地方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一种探索。译者希望通过这些探索，可以从比较广阔的视野对中国中心观的本质有较深入的理解，同时也可以从中窥视美国当前史学思潮的某些动向。

三种西方中心模式与中国中心观

柯文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点出全书主题，他说：“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一直是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接着他以四章篇幅从正反两面阐述这一主题。

前三章分别批判三种种族中心或西方中心的模式：（1）“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此模式认为在19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是西方入侵，解释这段历史可采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一公式，从而严重夸大了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2）“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此模式的前提是认为西方近代社会是当今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模楷”（norm），因此中国近代史也将按此模式，从“传统”社会演变为西方的“近代”社会，认为中国历史在西方入侵前停滞不前，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些微小的变化，只有等待西方猛击一掌，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前进。（3）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此模式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百年来社会崩解，民族灾难，无法发展前进的祸根。柯文认为这一模式和前面两种模式实质上同属“西方中心模式”，因为它们都认为西方近代的工业化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而中国社会的内部，始终无法产生这种工业化的前提条件，需要西方入侵提供这些条件，因此它们都认为19～20世纪中国所可能经历的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只能是西方式的变化，而且只有在西方冲击下才能引起这些变化，这样就堵塞了从中国内部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自身变化的途径，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引入、狭窄的死胡同。

针对这一弊端，柯文在全书最后一章（第四章）正面提出“中国中心观”，并把这一看法的特点归纳为四：“（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学科，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柯文强调指出，这一“中国中心观”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完整的、严密的方法论体系，而是七十年代初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日益明显的趋势，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此趋势做出系统的、明确的描述而已。

批判的锋芒与对历史独特性的追求

中国中心观第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其持续有力的批判锋芒。在批判冲击—回应模式时，柯文集中讨论了与西方冲击关联较大的历史事件，证明该模式即使在本应完全适应的范围内也是失灵的。在攻击传统—近代模式时，他改变策略，追溯思想渊源，上至19世纪，然后描述这一模式在战后的演变过程，最后指出该模式本身的致命弱点，批判的逻辑相当严谨。他对帝国主义模式的批判，在理论上弱点较多，但是援引了相当数量的文献，批评了认为帝国主义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看法，有些论点有待我国近代史研究者做出回答。

但是，译者认为柯文展开这一系列批判的根本依据是他深信不同的社会发展的方向不同，表现的形式也互异。换言之，他深信历史发展的歧向性，强调历史统相的独特性。这点可以从他批判狭隘主义（parochialism）与历史发展目的论（teleological change）[2]中得到证明。如果说柯文对狭隘主义的批判是从共时性（或空间）上否定了历史现象重复出现的可能，对目的论的批判则从历时性（或时间）上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因此从表层上看柯文的批判锋芒是指向西方中心论，但是其实质是指向所有肯定历史现象具有重复性或共性的理论框架。实际上柯文认为研究历史的理论框架必须按照不同的社会与文化特性，单独设计。否则必将限制、遮蔽研究者的历史视野。在柯文看来，中国中心观批判的三种传统模式，正是由于采取了预先制定的框架，终于使史家的视野局限于一定的历史现实而忽略了另一部分历史现实。例如他认为冲击—回应模式由于集中探讨预先设定的问题，即“中国为何没有较早地、更有力地对外国侵略做出回应？”从而就很容易“忽视了某些重要事变，仅仅因为它们和西方入侵没有联系，或只有很少联系”。传统—近代模式由于采取了传统与近代的两分法，就“迫使我们对现实只能严格地按照两极来划分”，排除了人类经验中某些极为重要的领域，仅仅因为一时无法认定它们到底是属于“传统的”还是属于“近代的”。我在下文将讨论柯文对理论框架的看法的弱点。这里我想指出的则是中国中心观强调分析框架的独特性，这有助于清除遮蔽史家视野的条条框框，开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新领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中心观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起了真正的解放作用，其批判锋芒是相当尖锐的。

但是，正是柯文这种对历史独特性的追求，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顿挫了他的批判锋芒。这是因为为了尽量适应历史现象的独特性，柯文感到不能把史家使用的理论框架的内容拟订得过多过死，它必须能容纳不同社会、文化可能具有的不同特点，必须兼收并蓄，并避免固定成形。马立博（Robert Marks）曾批评“中国中心”这一概念“软绵绵地像海绵（spongy）一般”。他说：“中国中心观可以意味着用儒家概念解释中国历史，也可意味着用中国农民的价值观或任何其他理论框架来解释它。”[3]柯文可以申言这种批评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早就提醒读者中国中心观“并不是某种单一的界限分明的取向”，而只是“一组趋向”。但是从更深一层着眼，由于这种“软绵绵”的状态无形之中来自他对历史特殊性的执着的追求，这个弱点——它在柯文看来可能是一个优点——是不可避免的，它是柯文的整个历史思维逻辑的结果。

动态观点

中国中心观一个值得赞扬的特点，是它的动态观点。我指的是它强调历史发展中对立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现象。在这点上他的看法与我国史家所强调的“对立面统一”颇为相似。我想摘引书中一些章句说明此点。在总结他对冲击—回应模式的批评时，柯文说：“‘西方冲击’的概念，可以恰当地表达‘首次相撞’的含义，但它对于相撞所引起的一系列复杂效果却很少探究。反之亦然。如果我们坚持把‘中国回应’这个概念和首次‘西方冲击’过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样也不会有太多帮助。如果一定要保留这些概念，则必须把注意力灌注于一种远为错综复杂的冲击—回应网络——在这网络中不论冲击或回应都应该既是中国的又是西方的。”在批驳传统—近代模式时他引用了美国史学家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话，认为“人类过去的各方面经验，不论有益有害，都可能继续存在于现在之中”，并认为“中国之‘过去’和‘近代’，未必就作为互不渗透的整体彼此对抗”，它们是“两种流动不居、互相渗透的状态，传统社会中包含近代的潜势，近代社会中又体现了传统的特点”。柯文批评了J.H.赫克斯特（J.H.Hexter）称之为“历史能量守恒的假设”。这种假设认为“社会能量向一级流动，就要求相应减少向他极流动之能量”。他同意美国史家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和墨子刻（Thomas Metzger）的看法，认为“革命变化的净增有可能和信奉旧价值观念的加强同时进行”。总之，中国与西方，冲击与回应，过去与现在，传统与近代，尽管在理论上是对立的范畴，但在历史的现实中却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通过这种动态的、灵活的机制，史家就有可能对错综复杂、流动不居的过去的人类经验做出比较忠实的描述。

