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变形记

第1章 系统中的虫子

1944年11月，迪卡唱片公司发行了一首由旗下歌手埃拉·菲茨杰拉德和墨迹斑斑乐队合作的单曲[1]——《每个人的人生里总会落雨》（“Into Each Life Some Rain Must Fall”），该曲一举登顶美国著名的公告牌音乐排行榜，从此开启了“爵士乐第一夫人”与传奇音乐制作人米尔特·加布勒（Milt Gabler）长达数年的合作，成为音乐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这一音乐里程碑的一个世纪之前，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创办了海雷克皇家地毯加工厂[2]，专为他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多尔玛巴赫切宫供应精致的丝绸地毯。这些奢华的地毯采用了有史以来最精细的编织手法，每平方英寸[3]能达到3 000~4 000结。再往前大约60年，时间来到1781年10月19日，不列颠冷溪卫队的查尔斯·奥哈拉（Charles O'Hara）准将披上了他那件与众不同的猩红色制服，大步走上弗吉尼亚约克敦的战场，将查尔斯·康华里（Charles Cornwallis）中将的军刀交给了美国大陆军少将本杰明·林肯（Benjamin Lincoln）。[4]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三个横跨三个世纪、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件，却有一个惊人的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仰赖着昆虫养殖的巨大生产力。埃拉·菲茨杰拉德每分钟78转唱片上的虫漆、被织进苏丹的丝绸地毯的丝线，以及用来给准将的制服上色的胭脂虫红，都来自一些微小的无脊椎动物分泌物，并已进入全球商业流通领域。[5]在印度东北部、奥斯曼帝国以及墨西哥南部的乡村地区，男男女女都在勤恳地养殖紫胶虫、家蚕和胭脂虫，这些虫子的分泌物为以上产品提供了原材料。

正是昆虫与人类之间的伙伴关系造就了埃拉·菲茨杰拉德的虫胶唱片、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的丝绸和查尔斯·奥哈拉准将制服上的胭脂虫红。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也继承了这种关系。数千年来，这些六条腿的虫子既是我们亲密无间的伙伴，也是我们鬼鬼祟祟的室友。普通人的家庭中寄宿着大量昆虫。2017年，加利福尼亚州科学院的昆虫学家米歇尔·特劳特温（Michelle Trautwein）和她的同事进行了一项横跨五大洲、历时5年的调查，其范围涵盖了从市区高层建筑到乡村平房等各类住所，他们得出结论：“我们的生活完完全全与和我们同住在一起的昆虫密不可分……从秘鲁乡间的农舍到巴黎的公寓，你曾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充斥着这些小生命。”[6]

在一项相关调查中，一组科学家戴着头灯和乳胶手套，在北卡罗来纳州罗利的50户家庭中进行了彻底的调查。[7]他们搜寻了厨房角落、供电线或水管等通过的槽隙、地下室、壁橱和空调通风口，从中发现了一万多种昆虫，以及无数的蜘蛛、蜈蚣、马陆和其他节肢动物。这些神出鬼没的动物无所顾虑地和它们毫无防备的人类房主住在一起。

尽管这些发现会激起一些人的好奇心，也会引发另一些人的担心，但它们对昆虫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来说并不出乎意料。在地球上的每个角落，昆虫都一直与我们为伴。我们一起吃饭（有时，我们互相以对方为食），我们一起四处行动，有时我们还共享床铺。这种与昆虫的不间断的互动贯穿于人类的各项活动之中。1748年春天，16岁的乔治·华盛顿跟随一个经验丰富的野外调查团队长途跋涉，穿过谢南多厄河谷的葱茏森林。这位初出茅庐的学徒、未来的美国总统沮丧地发现，他的床上经常只是“铺了一小堆稻草，没有床单，除了一条破旧的毯子外别无他物，而毯子上布满了重量是其两倍的害虫，像虱子和跳蚤等”[8]。

