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楔子：立储

1900年1月24日，按中国的农历，为己亥年腊月二十四日。

宫中叫大起，老佛爷慈禧太后撇开皇上，自己于西苑仪鸾殿召见宗室亲贵、王大臣及大学士、军机大臣、各部尚书侍郎、内务府大臣等重要臣僚。

本朝的规矩，君王每日翻牌子点名召见部分或全部军机大臣，就具体政务进行咨询了解，作出决断，称为叫起。也定期接见四品以上外放到地方任职的京官或者进京述职的地方大员。今日这种太后独自一人大规模召见群臣的事，实属罕见。

所议果然非同一般，竟是废立之事。

老佛爷降谕：“当初立载湉为帝，天下不满之声四起，只因穆宗同治皇帝无子，不得已而为之。皇上但凡稍具天良，都应日日思想如何孝顺报答。可是前年康党谋逆，意图围颐和园杀我，为皇上张目。载湉竟然赞成，实属大逆不道。现在我已经决定，另立他人为穆宗（同治皇帝的庙号）之后，元旦即行登基。”

今日，离庚子年元旦，只有七日。

太后虽是一介女流，但精明过于常人。只是在立载湉为帝这件事情的缘由上，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总是迷糊。

当年同治帝死后，群臣的意见是应立他的子侄辈近支宗室为后，继承宗庙。可这么一来，老佛爷就变成了太皇太后，太后垂帘听政还勉强说得过去，太皇太后垂帘，莫说本朝无此先例，唐宋元明诸前朝也无此事。怎奈老佛爷已经尝过了权力的滋味，又青春正盛（同治皇帝驾崩时太后尚不满40岁），岂肯轻易罢手。于是乾纲独断，不为同治皇帝立后，而是立他的堂弟，醇亲王奕譞与太后亲妹妹所生之子载湉为帝，撇开同治，直接继承文宗皇帝咸丰的宗庙。

这不合道理，同治帝的皇后甚至为此愤而自尽。

但世界上从来多有道理为权力遮羞，少见权力服从于道理。

如此一来，老佛爷依然是太后，继续垂帘听政。

所以，当年天下不满之声四起乃是针对她本人，并非那个不满四岁的小儿载湉。

辛酉年（1861）咸丰皇帝驾崩，懿贵妃变成西太后，垂帘40年来，爱新觉罗子孙、满汉大臣已经没有人敢把她当作一个妇道人家看待。她以她的精明强干，杀伐决断超越了帝国伦理纲常对性别的束缚和歧视。即便如此，废立之事仍为本朝立国二百余年所未见。然而，老佛爷今日召集王公大臣们似乎并不是想征求臣下的意见，她不确定的只是废掉皇帝之后该如何安置他。所以，宣布完废立决定之后，老佛爷接着说：“兹由卿等商议，于废上之后，应如何处置之。”

可能是担心冷场，或者出现有人提议从长计议等等不如人意的情况，老佛爷自己已准备好了解决方案：“查前明有废上之例，明英宗土木堡之变被瓦剌俘获，带往蒙古之后，由景泰帝继位。英宗放回后七年，重新复位，并将景泰降为亲王。”

这意思是给光绪一个亲王的位置，倒也算厚道。

现场依然是“无人敢奏对，缄默甚久”。

打破沉默的，是本朝以理学家著称、儒家道德伦理的楷模、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徐相此时年已八十，太后恩准紫禁城坐轿，太监扶腋上朝。徐相发言的意思是亲王之位太高，提议皇上退位可封为“混德公”。

徐相虽为汉军旗人，却是科举正途出身，入翰林院为检讨，曾任同治皇帝的师傅，学问自然是极好的，只是今日的提议有点不伦不类。“混德公”乃是元朝攻破南宋之后，赐给宋废帝的称号。可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之下，竟无人敢指出徐桐以今上比附宋废帝，有影射本朝将要覆灭的不祥之处。

徐相如此提议不是人不厚道，他是和皇上“有梁子”。

徐桐宗崇理学，极为厌恶轻言变动祖宗之法的人，光绪十四年（1888），广东举人康有为进京会试，批卷的正是徐桐。他极为反感康有为的学问取向，批下“如此狂生，不可中”之语。这一年康有为就没有被录取。

到了乙未年（1895）会试，徐桐为正总裁，即主考官。启秀、李文田、唐景崇为副总裁。按照惯例，会试四总裁将今年的录取名额平均成四份，各自定取舍，多出来的则定为公额，大家商量。李文田是讲西北舆地学（历史地理学）的大家，他从自己注的《西游记》中取一句话作为策论的试题。考生们搞的都是应试教育，天天死磕标准教材四书五经，没想到来个“不讲武德”的考官，全场都不知道此条出自何处，只有梁启超学识淹博，留心实务，答得甚是详细。李得梁卷，想录取而自己的名额已满。于是找徐桐，请求以公额录取。徐桐取来梁启超前两场的考卷细阅，见这个姓梁的广东人对孔孟学说多有自己的发明创造，独立异说，跟当年姓康的那个广东人一样。深为厌恶，不愿以公额录取。李文田不敢争，取梁启超卷，在其尾批语：“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受此挫折的大学问家、此后的清华四大导师梁启超功名就止步于举人了。受此刺激，梁创设《时务报》后，不断写文章痛诋科举。

而光绪皇帝年轻，思想新锐，喜新喜变，几年之后竟然和这两个广东人走到了一起。他的六叔恭亲王奕訢1898年死前在病榻上面劝他：“小心广东小人。”他都听不进去。自然也不喜欢徐桐这个老古板，嫌弃老爷子冥顽不灵，但因为太后器重的原因，不能免徐桐之职。从光绪十三年（1887）到二十四年（1898），只召见他一次。因此在徐桐眼中，光绪乃是昏君，不足为天下表率。1898年，徐桐甚至私下指斥光绪所下变法诏书为“多行不义，必自毙”。

