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典雅文字
至此，本书介绍的内容和观点呈现出三个主题：原始主义、个人主义和解放。第一个和第三个主题在路德提出的基督徒自由理论中清晰可见，其基础可以总结为无须教会，只靠福音。它们结束了西方的信仰统一，也预示了另一个主题的出现，即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在这里不是一种政治或社会权利，而是林林总总的宗教派别的理论依据，这些派别都建立在个人和上帝之间不受限制的关系的基础之上。【43】
与这个革命思想同时发挥作用的还有另外一种力量，它加强了个人的意识和个人的要求。这支力量就是人文主义，在上文描述革命重要人物时曾经提及。人文主义也是产生于对过去的兴趣，但这个过去却不是原始的过去，而是文明的过去；如果恢复这个过去，迎来的不是更纯正的宗教，而是更加没有宗教气息的世界。
人文主义者这个名称听来熟悉，但通常没有明确的代表人物。我们看到，因为伊拉斯谟是人文主义者，所以路德称他为无神论者，并谴责说人文主义者追求的是琐屑而无意义的东西。然而，他为自己的拉丁文不好而深以为憾，而他的门生梅兰希顿像所有的人文主义者一样精通拉丁文。我们也知道，加尔文尽管受的是人文主义的教育，但并没有变成无神论者。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初期，这个名称已经有了不少含义，后来又有了更多的含义，前面还加上了各种形容词：世俗的、神学的、自然主义的，甚至美学的人文主义。
更为复杂的是，这个名称又与本身伸缩性很大的文艺复兴一词联系在一起。在描述绘画、外交或多才多艺的天才的书中都能见到文艺复兴这个词，多才多艺的天才被称为文艺复兴人。文艺复兴的含义和出现的时间是个永远有争议的问题。但这方面的混乱并非不可解决。如果追根寻源，就会看到它始自一种新的文化兴趣的成长，代表着时代宗旨和感情的变化。文艺复兴的起源在近代开始之前150年。
19世纪初，德意志学者首先使用人文主义者这个术语来描述14世纪和15世纪那些拒斥近代历史的某些部分，向往根据古罗马经典著作想象出来的文化的人，这批人尤其偏爱这些古典著作的拉丁文风格。【44】
哦世纪！哦文章！活着是何等令人欢欣。
——乌尔里希·冯·胡滕致伯克海梅尔，皇帝的秘书（1518年）
人文主义这个名称有些奇怪——意思是作为人的主义——但这不是随意想出来的，它的原义是形容古人的风格：litterae humaniores，即更有人性的文字。这种文字不像中世纪的哲学文章那么抽象，而且文法优雅，用词简练。这就是人文主义者所说的“典雅文字”的特点。相比之下，中世纪学者的文章粗陋笨重，只配用来讨论神学。中世纪的文章并没有忽略人，但缺乏逻辑，把人的一切关注统统与来世挂钩。14世纪初期，意大利一些才华横溢的作家，其中著名的有彼特拉克、萨卢塔蒂和薄伽丘，对中世纪的文章深恶痛绝，他们的门徒把人文主义变成了以后几个世纪的文化。
其实这种否定过去的态度是不公平的。人文主义者从历史中汲取的东西比他们所认识到的，或者肯承认的，要多得多。他们的态度是典型的创新者的态度。但是，既然他们所宣扬的东西形成了西方时至今日的思想和行动，所以需要研究一下由于注重风格而产生的人文学科的概念。如今，我们谈到“人文学科”时总是为它们似乎永远处于险境而担心不已。然而，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它们到底指的是什么，为什么这样称呼。它们是否只是大学的学科？或者不仅如此？
最初的人文主义者认为，古典著作中描述的文明在处理世俗事务时是以人为中心的。这些著作包括诗歌、戏曲、史书、传记、道德和社会哲学。它们是古人生活的指南，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不从属于把人的幸福统统推迟到审判日的某个大计划。世俗主义的主题即由此而来。
人文学科所涉及的研究扩大了今世可以实现的目标的范围，如个人的自我发展，主动行动而不是一味被动地虔诚，在生活中用理性和意志来改进环境并领悟大自然的启示。人文主义者是学者，但是他们不需要象牙塔。了解了他们这样的理想，西塞罗成为人文主义文化的英雄就毫不令人奇怪了。他文笔卓绝，又是演说家、政治家、道德哲学家和罗马共和国的最后捍卫者。除了不是个优秀的战士以外，他具备了一个理想的人文主义者的一切品格。他的“不朽名声”只是在1890年自然科学把拉丁文从教程中挤走以后才消失。但在这之前的500年里，受过教育的西方人脑子里都装满了西塞罗的演讲和文章，以及其他罗马人著作中的思想和名言，尽管他们小时在学校学这些东西时感到苦不堪言。西方语言的思维结构和辩论方式都受到了西塞罗的影响，演说也一直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51、63>）。【45】
除了西塞罗的著作以外，还有李维的罗马史以及罗马与迦太基的交战史，塔西佗的《编年史》和《日耳曼尼亚志》（<9），塞内加的悲剧和道德论文，普劳图斯和泰伦斯的喜剧，维吉尔、奥维德、卢克莱修、卡图卢斯和贺拉斯的诗歌，再加上独一无二的普林尼的包罗万象的自然史，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文化画面，在14世纪信徒的眼里，它远比他们自己所处的文化更加宏伟，更加文明。
新的科学学士学位并不能保证获得学位的人懂科学，但能保证他一定不懂拉丁文。
——哈佛大学校长布利格兹（1900年左右）
为什么不提希腊人呢？的确，经院哲学家在推理中一直引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人文主义者把他们视为重要人物。荷马、修昔底德和狄摩西尼也同样重要。但是，为了拜读他们的著作而去学希腊文是后来的事，要到15世纪中期，土耳其人占领了讲希腊语的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之后才开始。那时才有受过教育的难民逃到罗马，以教希腊文谋生。即使如此，懂希腊文也从未成为过一种普遍的造诣。知识阶层普遍熟悉的人文主义指的是古罗马。英国议会就是个例子，一个议员在辩论结束时可以引用拉丁文的句子来收尾，如果把单复数弄错了还会受到嘲笑，但是引用希腊文却是大忌，因为不管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并不是人人都懂得希腊文。
人文主义者是通过罗马去看希腊的。清楚了解并崇拜希腊文化，知道帕提农神庙、伯里克利、米洛的维纳斯这些东西，是到我们的时代较晚的时候才开始的（514>）。每个时期关于希腊的概念都不一样。不过，过去一贯要求教育程度高的人精通这两种古代语言，僧侣还必须掌握希伯来文。20世纪的一个明显特征是，1000年来，知识阶层第一次不需要至少掌握两种语言。
※
从典雅文字开始风行，到现代人文主义者成为自由思想家或学者，这一段道路迂回曲折，但是从未中断。倘若寻找这几百年里人文主义者的共同点，可以发现两点：第一，他们有一组得到公认的作家；第二，他们有一套学习和辩论的方法。此外，他们还有一个信念，即理性和自然是幸福生活的最好指南。现代的人文主义者认为这个理念至高无上，因此批评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对文法和措辞过分挑剔。但是，他们如果不首先掌握语言的微妙之处，怎么能够勘订出后人如此珍视的古典著作的学术版本呢？有些事情后人做得到，是因为前人为他们打好了基础，回过头去批评前人没有做到后人所做的那些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46】