历史描绘的精细化

柯文列举的中国中心观的四个特征中有两个——把中国按“纵向”与“横向”加以分解的做法——都是为了对中国近代史做出比较精细的描绘。因此，贯穿全书，柯文特别强调“区分”（differentiation）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只有通过区分才能对中国历史现实取得一幅纹路细密、轮廓分明的画面。这种倾向本来是和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兴起的所谓“重新发现美国历史的复杂性”，“重新察觉历史动力的多样性”的思潮相一致的。[4]但是经过柯文反复强调，极力倡导，它成了中国中心观的一个突出特点。柯文正确地指出“把各种现象加起来，再加以平均。这种做法在最好的情况下，只能使我们对历史现实有一个均匀、单一的理解；在最坏的情况下，由于我们鲁莽草率地从特殊上升到一般，就很可能把现实完全歪曲了”。因此他十分赞赏高家龙（Sherman Cochran），因为他在估量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的作用时，把“帝国主义剥削”区分为五种不同的类型。描绘的精细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研究的学术水平。我国近代史研究多数仍集中在中央或高层人物的活动和全国性的单位。美国史学界的这一趋势值得我们重视。

但是，译者认为，柯文在强调“区分”的同时，低估了“综合”（integration）的重要性。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他低估了总框架，或者借用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名词，即“图式”（schema），在人类认知过程中积极的、不可缺少的作用。柯文似乎相信，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把中国不论从“纵向”或“横向”剖析，都是分解得越细越好。“即使中国农村社会的最底层也绝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大堆农民。”“在等级结构的每一层次，直到最低层……都有社会阶层的区分。”他认为像希拉里·贝蒂（Hilary Beattie）一类的对县级地区的研究，将“指引我们如何最后就中国上层社会做出更加复杂的、更有区别的——因此不是那么笼统的——陈述”。他似乎深信“将人类历史的最细小的事实集合起来最后就会说明问题”。[5]英国史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在论及美国新经济史家与新人口史家写出的大量微观研究时，曾警告大家：“正如老的实证主义者认为‘历史的事实’一旦为史家收集，就会无形中嵌入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正确模式的看法，最后证明是一种假象一样，目前确实存在着一种危险，即人口史家与‘历史计量学家’们（Cliometricians）的辛勤努力将在大量支离破碎的研究中白白浪费掉，无法取得任何概括性的或最终的成果。”[6]有些研究中国的美国史家，如墨子刻和马若孟（Ramon Myers），已在抱怨目前“在训练美国史家时把历史领域分门别类，割裂起来，导致许多错误理解”，抱怨美国社会科学家“往往只研究中国社会中很有局限性的若干方面，集中研究地区、社团，而忽视了整个体制的演变”。他们严厉批评了柯文在书中热情赞扬的施坚雅（G.W.Skinner）的地区系统分析，指出他“忽视了整个帝国范围内的官僚体制”，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人类的活动固然受地方风貌和地区性特有形态的影响，但同样也受整个文化总体的影响”。他们认为“为了使广阔无边的历史领域显出一定意义，仍然需要总括的模式作为分析事物的框架，以标示各个研究课题之间的关系”。[7]早在二十年以前美国史家爱德华·萨维斯（Edward Saveth）就曾问道：“对微观单位的了解在多大程度上构成对更广阔领域的研究的线索？”“目前盛行的对微观单位的强调是否就是通向知识的道路？”[8]且不管这些史家的总括模式是什么，他们指出美国史学界过分侧重精细化的偏向是有一定根据的。看来，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只有在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并举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

“内部取向”（internal approach）

在“区分”之外，另有一词更能表达中国中心观的核心含义，即“内部取向”。柯文实际上赋予“内部取向”三种含义。第一种含义主要是在第一章批判冲击—回应模式时使用的。在这里“内部”主要是用来说明历史研究的内容或课题，内部取向主要是指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放在外来因素上。当费正清谈到“美国史家研究19世纪中国有一种向‘内、外’两方面反复摆动的现象时”，他指的是史家研究的课题有时侧重内部问题，有时侧重外部问题。柯文在第一章结尾时建议研究中国近代史应分最外层带、中间层带和最内层带时，用的也是此意。

内部取向的第二种含义是当柯文在第二章开始批判传统—近代模式时才逐渐突出的，这时“内部”较多的是用来说明推动历史演变的动力来自何方。内部取向是指认为产生历史变化的根源来自内部因素的看法。按此看法“中国本土社会并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物体，只接受转变乾坤的西方冲击，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

内部取向的第三种含义主要是柯文在第四章正面界说中国中心观时才着重使用的。这时“内部”多用来说明史家探索历史现象时采取的角度。内部取向是指从有别于“局外人”的“局内人”的角度来观察历史，是指“力图对任何特定的非西方社会的历史，从其自身的情况出发，通过自身的观点，加以认识”。事实上，它是指下文即将讨论的“移情方法”（empathetic method）。[9]由于内部取向的这三种含义是相互补充、相互加强的，柯文并没有把它们明确地区别开来，但是这种区别对分析、理解中国中心观的本质是十分必要的。

在说明什么是中国中心观时，柯文强调“鉴别这种新取向的主要特征，是从置于中国史境（Chinese context）中的中国问题着手”。这一简要界说，特别是“中国史境”和“中国问题”这两个关键性的概念，触及中国中心观的核心，值得仔细分析。

“中国史境”一词，这里显然是作为“西方冲击”的对立面出现的，它是指一种复杂的历史环境，在这种环境里从中国社会内部结构产生的各种巨大的势力不断发生作用，不断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尽管外来的影响在不断加强。柯文强调说：“中国中心观取向想概括的思想是，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18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的结构和趋向。若干塑造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的增长与疆域的扩大，农村经济的商业化，社会各阶层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日增等……此时西方登场了，它制造了种种新问题……但它也制造了一个新的情境（context）……但是，尽管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影响，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依然是中国的。”在另一处柯文说得更形象些：“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寻求中国史自身的‘剧情主线’（story line），他们奇妙地发现确实存在着这条主线，而且在1800年或1840年，这条主线完全没有中断，也没有被西方所抢占或代替，它仍然是贯穿19乃至20世纪的一条最重要的中心线索。”显然，这里中国中心观所意味的内部取向是上述的第二种含义，它指的是中国社会演变的动力来自中国内部。