徐桐和光绪长期以来是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现在有机会，必然要想办法落井下石。

太后对徐相的良策颇为赞赏，当即采纳。既然已解决了废上的善后问题，国不可一日无君，那么接下来就要商立新君。老佛爷对此自然是早有周密的安排。对王公大臣们公告：拟立端郡王长子溥儁继承大统。端郡王素称恭顺，以后要经常入宫，指导督促其子读书。

“素称恭顺”的端郡王名载漪，是道光帝第五子惇亲王奕誴之子，从小爱舞刀弄枪，行事莽撞。在1900年之前，据说他唯一值得一记的事就是在爷爷道光皇帝国丧期间行为不端，他的四叔咸丰皇帝大怒，除惩戒外，赐他带“犬”字的“漪”为名。不过，十几年后，当太后要在皇室后辈中物色日后可带兵护卫之人时，载漪就从早已孱弱，整日提笼架鸟，追捧名角的八旗子弟中脱颖而出，袭爵“瑞敏郡王”奕志。

那为什么现在叫“端郡王”呢？

清史稿载：“更名端者，述旨误，遂因之。”原来军机处拟旨之时，笔误，将“瑞”写为“端”，皇上也没看出来，就批准用章。圣旨既下，断无更改之理。于是瑞郡王的嗣子载漪就稀里糊涂地做了端郡王，他稀里糊涂的人生在1900庚子年要大放异彩。

至此，应该进入全场鼓掌通过环节，突然，有人出言劝阻了。

“臣不以废帝为然，务请太后斟酌再三。南方各省接此消息，督抚未必都能奉命，恐怕会有谋叛造反之意。为国立储君之事，太后自然是有权衡考虑的。不过需待今上万年之后，再做商议。”说到这最后一句，发言者的眼睛有意无意地瞟了一眼身侧的徐桐。

发言者孙家鼐，安徽寿州人，咸丰九年殿试一甲第一名，也就是状元。他是光绪皇帝的师傅，在1898年之前，曾经连续两个月，每天为皇帝朗读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为皇帝开阔视野，鼓励皇帝做振作变革之君。可惜，戊戌年（1898）八月初六日，老佛爷突然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下轿轻轻一句话，就让青年皇帝的热血、见识、行动统统化为乌有。孙家鼐现在是协办大学士、管学大臣，主管京师大学堂，这是1898年那场事变之后唯一未被埋葬的事业。

孙家鼐的话不长，但指出了老佛爷犯的两个错误：一个是忽视了政治现实，一个是违背了政治规矩。

本朝皇帝对权力的掌控超越历代，特别是在康雍乾三朝达到巅峰。但是洪杨之役后，南方的汉人督抚在平定叛乱。力行洋务的过程中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大的独立权力。他们大都是汉人读书人，对君臣纲常看得极重，牝鸡司晨女子干政在儒家伦理中本来就是国之乱象，大家不过承认既成事实而已。现在女主又擅行废立，恐怕有人会强硬反对。

之后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了孙家鼐的这一预见。

所谓“需待今上万年之后，再做商议”指的就是本朝关于立储君的政治规矩。此事说来话长。

清朝早年实质为部落联盟，实行军事民主制。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顺治帝都是八旗王公会议推选产生。康熙由顺治遗诏指定。至此，皇帝在世之时，都没有如汉人王朝一样早早明确指定太子。康熙帝沾染汉人习惯，身前即指定太子，结果两立两废，兄弟相残，骨肉相害。从此以后，本朝再不立太子。雍正朝始，有合意之选，就写名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皇帝驾崩后再取出宣布。今日要在光绪生前立储，乃是破坏了这一相传多代形成的政治规矩。

为什么孙家鼐说到此处要瞟一眼徐桐呢？

在光绪五年（1879），就曾有刑部主事吴可读以死上谏，要求为同治皇帝立储，继承穆宗宗庙。在专为此事召开的廷臣会议上，当时执掌礼仪的礼部尚书正是徐桐，他给出了符合礼制的权威结论：“我朝家法，不建储贰，万世当敬守。”终结了这个争执。

孙家鼐说完之后，大殿之上，死一般的沉寂。

老佛爷脸色变得难看，半晌，她压抑住愤怒，甩出了一条已经许久没人提起的禁忌：“皇室的事是我们满人的事，非你们汉人所能参与。今日召见汉人尚书大臣，知会此事，已属格外开恩，哪里由得你出言。”本朝多年以来已逐渐淡化的满汉之别，情急之下，又被最高权力者重新摆上了台面。

话都说到这个地步，废上之事也就不可挽回了。

安静片刻，老佛爷又淡淡补了一句：“此意我早就告诉皇上了，皇上本人并不敢违命。”

无外是表明，死者已同意死亡，一切尽在掌握。

既然决定了，那就尽快把程序走完。老佛爷本是急性子，也可能是心里仍有忌惮，担心夜长梦多。于是下谕王公大臣移步勤政殿共同拟定立储的圣旨。她并叮嘱大家，一会儿皇上到了，只说立储，废帝一事，到元旦再施行。

于是太后移驾勤政殿，派大总管李莲英请皇上过来，扶上宝座，当面告知立储之事。

皇上脸色苍白，答复只有十二个字：“圣母之意，甚为妥善，正适朕意。”

当时在场的辅国公载澜第二天对人描述现场情景，说皇上“颇有失措愤懑之状，似如梦中，不省人事耳”。

以上对废立现场的描绘，来自《景善日记》。景善，旗人，同治朝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死于战火。日记中说这是在现场的辅国公载澜对他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