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2　能源技术进步相关国内研究综述

（1）能源技术进步对节能减排影响的理论探讨。

马有江和程志芬（2001）分析了不同阶段的科学技术发展对能源消耗水平的影响，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将提供美好的能源前景。任锦鸾和顾培亮（2002）在分析技术进步对能源系统是内生变量还是外生变量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的系统建模方法，构建了一个能源系统模型，研究了在市场机制下，内生和外生技术进步对能源需求的影响。任锦鸾和顾培亮（2002）基于复杂适应系统对技术创新的产生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计算了不同能源的竞争力，并在此基础上预测了能源供应结构。厉福荣和孙君（2004）以科学技术进步对石油储量增长的贡献为例，提出了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推动以能源品种多元化和能源来源多元化为主要内容的新的能源革命，解决能源可持续发展问题。张磊（2005）分析了科技进步对于能源产生的加速利用与缓解稀缺的双重影响。吴巧生和王华（2005）为解释技术进步与中国能源—环境政策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性，提出了一种能源—环境政策与技术政策相结合的最优政策设计框架，为中国能源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张明慧和李永峰（2005）对技术进步与我国能源消费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对能源的相对消费有抑制作用，但会促进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张九天（2006）系统研究了能源技术变迁的复杂性，指出技术变迁过程呈现出了动态性、系统性和不确定性三种特性。高永祥（2014）对能源与环境领域技术创新的空间布局状况及其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不同于总体创新空间布局上的集中趋势，我国能源与环境及其分类技术领域创新的空间布局主要呈扩散态势；研究还发现地区开放水平和创新能力是决定该领域技术创新具有较高空间集中度的主要原因，而能源环境压力持续增大则构成其空间扩散最重要的推动因素；相比东部区域，低能源与环境约束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再加上深化开放环境下的“依附”角色，这些方面共同导致中西部区域能源与环境领域技术创新能力有所削弱。刘明磊等（2014）采用自顶向下建模方法构建关于能源—经济关系的综合均衡分析模型，并利用学习曲线描述新能源内生技术变化过程，分析了碳税通过减少能源需求、增加新能源替代和促进能源技术进步三种途径的减排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能源替代与技术进步将逐步成为减排的主要来源。

（2）纳入能源技术进步的节能减排影响因素研究。

目前，学者将能源技术进步纳入节能减排影响因素进行相关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最为丰硕，尤其是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更呈井喷式状态。刘玉珩（1983）认为解决农村能源问题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田洪斌和延涛（1984）通过总结多年来能源开发利用实践的经验教训，认为能源开发利用必须坚持技术不断进步的原则。程天魁（1991a，1991b）和杨铭等（1995）等学者认为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必须依靠技术进步。方士杰（1993）认为应依靠技术进步来发展农村能源产业。齐志新和陈文颖（2006）基于我国1980—2003年数据，应用拉氏因素分解法研究我国宏观能源强度和工业部门能源强度下降的原因，结果显示技术进步是我国能源效率提高的决定因素。王俊松（2007）利用对数平均加权Divisia指数研究了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动对中国省区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蔡文彬和胡宗义（2007）运用中国动态CGE模型—MCHUGE模型研究了技术进步降低能源强度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在2006—2010年我国能源使用技术进步0.762%，那么能源强度年均下降1%，其幅度大于技术进步的幅度，其中高能耗产业的技术进步起到最关键的作用。杨洋等（2008）利用我国1978—2006年数据，运用最小二乘法对影响我国能源强度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能源强度。冯泰文等（2008）基于1985—2006年数据，采用层级回归方法研究了技术进步对能源价格、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对能耗强度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使得能源强度有了显著降低。王守春和董秀成（2009）基于1953—2006年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进步间的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朱文宇（2009）基于1978—2005年数据分析了技术进步因素和资源配置因素对中国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认为技术投入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有效地提高能源产业的利用效率。王俊松和贺灿飞（2009）采用对数平均的LMDI（Log Mean Divisia Index）方法将中国1994—2005年的能源强度变化分解为六大类产业结构变化、两位数产业结构变化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994—2005年，能源强度降低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的贡献在2001年后不断降低，产业结构变动在1998年前降低了能源强度，1998年之后导致能源强度的上升。

