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再起波澜

一年之后，己亥年（1899）秋间，上海。

这个信息灵通的通商口岸从来不缺各种流言蜚语、政治八卦。现在，又开始流传说太后还是要打算废掉皇上，并且言之凿凿，说朝廷已经再次秘密征求南方各实力督抚的意见了。去年极力反对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仍然“正谏”，而湖广总督张之洞则是意见“骑墙”，耍滑头。留言甚至传到了张之洞的耳中，他写信给自己在上海的代理人赵凤昌抱怨：“不惟未问鄂（湖广），且未问江（两江）。国家大事，任意造谣，可恨万分。”

十一月二十二日，上谕令两江总督刘坤一来京陛见。这似乎坐实了此前的传言，舆论顿时更加热烈，朝野纷纷猜测这必然与废立之事有关。因为去年秋天，在废立一事上刘督反对最力，隐然已成南方汉人督抚的领袖。现在让他交印进京，看起来像是预先拔掉地方最有力的反对派。

刘坤一的第一反应是坚决不去，理由是：老臣痔疮犯了。

风起于青萍之末。在刘督酝酿痔疮的这大半年里，太后确实也没闲着，她在缓缓地落子，慢慢地布局。

一介女子，违背祖制，干犯名教，在帝国多事之秋能够牢固的执掌权力40年，其政治智慧与隐忍必有常人不可及之处。

太后是不会认输的，从戊戌年的秋天到己亥年的秋天，她一直在谋划新的行动。

先是从1899年旧一月初九日开始，朝廷再次以皇上的名义发布谕旨，说：“朕躬违和”。虽然刚经西医体检证明健康才三个月，皇上身体又不行了，停止一切公务活动和礼仪性活动。各国公使借贺新年的名义请求觐见也被婉拒。随后朝廷重新每五日向各省督抚发布一次御医诊脉的脉案。

看起来，因洋人介入而暂停的皇上生命倒计时又一次被他的“亲爸爸”启动。

从一月二十八日起，太后秘密在宫中召见溥字辈幼童十余人，以挑选立储人选。就是这个时候，选定了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

太后何等精明之人，荣禄和奕劻这两个人，自己不出面反对，一个借地方督抚之言来劝谏，一个借洋人之手来威胁，她会看不出来？

荣禄、奕劻二人诚然忠诚能干，但是在废帝立储这一件事情上需要进行新的权力布局。

首先是军事力量重新布局。

京畿的军事防卫力量已经统一整合为武卫军，归荣禄统一指挥了，这是戊戌年太后掌控局面的依靠力量。这一次，另起炉灶，令载漪在八旗之中挑选精壮兵丁组成“虎神营”，充当禁军，负责皇城的安全保卫工作，作为立储的军事后盾。

棍棒出孝子，刀枪出政权，四十年前太后和小叔子奕訢斗倒顾命八大臣时就懂得了这个道理。

其次是中枢的人事变更。

军机大臣中，钱应溥因病开缺，廖寿恒去年十一月被参退出军机。二人都是由皇上的师傅翁同龢引入军机，为政持中，相对开明。

新入军机行走的一是礼部尚书启秀，一是刑部尚书赵舒翘。

启秀，满洲正白旗人，提倡圣人之道，“以孝闻名”，得大学士徐桐赏识，向太后推荐担任礼部尚书，入军机处、总理衙门。

赵舒翘，关中布衣，科举出身，在刑部从小小的主事一直做到尚书，是大清朝阶层跃迁的光辉典型。他为官耿直，不畏权贵，多次平反冤案，史称“直声震天下”。

但是他的直不是憨直，严格控制在法律业务领域内，在政治上他也通权变。戊戌事变抓捕六君子关押在刑部后，他建议太后，为防止六个小臣在审讯过程中说出什么不该说的来，特别是“辞连上恭”，母子尴尬，最好不加审讯就处死。

这想得确实周到，要是他们一五一十地供出皇帝对他们说母后种种坏话，乘乱杀死太后是皇帝亲自做的决策这种种，本朝以孝治天下的号召就立不住脚，母子日后相见也尴尬。建议迅速被采纳，太后很满意，也间接成就了“戊戌六君子”之名，不久他就由刑部左侍郎晋升尚书。此次他是由军机大臣刚毅推荐入军机处、总理衙门，且兼顺天府尹，为首都最高地方行政长官。

两位新军机大臣的个人操守都无可指摘。

还有一位是蛰伏多年的“老”国丈崇绮。之所以说“老”倒不是在于年纪，在于他不是本朝光绪皇帝的老丈人，而是前朝同治皇帝的岳父。当初太后不为同治皇帝立后，同治的皇后就不能做皇太后，继续叫皇后吧，又不是当今皇帝的老婆，身份很尴尬。传说对太后说了些气话，遣人回娘家向其父问计，崇绮一句话不说，只是让来人带回二尺白绫，于是皇后自尽，崇绮也被太后冷落。此次废光绪立新君乃是为同治立后，因此崇绮积极参与。

