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就近、就地城镇化与我国城市化、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就近、就地城镇化的提出，首要的原因是有利于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在中国区域发展差异巨大和制度衔接面临巨大成本的情况下，有利于减少城镇化的制度障碍和农村人口城镇化的社会成本。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异地城镇化”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发展特征，以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不仅吸引了本区域的农村劳动力，也吸引了大量中西部的农村劳动力，形成了大量农村人口跨省流动的“民工潮”现象，成为中国城镇化的一个显著现象。
段成荣、杨舸利用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流动人口变动趋势，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所吸引的流动人口在全国流动人口中的比例大幅度上升，1987年达43.8%，1990年接近全国的一半，2000年达57.0%，2005年则进一步提高到三分之二左右（见表1）。
表1 三大区域流动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段成荣，杨舸.中国流动人口状况：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10）.
如果以省作为单位分析可以看到，2000年跨省流动人口达到了4242万人，而2010年迅速增长到8588万人，在10年里增长了约一倍（见表2）。
表2 跨省流动人口规模和比例（全国流动人口跨省迁移率）
而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表明，2013年外出农民工约1.66亿人，其中跨省流动7739万人，而省内流动到省会城市的还有1908万人。如果将跨地级市作为“就近”和“异地”的分界线，可以看到外出农民工中“异地”流动的比例应该超过一半（见表3）。
表3 2013年按城市类型分的外出农民工人数及构成
（二）“异地城镇化”模式下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困境
在人口长距离流动的“异地城镇化”模式下，农民工的低工资和低收入以及区域间财税体制和转移支付的难度，使得人口流动中的各种权利转换和保障衔接难度大大增加。由此导致农村进城人口基本上很难获得城镇户籍和相应的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等公共服务权利，形成所谓“半城镇化”现象。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城镇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分别为6.66亿和3.84亿，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49.68%和29.14%，相差约20个百分点。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户籍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是公共服务责任与支出的问题。放开户籍实际上意味着社会福利的放开，势必导致地方财政的巨大压力，导致地方政府户籍改革的动力非常不足。而一些超大城市，为了控制人口规模，更难对农民工放开户籍。
在社会保障方面，我国社会保障统筹层次低，信息化建设有待提升，只能以县、市和省为单位，省内统筹和全国统筹困难很大，同时养老、医疗保险等都存在着账户积累等复杂的技术问题。提升社保统筹层次，不是短时间可以实现的。农民工跨省流动需要重新退保、参保，面临统筹账户的利益损失，导致参保率非常低。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显示，2013年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甚低，分别为15.7%、28.5%、17.6%、9.1%和6.6%。
从住房的角度来看，长距离流动的城镇化，导致农民工在城里居住条件非常差的同时，留在农村的宅基地和住房根本难以得到有效利用，呈现出长期空置的状态，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目前城镇建设用地约4万平方公里，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超过16万平方公里。据统计，目前全国所有村庄中，“空心村”内老宅基地闲置面积占10%～15%，部分地区“空心村”空置住宅超过30%。[16]农村大量集体建设用地的闲置与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的短缺形成强烈的反差。城镇化本来有利于建设用地的集约节约，但农民工“候鸟式”的流动导致“两栖现象”和“两头占地”。
（三）就近、就地城镇化有利于减少农村人口城镇化的障碍
就近、就地城镇化，在我国区域之间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现实下，有利于解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制度衔接和城乡资产权利置换等一系列问题，减少农村人口城镇化的障碍。
以社会保障衔接为例，市县内的流动更有利于社会保障的衔接。例如一些地方推出“农地换城镇户籍和社会保障”的政策，虽然存在着如何衡量农地承包权的价值、用财产权益置换社会保障是否公正等争论，但客观而言也创造了一种城乡身份转换的机制。
就近、就地城镇化也有利于解决农村转移人口的住房权益问题，一方面在就近流动和就业的情况下可以利用现有的农村住宅，另一方面可以在城镇化过程中对农村的土地权益（特别是建设用地权利）和住房权益进行必要的迁移和转换，例如通过设计“宅基地换房”等进城农民有偿退出农村资产或者置换为城镇住房的机制，实现农民“带资进城”或者“带指标进城”，减少城镇化的障碍。目前国家土地管理部门已经制定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政策，通过建设用地权利转换有利于化解耕地保护与城镇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市县域内有利于进行整体统筹和政策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