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公元960年新春伊始，中原大地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历史事变：后周皇帝命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提师北征契丹，行至陈桥驿发动兵变，一时黄袍加身。乾旋坤转，后周才六岁多的小皇帝不仅无力回天，孤儿寡母连说半个“不”字的底气和胆量也没有，只得乖乖地接受“禅代”的事实。于是，一介武夫赵匡胤建立起了个烜烜赫赫的大王朝——宋，五代十国瓜剖豆分的混乱局面从此宣告结束，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章。
宋太祖赵匡胤虽出身行伍，却深明文治的重要，登基后不久便“杯酒释兵权”，实行重文抑武的政策，而“五星聚奎”，更成为唐末五代以来文运逆转的一个历史性文化标志(1)。历代嗣君因之而不改，文采风流，朝野交辉。宋朝与辽、西夏等划疆而治，虽大多数时候内外交困，甚至转徙流落，偏安一隅，其社稷却延续了三百二十年之久；虽国势积贫积弱，压根儿就没有出现过像杜甫《忆昔》诗所说“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有唐“开元全盛日”的局面，却创造了空前灿烂辉煌的文化。宋末人吴渊在《鹤山先生文集序》中说：“艺祖（太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语开国，以用读书人一念厚苍生，文治彬郁，垂三百年，海内兴起未艾也。”末句虽然是不实的套话，但“文治彬郁，垂三百年”倒是事实。别的不说，就以肇自隋代的科举而论，历唐至宋方制度大备：增加了殿试，实行锁院“较艺”，糊名、誊录，维护着“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至公”原则；科目设置逐渐由多科向一科（进士科）过渡；考试内容则由“浮靡”的诗赋向“有用”的策论、经义倾斜，甚至一度用经义取代诗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学校，太学上舍上等可以直接授官，中下等可免省试、解试；等等。有宋一代开科一百十八榜，每榜取人约为唐代的五倍，元代的近三十倍，明、清两代的三至四倍，进士总数达十万至十一万之众(2)。这些拥有“出身”的精英们，占据了国家上至宰辅、下至各级政府要害部门的重要位置，对政治、思想、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还应当看到，在广大城乡，读书虽以应举为目标，但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学业不佳、财力不济等），未必凡读书皆应举，读书人数实际上远大于应举人数，估计有一两千万之众。他们虽没有“科名”，但仍是里邑的有用之才，对城乡建设和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未必小于登科者。
科举由隋、唐历两宋，下至元、明、清，至清末方寿终正寝，前后达一千三百年之久。其间有关科举制度、科举考试的记载，朝廷的相关政令，臣下向皇帝上过的奏札，文人的议论、诗文，为配合科举而编写的各类书籍，真可汗牛充栋，甚至还有各地修建的贡院、文昌庙之类，为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文献和实物资料，是传统文化宝库中一笔巨大的遗产。清理和研究科举及科举文化（包括科举与文学），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发掘其中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是学术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在这个研究中，宋代科举承上启下，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无可争议地是研究的重点之一；欲研究有宋一代之历史、哲学、文学等等，科举问题是个绕不过的“坎”；而科举自身又以其丰富的内涵，不仅足以引起人们步入其间的浓厚兴趣，而且能让你收获丰硕。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古代文学研究历来是显学。科举本来就是“以文章取士”，这个“文章”包括了诗赋及骈、散各体文，只是考试所用文体逐渐程式化，便自成一类，被人称作“时文”。科举自身就是取士制度与文学的结合体，而将“科举”与“文学”联系起来进行交叉研究，唐、宋时代的学者已肇其端；以现代理论和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则始于上世纪。经过不少学者的努力，在唐代科举与文学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可以傅璇琮先生于1986年出版的《唐代科举与文学》为代表。这也启发我们，把这个研究推进到宋以后各代，既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完全可以做到。事实上，经过中外众多学者的不断开拓，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宋代科举与文学研究，主要有如下几个重要环节。
