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写实性西画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开埠”和向外派驻大批的留学生，越来越多的西方绘画作品和西画教育理念开始深入影响中国美术教育。在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所开设的新式学堂就设置了图画课程。像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建立的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设置了图画手工科，标志着中国新美术教育的开始。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序》中感叹“近世之画衰败极矣”，他主张“今宜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吾国之短”。[14]步入20世纪，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大批接受西方美术教育的画家陆续回国投身美术教育事业，西方美术教育逐渐深入影响了中国美术发展，其中以素描为载体的写实性训练对中国绘画产生的影响最为显著。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在其美育思想的推动下，中国的美术教育从注重实用性培养转向了注重艺术性培养。中国陆续建立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等专业美术学校，在徐悲鸿等人的努力下，以素描为载体的西画写实性教育逐渐成为美术院校的必修科目。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专业艺术院校并不是美术从业者接触西画教育的唯一途径。很多以实用性生产为目的的培训机构和私立美术学校纷纷成立，这些学校以各种形式展开西画培训，为很多没有条件进入专业艺术院校学习的美术从业者提供了接受西画教育的机会。

1931年和1932年任率英先后参加香港中国肖像画学院和上海忠彪油画函授学校的函授学习，接受了基础的西画教育。由于时代久远且相关资料较少，对于任率英在这两所学校接受了怎样的课程教育也只能结合当时美术教育的大环境，从其家人口述和他留存下来的习作与教学书信进行分析。

1927年10月成立于香港深水埗的香港中国肖像画学院是一所私营美术学校，该校曾在上海《良友》画报刊登广告招收“速成函授肖像画”学员。[15]从任率英参加香港中国画肖像学院的教学信件和习作来看，任率英在该校接受了水彩、水粉、擦笔碳粉画等课程的学习，并掌握了基础的写实肖像画技能。

肖像画的产生与西画的传入和外销画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19世纪初，一些西方画家陆续定居香港、澳门，他们采用西画的技法创作了很多表现中国风景、人物的作品。很多从事外销画生产的中国画家纷纷学习西画写实的表现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肖像画的生产。19世纪中期，摄影术引入中国，但是由于早期的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模仿摄影效果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夕卜销画家转向制作擦笔炭精肖像画。[16]19世纪末，中国外销画热潮逐渐衰落，但是擦笔炭精肖像画却与摄影术逐渐结合并一直延续下来。由于早期摄影只能拍摄黑白照片，且当时不具备照片放大技术，很多画师出身的摄影者将照相术与肖像画相结合手工给照片上色，使人物更加生动、逼真。[17]这也催生了肖像画的一种新形式——根据照片进行临摹放大、上色并添加背景。擦炭肖像画也逐渐成为一个以实用性为主要目的的独立画科传入内地。1914年，上海的图画美术学院开设了炭像速成科并对外招生。1924年9月，上海炭像画速成学校在南市成昌祥货号成立。[18]

