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及传导机制的特点
货币政策工具是指在调节方向、调节力度、调节重点等确定之后，可采取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所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完善存款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手段。同时，根据经济金融运行实际需要，陆续创设了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等货币政策工具。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可以区分为两大类：一是通过放松和收紧银行体系的准备金和货币乘数，达到改变货币供应量的目的，进而影响货币信用的总量。这类工具属于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二是通过干预信贷市场的资金配置，有目的地调整某些部门的货币信贷供应量，从而引起货币结构变化。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再贴现政策、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公开市场政策等三大政策。其特点是，对金融体系的影响是普遍的、总体性的，而非选择性的、差异性的；作用对象是国民经济总量，而非个别微观单位。选择性政策工具是中央银行针对个别部门、企业或特殊用途的信贷而采取的政策工具，这些政策工具可以影响商业银行体系的资金运用方向、结构以及不同信用方式的资金利率。例如消费者信用控制、证券市场信用控制和不动产信用控制等。
我国央行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丰富，其功能和方式不断变化，但总体上是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改革的要求，以适应有效提升宏观调控能力的要求，特别是适应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及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历史需要。
就一般性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和演变而言，其一，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我国于1994年3月启动外汇公开市场操作，并于1998年5月恢复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公开市场操作的规模自1999年以来逐步扩大，发展速度较快，已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日常操作的主要工具之一，对于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水平、引导货币市场利率走势、促进货币供应量合理增长发挥着积极作用。其二，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存款准备金制度，该资金是指金融机构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需要而准备的资金。1998年3月对存款准备金制度加以改革，改革内容包括：将法定准备金存款和备付金存款两个账户合并，称为“准备金存款”账户；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3％下调至8％，准备金存款账户超额部分的总量及分布由金融机构自行决定；对各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按法人统一考核等。2014年以后，创设了定向降准工具。其三，作为体制改革重要内容的利率政策工具，也是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993年中共十四大提出，中国利率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以市场资金供求为基础、以央行基准利率为调控核心，由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各种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管理体系。其四，在再贷款、再贴现工具方面，自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央行职能以来，再贷款，即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一直是央行的重要货币政策工具，是央行调控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2014年以后，为充分发挥央行流动性管理和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的功能，对再贷款进行了分类调整。再贴现是央行对金融机构持有的未到期已贴现商业汇票予以贴现的行为。自1986年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海等中心城市开始试办再贴现业务以来，再贴现业务经历了试点、推广到规范发展的过程。2008年以来，为有效发挥再贴现促进结构调整、引导资金流向的作用，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进一步完善再贴现政策的一系列措施。其五，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央行还先后创设了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例如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和贷款基础利率等。
2013年后，为适应经济新常态变化的要求，央行先后创设的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总体上具有结构性特征。其一，就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而言，中国人民银行从2013年1月18日起，启用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该操作在银行体系流动性出现临时性波动时相机使用，并以7天期以内短期回购为主，采用市场化利率招标方式操作。其二，2013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创设了常备借贷便利。其主要功能是为了满足金融机构期限较长而产生的大额流动性需求，其利率水平需要依据货币政策调控的力度与引导市场利率的需要来综合确定。其三，2014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创设了中期借贷便利。该货币政策工具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工具。该货币政策工具通过调节向金融机构中期融资的成本对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和市场预期产生影响，从而对社会融资成本产生影响。其四，贷款基础利率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在2013年10月25日正式运行。贷款基础利率的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是在报价行自主报出本行贷款基础利率的基础上，指定发布人对报价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形成报价行的贷款基础利率报价平均利率，并对外公布。中国人民银行于2019年对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进行改革，同时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由初期的1年期一个期限品种扩大到1年期和5年期以上两个期限品种。
中央银行明确了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还需要通过传导机制贯彻政策并实现政策效应。主要是通过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和金融市场传导，影响企业和居民的生产、投资和消费行为及其预期，最终对总供求关系产生影响。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通过其分支机构向企业和居民传导，传导过程简单、直接。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随着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和金融机构的发展，货币政策逐渐形成了从中央银行到金融机构再到企业（居民）的传导机制。但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货币政策体系尚未完全进入传导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逐步完善，从中央银行到最终目标的间接传导机制不断完善健全。伴随着金融宏观调控方式逐步转化，货币市场化进一步发展，利率市场化逐渐推进，逐步形成从中央银行到货币市场，再到金融机构，之后到企业（居民）的传导体系。货币政策的作用过程先是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影响利率水平，再经利率水平的变动改变投资活动水平，最后引起产出与收入水平的变动。货币政策对产出与收入水平影响的程度取决于：货币政策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货币供应量对利率的影响、利率对投资水平的影响、投资水平对产出与收入的影响。在这一传导机制中，核心变量是利率（实际利率）。[6]
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推进利率调控机制构建，完善利率走廊，加快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更加注重价格信号及其传导，不断完善市场化的利率传导机制。特别是央行以银行作为货币政策传导中枢，采取多方面措施缓解银行货币创造所面临的流动性、资本、利率“三大约束”，努力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包括：构建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建立公开市场每日操作常态化机制；提高操作利率对贷款利率与债券利率的传导效率、逐渐形成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市场化机制；打破贷款利率隐性下限，将银行永续债作为补充资本的突破口等。总之，随着贷款基准利率改革的深入，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逐渐提升。
总体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央行职能以来，到现阶段，已基本形成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及相应的货币政策体系。在促进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实现了物价的基本稳定（易纲，2018）。在货币政策体系上，一是在深化金融改革、发展金融市场的基础上，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多目标制的我国央行，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在与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在内的多部门统筹协调过程中，有效推动并保证宏观经济金融目标的实现。特别是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适应新的变化，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提升了货币政策体系对新常态的适应性和货币政策调控的针对性及有效性（易纲，2019）。二是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在多方面长期探索的基础上，于2015年形成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从资本和杠杆、资产负债、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跨境融资风险以及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等7个方面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自我约束，并在2016年将表外理财纳入宏观审慎评估（陈雨露，2019）。三是建立资本和流动性双重约束。2011年在外汇占款投放流动性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央行通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完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和灵活开展公开市场双向操作等方式及时增加流动性供应。2013—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优先目标转为稳增长，并采取了定向降准、降息、增设中央银行流动性便利、增加再贴现额度等方式来稳定经济增长。2016年，为进一步强化资本约束机制，中国人民银行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2018年以来，广义货币M2增速回落，与名义GDP增速基本一致。与此同时，保持了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孙国峰，2019）。[7]需要说明的是，建立资本和流动性双重约束机制的目的是使货币政策的调整与整个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相适应，使其在机制上能够与宏观经济逆周期调节相吻合。因此，并不是将M2供给量固定在与名义GDP增速基本一致的水平上，宏观经济运行处于基本均衡状态，或者说没有出现严重失衡的条件下，M2与名义GDP增速大体一致有其必要性。但若经济严重失衡，则需配合宏观经济逆周期调节的需要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比如，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潜在经济增长率呈现趋势性下降，加之世界经济低迷，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深刻影响。特别是2020年初又逢新冠肺炎疫情，经济自然增长率大幅下滑，如果继续采取盯住名义GDP增速的货币政策，就难以实现宏观经济逆周期调节的目标，相反会顺应和加剧经济下滑的态势。因此，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实现这种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相统一的政策协调效应，关键在于体制机制上的保障，在制度上强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监管三者之间的协调。就货币政策体系而言，要使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政策手段工具体系和政策传导机制体系等各方面形成一致，并且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要求上来。就现阶段而言，重要的任务在于进一步推动“建设现代化中央银行制度，健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变”。[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