一是科举制度研究。早在1929年，上海民智书局即出版过邓定人的《中国考试制度研究》。1960年，台湾学者李正富出版了《宋代科举制度之研究》，当是专门研究宋代科举制度的第一部专著。1969年，日本学者荒木敏一出版《宋代科举制度研究》。1971年，台湾学者王德毅出版《宋代贤良方正及词科考》。1985年，美国学者贾志扬（John Chaffee）出版英文版《宋代科举》（1995年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中文版）。近二十多年来，大陆出版了不少通代性的科举史、教育史专著，其中都涉及宋代，而发表的相关论文亦不少，主要也是对宋代科举制度的考察。前修时贤的成果不菲，功不可没，他们都为宋代科举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也勿庸讳言，就总体看，宋代科举制度研究尚缺乏全方位的、深入其里的力作，论著数量、质量似逊于唐代，而宋代科举制度及所涉问题又极其复杂，需研究的课题很多，无论在宏观、微观方面，现有成果都还不惬人意。制度研究是科举研究的基础，如果不考察清楚一代科举制度演变的来龙去脉，其他就谈不上了。
二是科举文体研究。宋代科举考试继承唐制，所用各体文，包括诗赋、策论、经义等，都是利用传统文学的体裁，但又根据考试的需要，对这些文体进行了改造，主要是设置程式，并遂步将程式固定化。比如赋，我们都知道自唐代开始，科举考试就用“律赋”，但宋代的律赋又与唐体有别，它不仅限韵，而且要限用韵次序；不仅要讲究起承转合，而且要八韵贯通体贴，十分严格，一字不慎，便入黜格，故秦观将它比作填词，实际上比填词还要难。又如经义，它由经论发展而来，王安石用它取代诗赋，但后来也高度程式化，且讲究对偶，宋人认为它有如赋，一直发展为明、清的八股文。程式化了的场屋时文，与传统文学拉开了距离，甚至发生着质的蜕变。若不对科举程式文体进行深入探讨，将此“文”与彼“文”混为一谈，就无法认识科举时文的真面目。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相当薄弱。
三是科举与各种思想文化之关联互动研究。宋代对社会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各个学术派别，像以苏轼为首的蜀学，王安石“新学”，程朱理学等，都对场屋学风、文风影响极大，有的（比如理学）甚至改变了科举的方向。科举号称是任何人都可以“投牒自举”、全民参与的盛事，与各个阶级、阶层民众的关系十分密切，对社会心态、民风时俗影响很大，并形成关联互动，塑造、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这些领域的研究，目前几乎还是空白。
四是科举与文学之关系研究。欲研究科举与文学，必须以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为基础。事实上，就广义的文学而论，科举时文研究也就是文学研究；但因为时文对传统文体作了重大改造，在本质上已成了科举考试的工具，而与现代的“文学”概念出入较大，于是又冒出个新问题：科举时文算不算“文学”？对此，目前学界分歧较大。其次，科举与文学，包不包括与科举相关联的文学创作？早在唐代，围绕科举就已产生了不少文学作品，而宋代参与创作的人数更多，题材范围更广，作品数量更大，如鹿鸣宴诗（包括词，下同），举子赴试的行役诗，考官的贡院唱和诗，举子之登第凯歌、下第悲歌，同年唱和诗，以及以科举制度、举子活动为背景或题材的文言、白话小说及戏剧，等等。在笔者看来，场屋诗赋、策论、经义等是科举考试自身的必然产物，本书理当重点研究，故将“科举文体研究”作为研究的一大方向，已如上述；而在科举环境或背景中孕育孳生的文学作品，则应当与场屋之作有内外之别，故本书主要在揭示它与科举之间的契合点，或者说指出附着于科举机体上的文学生长点，并分别举例及作简要的论述，但不将它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这样做既是欲分清主次和内外，当然也与控制篇幅有关，否则难以收束。再次，宏观而论，科举对文学发展是“促进”还是“促退”？或者在哪些层面是促进、哪些层面是“促退”？学者们亦分歧较大，甚至持论截然相反。这个问题也许难以一下子达成共识，但可以向通往共识的方向努力。因此，在论“科举与文学”时，所谓“文学”似不必局限于一成不变的概念，也不必拘泥于一个层面，这样也许更通达、更能反映历史的真实。
本书要研究的，正是“宋代科举与文学”这么个庞大而复杂的课题。我们拟以上述四大环节为基本框架，用十九章展开并涵盖相关的内容。可想而知，这个课题既有诱惑力，又极具挑战性。
宋代科举及宋代科举与文学研究，盖主要有如下难点。
首先是文献浩如烟海。较之唐代，宋代的科举史料极为丰富。《宋会要辑稿·选举》《文献通考·选举考》《宋史·选举志》等集中记载和论述了宋代的科举制度，这是基础文献；但散见于野史、笔记、类书、小说、学术专著、书目特别是文集中的科举史料，远比上述诸书繁富复杂，活鲜而生动。任何欲涉足其间者，都必须沉潜在这个文献的汪洋大海之中，穷搜博采，探源讨流，然后披沙拣金，去伪存真，将研究建立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之上，才可能得出有价值的科学的结论，否则要么是“炒剩饭”，要么是游谈无根。