人文主义的方法至今还在普遍运用，它的规则在政府机构、商界、周刊，甚至学校功课里到处可见。有谁能逃脱“研究”呢？又有谁敢不提出确切的引文和时间，不参考以前的作品，不引证出处，不开列参考书目，或者不使用脚注这个表示坦诚的标记呢？
得到公认的作家并非一成不变，尽管他们来自同一个圈子。刚才已经提到了西塞罗的沉浮。随着气氛的变化，原来的无名小卒可以一跃成为文化巨擘，新的选择往往反映了所谓当时“缺乏的”最新文化需要，而被崇拜的新人正好填补了这个需要。一代人的老去常常意味着一场搏斗的结束，新的一代又呼吁树立新的英雄，好笑的是，这些新英雄被说成是享有“永远的荣光”。今天，许多人都说西方古典文化的珍作已经全部过时无用了，但若是问他们攻击的到底是什么，他们却答不出来。
在15和16世纪，崇古风有增无减，因为人们认为文化传统正在解体，从古人那里可以找到丰富的思想和态度，以用于重新建设，就像把丢在阁楼上的宝贝取出来擦干净一样。古时作家的名字、著作的名称和涉及的内容令人感到新鲜，不是日常听厌了的东西。这是块未经探索的宝地，为在文学上有志向的人提供了丰富的宝藏。寻找、恢复、比较和编辑旧书稿成为一时之风。学者们周游四方，搜遍了古堡和修道院；业余爱好此道的有钱人派人到君士坦丁堡和希腊的城市去收购。僧侣们把旧的书稿誊抄了一份又一份，做永久保存的打算，不过他们对古典著作的看法来自另一个角度。当然，早在12世纪，霍亨斯陶芬王室的腓特烈二世在那不勒斯当政的时候就已表现出真正的人文主义兴趣，甚至对阿拉伯文的著作也感兴趣，但他是个独一无二的例外。
中世纪虽然也崇拜古人，甚至复制他们的著作，却没有产生出人文主义者。这个奇怪的现象只有用“方面论”才能解释。根据这个理论，对于一个物体或一种思想，很难看到它的全貌，就像一座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观察者出于某种目的，把部分当作全体。这是文化的普遍现象。它说明了为什么同一位艺术家或作家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价值，为什么不同的历史学家对历史会做出不同的描述。这种偏向并不奇怪，它在生活中比比皆是：一个人只能“接受”他经历中的一部分内容，这样的自发选择决定了他的品位、职业、价值观和对生活的感受。【47】
对于早期人文主义者来说，古代著作光彩夺目之处是优美的语言和它们反映出的一个业已消失的文明的面貌。这两个方面使他们找到了一种新的感觉——历史感，可以把它解释为能同时认识到古今之间的异同。那么，中世纪的人难道缺乏历史感吗？他们认为自己是罗马帝国的后裔，他们崇拜第一个基督徒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和他的封建继承人查理曼。他们阅读维吉尔的著作，并认为维吉尔诗中的某些特洛伊英雄建立了西方的这个或那个国家。因为维吉尔是巫师，所以他们还用他的诗来预测未来，方法是随便翻到某一页，然后朗读那一页上的某一句。这一切都是了解中世纪人历史观的线索。他们把时间和空间随便地混在一起，把事实、传说和奇迹混为一谈，一心只想来世。他们“接受”不变和连续性，认为它们比发展和变化更为真实，因此，他们的历史完全不是现代人所说的历史（234>）。
人文主义者怀着先进思想家共有的自豪感认为，他们重新找回了一个伟大的过去，这是文艺复兴之举——他们使一个文明获得了再生。不久前的过去在语言、思想和感性方面均是“哥特式”的。这种再生文明的夸耀直到我们这个世纪之前一直为人所广泛接受，没有异议。后来，一些持反对意见的研究者听腻了对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颂扬，开始大力研究中世纪。他们的发现证明，许多归功于文艺复兴的成就，包括一些科学观点，其实来源于更早一个阶段。因此，如果有过文艺复兴的话，那也是12世纪的事，然后才迎来了13世纪更高级的中世纪文明。
这是个无法解决的争议，每个人的判断取决于他对不可质疑的事实的看法。然而，也不一定非要表态站队。首先，传统的文艺复兴好比一场流动的盛筵，14世纪意大利的彼特拉克被认为是第一个纯粹的人文主义者。“文艺复兴”的绘画是15世纪的伟大成就。伊拉斯谟、阿里奥斯托、塔索、拉伯雷、蒙田、莎士比亚以及法国七星诗社的诗人都被称为“文艺复兴”作家，而他们是16世纪的人。文艺复兴的音乐也是如此。据我们了解，伊拉斯谟于1497年到达英国时，高兴地发现英国的学者已经在撰写“典雅文字”。简言之，所谓的文艺复兴经过两个半世纪的文化延滞之后已经从意大利向北向西转移。【48】
如下这些日期可以帮助解决争议：近代被认为是从1500年左右开始的，彼特拉克被认为是第一个人文主义者，而文艺复兴早在14世纪和15世纪，即近代开始之前，就已经方兴未艾，因此它部分地属于中世纪；它在中世纪后期萌芽，在近代早期结出累累硕果。如果这样来看，各个时代之间的鲜明对比就消失了，它本来就是创新者的一种幻觉，是用来自我激励的。对我们来说，这种看法要站住脚，就应该拉大所比较的时代之间的距离，比如，把1250年与1550年相比，把阿奎那与伊拉斯谟相比，或者比较沙特尔大教堂那两座建造时间前后相隔200年的塔楼。如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一个好学的读者便会觉得布克哈特所著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以及对他提出质疑的赫伊津哈所著的《中世纪的秋天》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书，是两部文化史的杰作。它们尽管在某些地方有分歧，但提出的看法是相辅相成的。
由于时间的推移会造成理解上的不同，所以需要用具体的例子来充实人文主义者这个抽象的形象。这样，不断演变的理想和动荡的文化中的一些微妙之处才不会失真。显然，第一个要提到的人就是在生活和著作中处处表现出对古人及其语言的敬重的——
彼特拉克
他是佛罗伦萨一个公证人的儿子，生于1304年。年轻的弗朗切斯科最初学习法律，后来他父亲由于政治原因被流放到法国南部，家境因此败落，于是他改行成为教士。他30岁时已经诗名卓著，甚至被一位罗马元老院议员封为“桂冠诗人”。这是古罗马的风俗，那时，人们给英雄戴上用月桂树的枝叶编成的王冠。彼特拉克以用拉丁文朗诵维吉尔的一篇文章作为答谢。然而，他的拉丁文造诣只是他名望的一部分。今天，提到彼特拉克这个名字，我们就会联想到劳拉，他连续多年给劳拉写了许多十四行诗和抒情诗，都是用意大利文创作的。不过要顺便说明，那些诗中没有任何亲昵情爱的成分，只是纯文学的赞颂。使用的赞颂手法多种多样，后来一些学者把这些诗歌分成反劳拉、亲劳拉和中性三类——这真是分解手法的登峰造极。
试想劳拉若是彼特拉克的妻子，他是否会一生为她写十四行诗？
——拜伦《唐璜》