在技术效应中，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高耗能产业部门及居民消费业的技术进步是导致我国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龙如银和李仲贵（2009）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技术进步与能源强度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丁建勋和罗润东（2009）利用我国1953—2006年数据检验了与资本融合在一起的技术进步（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产业结构以及能源价格对我国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与能源价格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较小。王群伟等（2009）采用更具小样本特性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方法检验科技进步和技术效率与能源利用效率间的协整关系，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科技进步和技术效率对能源效率冲击的时滞区间和作用效果。董锋等（2009，2010）分析了中国能源消费量、GDP、技术进步等五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结果表明政府财政用于科学研究的支出和第三产业比对中国能源消费量起到负向作用。范丽波和赵丽（2010）运用新疆1952—2006年数据分析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进步起到了降低新疆能源强度的作用。成金华和李世祥（2010）利用1990—2006年省际、四大区域、13个主要工业省区面板数据，以及工业行业数据，实证估计经济结构、技术进步以及能源市场化改革等因素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程度。滕玉华（2010）运用面板数据检验了技术进步对区域能源需求的影响，结果表明，不管是东部地区还是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进步均对能源需求有显著负效应；技术进步对降低能源需求的作用表现出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特点。樊茂清等（2010）基于1981—2005年投入产出时间序列数据，采用超越对数生产成本函数估计了我国制造业20个部门能源、非能源、资本以及劳动的份额方程，对我国制造业20个部门的技术变化、要素替代以及贸易和能源强度之间的关系作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变化、要素替代、贸易、一次能源结构和部门结构变化是引起能源强度变化的重要因素。余泳泽和杜晓芬（2011）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研究了全要素生产率、产业结构调整与能源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能源效率贡献明显高于产业结构变化。姜磊和季民河（2011a）采用空间变系数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了资源禀赋、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市场调节机制对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技术进步能有效降低能源消费强度，但地区间存在一定的差别。此外，他们还运用岭回归方法分析了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三个指标共11个影响因素与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同样显示技术进步显著地与能源效率正相关，技术进步会提高能源效率（姜磊和季民河，2011b）。白万平（2012）分析了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行业内部结构变化、能源替代等因素对能源强度变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这些因素中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下降的作用最大。李玮等（2012）基于山西省1980—2009年数据，采用能源加工转换效率指标来表征技术进步水平，建立了能源强度与技术进步的VAR模型，研究了两者之间的动态响应。研究结果显示，山西省能源加工转换效率的提高对能源强度的负向影响将在滞后30多年中都会存在，滞后效应较长。王琴梅和高婕（2012）基于1990—2009年西北五省区的数据、利益Panel Data模型分析了工业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产权结构、对外开放度、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程度。申萌（2012）检验了技术进步对中国CO2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当时的技术进步还不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CO2减排，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对CO2排放的直接负向效应不足以抵消其带来的正向间接效应。齐绍洲和王班班（2013）采用SUR回归估计了1998—2009年我国自发技术进步、R&D、技术购买、FDI和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对能源要素份额和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技术进步效应总体上导致能源强度上升，但R&D和FDI技术溢出均能促使能源强度的降低；不同来源的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要素替代作用有助于降低能源强度。张同斌和宫婷（2013）采用时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研究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技术进步在不同工业化阶段对能源效率的差异化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全部为正且影响程度较高，且随着年份的递增，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潜力的贡献越来越强。王之军等（2013）研究了影响中国能源消耗的八种主要因素，认为技术进步与出口结构变化是抑制能源消费增长的最主要因素。陈子寅（2013）基于我国2000—2010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限模型对我国技术进步、碳排放与能源消费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三者之间存在门限效应，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积极作用随着能源消费量的增加而逐渐减小。方恺等（2013）基于吉林省1994—2010年数据，运用IPAT等式和LMDI法分析了经济因素和技术因素对人均能源足迹的影响特征和程度，研究结果显示以能源足迹强度为标志的技术进步是抑制人均能源足迹增长的重要因素。刘玉萍（2013）将广义技术进步区分为一般广义技术进步和碳排放专有广义技术进步，研究显示一般广义和碳排放专有广义技术进步及其分解均对CO2排放强度存在降低效应，且后者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要强于前者。张兵兵（2014）的研究显示，技术进步是降低CO2排放强度的有效手段，外国投资对CO2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化、工业产值、人口变量则与CO2排放强度显著正相关。吴玉鸣的研究显示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影响的作用并不显著，其原因在于技术创新在改善能源效率节约能源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增长，引起能源需求的增加，这些额外能源消耗会抵消能源效率所节约的能源，即能源的回弹效应。李鹏（2014）基于我国1995—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人口规模及技术进步对CO2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进步有助于减少中西部地区SO2排放量，但在东部地区情况截然不同。杨骞和刘华军（2014）将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别在邻接空间权重和地理距离权重下衡量了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具有“双刃剑”特征，即技术进步对本区域能源效率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对其他区域均却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同时，技术变动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大于效率变动的空间溢出效应。陈晓毅（2015）基于1978—2011年数据，运用ARDL模型方法对能源效率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长期中能源价格、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均显著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