其次是议论多如牛毛。宋人好议论，任何主张一旦提出，无论动机如何，几乎都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此唱彼和，或一言九“顶”，而且有的言不由衷，真假难辨，在科举问题上尤其如此。比如，即便自身大受其益，衷心拥护，但口头上照例要说科举的“坏话”，仿佛是一种时髦。如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状元姚勉（1216—1262），曾在殿试之《廷对策》中抨击科举不遗余力(3)，大有立即废罢而后快之势，但在稍前所作《发解谢判府蔡寺丞启》中却说：“不为应举觅官之谋，无以行致君泽民之志。故英人伟士，亦屑于科举之学；而名公钜卿，率由乎进士之途。伊川格言，亦曰修举业以及第；紫阳前辈，且尝自儒级以发身。虽进以文，无悖于道。”(4)他的哪些话可以相信？似乎宁可信其《启》中语，而廷对时的激烈言词，不过是故作惊人之论以吸引考官罢了。当然，对科举真正持批评态度的也不乏其人。宋代有的学者怀念上古的所谓“乡举里选”，认为科举是隋代衰世之政，主张废除；但更多的人则认识到“乡举里选”的时代早已一往不复，于是转而批评科举之弊，希望对现有的“篱笆”进行修补。如此等等，难以具述。如何评价这些是是非非？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应当认识到，这是个很不轻松的任务。观点可以有许多，但事实只有一个。议论多是好事，可为我们提供多重视角，但又必须折衷其间，有自己的判断，否则人云亦云，淹没在“口水战”中，就没有了“主心骨”。对科举这个极其复杂的体系，决不能预设一个前提或结论，进行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应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作出让人信服的分析，得出符合史实、经得住检验的结论。
再次是制度变化多端。宋人不仅爱议论，又喜改革，好立法和变法。特别是两宋频繁的党争，莫不立刻反映到科举制度中来，两者相互纠缠，往往朝令夕改。如科目设置、考试内容、去留标准、录取规模等等，相关的条制格法、奏章诏令之夥，以致更改之速，变动之大，令人眼花缭乱。在历史上，就科举的制度变迁而论，无论有唐还是后来的元、明、清，都远不能与宋代相提并论。这既决定了宋代科举研究内容之丰富，也大大增加了材料梳理、是非评判的难度。
最后，研究者要具有历史的眼光，尽可能“复原”历史，充分尊重历史，同时又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去认识历史。对宋代科举制度的变迁，以及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既不能以今揆昔，要求古人该如何做；但也不能认为凡存在皆合理，为古人的失误或局限辩护。我们不能停留在前人甚至今人已有的结论上，而要站在他们的“肩”头，在新的起点上努力攀登，得出具有创新意义的结论。比如如何评价封弥誊录、锁院“较艺”，如何看待王安石以经义取代诗赋的科制改革，如何认识科举文体的程式化，如何定位科举与文学的关系，甚至如何解释“科名前定论”，等等，棘手的问题有一大堆。若提不出自己的新见，或者所谓“新见”站不住脚，都将直接影响研究的价值和成果的质量。除上述外，还必须懂得宋代的政治史（特别是党争史）、思想史、教育史。人们都说宋代科举制度承上启下，那么研究宋代，就必须了解、熟悉唐代和元、明、清三代的科举，否则就宋论宋，不仅限制眼界，也理不清头绪；等等。总之，本课题“战场”大，“战线”长，涉及面广，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要攻破这么多“堡垒”，恐怕是“知易行难”，至少也是力不从心。尤其是识浅学陋如笔者，目标虽然明确，却未下笔已战战兢兢，何敢妄所觊觎，只能孜孜以求罢了。
清末科举被废，是它自身病入膏肓的必然结果。废罢后的百年间，曾经是一边倒的否定，倒是外国学者写出了一些有份量的研究著作，并将中国的科举制度与西方19世纪以来的文官制度相比较，得出肯定的结论。这个局面，近二十多年来发生了根本改变，国内学术界对科举的研究热情出奇地高涨，扭转了长期以来将科举妖魔化的倾向，并发出了为其“平反”的呼声。但对科举制度，进而对科举与文学的全盘肯定，学术界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这是完全正常的。“百家争鸣”仍然是最理想的学术环境，也是每个学者应有的学术胸怀和精神境界。在本书中，笔者可能不十分赞同学界的某些说法，但仍然对同行的意见表示尊重，并认为自己的看法也仅仅是一时之见，最多是“一家之言”，未必一定发现了什么“真理”。
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初首先提出“科举学”的概念。据他考证，“科举学”或“科举之学”其实古已有之(5)，为“科举学”发掘出更深厚的历史底蕴。笔者很赞赏这个学术概念的提出，以为无论从哪个方面说，科举都是可以立“学”的。当然，要在学界达成共识，还需要加强研究，以丰厚的学术积累为支撑。好在目前“科举学”研究方兴未艾，涌现了大批颇有质量的论著，这是十分令人欣喜的。
“科举学”是个十分庞大的文化体系，可研究的范围极为广阔，可选择的题目也极其丰富，“科举与文学”只是这个体系中的一块小小的“领地”而已。笔者不敏，试在“宋代科举与文学”这块更小的“公有地”上耕耘劳作，不敢言收获，只是想踵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之后，为本课题即“宋代科举与文学”研究添砖加瓦而已，但愿不是狗尾续貂，若能旁骛而有助于“科举学”大厦的建构，那就有些过望了。
(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太祖乾德五年（967）三月，“五星如连珠在隆娄之次”。又《宋史》卷二《太祖纪二》亦载是年三月“五星聚奎”。奎主文章，故宋人以此为文运大开、人才辈出之兆而时常提起。
(2) 参见龚延明《〈宋登科记考〉札记》，收入氏著《中国古代职官科举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
(3) 《廷对策》，载《雪坡集》卷七。
(4) 《雪坡集》卷二三。
(5)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第一章《科举学引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