加冕桂冠诗人这种早期人文主义的仪式现在虽然不再盛行，但并没有完全消失。众所周知，英国还保留着这种做法。桂冠诗人是终身职位，为纪念重大的事件写颂诗。这样的诗作数量并不很多。在美国，从1985年以来，每年选出一位当年的桂冠诗人，没有别的奢望，只希望通过这种活动提高公众对文学的重视。彼特拉克在罗马被封的意义则要深刻得多，它象征着古罗马光荣的复苏，是一种对未来的预示。彼特拉克的作品包括了所有“必要的因素”，还加上了新的东西。他因此而成为新型的人，为无数人所争相效仿。【49】
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唯一值钱的东西是一本西塞罗的手稿。这本手稿使他充分了解了古代的事件和思想。去罗马的一次旅行使他形成了自己明确的观点，因为他在罗马瞻仰了古迹，一个曾经充满活力的完整文化的遗迹。当时教皇已不在罗马，这可能对他的观点也产生了影响：由于教会内部发生了矛盾，教皇被流放到彼特拉克的故乡阿维尼翁地区。教皇在那里的宫廷仍然充满了明争暗斗，这使这位年轻人对此深恶痛绝。他一生拒绝当官，甚至拒绝担任大学的教士。
他开始以写作为生，当然不是靠卖书。他先是克罗纳家族的清客，成名之后作为使者被派往各诸侯国。当时只有零零星星的外交活动，不像16世纪时需要互派常设大使。在14世纪中期，通常派一个精通拉丁文的人就有关问题作正式讲话。用拉丁文演讲是彼特拉克的特长。虽然他的演说很少产生结果，但是他的名望使受访的王公受宠若惊，他的演讲作为高级娱乐得到应邀而来的听众的赞赏。
为了成为不朽的诗人，彼特拉克着手用拉丁文创作一部史诗，歌颂一位罗马英雄，那位指挥与迦太基人进行第二次战争的将领西庇阿，因此他把史诗的题目定为“阿非利加”。这部作品未能完成，部分原因是他没能掌握这个古典文体的韵律，就像他没能学好希腊文一样，尽管他做过多次尝试。由于他离后来的人文主义者全面造诣的标准还差这么一点儿，一位现代学者称他只是“改变重点的先锋”。
在游访欧洲时，彼特拉克找到了西塞罗的另一部文稿——致友人的信函。他熟悉这种文体，掌握并普及了它。同时，他把自己用意大利文写的诗歌——远不止十四行诗或致劳拉的诗——改写成整齐的、半自传性的叙述形式。这是一种新的手法，同时也反映了他对自己的极大兴趣，他说：“我不同于我所知道的所有人。”他宣称艺术因人而异，并非所有专业人士都能掌握。“每人应该坚持自己的写作风格。”在此值得注意的主题是自我意识，它与个人主义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它是一种精神状态，而不是一个社会或政治条件。比如一个坐牢的人，个性几乎全部被封杀，但是个人意识还是很强的。个人主义因为与其他人共处而受到限制，自我意识却不存在这个问题。几百年来，对自我的研究越来越深，它的深度和广度似乎是无限的。【50】
彼特拉克还有另一个非常之举：他曾爬上法国南部的一座高山去观赏景色。没有记载说在他之前有别人这样做过。大自然一直是讨论的题目，但过去只是泛泛而谈，并不具体到“这片”风景。彼特拉克为了培育自我，还完全出于唯美的考虑而改姓。他的原名是Francesco di Petracco，但是，这个名字在他那诗人的耳朵里听起来不够悦耳，于是他去掉一个c，加上r来拉长中间的元音，然后又把最后的o改成a，把他的姓改为Petrarca（拉丁文诗人一词是poeta，结尾是a）。改得如此巧妙，功夫不亚于创作一首好诗。
彼特拉克几乎所有的诗歌和文章都带有自传性质。他的《致后人的信》则是明显的自传。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叙述自己的行动，通过诗歌表达思想和感情。彼特拉克进行内省之后做出自我描绘，这些是与他的另一个独特之处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他明确表示希望能流芳百世。这也是复古。当时人人希望能得到上帝永久的恩典，很少有人愿意表达这种激情的向往。但在彼特拉克以后，所有的诗人都效仿他（以及贺拉斯），力求吸引后人，并向赞助人保证，他们通过与作者的关系也将青史留名。
无论我们是否希望通过思想或写作在后人中留下我们的一点儿痕迹，以此抓住飞逝的时光，延长短暂的生命，我们都应该逃走，在隐居中度过所剩不多的时间。
——彼特拉克《论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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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彼特拉克在劳拉系列的诗歌中讲述的是自己的事情，感情纯洁，描述生动，但是缺乏像梅瑞狄斯的《现代爱情》中的细节，不能表现人物的特点。“人物”是后来的发明（135；140>）。毫无疑问，彼特拉克的自我的概念比较简单，因而容易模仿。在他以后，欧洲人写的十四行体的爱情诗源源不断，彼特拉克发明的这种诗体现在已经成为规则：“写到十四行时汝须停笔。”好像这是上帝的训诫一样。其实，这种诗体的确立是一个巧合，而过去并不存在确定的格式。在彼特拉克时代，这种诗是供朗读或颂唱的，篇幅可长可短。现在包括起句、发挥、结句的所谓的传统篇幅正适于短篇朗诵。这一经典格式经过人文主义者的精心研究和运用之后，至今仍然主宰西方的创作，包括演讲、诗歌、戏剧、散文和交响乐（419>）。【51】
当然，十四行诗的格式并非适合于所有语言，（比如）法国的诗人就不常用这种格式。但是，彼特拉克或莎士比亚的系列十四行诗使诗歌可以写成一段叙述。与史诗不同的是，诗人不需要照顾故事之间的连接，这种手法比电影和电视早了600年。梅瑞狄斯在写《现代爱情》的十四行诗的时候，发现需要十六行才够，于是他就多写了两行。这种自由原已被彼特拉克废除，但梅瑞狄斯做了这种自由选择也丝毫没有影响他所叙述的伟大的故事。
众多模仿彼特拉克的诗人对通常是女性的偶像抒发爱情或绝望，故意过分夸张，使爱情诗这类诗歌因而遭受连累，名声扫地。德国曾一度掀起彼特拉克热，模仿的作品如同潮涌，结果使彼特拉克式成了贬义词。但是这一体裁总是再次复兴，不仅用来抒发爱情，也被用来描绘自然或表达道德和政治观点。
彼特拉克本人的经历证明，一个只顾思考生命意义的诗人受到某个事件的震动，也会变得关心政治。一个名叫科拉·德里恩佐的平民于1347年领导了一场起义，“恢复了罗马共和国”——它只存在了几个月。（瓦格纳的一个歌剧用了他的名字和故事。）当时，40岁出头的彼特拉克为又一个古典体制的恢复而欢欣鼓舞。尽管他并没有中断与几个统治意大利城邦的暴君交往，但他的理想没有因现实而改变。像在他之前的但丁和在他之后的其他作家一样，他渴望意大利的统一，他的《意大利颂》和其他一些作品描述的是他在李维作品中读到的那种辉煌。
这种乌托邦式的愿望成了人文主义者的另一个特点，受过教育的男女开始崇拜罗马共和国，而不是威震中世纪的罗马帝国。为拯救自由政府而战的西塞罗成了模范公民，甚至连16世纪王公统治下的忠诚子民都这么认为。恺撒是可恨的篡权者，布鲁图杀了他是英雄之举——请读莎士比亚的《尤里乌斯·恺撒》。和他们对身后名声的重视一样，这种对于政治理想的激情表明人文主义者是看重世俗的。
但是，也不应该忽视事物的反面和矛盾之处。人文主义者并非不关心宗教，也不想用多神教来取代基督教。现在的人文主义者可能否定上帝，并且以人来衡量一切，但彼特拉克却是笃信宗教的。他认为福音书高于一切世俗的著作，他崇拜圣奥古斯丁，并在后半生写了一篇轻视现世的短文，是类似反劳拉诗的对罪过的忏悔。他甚至攻击追随阿拉伯医生兼哲学家阿威罗伊的人，骂他们是物质主义者，是异教徒。如果有人文主义修道院的话，可以想象他老年时一定会去那儿。他唯一的愿望是研究典雅文字，以此“躲避现实生活”。【52】