擦炭肖像画教育是以实用性为主的技能培训，目前能查到的专门教授擦炭肖像画的学校或培训机构也多注重写实技术的传授，并非是艺术理念的培养。所以这种速成式的教育并未能在根本上转变任率英的艺术观念。这也是为什么任率英在跟随吴一舸和徐燕孙学画后转向了传统中国画创作。但肖像画的特点决定了在其训练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写实技能的培养，在作品中注重对人物神态、表情的刻画。通过香港中国肖像画学院的学习，任率英对写实技法有了初步的了解，并掌握了基础的人体解剖知识和一定的写实性表现技巧。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任率英一直都在坚持碳粉肖像画的创作，对比他30年代的碳粉画《胡蝶画像》和40年代的碳粉画《李世芳画像》，也可以看到在这10年中他写实能力的不断提升。但是，肖像画和工笔画毕竟分属不同的画科，初入画坛的任率英在学画初期并未能将两者的造型语言相互揉合。从作品上来看，任率英解放前的工笔画并未主动融合写实性的表现技法，但写实的肖像画学习对任率英解放后工笔画造型和写实性表现手法表现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3年任率英在上海忠彪油画函授学院接受油画技法函授学习，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他掌握了油画的基本表现技法，对于西画有别于传统中国画的透视、构图和设色方法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笔者目前并未发现有关上海忠彪油画函授学院的资料，只能参考同时期相类似的美术学校进行研究。20世纪初在西画东渐的影响下，上海地区出现了很多教授洋画的私立美术学校，一些社团也相继开展了西画的培训课程，其授课方式有面授和函授两种。早在1909年周湘就在上海筹办了中西图画函授学堂，因学费低、教学形式灵活、学习周期短从而迅速招收到大量学员。1913年，上海美专开设函授班，“依欧美各国专门学校之通讯教授法，设立函授部，函授各种西法图画”。民国期间所开办的西画函授班主要是在短期内培养实用性美术人才，因此在教学上注重对技能的传授，使学员尽快掌握西画表现技法，这种教育模式迎合了当时很多希望将西画作为一技之长以谋求生计的人的需求。以上海美专为例，西洋画科学制为4年，开设科目有西画、风景写生、色彩学、透视学、解剖学等，具备较为完整的西画培养体系。函授美术教育与全日制美术教育不同，它是以“速成”为前提的，在学制上以短期培训为主。如周湘创建的中西图画函授学堂的学制则为6个月，授课以临摹为主，通过书信寄送画稿和教程以供学生临摹使用，教材多为风景写生印刷品，“有周湘署名水彩风景函授画稿数帧，旁附敷色、作法说明甚详”。通过上海忠彪油画函授学院的学习，任率英对西画的基本表现形式有了一定的了解，尤其是在写实性的色彩语言和对空间的认识上进一步拓宽了他的视野，使他对西画和中国画的表现语言有了相对客观的认识。

图1-3　任率英（胡蝶画像〉

图1-4　任率英《李世芳画像》

虽然任率英在20世纪30年代就接受了如肖像画、油画等西画教育，但是他之后却并没有从事西画创作，其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因教学形式的限制民国期间的西画函授教育以临摹为主，在教学上偏重对技能的培养而非西画的画理、画论的教育。通过函授学习，任率英虽然掌握了西画的基本表现技法，但这并非系统的西画教育，加之授课教师本身的艺术造诣良莠不齐，接受这种函授性质的西画教育对于任率英的绘画能力和艺术造诣的提升非常有限。想要系统的学习西画，必然要进入专业院校学习，但是受经济能力和身体健康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任率英没有选择进入专业院校继续学习。其次，任率英参加香港中国肖像画学院和上海忠彪油画函授学院的学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可赖以生存的一技之长。但是无论是在他的故乡河北束鹿还是后来的北京，很难依靠这种简单的西画技能来维持生活。所以，任率英并未从此走上西画创作的道路，而是转而系统地学习传统中国画。

尽管任率英接触西画时间很短，接受的西画教育也并不系统，但这段学习经历对其之后的工笔画创作还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这段时间的西画学习，任率英了解了西画的透视法和空间观，熟练掌握了西画的写实性表现语言，这都有别于他之前所熟悉的传统中国画的表现形式。1942年的《立言画刊》第181期刊登了任率英作品《陈逸飞像》，在这幅肖像画作品中，他采用西画写实技法进行创作，通过表现光影来刻画人物的体积感，在人物五官的处理上明显带有写实性的表现因素。虽然任率英解放前的工笔画作品中并未有明显的迹象显示他将西画技法融入工笔画创作中，但在他解放后的工笔画创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空间意识的转变和他借鉴西画写实技法改革传统工笔画的探索。解放前，他工笔画中人物五官的刻画多呈现出程式化造型特点，眼睛多是上挑的凤眼，鼻子的造型多用一笔直接勾勒而成，并未考虑骨骼结构所产生的起伏变化，人物造型也多千篇一律。解放后，他在人物五官的塑造上融入了写实的因素，尤其是在造型上吸收了人体解剖结构的相关知识，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也更注重对人物性格和精神的表现。任率英在新中国成立后能够迅速将写实表现技法融入到工笔画创作，开始实践工笔画创作的革新，与他早期的西画教育经历关系甚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