（3）能源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影响研究。

陈军和徐士元（2007）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法，对1979—2006年中国的FDI、人力资本和R&D投入等技术进步变量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增加科技投入、加速人力资本形成和促进FDI吸收和利用，对中国能源效率的提高具有长期效应。徐士元（2009）通过对技术进步和能源效率的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发现研究与发展经费投入、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和国外技术外溢四个变量与能源效率之间存在一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且研究与发展经费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与能源效率构成了单向因果关系。张林等（2011）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科技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对农村能源效率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农村地区能源效率的提高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技术效率的贡献度最大，科技进步次之，科技进步与技术效率对农村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姜磊和季民河（2011）采用2008年我国省级数据，建立了基于加权最小二乘法的空间变系数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了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各省的技术进步明显促进了能源效率的提高。平卫英（2012）通过构建VAR模型对我国农业能源利用效率及能源价格、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分析。谭盟盟（2012）对广义技术进步影响能源效率的机制、方向、路径的大小进行了探讨。陈治理等（2012，2013）基于2005—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模型研究了国内R&D投入、人力资本和专利授权数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内R&D投入、人力资本和专利授权数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有积极影响。冉启英和孙慧（2013）运用协整分析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定量分析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期影响而言，科技活动人员每增加1%，能源效率将会提高0.345161%。汤清和邓宝珠（2013）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方法，运用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adel，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对全域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局域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全域层面的人力资本投入和外资技术溢出是促进能源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黄纯灿和胡日东（2013）发现中国1979—2009年的能源反弹效应有着明显的“回火效应”，认为要实现中国的节能减排目标，除了技术进步外，还需要能源价格改革及总量控制等配套政策措施。高辉和吴昊（2014）基于DEA模型对2005—2011年中国省际工业能源效率进行测算，并采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产业转移、技术水平对区域工业能源效率差异的影响，结果发现技术效率的差异是造成综合工业能源效率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唐安宝和李星敏（2014）基于我国1990—2010年数据对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能源价格的提高与技术进步在短期和长期都促进了能源效率的提升，能源价格对技术进步有“引致效应”，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受制于其自身的发展水平，且会通过降低能源价格对能源效率产生负的影响。