在彼特拉克之后，各派诗人把多神教神话、历史、地理与基督教混在一起，这可能会使人对人文主义者的真正信仰产生误会。坚定不移的信徒弥尔顿就是一个例子，他的诗歌满篇都是仙女和古老的传说。诗人喜欢用新的词汇，神的名字、英雄的名字、地名和事件都成了新形象和新声音的宝库。人文主义诗人动辄赞叹“神一样的柏拉图”“天赐的塞内加”。有的称上帝为朱庇特或耶和华。当荷马史诗讲到神庇护了一个斗士时，他们称之为上帝的旨意。他们这样说、这样写的时候根本不想自己是不是成了自由思想者、异教徒或无神论者。读了古人的著作使他们日益坚信，有些古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与基督教徒并无二致。我们已经知道伊拉斯谟就曾把苏格拉底称作“圣苏格拉底”。许多人认为，柏拉图之所以不是基督徒，只是因为上帝当时还没有降下启示而已。罗马的禁欲主义者塞内加因他严谨的道德观和宇宙万物从属于一个神的观点而受到推崇，虽然他认为神是遥远的。
由于这些传统的合并，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之后，17世纪时出现虽自称斯多葛派但并不放弃基督教的思想家也就并不令人惊奇了。因此，今天所说的“我们的犹太——基督教遗产”不符合历史事实。还应该加上多神教或希腊——罗马。它们与上述短语中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一样，是融合在一起的因素，并没有另立一支。仅举一个例子就可说明问题，过去500年来人们为改进社会而不断努力，这是希腊——罗马的传统。这又显示了人文主义在整个近代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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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彼特拉克到伊拉斯谟时期，人文主义的知识和品味主要是在意大利发展成形的。意大利伟大的城市和大学像磁石一样吸引了各国大胆的思想家，就像当年维腾堡、里昂、斯特拉斯堡和日内瓦相继吸引了新教教徒一样。吸引着青年才俊和好奇的游客的不只是知识和气氛，还有新的绘画和雕塑，以及创作它们时使用的惊人的新方法。另外还有名胜古迹、新建的教堂和新宫殿。还有一些人是被意大利先进的科学、法律、思想和经商方法所吸引。此外，人们也开始讲究烹调器具和用餐礼仪（183>）。
游客带回了多方面的文明影响，其他国家不得不承认“意大利是艺术之母”，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意大利是一切高级文化之母”。这种主导作用至今留在我们所用的艺术词汇中。莎士比亚和与他同期的英国或其他国家的剧作家在作品中给许多角色取的都是意大利名字。来自意大利语的词汇有奏鸣曲、回旋曲、咏叹调、对开本诗集、八开本、厚涂法、明暗对照法、隔句押韵法、间奏曲、独唱、颤音、中提琴、女主角、精湛，还需要继续列举吗？倘若没有这些艺术词汇，我们将如之奈何？直到不久以前，文人都必须精通意大利文，他们必须读懂薄伽丘、塔索和阿里奥斯托的作品原文；它们是“典籍”的一部分，也是意大利人所发明并长期垄断的歌剧唱法和歌词的一部分（159、174>）。【53】
因此，17和18世纪时，欧洲国家的富家子弟都要做一次大旅行，行程的高峰是在导师的指点下到罗马、佛罗伦萨，可能还有那不勒斯和威尼斯去欣赏艺术，体会舒适的生活。弥尔顿的旅行对他的职业生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据说他的《失乐园》受了意大利人写的《亚当的堕落》的很大影响，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对于希望成为艺术家的人来说，到艺术的故乡意大利去“深造”是绝对不能少的，法国和美国至今还在罗马为这些人设有艺术学院。
他们对音乐、修辞和韵文艺术不感兴趣，对演讲和诗歌一窍不通。他们认为研究逻辑是白费力气。几乎没人手里有亚里士多德或其他哲学家的著作。新大学里的学生整天就是寻欢作乐，狂饮暴食，行为放荡。他们不分昼夜地闲逛，伤害其他的公民，沉迷于不良女子。
——教皇庇护二世论维也纳（1458年左右）
若说整个欧洲都坦承自己野蛮原始，赞颂意大利的文明高雅，未免有失偏颇。当时的情况就像那些想在社会上往上爬的人，否定自己的出身，一心要学会外国的时髦风俗。以某种外国的风俗为时髦，这在西方是一个不断回潮的现象。继意大利之后，西班牙成了明星；然后法国和英国曾两次各领风骚（361、489>）；英国和法国一度掀起了德意志热，但为时不久；接着是东方；最后美国成为不可抗拒的模式，在被咒骂的同时又为各国所效仿。
除了所列举的意大利的例子之外，对一个国家的崇拜一般是跟着它的政治和经济力量走的。奇怪的是，掀起这些文化崇拜热的往往是以超越世俗著称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
在意大利以北和以西地区相继发生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开始阶段，意大利的诗歌、戏剧、小说和人文主义的学术方法被视为典范。对文学的重视影响了人们对法律、历史、政治和宗教的态度。通过比较出处，核实年代，斟酌证据和证人的可靠性，以及分析词句的用法来确定一篇文章的真伪，欧洲人认识到了时代变迁所造成的后果。人们阅读文件时开始采用分析的眼光，口述历史除非得到核实，否则不再有权威。于是，识字的时代开始了。这种系统的怀疑主义的第一个成果是洛伦佐·瓦拉证明《君士坦丁的馈赠》一文是伪造品。传说《君士坦丁的馈赠》是从第一个基督徒皇帝那里传下来的一份文件，谕嘱把领土奉献给历代教皇，它给宗教势力增添了物质力量。瓦拉证明文件的措辞和比喻属于比这个皇帝更晚的时代。【54】
这使宗教改革分子感到欣慰，因为他们所反对的教皇不论是在人间还是在天堂都是篡位者。虽然福音派鄙视人文主义者死抠文字的做法，但虔诚的圣书研究者也只能采用同样的做法，否则就不可能出现大量的《圣经》新版本和新译本。这些著作对于经文进行了初级批判，后来又出现了对《旧约》和《新约》的“高等批判”，即在对措辞提出疑问之后对实质内容提出疑问（359>）。这种学派现在仍然存在，但现在的放肆一定会使这个学派的前辈惊惶万分。有专门的刊物讨论大卫王是否确有其人，以及“撒拉到底有没有排卵”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总的来说，16世纪的学术研究巩固了新教关于教义的来源是福音书而不是教会的观点。根据人文主义的原则，要了解真理，就必须查原作，而不是依赖评注。简言之，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虽然未结为同盟，但在向着同一目标的行进中一度走到了一起。这个事实足以使我们把16世纪的文化称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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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文主义者的领袖人物并不具有新教徒那种激情。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如果不是在行动上，至少在品味上是人文主义者。他们鄙视新教徒，认为他们心怀偏见，是异端。人文主义者是无神论者吗？如果不是的话，他们真正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知道，伊拉斯谟深信自己是虔诚的基督徒。彼特拉克从信仰进一步变为虔诚，先是取悦俗世，然后又企图抛弃俗世。这两种立场具有代表性，它们之间的差异是神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它们分别以福音书中不同部分的内容为基础：基督宽恕罪恶是为了鼓励人们过规矩的生活，这是个道德和社会的问题。但他同时也规劝放弃世俗，称之为灵魂得到拯救的先决条件。一个人是否能同时遵从这两个训诫呢？