我国近代史研究者对中国近代史中这条“剧情主线”的长短、内容，乃至是否存在都很可能和柯文有不同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在近年关于我国近代史“主要线索”的争论中出现了一种强调内部因素的趋势。例如，李时岳同志在提出他的中国近代史的“四个阶梯”论时强调：“叙述中国近代史，不仅要说明外国帝国主义怎样侵略，怎样扩张其势力，更主要的是要说明中国社会内部，在生产力方面、生产关系方面、政治文化思想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怎样向前发展，从而最后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10]由于把主要线索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转向中国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过程，内部因素的作用无形中得到重视。张耀美同志讲得更加明确，他引用了苏联学者的话总结他的论证：“外力入侵倘若不导致未被征服民族为征服者所吞并，则其内部发展的自然历程必不致中断，其基本方向，亦不致变更。”他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发动的历次侵华战争“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但没有‘中断’中国社会‘内部发展的自然历程’”；并认为“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的观点的”。[11]中国中心观把史家的注意力引向中国历史内部因素并强调对整个中国史境的探索，这一看法可能有助于深入探讨我国近代史的极为复杂的情况。

作为个人直接经验的历史

如果柯文在阐明“中国史境”的概念时，采用了“内部取向”的第二种含义，他在阐明“中国问题”时，采用的则是它的第三种含义。他说，“说它们是中国的问题有两重含义：第一，这些问题是中国人在中国经历的；第二，衡量这些问题之历史重要性的准绳也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在紧接的一个重要注解中，柯文说：“我想在此或无须说明：力图设身处地（empathetically）按照中国人自己的体验去重建中国的过去，并不意味着史学家就得对中国人的行为与价值观念从道义上予以赞助。”这里的“中国人”显然不是泛指一般中国人，而是专指直接参加中国历史事变的中国人。因此，实际上中国中心观所要求的是史家应该从历史事件参与者心中关注的问题着手，并按照参与者的立场观点去理解体会这些问题。换句话说，史家用以编写历史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和最原始的材料是参与者与目睹者的直接经验。

我国读者很可能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柯文把史家的任务说成“力图按照中国人自己的体验”，而不是“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去“重建中国的过去”？我国史家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历史现实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的实质与规律可以通过人们的实践与理性分析得到正确认识，因此，理所当然，史家的任务是如实反映历史的现实。但是采取实用主义或现象学观点的史家，由于对人类认识能否如实反映客观存在，特别是反映人类历史的客观存在，抱存疑态度，往往把历史知识限制于人类经验体会这个范围。在他们看来历史即使作为客观存在，已一去不复返，史家所谓的“历史事实”并不是外在的、客观的、界限分明的存在，它首先是当事人记录下来的自己心中的种种经验体会，然后又经过史家过滤成了史家心中的经验体会。柯文在赞扬美国史家欧大年（Daniel Overmyer）与韩书瑞（Susan Naquin）的“内部的看法”时就再度强调，这种看法是“把当时的现实视为虔诚的当事人所实际体验的那样，而不是远在异方的局外人所勾画的那样”。

中国中心观的实用主义倾向还表现在它把历史过程作为人类适应环境的过程。柯文在谈到中国中心观力图捕捉的一幅生动的历史情境时说：“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并不是一个踏步不前，‘惰性十足’的‘传统’秩序……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历史情势，一种充满问题与紧张状态的局面，对这种局面无数的中国人正力图通过无数方法加以解决。”他这里强调历史像生活一样是人与社会不断互相作用的过程，是人们采用种种行为模式不断解决问题，适应环境，改变环境的过程。这种带有浓厚人类学色彩的观点和实用主义的历史观互相呼应。在主客观世界的激荡交融中，客观的世界从根本上说是从行动主体（无数个人）的内心体验而取得存在的。例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就认为所谓人类学研究的最终对象是“把物质环境这种非人类结构因素与生物的、文化的、社会的人类结构因素融成一体而形成的属于个人的独特的组合”。[12]如果说历史是一幅织锦，个人的直接经验就是编织这幅织锦的材料。史家的任务就是回收、再现特定的个人或群体——“男人、女人，城市人、乡下人、穷人、富人，广东人、湖南人”——的特定经验。我认为正是这种对个人经验的第一性的肯定构成了中国中心观的核心。

维克托里诺·特杰拉（Victorino Tejera）曾指出美国哲理性史学的实用主义根源，他说：“北美的哲理性史学是土生土长的，因为它的崛起是由两个具有美国思想家特色的复杂思想促成的。一个是‘经验’这一概念，它经过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的充实具有在行动中相互作用的含义，而英国的经验主义则把‘经验’的内容弄得如此贫乏，以致我们根本无法用它来进行系统的哲学思考，即用它来正确地综合理解艺术、科学、历史或者人类发展过程。另一思想是皮尔斯（C.S.Pierce）的，他认为真理是从一批具有批判精神的、进行试验的研究者组成的不断前进的群体中逐步产生的，它随时准备得到纠正或给予重新界说。”[13]大家知道詹姆士和皮尔斯是美国实用主义的肇基人，如果说前者给史学的本体论定了基调，后者则给它的认识论下了界说。特别是“经验”一词经过詹姆士的发挥，超越了英国经验主义的贫乏的内容和欧洲大陆过分理性化的理解，对美国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史家詹姆士·亨伦特（James Henretta）在阐述实用主义对美国史学思想的深远影响时说：“威廉·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体现了对人类知识的现象学的理论。这种认识论，经由德国哲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发挥，把个人的‘感知、判断、经验和意愿’这类‘纯粹现象’作为出发点。对人类社会现实采取的这种认知观点（cognition approach），在当代则表现在许多美国人类学家的人种学研究方法与目的之中。”[14]现象学对“存在”或“现实”这一根本问题采取了不可知或不必知的态度。所谓“认知取向”在这里是指美国认知人类学派认为，人类学研究的主体是人类在适应环境、改造环境中形成的一套内在化（internalized）的认知规则。例如，一些研究美国学的学者认为“开展美国研究的目的是揭示美国人赋予他们环境以某种意义的深层结构的规则，他们用这套规则生成在这种环境中适当的可被接受的行为”。[15]柯文曾同意美国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看法，认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史学界新思想的主要泉源一般说已从社会学转向人类学”，并曾热烈赞扬孔飞力（Philip Kuhn）成功地使用人类学的概念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我们也许可以认为柯文史学思想中的认识论前提实际上是直接或通过人类学来自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

