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性
马克思从世界历史视域探究现代政治的运行规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揭示资本逻辑的秘密,以新政治哲学的致思理路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他对人类解放的哲学阐释至今仍激励人们反思现实、超越自我,“正是马克思,而且首要的是马克思,仍在为我们提供批判现存社会的最锐利的武器。[1]今天,我们仍未离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地平线,他反思现代政治的问题意识与时代同行,他以实践思维方式阐明的世界历史理论仍是分析全球性问题的有效范式。在这个意义上,深刻领悟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原理”与“方法”,是一种富于现实性的理论自觉,也是理解“当代政治哲学应当是什么”的一种必要探索。
首先,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对现代政治的经济基础的分析力透纸背,他对资本逻辑和拜物教的批判为超越现代性危机提供了一种合理方案。马克思高度评价现代文明的价值,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生产力是之前一切时代都不能比拟的,但“资本的统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造成的物化是不争的事实。在马克思提出物化问题近170年来,资本拜物教一直是现代社会的梦魇,“物化本身不是凝固的事实,也就是说,从早期的大机器生产到当代流水线的变化绝不是一种概念的变化,而是现实变化。[2]超越纯粹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物化关系,实现物质丰裕基础上的人性复归,避免在文化迷失和价值虚无的物化境遇中失去自我,仍是人们在当代社会生活中需要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
正如恩格斯所说,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正是揭示剩余价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使马克思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罗米修斯,让无产阶级开始知晓自己在劳动中与自己相异化的真实原因:无产阶级之所以在无偿提供剩余劳动的同时为自己创造了赤贫,乃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特殊运动规律使然。其实,现代人几乎都生活在资本拜物教逻辑的笼罩之下,消费社会的异化现象比比皆是。为此,必须审慎辨识物化世界的“景观”,摒弃各种被制造的虚假需求和符号化统治,透视全球生态危机的根由。同时,应以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实践逻辑确认恰当运用资本要素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为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次,马克思揭示了现代虚假共同体以及人与人在其中真实的对抗性关系,他对建构一个超越物质匮乏和交往异化的理想共同体的阐述仍具有启示意义。共同体反映了人们的共同利益和需求,体现了人们的“相互依存关系”。在现代社会,以货币为纽带的共同体使交往异化的人们缺乏真正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仍然重复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马克思通过分析历史上存在过的共同体的弊端,提出建构体现真实性、共同性和人类性的共同体。当人们迷恋彼失我得的零和博弈或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必然陷入“他人就是地狱”的渊薮,人性的自私与有限的社会资源将使“自然状态”愈加恶化。因此,倡导人类合力走出现代性困境,创造共同的未来,就成为一种哲学自觉,实现全球正义是其中应有之义。
今天,跨越现代性的陷阱,处理纷繁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实现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合作,仍然要合理运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指出,他们以往的观点“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但其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3]这里所说的“一般原理”体现了历史规律,反映了历史发展趋势。合理运用“原理”,要充分考虑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现实性和复杂性,从重建全球化新秩序的现实需要出发,提出基于普遍利益与共同价值的建设性思路,促进“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4],完善我们时代应有的正义观念,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再次,马克思分析现代政治问题的方法具有现实有效性,对反思当代政治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与把握当代政治哲学思潮仍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方法,马克思用这个根本方法取代了传统政治哲学的先验预定论,以实践的思维方式考察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结构和国家,唤醒了辨证法的物质力量。正是因为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现代政治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寓普遍性于特殊性之中,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近代政治哲学的具体的历史的批判,确立了新政治哲学的实践向度。
毋庸置疑,马克思政治哲学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种统一表现为从抽象的规定出发,经由逻辑分析达及具体的表现,再回到“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6]的过程。这个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避免将政治哲学置于“普罗克拉提斯之床”,为了预定的思路而使历史事实削足适履,而在历史进程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研究在“科学上正确的方法”体现为在现实政治规定和关系的总体中分析具体问题,而不是在各种政治现象中寻找符合先验的实例,进而试图以纯粹观念塑造历史。由此可见,作为方法的马克思政治哲学仍然是我们分析现实政治的“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综上所述,建构马克思政治哲学是理解马克思思想实质的必要探索,循着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足迹,以一定的规范性思路整合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运思框架,要以问题为导向,把握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问题域,确认这个向未来敞开的思想的当代性。从中可见,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我们的思想不管怎样,都只能在这种土壤中形成;它们必然处于这种土壤为它们提供的范围之内,或是在空虚中消失或衰退。[7]以我们时代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分析当今世界历史领域复杂而深刻的现实政治问题,是理论探索和改变世界的双重需要,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范例。
注释
[1][英]乔纳森·沃尔夫.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
[2]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人民出版社,2009:26.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5.
[4]同[3]50.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691.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民出版社,2009:24.
[7][法]萨特.辨证理性批判[上].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