宗教和道德之间的矛盾很少得到承认，这也许是因为在人们心中这两个愿望同样强烈。它们反映了社会和个人的不同要求。浪子回头比始终遵守道德更加珍贵，这个教义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比如路德，大众宁可把他看作一个被驯服的野性的人，而不是个心如枯井的乏味书呆子。但是如果人人在生活中以此为准则，那么社会就不可能太平。【55】
如果一个人说不出圣子诞生与圣灵流出之间如何不同，难道他就不能做基督徒吗？如果我相信三位一体，就不需要给我解释。如果我不相信，怎么解释也说服不了我。宗教的顶点是平和，定义越少，观点越自由，便越能达到平和。据说我们现在的问题要等待下一次主教特别会议解决。最好让这些问题一直等到我们去见上帝。
——伊拉斯谟（1522年）
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只目睹了福音派激情的一次爆发，就受不了了。15世纪末，僧人吉罗拉莫·萨沃那洛拉把佛罗伦萨人的虔诚推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导致了著名的“焚烧虚妄”事件。高度热情的理想是不可能在整个社会中持续很长时间的。这次运动失败后，这位先知被指控为异教徒，在公众的赞同下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萨沃那洛拉向大众布道时，太拘泥于《圣经》的表面字眼，太福音派了。
虔信基督教的人文主义者是传统的、守道德的人。但是他们受过训练的思想却渴望更高深的东西——一种对天主教教义进行了改进的神学，或至少能使用古典词汇重现其意思的纯哲学。大多数人认为柏拉图的学说就是这样的哲学。他曾经说，人好比坐在洞里，背对洞口，目视内墙，所看到的只是对外部世界的黯淡的反映。他的意思是说，感官对于存在的永久形式的印象是不完美的。人应该注意的是这种永久形式。如果不断努力，人就能够提高境界，从热爱世俗的东西转向热爱由纯形式构成的永恒的美。柏拉图主义者认为这就是上天的降恩和拯救。
也许这幅景象有点儿枯燥、抽象，所以新柏拉图主义者又增添了一些犹太神秘哲学和传统的“白魔法”的成分。柏拉图因此变成了神学家，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不再必要，这位伟大的经院神学的栋梁就这样被抛弃了。亚里士多德是物理学家、化学家、社会科学家，也是美学家。根据他的学说，物质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他教导说，财富、朋友和舒适是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是徳行的先决条件；任何理想的可能性都是建立在自然（物质）的基础之上。虽然柏拉图通向永恒形式的梯子更接近于基督教的理想，但有少数人文主义者由于受到科学新发现的影响，继续坚持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尤其是后来读到了他的原作之后。这是新学术的又一个成果。【56】
从此以后，这两大派别，或者说两大倾向，就物质和精神的问题展开了辩论，但辩论双方的地位并不平等。每一个阶段总有一派的观点占上风，渗透于每个领域的智力活动，包括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唯物论的反面被称为生机论（665>）。这种此起彼伏的拉锯战产生了巨大的成果；推翻正统学说所带来的刺激是文化中长存的因素。[参阅保罗·奥斯卡·克利斯泰拉（Paul Oskar Kristella）的《文艺复兴思想》（Renaissance Thought）。]
对倾向神秘主义的人来说，柏拉图的学说满足了一种强烈的愿望，类似宗教改革派对纯信仰的愿望（后来宣扬柏拉图学说的波菲里也起到了这个作用，他显示了如何从感官美升华到抽象美）。例如，米开朗琪罗的手接触的是物质，在这一点上他与挖沟的工人没有区别。他珍惜自己的作品，并不是和我们一样是因为作品的艺术价值，而是因为他把理想的美灌注于作品之中，作品的物质性对他来说也就因此而消失了。他写给维多利亚·科隆纳的爱情十四行诗赞颂的同样是这个女子体现出的一种不可言喻的存在。
唯物论者反驳说，理想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正如抽象不能脱离具体而存在一样。可惜的是，“柏拉图式的爱情”现在通常只是用来指没有性关系的爱情。一个重要的观点经常被如此简化，结果无法用它来形容对于纯粹的追求这一西方文化中长存的奋斗目标。许多不一定与宗教或纯科学有关的个人和运动常常声称要追求或已经实现了纯粹的爱情、思想或艺术形式（622、639—640>）。这是一种类似原始主义的愿望。
那双眼中没有对于世俗的渴望，那姣好的脸上宁静安详；
但是在她心灵深处的神圣所在，我感到了她天空中的同伴，那就是爱。
——米开朗琪罗《第52号十四行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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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把信仰和哲学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可以称之为“由于不在意所造成的宽容”（toleration by absentmindedness）。一个彻底人文主义化的宗教体制能够理解不同的宗教感受，除了像萨沃那洛拉那种极端情况之外，应该允许不同形式的存在。毕竟，许多热衷于柏拉图学说的人是神职人员，但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没有感到不安。洛伦佐·瓦拉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他揭露了《君士坦丁的馈赠》是伪造之后，因担心留在罗马会遭到惩罚而逃到那不勒斯。在那里，他像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文主义者，开办了一所演讲学校。即使在那么早期的时代，教皇还是宽恕了他并赐给他一个书记官的职务。