尽管华盛顿的描述让人想起了几千年来虫子啃咬被褥的情景，但他的一些欧洲祖先并不认为与虱子和跳蚤同处一个屋檐下是件让人烦心的事情。有时，让这些六条腿的虫子寄宿在人身体上的行为是神圣的象征。在中世纪极为臭名昭著的一次暗杀之后，害虫和美德的结合被生动地展示出来。1170年12月29日，侍奉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的四名骑士在主教座堂祭坛的石板台阶上谋杀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贝克特的遗体那夜被留在冰冷的教堂里。第二天，侍从们为了准备葬礼，从他身上将衣服一一脱下，分别是一件披风、一件亚麻布祭服、一件羊毛大衣、几件斗篷、一件本笃会长袍和一件衬衣。最里面的一层是“用粗毛布做成的紧身衣，这在英国还是第一次见到。无数的寄生虫（虱子）附在死去的主教身上，寒冷刺激了它们的活动，他那件粗毛布紧身衣随着虫子的活动而上下翻动，如同锅中的沸水一般，（与此同时）旁观者中时而爆发出哭声，时而又传出笑声，他们悲伤的是失去了一位领袖，高兴的是得到了一位圣人”[9]。贝克特会搭上虫子的翅膀飞往另一个世界。

在基督教虔诚的编年史中，贝克特这种被虫子寄宿的现象并不罕见。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讲述了天主教圣人罗伯特·贝拉明（Robert Bellarmine）是如何“耐心而谦恭地让跳蚤和其他可恶的害虫在他身上觅食的。我们会上天堂，他说，这是对我们历经痛苦的回报。但是这些可怜的人啊，只会享受当下”[10]。这些例子重新诠释了“整洁近于虔诚”这句格言。对正直的人来说，肮脏的身体为大量神圣的六条腿的虫子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从宗教到世俗生活，昆虫也是我们表达欲望的渠道。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圣公会牧师约翰·多恩（John Donne）的诗作《跳蚤》中，带有情色意味的诗句展示了这一形象。一个年轻人被一只长着翅膀的虫子迷住了，这只虫子叮他的肉，然后又跳到他爱恋的女人身上去叮。诗节中充满了肉欲的意象：“它先叮我，现在又叮你，我们的血液在它体内融合。”[11]这对男女的体液在这只昆虫的体内汇合。这只虫子的内脏变成了他们的“婚床……躲藏在黝黑的富有生命的墙院里”。正如一句古老的格言提醒我们的那样，邀你吃饭就是为了求爱。

此类场景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让物种之间的界限变得更模糊。我们无法脱离昆虫单独存在。这种习惯性的亲密关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虫子经常被用作决心、生产力和适应力的象征。公元前7世纪，古代日本有个别称叫作“秋津洲”（意为蜻蜓洲）。“秋津洲”是“蜻蜓”和“岛屿”两个词结合到一起的产物。这个名字是由神武天皇起的，他把古代大和国比作交尾的蜻蜓。在日语中，蜻蜓也被称为“勝蟲[12]”，意为“必胜虫”，因为蜻蜓捕食能力强，相当勇猛。[13]它们被塑在剑柄上，绣在披风上，刻在胸前的铠甲上，醒目地展示在头盔上，以象征一名武士战场上的坚韧和家庭生活中的和睦。[14]

昆虫的行为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亚伯拉罕系宗教提供了类似的灵感源泉。在《箴言》（6：6）中，贤明的所罗门王建议：“懒惰人哪，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古兰经》（16：68—69）的经文宣称：“你的主曾启示蜜蜂：‘你可以筑房在山上和树上，以及人们所建造的蜂房里。然后，你从每种果实上吃一点，并驯服地遵循你的主的道路。’”

时间再推后一点，蚂蚁和蜜蜂被人们视为辛勤劳动的典范。英国的曼彻斯特曾是工业革命时期的纺织制造中心，该市的议会纹章上就出现有勤劳的蜜蜂，而市政大厅的平台被称为“the Bees”（意为“蜜蜂”）。[15]同样，莫桑比克商业协会联合会颁发“年度最佳企业家奖”时提到，“之所以要制作一座蚂蚁雕像，是因为这种昆虫因不知疲倦地工作而享有盛名”[16]。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海军工程营（C.B.）被称为“Seabees”（意为“海上蜜蜂”），他们也将蜜蜂看作坚持和勤奋的象征。美国海军工程营在为太平洋战区的盟军行动安装军事基础设施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的口号是“先把困难的事做了，那么做不可能的事只需再花上点时间”[17]。

蜂巢甚至为理论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模型。荷兰出生的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因其两卷本的《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18]而扬名。1705年，曼德维尔首次将这个比喻以寓言诗的形式发表，后于1714年，他又在其基础上加以更为深刻的阐述，出版了一本书。曼德维尔的观点颇具争议，他使用社会蜂巢这一延伸隐喻，得出正是个人的恶行，如傲慢、追求奢靡的行为，带来普遍的财富和社会福祉。