柯文这般强调个人的主观经验，他如何把这种观点和研究客观的社会、经济过程或结构结合起来呢？这是我国读者势必十分关注的问题。上述的认知人类学派就是试图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绝不是摒弃客观行为过程不予研究，而是企图从人类的认知过程中探求支配这些行为的规则系统。这种做法同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探求认知过程中支配语言行为的内在化的语言规则颇为相似。探索的中心都是内心的认知过程，但需从外在行为着眼，并回到外在行为中求得证实。柯文不是史学理论家，对这类问题并无正面阐述。但是从实践上可以看出他也颇强调社会、经济过程、制度与结构的研究。他在书中用大量篇幅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他认为六十年代美国史家开始重视“社会经济动因”的研究是一次重大的突破；他批评有些史家“把（中西）文化方面的差异与相互误解（它们首先表现在对事物的态度与价值观念方面）视为中西冲突的根源”。但是我们仍可察觉柯文在处理人类生活中的主观与客观两方面，流露了某种微妙的偏爱。例如柯文把周锡瑞（Joseph Esherick）、路康乐（Edward Rhoads）、琼·梅（June Mei）三人的著作和欧大年、韩书瑞两人的著作都列为民间史的优秀专著加以评介，并指出前三人“更加专心致志地探索群众行为的社会经济根源”，有时“采用了马克思主义或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框架”，而后二人则更多地探索当事人的主观精神世界。但是，他用三页多的篇幅热情洋溢地详细介绍后两人的作品，而只用半页多介绍前三人的作品，这种现象很可能反映了柯文的史学思想，反映了他在内心深处做出的裁决。看来中国中心观不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都未能根本解决如何对历史现实的主观与客观方面做出统一阐述的问题。

移情（empathy）方法的使用

如果编织历史的材料是个人经验，那么理解历史实质上就是如何进入历史演员们丰富多彩的直接经验之中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移情（empathy）。移情不同于同情。移情是为了理解对方，设身处地体会对方的思想、感情和处境，它并不意味着赞同对方的思想感情。史家通过移情探知的经验，实际上是以史家自身的经验为基础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移情方法是深深地嵌在“纯粹”经验的主观世界之中的。

柯文在书中只在两处使用了“移情”一词，而且用的都是它的派生词形式。但是，移情却构成了中国中心观最核心的几个概念之一。如上所述，移情在这里是指“力图对任何特定的非西方社会的历史，从自身的情况出发，通过自身的观点加以认识”，是指“进入中国内部，开始了解中国人自己是怎样理解、感受他们最近的一段历史的”。移情实质上就是上述“外部取向”的第三种含义。

柯文不仅用“移情”作为进入过去的工具，而且用它作为与狭隘主义做斗争的武器。用柯文的话“移情”就是“卸下”那张紧紧地裹着史家自身的文化的、历史的乃至个人的“皮”，然后钻进他所研究的对象的“皮”中去。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说得更加彻底：“移情就是把‘自我’全部渗入移情的对象之中。”[16]柯文论及韩书瑞研究八卦教起义的《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一书时说：“这本书的巨大优点在于它把我们引进一个以前很少有机会接触的世界。作者叙事紧凑，不惜用大量笔墨描绘细节，引导我们经历这个世界，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个世界的人物栩栩如生。”换句话说，韩书瑞由于采用了移情的方法，“卸掉”了他那张西方文化的皮，进入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世界，亲身体验到八卦教虔诚教徒的内心世界，并把读者带入这个世界。

柯文倡导移情方法，反映了他继承人文主义史学思潮多于实证主义或科学史学思潮。这点和他追求历史事件的独特性，以及接受经过强化的“经验”概念有密切联系。倘若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归根结底是过去某些独特人物或人群的直接经验，要想把这些充满各种不同的希望与恐惧、创造与奇想的经验用统一的毫无生气的抽象科学范畴来摄取，自然是很困难的。

诚然，柯文在书中曾极力主张借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历史，并把这点视为中国中心观的四个特点之一，但是，他对将社会科学应用于史学却是有重大保留的。例如他强调史家采用的社会科学理论、模式必须适用于中国的历史资料，没有西方中心论的偏见。换句话说，这些理论、模式只能启发思路，并无规定性作用。他还强调“把社会科学的概念与历史叙述相结合”势必带来的所谓“文体上”的困难，警告史家不要像许多社会科学家那样“几乎完全不顾写文章的艺术”。如果说柯文在他提出的中国中心观的第一个特征中强调的是人文主义的传统，在他提出的第四个特征中则强调了科学的传统。中国中心观始终未能消除两者之间的内在矛盾。但是由于柯文强调中国中心观第一个特征是“主要特征”，我们可以认为他的历史思想是以人文主义为主流。柯文的观点也许可以用以捍卫移情方法著称的美国史家威廉·德雷（William Dray）的话来概括，他说“如果史家的兴趣在于发现或通过想象重建过去某时某地的人类生活”，我们就需要采取“从内部”，“从当事人的观点来观察它”，“就需要记住历史不仅（有可能）成为研究社会的科学的分支，而且（事实上）已是人文学科的分支”。[17]

必须指出，“移情”方法并非单凭想象灵感一蹴而就的，而是建立在对历史现实与当事人的周密调查基础之上的。德雷曾用对历史的“理性的解释”（rational explanation）一词来阐述相当于“移情”的概念。他说所谓对历史的“理性的解释”，是指“重建当事人为达到自己所选择的目的，根据自己所认识的处境决定采取某种手段时，是如何衡量得失的”。[18]德雷对“移情”的这一诠释，突出了人们为解决现实生活的具体问题而采取某种手段，突出了当事人的主观感受，突出了史家必须从当事人的立场观点出发，这一切都带有比较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相当完整地体现了柯文对移情的理解。不难看出，移情方法对史家的这种要求将迫使史家尽量消除自己时代与阶级的偏见，从当时的史境出发，体察当事人的动机意向，从而有助于缩小史家与历史现实的距离。它和我国部分史家所倡导的历史主义有某些相同之处，可以借鉴。但是它同时也引起一系列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首先，一旦史家进入“局中人”的世界，他就失去了“局外人”的优势，失去了从历史全局上、从整体上把握这一事件的可能。柯文曾正确地支持石约翰（John Schrecker）的看法，指出西方由于“从来没有从外界来观察自己”而“被囚禁在自己近代经验的狭隘牢笼中”，成了“当代伟大文明中目光最为狭隘的文明”。这说明史家必须轮番采用“局中人”与“局外人”的观点，比较史学方法的作用就在于此。柯文实际上对比较史学的方法也十分重视，他曾要求中国近代史家扩大比较史学的视野，不要把自己只局限在中日两国近代化过程的对比上。但是中国中心观的内在趋向是鼓励研究者进入当事人的世界，容易导致忽略局外人观点的优势。