至此，武有端王和他掌握兵权的大哥贝勒载濂、三弟辅国公载澜，文有大学士徐桐，承恩公崇绮，军机大臣刚毅、启秀、赵舒翘，在废光绪、立新君上达成了共识，形成了一个小集团。

行动次第展开。

己亥十一月二十八日，徐桐、崇绮、启秀草拟了废立诏书，遵照太后旨意，前来征求荣禄的意见。

启秀先到，略事寒暄之后，即迂回进入主题，史称“以伊霍之事讽之”。

伊即伊尹，为相辅佐商王太甲，太甲不贤，伊尹放逐太甲，待其改过自新后重新召回，扶助他继续做商王。霍光为西汉权臣，一手立刘贺为帝，因其荒淫无道，又一手废他为海昏侯。这两件事在中国历史的语境中向来有两重理解。往好了说，符合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对社稷之忠是大忠，对君主之忠是小忠，大臣在两者不可得兼之时能识大体。往坏了说是臣子擅权，把君主玩弄于股掌之中。

如何评价伊霍之事就看你是想推动废立还是反对废立。这正是中国语言的奇妙之处。但是本朝以马上得天下，亲贵多不好学，历史知识基本来自三国演义和戏曲，要说到废立之事，白脸曹操就是最大的反例。所以在武人出身的荣禄听来，就很刺耳。

但启秀说得忘乎所以，越来越激昂，天下兴亡就在自己这番道理中了，竟不等另外两位到场，就从袖中掏出诏书草稿递给荣禄。

荣禄展开看了个开头，大惊失色，“急呵止之”，当场将稿扔进脚边取暖的火盆烧毁。

这种大事，看见了听见了，要么是同谋，要么去告发。在赞成和反对之间，没有弃权这个选项。

荣禄赶紧打发走跳脚不止的启秀，闭门谢客，召集几个核心幕僚商议对策。稍后，徐桐、崇绮赶到，亦吃了闭门羹。

第二天早朝，太后与全班军机王大臣议事完毕之后，荣禄请求单独召对，开门见山就问：“传闻将行废立之事？”太后不做正面回答，反问：“其事可行乎？”荣禄“碰头作响，大哭不止”，声言“今冒此大险，万万不值”，将“招起大变”。同一条史料说，荣禄的激烈言辞使“太后惧而意回……另作计划”。

君臣独对，按规矩，不能有旁人，君主坐在桌子后面，臣子跪在桌子前面。内监都得站到看得见人的举止但是听不到低语的距离，这段对话是如何流传下来的，颇有可疑。不过历史许多重大的关节都是谋于密室，出乎我口，入乎你耳。当事人不说，或者说假话，也是死无对证的。此处的空白就需要根据前因后果，个人平日性情，由治史者展开合理想象去填补还原了。

在这件事上，话怎么说的无法确定，后人能确定的是，太后并不因荣禄这涕泪俱下的苦谏而“惧”，也并不“意回”。计划照常进行，并且要求荣禄全力配合。

退下之后，荣禄忧心万状，整日坐卧不安。既是为国忧，也是为己忧。

废帝立储对于大清的危险前面已有说明。仔细推敲，此事对于荣禄自身地位也有莫大威胁。他能获得今日之地位确实是因为在戊戌年的政局动荡中拥护了太后，反对皇帝。他现在是军机处实际上的领班大臣，且掌控了京畿兵权，出将入相，为本朝所罕见。太后的创业伙伴、辛酉年共同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恭亲王奕訢，功高而至亲，封为议政王大臣，柄国之日都没有掌控兵权。太后对荣禄的信任超越了四十年来所有的合作者。皇帝对他当下已没有任何威胁。他已位极人臣，政局任何的变动都不会更增加他利益，只会减损。就如登上顶峰的登山者，向任何方向前进都是下山路。所以，对他来说，最大的利益就是政治格局稳定在当下的状态。一旦立新君，新君背后的新兴力量必然要分享甚至剥夺他的权力。这已经不是可能性，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太后中意的储君之父端王早就虎视眈眈要上位。这在太后的手腕中也早有先例，当年打倒多年的合作伙伴恭亲王，就是扶植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取而代之。

想到老醇王奕譞，荣禄又觉得对保护皇上有一份责任。同治年间，他任神机营专操大臣，醇王屡次举荐他知兵，因此得以升工部侍郎、内务府大臣，这才有服务太后，得太后青眼的机缘。此时，奕譞虽死，自己亦不忍对其子落井下石。

所以，于国于己，于情于理，荣禄都要尽力阻止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