（4）能源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费回弹效应影响研究。

周勇和林源源（2007）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能源消费“回报效应”在30%～80%波动。作者认为“回报效应”呈现三种趋势：“回报效应”越来越低、更多地体现为“硬”技术进步方面、更多地体现在生活部门。刘源远和刘凤朝（2008）在新古典三要素生产函数的框架内，采用中国1985—2005年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索洛余数方法估算了由技术进步引起的能源消费减量、增量和反弹效应。结果表明，提升能源利用的技术水平已成为能源有效利用和节约的重要手段，但不能仅将技术进步作为提高能源效率的唯一手段来解决能源约束问题。阳攀登等（2010）基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环境负荷分解模型，对浙江省1990年以来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能源消费回弹效应及能源回弹量进行实证分析。国涓等（2010）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按照索罗余数的思想估算了中国工业部门1979—2007年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并利用这一估算结果测算了1979—2007年中国工业部门能源消费的反弹效应。陈凯等（2011）发现在2000—2007年，钢铁行业平均回弹效应高达130.47%，由此作者认为钢铁行业不能仅将技术进步作为提高能源效率的唯一手段来解决能源约束问题，而应引入适当的行业能源政策管制手段。肖序和万红艳（2012）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二级镶嵌式CES函数为基础，按照索罗模型估算了我国电解铝企业1996—2011年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并利用这一结果估算了我国电解铝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是我国电解铝能源消费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但同时也引起了我国电解铝企业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冯烽和叶阿忠（2012）构建了三要素经济增长的空间误差模型，利用1995—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技术溢出视角下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所导致的能源回弹效应显著存在。谢海棠（2012）认为技术进步在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也会造成能源消耗反弹，能源反弹效应的存在会部分甚至完全抵消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能源节约。赵厚川等（2012）利用川渝地区1986—2009年数据，采用传统的索洛余值生产函数法来测算技术进步对川渝地区的能源回弹效应。高辉等（2013）利用中国2001—2011年宏观时间序列数据，基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环境负荷分解模型，运用IPAT方程测算出能源回弹效应系数。结果表明，在研究的样本区间中，11个年度均属于逆反回弹效应，且能源回弹效应系数与能源消费回弹量呈同势变化。吕荣胜和聂铟（2013）在技术进步视角下，依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按照索罗余数的方法测算了中国工业1978—2008年的技术进步率，并利用此结果估算出中国工业1978—2008年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工业能源消费确实存在回弹效应但呈下降趋势，说明技术进步仍是降低能源消耗的重要推手，但不能以此作为实现节约能耗的唯一手段。张江山和张旭昆（2014）构建了中国长期能源回弹效应的宏观模型，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测算了全国以及28个省份1987—2012年的能源回弹效应。李强等（2014）基于我国1992—2011年数据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回弹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所导致的能源效率提高能节约能源消费量。杜左龙和陈闻君（2014）基于新古典主义生产函数构建了能源消费回弹效应的模型，测算了新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于新疆能源消费具有很强的回弹效应。