移情方法引起的另一问题是移情过程中史家自身究竟采取何种立场的问题。柯文曾正确强调中国幅员广大，人种、语言、地区千差万别，他还提到“少数上层社会人物与广大群众之间在世界观和生活方式上都存在着巨大差别”，他甚至提到了“气质、性格、年龄、性别，以及由个人的社会、宗教、经济和政治关系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况”。面对如此杂然并陈，乃至针锋相对的人物与集团，史家究应移情于哪个人物或集团呢？如果他分别进入各个人物与集团，最后得出的一幅历史的画面有没有一个统摄全局的中心立场呢？如果没有，这幅画面能够成立吗？有些现代小说家曾企图通过意识流的手法捕捉现代人的内心世界，对此美国史家小罗伯特·伯克荷费（Robert Berkhofer,Jr.）曾追问道：“历史学家是否应该仿效这些20世纪小说家的手法放弃‘无所不知的观察者的观点’，代之以多元化的观点和支离破碎的注意中心？”[19]亨伦特曾乐观地提出“历史事件的全局可以很容易地采用蒙太奇的手法，由若干个人生活史组成”。[20]但是他似乎忘记了，在一连串蒙太奇镜头的背后，自始至终存在着一个统筹全局的编导。没有这位编导的“无所不知的观察者的观点”，根本不可能产生一部为观众所理解的影片。史家不可能也不应该放弃自己独有的立场，但是，移情方法的内在逻辑却企图使用并列杂陈的立场来取代这个中心出发点。这种做法不仅在理论上缺乏说服力，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如何把多元的、分散的“局中人”观点和观照全局的史家个人的观点统一起来，是中国中心观面临的又一潜在矛盾。

对理论框架的戒心

带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史家往往对理论框架，特别是对有效半径较大的理论框架持怀疑态度。他们往往以具体问题为中心（problem-oriented），避免做宏观议论。所谓“多谈问题”，“少谈主义”。贯穿此书的一个特色，是柯文不断和种种带有囊括性的理论框架进行斗争，不论这种框架是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的。他说：“本书真意并不反对把诸如‘帝国主义’‘冲击—回应’，甚至‘近代的’这些词语严格而仔细地使用于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中出现的某些界限分明的具体过程或现象。它所反对的是把这些概念当作广泛的、囊括一切的思想框架，企图据此告诉我们在整个历史时期中什么是重要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什么是不重要的。”柯文对“广泛的、囊括性的思想框架”的敌视态度植根于他对理论框架本身的怀疑情绪。这种情绪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他对历史变化模式所持的看法上。

柯文的历史变化模式大体上相当于我们通称的“社会发展规律”，笼统地说是指史家认为历史究竟是如何发展的。用柯文的话说它是告诉史家在历史发展中哪些事变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只是“模式”一词有时含有学者为研究方便而设计出来的一种框架之意，未必具有独立的客观性）。

柯文认为历史变化的模式有两种：封闭式的与开放式的。封闭式的变化模式往往迫使我们不知不觉地按照预先形成的框架来塑造史料。只有采取开放式的模式，辅以开放式的问题，史家才可能形成一幅对经验史实做出灵敏反应的中国近世史画面。

首先应该指出，柯文是肯定理论框架在历史研究中的必要性的。例如他强调“历史的变化具有‘形状’”。他还提到所有史家（包括前人和自己）都有理论框架。事实上他写这本书的主旨可以说就是用自己的框架去取代前人的框架。他似乎和马克斯·韦伯一样，认为没有前提假设的经验史实是不可能的。[21]但是柯文感到像所有理论框架一样，变化模式一旦形成，就势必使史家对历史事变的相对重要性产生固定的偏见，左右史家对史料的收集与分析。因此在界说变化模式的内容时，他尽量采取不肯定的谨慎态度。事实上，他对人类历史变化模式的内容只肯定两点：一是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都在发生变化，二是这种模式势必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这和我国史家所熟悉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内容充实、比较具体的框架大不相同。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在柯文看来，变化模式如同一切理论框架一样，只是一种“必须的坏事”（necessary evil），无之固然不可，有之势必遭殃。

要摆脱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有几个办法。如前所述，第一种办法是根据具体情况，量体裁衣，设计特定的框架；第二种办法是把框架变成“开放式”的，即使框架内容单薄，处于不固定状态，以便根据不断发现的新史实随时充实修订。柯文的变化模式就是一例。第三种办法是缩小框架应用的范围。例如柯文建议把冲击—回应模式适用的范围减缩到他所谓的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最外层带”，即限于肯定是西方入侵所造成的历史侧面，如海关、总理衙门、留学生、近代兵工厂等。他认为帝国主义如果不是“作为一把足以打开中国百年来全部历史的总钥匙”，而是“把它看成是各种各样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发生作用的几种力量之一”，则“具有非常重要的解释能力”。总之，在柯文看来，研究历史的理论框架（或者毋宁说是一种假设），应该是中距（或短距）的，应该内容稀薄，形式灵活，从根本上说应该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单独设计。

对理论框架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是和不少美国史家相信直接经验的第一性，相信感性认识或经验事实的第一性而对理性认识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存有戒心，有密切关系的。亨伦特颇有见地地指出，许多在美国成长的历史学家无形中吸收了一种推崇“事实”、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传统，他说：“由于在美国成长的史学家把‘事实’崇为最后权威，他们在认识论上就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立场，即以下列三种相互关联的立论为基础的经验主义立场：（1）人类理性认识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2）模式或框架只能解释用它来说明的那些直接素材、数据；（3）人类生活并没有根本的模式或结构。这些前提直接导致一个结论，即每一历史现象作为各种具体条件与事件所形成的独特格局，都得根据各自的个别情况进行个别处理。史家所得出的最概括结论只是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必须根据每个新的现象加以测试。‘事实’始终是至高无上的。”[22]对亨伦特的结论我只想补充一点，即这里的“事实”在带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史家心中，往往是指上文所说的“局中人”的直接经验。