独裁者和政治家也依赖昆虫的形象。拿破仑·波拿巴建立帝国后，选择徽章时并没有用波旁王朝王室的象征——鸢尾花，而是选择了足智多谋的蜜蜂。[19]同样，普鲁士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也希望有和昆虫一般严谨的生活：“如果我能选择再活一次，我想成为蚂蚁。你看，这些小家伙生活在一个完美的政治组织下。为了过一种有益的生活，所有的蚂蚁都必须劳作；每一只蚂蚁都勤勤恳恳，服从纪律，秩序井然。”[20]

铁血宰相在蚁群中见到的精确性从社会网络向下延伸到个体解剖结构的层面。昆虫的身体是形式与功能的完美结合。英语中的“昆虫”一词来源于拉丁语insectum，它从希腊语ἔντομον（éntomon）直译过来，意思是“切片”。事实上，所有的昆虫都是从幼虫或若虫期发育成成虫的，成虫的躯体由头、胸和腹三部分组成。三部分结构是它们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此外，昆虫还有坚韧的半透明外骨骼，为它们的身体提供坚硬的外部支架。这样的结构对体形小的生物有很多好处。外骨骼和骑士的盔甲一样，可以作为对抗敌手的保护罩。但外骨骼不会随着它们的成长而变大。为了适应长大，昆虫会蜕去旧的甲壳，长出新的甲壳。最开始，新长出的甲壳是具有延展性的，如同湿漉漉的混凝纸一样，一段时间后，壳会变硬。因为引力对体形小的昆虫作用很小，所以这种进化策略是有效的。然而，要是把昆虫放大到人的体形，它的身体很快就会被自身外壳的重量压扁。这种刚性护套之所以能起作用，是由于其有内置的弹性点。所有昆虫都有三对有关节的腿，而这差不多定义了昆虫所属的更大的节肢动物门，这一类别下还包括蜘蛛、螨虫、蜈蚣、马陆和甲壳动物（如螃蟹、龙虾、小龙虾等）。节肢动物的希腊语是arthro（意为关节）和pod（意为脚或腿）的结合。

一对颤动的触须是昆虫身上最容易辨认的特征之一。这些延长了的传感器给了昆虫空前的灵活性。君主斑蝶那纤细的探针发挥了不可思议的作用。在哥白尼革命之前的1.5亿年里，迁徙中的君主斑蝶就形成了以太阳为中心的生存方式。它们接收太阳发出的信号，用触须上的内部探测器作为太阳罗盘，引导它们在秋季离开美国北部和加拿大南部。[21]这种内置的导航系统可以让它们向南飞行2 500英里，一直到达墨西哥中部的越冬地。

昆虫的运动由一对复眼引导，欧洲顶尖的机器人工程师团队将其称为“集成了光学和神经的设计杰作”[22]。这些多面的球体由许多微小的小眼组成，即一组由支持细胞和色素细胞包围的光感受器。它们使昆虫能够感受到的波长范围大大低于人类肉眼所能感受到的波长范围。在电磁波谱的低端，蜜蜂能够分辨人类看不见的紫外线。[23]半球形复眼还能让昆虫有近360度的视野，这让它们在追赶猎物或逃离捕食者时占据明显的优势。

对许多昆虫来说，灵活的捕猎动作和惊心动魄的特技表演都是在空中完成的。大多数成虫有两对翅膀，其特征是有柔韧的膜质组织，并由坚硬的翅脉作为支撑。昆虫是唯一会飞的无脊椎动物。昆虫的翅膀可以把它们带到高处，为它们提供保护，帮助它们吸引配偶，并及时警告潜在的捕食者。[24]如蝴蝶家族成员中的蛱蝶科（Nymphalidae），它们甚至使用翅膀上凸起的翅脉作为耳朵。有翅昆虫非凡的灵活性和机动性让它们可以去往各种栖息地，接触各类食物来源，这是地球上大多数动物（包括我们人类）所望尘莫及的。也有一些昆虫没有翅膀。无翅昆虫包括跳尾虫和蠹虫。[25]某些蜘蛛（昆虫的蛛形纲表亲）可以织出网，形成一个“气球”，并让这个“气球”充当降落伞。这样它们就可以乘风而行，从而避开捕食者或挪动位置。