（5）能源技术进步效率测度研究

李廉水和周勇（2006）以35个工业行业为样本，采用非参数的DEAMalmquist生产率方法将广义技术进步分解为科技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3个部分对能源效率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技术效率是工业部门能源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科技进步的贡献相对低些，但随着时间推移，科技进步的作用逐渐增强，技术效率的作用慢慢减弱。滕玉华和刘长进（2010）基于1995—2007年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实证分析了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区域能源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能源需求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技术效率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能源需求有显著负影响，技术进步只对东部地区的能源需求有显著负影响，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西部地区的能源需求均没有显著影响。朱延福和滕玉华（2010）认为研究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区域能源效率的影响，可以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节能政策提供理论基础。邹艳芬（2010a，2010b）实证分析了科技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部分和能源专有技术进步对中国能源生态足迹动态效率的作用。结果表明，对能源生态足迹效率的促进上，能源专有技术进步的作用是最大的，但其基本随时间呈衰减趋势；纯技术效率一直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直接效果和长期效益较好，但基础性科技进步发挥作用周期的滞后性和稳定性却非常明显；进一步分解可知，纯技术效率的作用一般维持在两期，规模效率一般只在当期发挥作用。董锋等（2010）利用包含能源投入和环境污染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将中国各省份技术进步分解为代表“硬”技术进步的科技进步指数和代表“软”技术进步的纯技术效率指数及规模效率指数，然后以能源生产率指数表征能源效率，用面板数据计量分析方法分四大经济区域研究了技术进步各组成部分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科技进步对能源效率改善贡献率最大，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贡献率大致相当；而从区域来看，技术进步三大组成部分对能源效率的提高程度，东北和中部要大于东部和西部。王姗姗和屈小娥（2011）以中国制造业28个行业为研究对象，运用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的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实证测算了制造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数、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指数。研究结果显示，技术进步是制造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作用相对较小。汪克亮等（2012）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构建非参数前沿，在共同前沿方法框架下分析比较2000—2007年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区域差异，并利用技术缺口比率（Technology Gap Ratio，TGR）定量考察中国区域能源利用的技术差距。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能源技术接近全国最优水平，而中、西部地区距离全国潜在最优能源技术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改进潜力。赵楠等（2013）在DEA-Tobit两阶段分析框架下研究技术进步对地区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发现追随型技术进步对中国各地区能源利用效率施加了显著正向影响，而前沿型技术进步作用并不明显；影响中国地区能源利用效率的诸因素，其正向作用力度呈现出由东向西逐渐递减的态势。刘似臣和秦泽西（2013）将Malmquist指数分解为纯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效率指数，应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最小二乘法（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 Method，GLM）实证分析了东、中、西部的纯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技术效率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程度和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纯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和技术效率对能源强度之间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且纯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高对能源强度的降低有显著作用。刘琪林和李富有（2013）基于1999—2010年中国29个省区市能源产业面板数据，应用Malmquist-DEA方法对中国能源产业的生产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增长来源、差异与变化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是生产率提高的决定因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于技术进步的依赖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中国能源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规模效率而不是技术效率。此外，各地区的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但不存在显著的绝对收敛；技术进步既存在条件收敛，也存在绝对发散。

（6）能源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

任锦鸾和顾培亮（2002）分别计算了内生技术进步和外生技术进步对单位GDP能耗的影响，据此预测了能源需求量和需求结构。许秀川等（2008）对重庆市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及其能源消费效率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重庆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和能源的大量投入推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明显。王迪等（2010）运用无残差的完全分解模型分解出能源消费总量、能源投入结构与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呈波动性增长趋势。杨迎春和岳咬兴（2010）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对出口量的长期影响为正，而国内外能源的相对价格对出口量的影响为负。肖文和唐兆希（2011）构建了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较为完整地分析了能源消耗、研发创新与经济可持续增长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鲍勤等（2011）基于动态递归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方法，测算了在不同的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条件下，碳关税对我国经济与环境影响的变动。魏艳旭等（2011）基于1953—2009年数据，运用IPAT方程从广义技术角度对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前30年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依赖性较大，对技术依赖性较小；而后30年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依赖性减弱，对技术依赖性增强，技术转变与技术进步是引起这种变化的关键因素。尹新哲和杨柏（2012）构建并刻画了基于能源与环境约束的能源消耗型产业在考虑人力资本积累的技术进步影响下，实现其产业的稳态经济增长路径，并尝试分析了技术进步形成的污染治理和能源回收再利用对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刘景卿和俞海山（2013）基于我国1978—2010年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和状态空间模型估算等方法实证研究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费的“替代效应”一般大于“收入效应”，并呈周期性递减趋势，即在我国技术进步对节约能源消费存在正效应。刘亚铮等（2013）基于西北五省区的面板数据，构建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研究了能源消费和技术进步对西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西北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以上，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除陕西省外西北地区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相对较低。郑丽琳和朱启贵（2013）分析了能源导向型和劳动导向型这两类垂直技术进步对一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产业间垂直技术进步差异和能源环境约束又直接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状况，进而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峻（2013）基于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分别考察了资本体现式和非体现式技术进步两种技术进步方式对经济增长驱动力的差别。胡宗义和刘亦文（2013）考察了技术进步、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如能源消费明显，但其作用仍是不可忽视的。张华和魏晓平（2013）基于1981—2011年数据，对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环境治理、技术进步的长期协整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进行经验分析。结果表明，长期中，分别融入技术变量的劳动力、能源消费和污染治理投资及资本存量、技术进步均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短期中，加入技术变量的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加入技术变量的劳动力与污染治理投资对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程颖慧和王健（2014）基于我国1979—2010年数据建立了能源消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结果发现，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从短期来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表现为正向效应。蔡海霞（2014）基于我国2004—2011年30个省区市数据对技术进步和能源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和能源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都为正数，且技术进步的影响系数小于能源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系数。刘亦文和胡宗义（2015）基于动态CGE模型仿真分析了能源技术变动对我国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能源技术变动在短期和长期中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要素市场及节能减排都有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