瓦拉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都不赞成，他被算作路德思想的先驱之一。他主要感兴趣的是历史，把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译成了拉丁文，因为当时大多数人还不懂希腊文。从此可以看出，在人文主义觉醒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古代世界一半的智慧宝藏还仅仅有些模糊的、间接的印象。向只知道西塞罗的拉丁文著作的人介绍希腊思想，此事意义重大，是意大利的又一个胜利。希腊思想的到来带来了柏拉图。通过下述这位瓦拉同代人的生平和著作，可以看到生活与文化之间紧密的交织——【57】
马尔西利奥·费奇诺
马尔西利奥·费奇诺一手促成了佛罗伦萨学院的活动，激励、启发着诗人和政治家，是传奇人物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的导师，当时被奉为最重要的人物。但后来很长时间里再也没有人读他的著作，他的作品至今基本上没有被翻译为其他语言。
15世纪中期，当拜占庭的皇帝偕同他的一个学者，80岁的普莱索，访问罗马的时候，费奇诺才值6岁稚龄。他们此行是为了寻求同罗马结盟，对付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当时已经打到了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也许他们还讨论了希腊和罗马教会和解的问题，但是没有什么结果。普莱索在罗马讲课时宣讲柏拉图的学说，语惊四座，因为当时人们还普遍认为柏拉图是异教徒。就连拜占庭人也被视为分裂派，因为他们不承认圣灵是三位一体中平等的一员，他们的复活节日子不对，他们还有其他许多错误的观念。
因此，当普莱索宣讲柏拉图时，有人怀疑他是魔鬼化身前来诱惑信徒。但是，最富有的银行家和佛罗伦萨的政治领袖科西莫·德·美第奇不信邪，冒险邀他赴宴。席散时，科西莫决定成立一所希腊思想学校。这个想法酝酿了一段时间，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陷落的4年后，学校正式成立。科西莫为它起名阿加德米亚（Accademia），以纪念柏拉图在雅典任教过的学园，那是一片以英雄阿加德莫斯（Academos）命名的树林。现在意指学校、大学和正规教育的学院（academy）一词即由此而来。“学院式的”一词在高雅艺术和社会理论中作为形容词却有时用作贬义。（请注意，Academe不是学院的同义词，而是Academos的变体。）科西莫建立的学校由一些自荐的学者组成，他们定期交流个人的学术成果。这个机构需要一个负责人，于是，科西莫找到他儿子乔瓦尼的医生，请他的儿子担任这个职务。乔瓦尼与马尔西利奥·费奇诺是密友。时年25岁的马尔西利奥已经精通拉丁文，而且酷爱音乐，好学不倦。
大约同时，另一个拜占庭人，从土耳其人手中逃出来的阿伊罗普洛斯，也在教书谋生。他自称为亚里士多德的公共讲解人，但在人们的坚持要求下，他改讲柏拉图，同时继续教授古希腊文。已经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理论的费奇诺在他那儿上语言课，听了关于柏拉图的讲座之后，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他当时正在受训，为当神父做准备，而他却开始对基督教失去信仰。他去忏悔，神学院的院长禁止他再去听讲座，并遣送他回家。在家里，父亲发现他在阅读伊壁鸠鲁派唯物论者卢克莱修的著作，于是打发他到波伦亚去学习法律。这时，科西莫出面干预了，他对费奇诺的父亲说：“你医治的是人的身体，而他医治的是人的灵魂。”【58】
在科西莫的卡雷奇庄园做“家人”期间，费奇诺在墙上画了些壁画，画中有占星图像，还有德谟克利特和赫拉克利特。这两位希腊自然哲学家的观点截然不同，（据说）一个永远在笑，另一个永远在哭。壁画里没有亚里士多德。然后，费奇诺着手翻译柏拉图的著作，把学生、艺术家、银行家和政治家召集在身边，举行讲座，宣讲柏拉图的学说和柏拉图之后一些人物的思想，这些人物包括波菲利、柏罗丁以及大魔术师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特斯。当时，神秘主义流行于世。科西莫临终时，还让自己提拔起来的这个年轻人给他朗读这些人的著作。不久之后，费奇诺完成了题为“柏拉图的神学”的评注，为人文主义者提供了一套体系，使他们可以用柏拉图的神秘主义来取代天主教的正统理论，但同时又不影响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费奇诺虽然信奉柏拉图主义，但同时仍然保留着自然主义的倾向。他的《生命之书》是关于思想家和作家身心保健法的论述，共分成三部分，分别题为：关心学生的健康；怎样延年益寿；使生命顺应天道。费奇诺运用占星学，其他的人文主义者也从事此道。对他们来说，占星学是一门科学，不是迷信，因为它是在观察和计算的基础上预测未来的。哥白尼、开普勒和与他们同时代的其他科学家一直持这种观点。
《生命之书》中对于脑力劳动者所提的建议是：饮食有度，睡眠充足，多笑少忧；勿压抑性欲，但也不要纵欲。这些建议至今没有过时。费奇诺认为所有这些训诫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知识分子很容易得抑郁症（当时叫作多愁善感），那是一种“斫害身体和灵魂的疾病”（222>）。【59】
科西莫说对了，费奇诺医治人的灵魂。他重拾神学，被任命为神父。虽然他住在卡雷奇庄园，但被任命为纳科里一个教堂的首席神父，只是个闲职，不用做事。15世纪后期这段崇尚人文主义的时间内，天主教的行为给后来的新教革命提供了借口：默默的基督教信仰被公开享受现世的态度所取代；教廷把这些知识分子任命为不在职的神父，用教区的经费把他们供养了起来。
人和神的结合被普遍接受，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的一举成名便是最好的说明。他是个伯爵，小时是神童，家里早已为他铺平了担任神职的道路。作为对他的鼓励，在他10岁的时候，就已经为他在教皇的一个办事厅里谋到了一个职位。他先后在波伦亚、帕多瓦和佛罗伦萨的大学里学习典雅文字，并自学了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23岁的时候已经写了900篇论文，其中有7篇遭到教皇谴责，6篇被批评。皮科居然发表了一篇文章进行抗辩。
此举极不明智，他被迫逃到巴黎避难，在那儿遭到囚禁。好几个意大利的贵族为他奔走说情，使他终于获释。之后，他定居在佛罗伦萨，在那里进行写作并与“学院成员”交往，直到31岁那年去世。