就科学事业而言，将人类与其他物种区分开来似乎是一项相对简单的任务。然而，当我们开始研究如何进行分类时，事情就变得复杂多了。大约2 500年前，柏拉图试图解答“人是什么？”[26]这一问题。他回答：“有两只脚，没有羽毛的动物。”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对此开了个玩笑，他把一只鸡身上的毛拔光，再把这只咯咯直叫的秃毛鸡带到雅典的柏拉图学园，宣布道：“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人！”面对这样的嘲笑，柏拉图别无选择，只能修改他的定义，加了条“有宽而平的指甲”的限制项。

柏拉图的学生们试图给这种“拍脑袋”的描述增加一定的精确性。[27]亚里士多德写于公元前4世纪的《动物志》是西方世界已知的第一部对昆虫进行系统分类的著作。这位古希腊哲学家对昆虫的观察在当时是准确的，但也存在一些错误。例如，他认为一些昆虫可以通过露水、木头、腐烂的泥土或粪便自发地繁殖。四百年后，罗马自然哲学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将他37卷本《博物志》（Historia naturalis）中的第11卷献给了昆虫。在评论这些多样而又微小的“被造者”时，老普林尼写道：“在大自然的所有作品中，昆虫最充分地展示了它无穷无尽的创造力。”[28]1601年，菲利蒙·霍兰翻译了老普林尼的作品，并将“insect”一词引入了英语世界。[29]

霍兰这个简洁的称号出现在昆虫研究的非凡创新阶段。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于1505年绘制的《鹿角虫》，是欧洲历史上被临摹得最多的自然研究作品之一。丢勒是很有影响力的德国艺术家，他创作的这幅水彩画因在空白背景下细致描绘了一只威风凛凛的甲虫而成为标志性作品。事实上，早期现代“自然研究”[30]的实践者——专注于单个物种，并完全脱离其所处的环境——就是在忠实地模仿丢勒的技法。

16世纪90年代，荷兰眼镜制造商札恰里亚斯·詹森和他的父亲汉斯·詹森共同设计并制造了第一台复合式显微镜。[31]通过在一根不透明的管子顶部和底部分别放置凸透镜，二人发现，此设备可以让物体看起来比原来的大3~9倍。这项发明在科学界引起了一场视觉上的革命。研究人员从此进入了以前看不到的微观世界。昆虫通常是显微观察下最容易有新发现的观察对象。事实上，最早的显微镜被称为“跳蚤眼镜”[32]，就是因其在研究微小的生物方面大有用处。

显微镜让当时尚不为人关注的昆虫解剖学得以建立起来。1669年，意大利生物学家马尔切洛·马尔皮吉（Marcello Malpighi）使用这种新工具首次完成了对昆虫的系统解剖。他借助17世纪原始的显微镜，取出了蚕极其微小的内脏，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经过数月的艰苦研究，马尔皮吉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他最终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回忆道：“到了第二年秋天，我饱受发烧和眼疾之苦。然而，我对工作仍旧充满热情，大自然中许多意想不到的奇迹展现在我面前，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33]在马尔皮吉揭开一系列谜团的30年后，一位杰出的德国科学家、艺术家和探险家跨越大西洋进入了未经人类踏足的昆虫世界。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并非家喻户晓，但她应该被铭记。梅里安是现代昆虫学的奠基人之一。[34]

1699年，52岁的玛丽亚和她21岁的女儿多罗西娅从阿姆斯特丹一个繁忙码头的跳板登上了一艘庞大的商船，这艘船将横渡大西洋去往苏里南。[35]玛丽亚变卖了她自己的225幅画作，以此来资助整趟探险，她们的旅行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个人自费去美洲的纯科学探险。这两位女性蔑视了社会规范，在没有其他同伴和赞助的情况下踏上了海外之旅。她们放弃了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她们漫游在热带雨林中，在那里绘图、填色，并为当地大量的昆虫和植物编目。

从地图上看，南美洲的形状如同一个“拳头”，而苏里南共和国（现称）位于“拳头”的关节上，夹在南美洲东北海岸的圭亚那和法属圭亚那之间。1667年，荷兰开始殖民统治时，苏里南成为荷兰属地的一部分，曾被称作荷属圭亚那。[36]虽然当地的原住民如阿拉瓦克人（Arawak）、蒂里约人（Tiriyó）、瓦亚纳人（Wayana）、加勒比人（Carib）和阿库里奥人（Akurio）对苏里南的地形极其熟悉，但在17世纪的欧洲地图上，苏里南还是一个神秘的空白点。这里有殖民者梦寐以求的热带商品，比如糖、咖啡、可可和棉花，所以这一空白之地很快就被填补了。为了实现经济上的愿景，荷兰西印度公司将成千上万的非洲奴隶送到这里，这些非洲奴隶都生活在极其残酷的条件下。正如历史学家查尔斯·拉尔夫·博克瑟（Charles Ralph Boxer）所说：“在苏里南，人类对人类的不人道几乎达到了极限。”殖民者对未完成工作定额的奴隶施加极端的酷刑，对不服从主人的奴隶实行严酷的公开鞭笞，将逃跑的奴隶处以死刑，这些都是这套野蛮制度下最臭名昭著的例子。[37]