（7）能源技术进步与国际合作研究。

庄贵阳（2005）认为促进能源技术进步和国际能源技术合作可以通过“技术推动”和“市场拉动”这两条途径加以实现。金乐琴和刘瑞（2009）认为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促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转让与合作，可以实现我国低碳技术发展的跨越式进步。石敏俊和周晟吕（2010）也认为国际技术合作是中国加快发展低碳技术，推动能源技术进步的重要突破口。王绍媛等（2013）认为20世纪东北亚各国间的能源合作层次较低，21世纪东北亚能源合作应将非常规能源技术进步视为重点领域。高翔（2013）通过对主要经济体低碳技术国际合作的能源与气候论坛技术行动计划研究发现，我国在技术行动计划中应以终端用能技术、核能技术为重点，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领域做好技术储备，在不同阶段采取财政补贴和排放交易的政策促进低碳与气候友好技术的发展。

（8）能源技术发展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

郝海等（2002）通过对中国和美国的技术进步节能率的测算和对比分析，得出了中国的技术进步亟须进一步深化。李宝山（2004）通过对澳大利亚、新西兰清洁能源技术应用及相关政策的考察，认为利用清洁能源技术可以有效减少城市大气污染。徐国泉和姜照华（2007）选取美国1980—2004年的能源生产率、R&D知识技术存量、第三产业比重以及石油价格等变量的时间序列作为样本数据，通过回归分析看出美国结构变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最为显著。杨嘉林（2009）认为美国汽车业的衰落原因是美国汽车业不应该集中力量开发新能源汽车技术，而应该开发节油技术。王发明和毛荐其（2010）通过对国际经验的比较分析，得出了政府应在新能源技术研究开发、示范和推广中发挥重要作用。洪宇和单世超（2011）利用日本1988年1月至2010年10月的月度数据，对工业总产值、原油进口的价格与数量以及原油进口地理集中度共4个变量进行了短期和长期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经验性证据表明，日本同时存在着“成本驱动型技术应用机制”和“风险驱动型技术进步机制”两种机制，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内都足以抵消石油价格冲击的负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周睿（2013）采用了22个新兴市场国家1996—2009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市场自由化和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和经济体制转型对新兴市场国家能源效率的提高起着显著的作用。杜雯翠（2013）利用1990—2009年全球6个工业国和7个准工业国的经济与环境数据，通过因素分解方法将各国空气质量的改善分解为能源效应和技术效应两个部分。研究发现，工业国多依靠提高能源效率改善空气质量，准工业国则更多地依靠治污技术的应用。

基于国际能源技术发展经验，肖英（2008）分析了我国新能源技术发展中由于关键技术缺失导致的技术、市场问题及其深层原因。李书锋（2009）认为制约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最大因素是技术落后，而不确定性又是制约其技术进步的主要障碍。张克震和赵剑波（2014）认为我国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处于引入阶段与快速发展阶段之间，各个领域的主导技术逐渐形成，但依旧存在不确定性；原有的技术范式存在优势，新能源技术需要调整适应；新能源技术应用逐渐市场化，但示范应用以及面向特定细分市场特征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