拉丁语系的欧洲国家曾把皮科树立为中学生的典范，说他知识渊博，无所不知，学生应该努力向他学习。正是由于这个传统，皮科的名声才得以保留至今。（在我上学的时候，对于成为“真正的皮科”这个要求，教师和学生的态度大不相同。）除了博学以外，皮科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信仰的新颖独创。他虽然信奉人文主义和基督教，但是不局限于福音书和风靡一时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大多数理论他确实都不接受，但是，他在诗歌和文章中表示过，在《论人的尊严》的演讲中也指出，所有的神学家和哲学家都只是看到了一部分真理。他想把这两位著名的希腊人、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派、托马斯·阿奎那、犹太神秘哲学作者和波斯的拜火教等所有方面的观点都调和起来。
有人会说：“马尔西里奥不是个神父吗？神父与医学有什么关系呢？他研究的占星术又是怎么回事？一个基督教徒与魔法和偶像有什么关系？”
“但请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谴责占星？它难道排除了自由意志，与信仰一个上帝背道而驰吗？我还要谴责并鄙视你所作的事情呢。费奇诺谈的并不是魔鬼的魔法，而是对人的健康有益的自然界的东西。”
——费奇诺《生命之书》
但愿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感谢上帝，使我们降生在这个新的时代。它充满着如此的希望和期待，高尚有才的人层出不穷，为过去1000年来所仅见。
——马泰奥·帕尔米耶里《论公民生活》（1440年）
有人可能认为，如此混杂的观点表明了精通多种语言、杂览旁收的危险。然而，今天我们几乎一门外语都不懂，可还是同意皮科的意见。皮科认为人的“尊严”是上帝在亚当堕落之前赐予他的，后来又通过救赎而得以恢复。人文主义者会想起剧作家泰伦斯的一句名言：“我是人。人的任何东西对我来说都不陌生。”尊严当然也可以解释为蔑视福音关于保持谦卑的要求，拒绝承认现实的罪恶。人文主义因此被指控颠倒人与上帝的关系，是无神论，企图去除宗教对社会的影响。【60】
彻底的人文主义间接和直接地否定压抑身心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常常被认为是非人性的，但它和它的对立面一样，都是人的一种倾向。一个禁欲主义者往往是一个能力达到极限的感觉主义者。无论如何，我们使用人性和非人性这两个词的时候概念不严谨，用人性来形容我们的优点或者我们所赞许的东西，给自己贴金。历史学家不会同意这种用法，因为他知道残酷、谋杀、大屠杀也是人的行动中最典型的一部分。
哦，上帝，在天之父崇高的慷慨！哦，人最高尚、最了不起的幸福！他被恩赐如愿以偿，天父赐予他各种各样的种子以及各种生活的萌芽。人不论培育什么样的种子，都会开花结果。
人如此多变，雅典的阿斯克勒庇俄斯说，人能够改变自己的本性，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就是他的象征，谁不会为人的这种多变而惊叹？
——皮科《论人的尊严》（1486年）
人文主义者拒绝禁欲的生活，甚至连自责都不愿接受，因此释放了助长个人主义的情绪。意识到自己的才能并希望发展这种才能，这就是个人主义。好社会可以使人感到自己发展的前途无限。因此，个人主义导致解放，这是近代最典型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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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典雅文字有关的一切都与印刷书籍相关。固然，在发明印刷之前，僧侣中间就彼此传播新的思想和发现，但是文稿的传播十分缓慢，全靠偶然的机会。手抄造成了众多讹舛，高成本限制了流通。如前文所述，印刷使宗教异见变成了一场革命（<4）。思想的快速传播使得激动的情绪更为高涨。此外，羊皮纸和原始纸张的手抄书卷读起来不方便，处理和储藏也很困难。书后没有索引，即便有也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中世纪的人拒绝接受字母顺序——既然没有一条特定的原则来管理，所以字母顺序是“人为”的、“不合理”的。对于爱书的人来说，印刷品会激起深刻的情感。丢勒有一幅炭笔素描画的就是一双手捧着一本书，看起来这位艺术家也是个爱书的人。书和自行车一样，是一种完美的形式。【61】
新旧书籍越来越多，识字的动力随之加大。印刷的唯一缺点是，白纸黑字像是有一种权威性，天真的人会误以为书上的每个字都是真理。当不同的书中所载的真理不同的时候（因为写作和出版的动力也加大了），就造成了智力生活的变化。本来是两派之间的争斗，现在变成了群斗。它所造成的概念的模糊现在已经是一种常存的现象，为人们所接受，认为它就像自由经济一样，是筛选真理的好办法。
书与大教堂较量，
前者会战胜后者。
——雨果对巴黎圣母院墙上和玻璃窗上的故事发表的感慨（1831年）
意大利在这场变化中又是先驱。15世纪末，威尼斯一个富有发明精神的人创办了阿尔定印刷所。他是个印刷匠，也是人文主义者，自称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他的印刷所在之后的100年中出版了质量最高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经典著作。阿尔定版本意味着最佳版本，是现在收藏家趋之若鹜的珍品。阿尔杜斯设计出了简单的格式和字体，尤其是发明了斜体字，据说是根据彼特拉克的手迹发明的。平常的字体根据传统称为罗马字体。在这之前，印刷工把最新的手抄本字体刻在金属版上，生产出“黑花体字”版。这种版本作为收藏品如今尤为珍贵。成对的字母之间有连字弧线，当同样的字母并列在一起时，便用该字母的特别字体。一组同型的铅字有240个变体，页面虽美但不易看懂，对于刚刚学会识字的人来说则更为困难。直到20世纪中期，德国还在使用经过改进的“黑花体字”。
并不只有阿尔杜斯是伟大的印刷设计师。每个国家都有几位这样的天才，例如，法国的艾蒂安兄弟和荷兰的埃尔泽菲尔家族。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便利要归功于他们的发明，如：标点符号、罗马系语言的重音符号、使句子和段落成为独立的意思单位的空间，以及使意思更为清楚的大写字母。统一拼写的要求也是那时首次提出的，也是为了便利读者。
另外一位成就卓著的出版商叫威廉·卡克斯顿。他经商致富，之后兴趣转向文学，着手翻译一本流行的书，译好后手抄出来。据他自己说，他用笔“写得累了”，因此学会了印刷，并在科隆建立了印刷厂。经营了两年后，回到英国。在英国，他继续进行翻译和出版的工作。与外国同行不同的是，他只翻译和出版用方言写的书。几乎所有流传下来的最佳英文作品都是他出版的，比如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马洛礼的《亚瑟王之死》。卡克斯顿自己的文笔并不流畅，但他选定一种英国方言，源源不断地出版书籍供给读者，即贵族、乡绅、僧侣阶层，帮助实现了英语的标准化。【62】
这些第一代国际出版商不只是出书和卖书，他们本身也是学者和赞助人。他们翻译经典作品，扶植作家，自己也搞创作。他们不断重新设计字形，因而产生了排印术这门新艺术。从1500年以来，十几位艺术家为不同的用途创造了各种字体，但同时也没有取缔早期的字体。在鉴赏家的眼中，一本书有年代感，他能从字体上看出成书的年代。当然，新印刷的书还是采用卡斯隆、詹森、加拉蒙的字体，或者其他以早期的印刷匠命名的字体。只是近期在非人的“阅读器”的无声压力之下，才出现了一种丑陋的、劣等的字母（以及支票上印的那种数字）。