柯文对理论框架的看法尽管带有明显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的倾向，在根本哲学观点上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矛盾的，但是他强调历史研究应从经验史实出发，警惕理论框架如使用不当可能带来某些问题，则有可取之处。近年来我国部分史家已开始注意纠正在我国历史研究中某些对历史唯物主义做机械论的教条式理解的现象。有的同志指出，如果在过去一段革命时期把我国历史研究的重点放在我国历史与他国历史的共性方面是必要的话，目前则应加强特性的研究。不少史家提出，不仅应看到唯物史观对历史科学的指南作用，而且要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例如蒋大椿同志指出：“前者从抽象的角度研究社会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其最一般规律属于哲学的范围。而后者则从具体的角度，按时间顺序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属于实证科学范围……两者是不同范畴的知识形态。”[23]丁伟志同志提出：“从多样性的历史上探讨其内在的统一性是历史学得以成为科学的前提，”而“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在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具体分析具体历史的特殊性。”他认为“把特殊这一范畴引入历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因为“它排除了‘一般’与‘个别’的绝对性、终极性，而以中介的地位表现出相对性、居间性。对于更具体的个性来说，它是抽象的共性，对于更抽象的共性来说，它是具体的个性”。“在事物发展的普遍性与个别历史事实的个性之间，也无疑宝塔般地存在着一层层中间环节……”[24]看来，在纠正对唯物史观某些机械论的理解的同时，探索一些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距的、灵活的、多层次的理论框架，对深入开展我国史学研究是有好处的。

历史真相终究无法探知

中国中心观提出的移情方法，要求史家摒除作为“局外人”的种种“偏见”，以便进入“局中人”的世界。但是史家的“偏见”从根本上说能否摒除，这是涉及历史哲学的另一个根本问题。对这个问题，柯文做出了实质上是否定的回答。

尽管柯文认为，从根本上说不存在独立于当事人直接经验之外的历史，但是作为实际写历史的史家，他朴素地假定有一个独立于史家个人意识之外的过去，而且认为尽量寻回这个过去是史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另一方面，柯文又支持关于历史真理的相对主义观点，认为这个过去最终是无法探知的。他在卷首开宗明义地提出：“不是历史学家的人有时以为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实。可是历史学家应该知道并非如此。当然事实俱在。但它们数量无穷，照例沉默不语，即使一旦开口又往往互相矛盾，甚至无法理解……选择什么事实，赋予这些事实以什么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和我们进行研究的前提假定是什么。而这些问题与假设则又反映了在某一特定时期我们心中最关切的事物是什么。随着时代的演变，人们关切的事物不同，反映这些关切的前提假设也随之发生变化。”古今中外不少史家都指出，不同时代将对历史做出不同的解释。但柯文把这一看法上升到哲学高度，并在书中反复阐述，使它成为该书中比中国中心观更加深刻的又一主旋律。和第一个主旋律一样，它也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

诚然，柯文承认“事实俱在”，但是他认为对史家说来，这些“事实”有如康德的“物自体”，其真相人类无法探知，因为在史家接近这些事实时无法摆脱自己心中已有的种种“范畴”。值得注意的是，柯文把自己的历史相对主义提高到哲学的高度。他赞成当代中东学专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看法，从“认识论的高度”指出，“在知识与真理、现实与现实被表述成的模样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吻合对等状态”。“凡是对现实的表述势必也是错误的表述，是一种‘知者’对‘被知者’实行的思想支配”。他说：一切思想探索，一切认知过程，“都带有某种‘帝国主义’性质”。这使人想起康德的看法。柯文和康德不同的是，如果康德的范畴是先验的、具有普遍性的，柯文的“范畴”则是后天的、具有个别性的。正是这种不同使柯文更接近美国史家库欣·斯特劳特（Cushing Strout）所说的，以美国史家卡尔·贝克（Carl Becker）和查理士·卑尔德（Charles Beald）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相对主义”（Pragmatic relativism），而不那么接近新康德主义的相对主义。[25]

这种对历史真理的看法令笔者想起，美国学者汉斯·迈耶荷夫（Hans Meyerhoff）针对历史相对主义重要人物威廉·迪尔泰（Wilhelm Dilthey）面临的困境指出：一方面要求史学家“说出真相”，提醒他“偏见与成见是与史学家的高贵职务不相容的”，另一方面又告诫他“这种理想是高不可攀的”，“历史给真理和客观性设置了界限”。[26]柯文似乎意识到这个困境，想用折衷的办法缓解矛盾。他用乐观的口吻结束全书。在承认“我们寻回的历史真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限定”之后，他紧跟着强调：“但是，限定真理并不等于取消真理……所有人，只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认真对待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设法减弱其影响。”但是柯文并没有向读者交代清楚，只需“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认真对待它”，如何就能减弱深深植根于他反复阐明的相对主义所带来的那些致命的“影响”。看来柯文这里提出的“一定程度”，也只是一种无奈的自慰。人们不难察觉在史家勉强的笑容背后，隐藏着哲学家的失望心情。

历史相对主义是20世纪初兴起于欧洲的新历史主义（historicism）对19世纪下半叶流行一时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的反动。它和美国实用主义思潮的真理相对论合流，对20世纪美国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历史主义开始认为史学研究应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收集“史实”，这时可以采用类似自然科学的方法步骤，鉴别真伪，确立史实客观性。第二步是诠释史实，这时主要凭史家想象、直觉，难以维持历史的客观性。但是20世纪以来它进而怀疑“史实”的真理性，认为所谓“史实”已是经过史家加工的过去的遗迹。这样就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完全对立起来，造成一股历史虚无主义，触发了所谓“史学危机”。历史真理的客观性（包括所谓“历史重要性”问题）是美国、西欧近二十年史学思想争论的焦点之一。克服历史相对主义必须既要把史学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又要看到两者之间具有共同的科学基础。这正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功绩。历史唯物主义由于提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整套理论，从历史本体论上确立了历史研究对象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辩证唯物主义则从认识论上确立了历史真理的可知性，特别是在确立实践与感性知识为第一性的同时，充分肯定了理性认识的作用，认为必须对感性知识进行加工，去粗取精，才能探知事物的真相、本质与规律。对自然科学是如此，对历史学也是如此。相对主义者把对历史事实进行的任何加工、任何选择与安排都看成是有损于历史真相，是不符合人类认识的一般进程的。

