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末清初思想文化研究范式的转移——以近百年相关讨论为中心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和敏感的时期，因清代是满人入关后以异族身份建立的新朝，其政权易手发生的鼎革含义与前朝以汉人为主体的改朝换代大有不同。故从晚清到民初，对这段历史的诠释主要受制于立宪派和革命党激辩后留下的思想遗产。革命党认为，明清易代出现的大量遗民舆论正可为清末的反满行动提供抗争资源，这一时期清史叙述的主线刻意突出满人对汉人的压迫和汉满两族在人种与文化方面的差异，以凸显汉人的文明优越感，对清初明代遗民言论的解读基本认同宋朝以来流行的“夷夏之辨”观。

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入侵触发了知识界感时忧愤的躁动情怀，各类清史论述对清初遗民思想的高调推崇更成为彼时宣泄悲愤心绪的渠道，慢慢淤积演化成一种现代民族主义的群体想象，并适时集中喷涌出来。可是细究其义，其主导言论不仅仍未跃出夷夏之辨的古典逻辑，反而更加有所强化。这里仅举一例，郑天挺先生在1938年的《日记》中说：“自国难日急，学者好读遗民诗文，余则主读中兴名臣集，以为遗民诗文固可以激励正气，而中兴名臣之所作，于激励正气外，兼可以振发信心。当千钧一发之际，不有匡济之术，乌可以复兴哉？”[1]郑天挺表露的这番心迹，说明他虽不赞成学者沉迷于遗民诗文，徒发感慨，却也间接折射出当时知识界的普遍阅读风气，似仍未脱离借明遗民感愤言辞浇心中之忧时块垒的旧式轨辙。

新中国成立后，明清转型这段历史基本上被看作明朝末年思想“启蒙期”的延续和遗响。所谓“启蒙”，被解读为：（1）中国传统学问开始对西学的输入频繁做出回应，并孕育出新的观念，与此时中国社会中普遍出现的商业资本主义萌芽同步发生，形成互动态势；（2）对宋明理学压抑人性的批判和对情欲生活方式的肯定，构成了反专制的舆论基础，是对近代欧洲人性论解放思潮的呼应。这套论述几乎完全挪用西方从中世纪迈向启蒙时代的历史书写程式，大体是对欧洲近代思想演变过程的刻意模仿。另外，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出版了大量用唯物辩证法诠释清初“启蒙”思想家的作品，论述主旨大致都遵循着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启蒙论”宗旨。同时，大多采取的是“哲学史”式的讨论规则，即把遗民言论归纳成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人生论等条条框框，进行填充式阐述，很少有人跳出二元论分析的窠臼。

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明末清初思想文化的探究力求突破“哲学史”叙述的僵硬套路，以免随意裁剪清初时论，造成对遗民思想真义的污染和伤害。一些学者把视线逐渐向言论产生的历史氛围和时人心态延伸，试图感同身受地接近与领悟清初知识阶层的心绪氛围和感情结构，而不仅仅拘泥于那些漂浮在表层的表态式言论。这股被称为新文化史的研究浪潮，日益取代老套陈旧的阐释模板，渐趋汇入学界主流。本章拟分三个部分，对明末清初的思想学风及其在文化层面的变化做出一些概要式梳理和观察。

注释

[1]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