总的来说，高质量的早期印刷书是一件艺术品。页面是一幅构图（composition），排字工人（compositor）的名称即由此而来。页边、行距、缩排、大写字母，所有这些都有仔细确定的比例；木刻插图都出自大师之手，霍尔拜因、丢勒和克拉纳赫就是其中一些最多产的画家。这种对美观的注重并不是新现象，而是中世纪传统的延续，但在一个方面后来还不如中世纪，因为第一个字母已经不用金色装饰了。不过，书的扉页十分漂亮，上面通常印着作家的名字和简介，如：费奇诺，佛罗伦萨人，著名医生和哲学家，后面还加上一句宣传：“怎样照顾学生和文人的身体，保证他们的身体健康。”下面便是对作者赞助人的献词，作者的生计主要就靠这位赞助人。这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安排。作者因希望得到恩惠而对赞助人大加赞颂，或对以前曾从赞助人那里获得的馈赠表示感激；赞助人私心大悦，必然对该书关心保护。而且，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书籍广为流传，确有可能使赞助人因此而“流芳百世”。双方都有可能从中获利（说到获利，15世纪已经出现了版权意识的萌芽）。
作为实物，那时人文主义者读的书在几个方面与现在我们拥挤的书架上的书有所不同。在16世纪的学者看来，我们现在的八开本书像袖珍本，虽然它也是阿尔定印刷所的发明。16世纪的书又厚又重，是12英寸×15英寸的对开本的大型书。所谓对开本，是把一张大型布制优质印刷纸对折一次，做成四页。书的封面用牛皮或羊羔皮包上真正的木板做成，书的中间用金属搭扣扣住；用布装订书不过才有175年的历史。为了防盗，书上常常用一根链子把书锁住。居然会有人偷书——多么奇怪！直到1750年，耶鲁大学图书馆的立架上还锁着一本对开本的《莎士比亚全集》。旁边的说明写着供学生在阅览室认真研读真正的经典之余“消遣”。
书在近代有了新的用途。人们开始默读和单独阅读。在修道院的餐厅里僧侣在饭间给兄弟们朗读的情景已经成为往事。大学讲师这个头衔的本来含义是“朗读者”，后来这一职能也消失了。中世纪的学生买不起昂贵的手抄本著作，图书馆很少，或者根本不向他们开放，于是在缺少书籍的情况下产生了中世纪的口头辩论形式。当17世纪的印刷技术使小册子成为流行之后，便可以用书面形式与同行展开辩论了。【63】
由于印刷商和书商通常是作家的朋友、知己或保护人，所以他们常常出版一些大胆的书，这些书因惊世骇俗而畅销，出版商也因此受到连累。艾蒂安·多雷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的书被焚，他自己也被处以火刑——“为书殉了难”。他原来是作家，非常崇拜西塞罗，但并不是个仁慈的人文主义者；恰恰相反，他性情残暴，喜怒无常，在一次殴斗中打死了一个人，本·琼森也干过这样的事。书籍越出越多，慢慢地如同今天的家用电脑一样普及，然而，古老的口头传统仍有一丝幸存，它表现在人文主义者在书面辩论中喜欢采用对话的方式。这是对古人的模仿，有着中世纪“正方与反方”的口头辩论的余韵。这种体裁看似公平，但是，最后总是表达作者意见的一方取胜。书面演讲词是人文主义者喜欢的又一流行体裁，它模仿古代的经典演说，以口语为基础。
书的各方面特点产生了重要的结果：印刷增加了学者思想交流的准确性，因为一本书的所有印刷本都完全一样；断章取义地引用对手著作中某一页的内容会使对手措手不及，从而击败他的论点。然而，这种便利是有代价的：书削弱了个人和集体的记忆，把智力分成了不同的方面，由此产生了许多专业。每个专业中的材料都浩如烟海，使学者难以应付。过去的学者熟谙他研究课题的所有资料，而现在，因为资料无穷无尽，那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所以，E.M.福斯特曾经把一切与古典著作无关的东西都称为“伪学问”，毫不留情地指出了现代的状态。最后，通过阅读古典著作和文艺复兴的书籍，人们可以看到书这个概念含糊不清。在16世纪和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部著作的标题都说明里面包含多少“书”，例如，让·博丹的《共和六书》（245>）。“书”指“部分”，“章”指一小节，可想而知羊皮纸制成的书不可能很长很厚，否则就太过笨重，所以才能用几本“书”合成一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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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者并非都是专业的出版商。最热切的人文主义者是教皇，首先是15世纪中期的尼古拉五世。这位虔诚的基督徒把宫廷变成了艺术中心。他聘请建筑师阿尔贝蒂画规划图，要重建梵蒂冈，还有破旧的圣彼得大教堂。它并不是教皇的教堂，但是它坐落在最古老的基督徒墓地上，据说那儿埋葬着被基督任命主持教会的使徒。北方的人民为这项工程捐献了大量钱财，圣彼得大教堂的重建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历史观。【64】
几年以后，又出了一个人文主义的教皇庇护二世。他出了一部著名的自传，根据维吉尔史诗中的英雄庇护·埃涅阿斯的名字给自己取名为埃涅阿斯。同样，亚历山大六世也没有用圣人的名字，而是用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名字。在他们两人的统治之间，出现过一个反人文主义的教皇，但是他的反人文主义运动失败了。这些“文艺复兴的教皇”除了各不相同的道德品格之外，还以留下的石雕和绘画遗产而闻名。此外，他们也喜欢诗歌、音乐、戏剧、哲学辩论，并在动物园里收集外国的珍奇动物。他们为显示奢华高贵不惜重金，确定了高雅的宫廷的形式。
那个世纪四分之三的时候，尤利乌斯二世登上了教皇之位。这位以钓鱼和作战技术闻名的教皇在收复领地的战争中屡战屡胜，在对艺术家和他们作品的判断上也慧眼独具。圣彼得大教堂的重建是在他手里开始的。他在梵蒂冈建了一个雕塑花园，以“无上的雕塑”阿波罗像和1506年出土的同样著名的拉奥孔群雕为中心。尤利乌斯聘请了布拉曼特和米开朗琪罗担任设计师，一心要把罗马重建成一个美丽的城市。他还发明了出售赎罪券的办法，结果他的继承人利奥五世为此遭了报应。利奥五世也是艺术鉴赏家，是拉斐尔最大的主顾。
这些情形引起了年轻路德的反感。在他眼里，人文主义只不过是世俗的代名词。高级神职官员道德低下，更使他觉得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其实，人文主义者作为一个整体，与那些平庸的神父、僧侣，或者是施行暴力，却认为自己会因信仰而得到拯救的激进福音主义者相比，反而可能是真正的基督徒。至少有一点，他们的脑子里充满了关于两大古老文明的知识，因而不得不考虑超越宗教信仰的永恒的问题：生命的意义何在？人的责任和命运是什么？死亡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