折衷主义的倾向

根据以上分析，人们很容易把柯文视为实用主义史学思潮的继承人：他把当事人的直接经验视为编织历史的最终素材；他突出经验史实第一性，贬低理性认识的积极作用；他在历史研究中倾向于以问题为中心，排斥概括性较大的理论框架；他鼓吹历史真理随时代需要而变化的历史相对主义；他倡导在历史研究中采用以经验为基础的多元的移情方法。这一切似乎都说明实用主义的深刻影响。但是把柯文的史学思想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史学思潮，是不全面的。起码另有一种传统对他发生了几乎同样巨大的影响，我指的是可以追溯到19世纪欧洲的历史主义思潮。

19世纪历史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兰克（Lespold Ranke），到20世纪上半叶产生了所谓新历史主义，其影响遍及西方各国，如意大利的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德国的迪尔泰、韦伯，英国的柯林伍德（Robin Collingwood），西班牙的奥提卡（Jose Ortega Y Gasset）。兰克的历史主义思潮传到美国后，在美国的土壤上，逐渐失去它的浪漫主义与唯心主义色彩，保留并发展了其中的实证主义成分，为美国史学研究打下了基础。20世纪上半叶，贝克和卑尔德从实用主义观点出发对实证主义展开猛烈攻击，又形成一股强大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和欧洲的新历史主义相呼应。总之，可以说历史主义在美国有深远的基础与影响。美国史家里奥·格肖伊（Leo Gershoy）曾说：“美国当前史家的理论基础如果不是直接来自迪尔泰、克罗齐或柯林伍德，更大可能是来自这些人的相对主义在美国本土的翻版，即贝克与卑尔德。”[27]劳伦斯·斯通曾指出，在五六十年代，美国大量翻译了韦伯的著作，对美国历史界产生了巨大影响。[28]

历史主义一词含义广泛、含糊，各流派各时期的理解差别甚大，但是其中有一个根本信条为柯文所接受，即本文已再次提到的对历史现象的个性与独特性的追求，认为史学的任务就是按照个别历史事件丰富多彩的特性重建过去，不是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共性。柯文反复驳斥历史发展的单向集聚观点，要求根据不同的社会与文化设计不同的理论框架，追求历史描绘的精细化，倡导通过移情方法理解历史，主张采用生动的叙事文体描述历史，把历史视为人文科学，乃至他的历史相对主义，以及对描绘历史共性的理论框架存有戒心，等等。这些倾向都与历史主义思潮，特别是与他对独特性的追求是一脉相通的。也许可以说中国中心观与柯文史学思想在方法论与认识论方面的前提假设，主要渊源于实用主义与历史主义这两股思潮。

此外柯文还吸收了法国年鉴学派乃至结构学派的某些思想，例如他非常强调人类社会中长期性的绵延的变化，在历史分期上不重视突发的历史事件（如战争）的影响；他热情赞扬了该学派创始人布洛赫（Marc Bloch）对历史进行多科性综合研究的倡议，并着重指出多科性的大协和是历史研究的发展方向；他高度评价施坚雅采用地区系统取向研究中国城市化进程。虽然他对结构学派有所批评，但他强调这种方法在描绘“某一系统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在功能上的相互作用”时“有独到之处”。年鉴学派自六十年代后期开始通过交换学者等方式大举渗透到美国各大学的历史系，对美国中、青年史家产生了深刻影响。此外需着重指出的是，柯文的史学思想大体形成于五六十年代，又经过七十年代的修订，这三十年正是美国史学思想处于激烈动荡、不断革新的时代。美国史学经过五十年代的调和学派（consensus school），到六十年代出现了新左派（New left），有人称之为急进派或新进步派。这一派是在动乱的六十年代，在肯尼迪被刺、黑人革命、越南战争、激进的学生运动、妇女解放、向环境生态保护的进军等一系列激烈斗争中产生的，它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进入七十年代后，美国史学思潮又出现了一种力求精密化，捕捉历史变化的复杂性的趋向。在研究方法上避免单一模式，采取多元方法，注意吸收社会科学（主要是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提出的概念、理论，并采用计量方法（包括计算机的应用）。特别明显的是，研究领域迅速扩大，其中心问题是历史上人与社会的关系，首先涉及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的研究，如人口、地理、生态、科技水平、生产与分配，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其次是社会史的研究，包括各类社会制度（如家庭、学校、教会、监狱、公司、城镇议会、出版机构），社会过程（如社会流动现象，权力、财富、名誉的分配），社会文化（如通信、印刷、出版、识字率、民间文化、博物馆）及社会群体（如工人、中产阶级、上流社会、妇女、黑人、种族、老人、同性恋者）的研究。此外强调地方史与下层社会、大众生活的研究。细心的读者可以察觉到这股潮流对柯文的史学思想及其中国中心观所产生的影响。

斯通在谈到花样翻新的社会科学对史学的纷至沓来的冲击时，劝告美国史家：“史学家的最好办法是选择其中自己感到最直接有用、最有启发性的成分；要知道任何公式、模式、假设、图式或方法都不是神丹妙药；要深信用以解释重大历史事件的任何单线式的因果学说都肯定是错误的；不要被复杂精密的方法，特别是量化方法吓倒：一句话，动用自己的全部常识来弥补技术上的无知。”[29]柯文在史学理论与方法上采取的正是这种和实用主义有密切联系的折衷主义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上文所分析的中国中心观与柯文史学思想中一系列的紧张状态与矛盾：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经验史实与分析框架；“局中人”的观点与“局外人”的观点；分散多元的视线与统筹全局的观察者；历史真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史学的任务是描绘独特的事件还是寻求规律；史学实质上是艺术还是科学。在上述每对矛盾中柯文思想都偏于前项，但他力求不要过分偏袒一方，而且始终没有全部否定后项的作用。

柯文是经过美国史学正宗训练又多年从事历史写作的史家，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史学革新，但也保留不少20世纪上半叶的史学思潮。本书又是他针对数十本历史著作的评论，有实有虚，涉及面较广，从中提取的史学思想是否就可以代表当前美国史家思想的主流，难下断语，但是如果说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部分美国史家实际上的史学思想，当不为过。

巴勒克拉夫在他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ain Trends in History）一书中，纵论当今世界的三大地区的史学思潮：美国、苏联、西欧。他指出，尽管各思潮面临的历史背景不同，各自的根本出发点也不同，但到了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几乎不约而同地对“前一辈史家的一些基本假设展开批驳”，而且都出现了“史家与社会科学联合起来”的趋势。他认为由于交通方便，共产主义与非共产主义国家壁垒渐开，史学思潮特别是史学方法“当前阶段最重要的特色是一种相互靠拢、融合的过程”。例如他指出法国年鉴派一方面和美国史学一样强调在史学中应用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又和苏联史学一样把重点放在限制个人活动的物质、社会结构与过程上。三方面都有一种把历史学和其他科学融合的趋势。[30]他介绍了苏联在苏共二十大后史学思潮的变化，例如反对“教条主义”“语录主义”；强调史家的任务在于通过具体历史事件检验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从而充实、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订正个别过时的提法；提出要区别研究人类社会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人类社会的理论（社会学）与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历史科学）三种相对独立的领域；扩大史学研究的领域；特别是主张采用西方史学的方法，恢复社会学的名誉，不断加强史学家的合作。从六十年代早期开始越来越注意控制论、计算机技术、统计学、结构分析与模式的应用。[31]目前还很难预测巴勒克拉夫指出的这种“融合”的趋势能发展到什么地步，因为各种思潮的基本出发点分歧甚大。但是随着社会科学与史学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与国际学术交流的扩大，可以断言各种思潮之间取长补短的可能性会与日俱增。中国史学家将吸收世界各国史学思潮的精华，逐步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体系。

本书的翻译曾得到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与卫斯里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支持。在翻译过程中得有机会与柯文教授切磋，译文经他本人仔细核校，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得益匪浅。此外还得到广东社会科学院张磊同志指正与叶树兰同志的热情支持帮助，谨此一并致谢。

林同奇

1985年7月写于波士顿

注释

[1]A.A.Wilson et al.，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New York:Praeger，1982）一书，其性质与柯著有类似之处，但侧重当代中国的研究，其主旨是探讨多科性研究方法的应用。因系论文汇编，不论在内容的全面性与系统性上都远不及柯著。

[2]狭隘主义指历史视野狭隘，目光局限于自身文化、社会的倾向。历史发展目的论指认为人类历史是按照某种总目标或总设计方案向前发展的看法。

[3]见Robert Marks，“The State of the China Field:or the China Field and the State，”Modern China（October 1985），11（4）：472。

[4]Michael Kammen,ed.，The Past Before Us: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p.20.

[5]Quoted in Geoffrey Barraclough,Main Trends in History（New York N.Y.：Holmes and Meiner，1979）p.7.

[6]Quoted in Geoffrey Barraclough,Main Trends in History（New York N.Y.：Holmes and Meiner，1979）p.82.

[7]Amy A.Wilson et al.，ed.，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New York:Praeger，1982）p.15.

[8]Edward N.Saveth,ed.，American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s（The Free Press，1964），p.19.

[9]Empathy一词指认识主体为了更深刻理解对象，以自身的思想、感情、经验为基础设身处地进入对方人格，切身体验对方的思想与感情的做法。此处借用美学上的译法，暂译为移情。

[10]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122页。

[11]张耀美：《也谈中国近代历史前进发展的线索》，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第76～77页。

[12]见Karen Lystra，“Clifford Geertz and the Concept of Culture，” Prospects，1983，p.33。

[13]见Victorino Tejera,History as a Human Science:The Conception of History in Some Classic American Philosoqhers（Boston: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4），p.129，p.8。

[14]见James A.Henretta，“Social History as Lived and Written，”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December 1979），84（5）：1309。

[15]见Gene Wise，“‘Paradigm Dramas’ in American Studies:A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Movement” American Quarterly，1979（3）：323。

[16]见Max Weber,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trans.，E.A.Shils and H.A.Finch,New York，1964，p.104。

[17]见William Dray，“The Historical Explanation of Actions Reconsidered,in Sidney Hook,ed.，”Philosophy and History（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63），p.133。

[18]见Quoted from Samuel H.Beer，“Causal Explanation and Imaginative Re-enactment，”History and Theory，1963（1）：23。

[19]见Jarnes A.Henretta，“Reply” to comments on his “Social History as Lived and Written，”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December 1979），84（5）：1332。

[20]见Jarnes A.Henretta，“Reply” to comments on his “Social History as Lived and Written，”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December 1979），p.1332.

[21]Max Weber,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trans.，E.A.Shilsetal,New York，1964，p.104.

[22]见James A.Henretta，“Social History as Lived and Written，”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December 1979），p.1308。

[23]蒋大椿：《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2期，第32～33页。

[24]丁伟志：《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第20、26、29页。

[25]见Cushing Strout,The Pragmatic Revolt in American History:Carl Becker and Charles Bear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8），p.9。

[26]见Hans Meyerhoff,ed.，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Our Times（Garden City,New York:Doubleday Anchor Books，1959），p.16。

[27]见Leo Gershoy，“Some Problems of a Working Historian”，载Sidney Hook,ed.，Philosophy and History（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63），p.60。

[28]见Lawrence Stone,The Past and the Present（Bost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1），p.13。笔者认为柯文的方法论颇受韦伯的影响。例如韦伯在上引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一书中就认为历史学就是研究“对我们具有意义的个别的总格局（individual configuration）”，其目的是了解过去现实的“独特性”（见该书p.72），认为“在研究这些‘历史个体’（historical individuals）时，是研究具体的因果联系，而不是研究规律或法则”。（见该书pp.78-79）

[29]见Lawrence Stone,The Past and the Present（Bost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1），pp.20-21。

[30]Quoted in Geoffrey Barraclough,Main Trends in History（New York N.Y.：Holmes and Meiner，1979）p.43，p.29。

[31]Quoted in Geoffrey Barraclough,Main Trends in History（New York N.Y.：Holmes and Meiner，1979），pp.3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