与这种不加约束的残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殖民地环境的纯粹之美。[38]苏里南的热带气候和未经人类踏足的广阔森林使它成为全世界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区域之一，是缤纷生命的生态仙境。从16世纪开始，人们对这里超凡脱俗的大自然的描述传回了欧洲。关于色彩绚丽的大蓝闪蝶、长有鸟类般羽翼的毛茸茸的灰色飞蛾，以及银圆大小的铜绿色甲虫的故事，早在梅里安启程穿越大西洋之前，就已经唤起了她的想象力。梅里安是第一批被苏里南昆虫吸引到这里的外国科学家之一。保护生物学家E. O. 威尔逊也在其于1984年出版的著作《亲生命性》（Biophilia）[39]中，用诗意的文字描述了苏里南之行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他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

在帕拉马里博的家庭花园中，低矮的木薯和矮壮的菠萝“像野草一样好养活”，起初，她们二人在灌木丛之中追逐毛虫和长着翅膀的猎物。1700年，大约有700名欧洲人在殖民地的首府安家。梅里安雇用的一名临时工将这座城镇描述为“种植园主的集会场所，殖民地大臣发出命令、民众接受命令的地方。轮船从这里驶向各地”[40]。正在驶离的轮船船舱里装着太妃糖色的圆锥形原糖块，这是由8 500名在苏里南的甘蔗地里劳动的非洲奴隶制造的。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这种受到强迫的劳动力规模将膨胀超过600%。[41]人们对种植园无法忍受的条件的不满经常演变成叛乱。就在荷兰殖民边界之外的森林里，由逃亡奴隶组成的马隆社区十分兴盛。这些叛乱者定期袭击他们前欧洲主人的定居点，以获取枪支和补给。

当玛丽亚和多罗西娅冒险走出城市的边界时，她们发现在这处具有张力的自由和奴役之间的疆界，也有许多让人惊奇的生物。在非洲奴隶和美洲原住民助手的陪同下，她们二人划着独木舟沿苏里南河逆流而上，对沿途遇到的非凡动植物进行取样和描绘。未知领域的诱惑吸引着梅里安进入丛林深处，她说：“这片森林中长满了蓟和荆棘，我让助手拿着斧头走在前面，他们为我劈开一个口子，我勉强可以走过去，然而，这依旧相当麻烦。”[42]丛林中回荡着欧洲人闻所未闻的“交响乐”，蜘蛛猴的假声和白喉巨嘴鸟的响亮叫声形成和声。头顶上高耸的树冠有时超过160英尺[43]，使得玛丽亚和多罗西娅丧失了比例感和方向感。在缠绕的藤蔓和盘绕的树枝［这些植物有“甜豆”和“橘子酱盒子”（美洲格尼帕树的果实）这样梦幻的名称］下，她们二人遇到了黄褐色的、碟子大小的狼蛛——哥利亚食鸟蛛（Theraphosa blondi）。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蛛形纲动物，会在黄昏出现，猎食不走运的蚯蚓、蟾蜍、蜥蜴或老鼠当晚餐。事实上，“食鸟蛛”这个名号就是来自玛丽亚的一幅画，画中一只巨大的蜘蛛正在吞食蜂鸟。

梅里安描绘了超过90种动物和60种植物。昆虫是她们研究的重点。梅里安的画作生动地描绘了深红色的毛虫在咀嚼闪闪发光的叶子，娇弱的蛾子产下一颗颗珍珠般的卵，敏捷的蝴蝶从兰花的花粉管中吮吸花蜜。最终，玛丽亚和她的女儿将这些图画从她们套着皮革封面的研究日记，转移到一种用上好的小牛皮制成的犊皮纸上。

苏里南地处热带，其炎热的气候和不同的动物群影响了玛丽亚的健康。她在昆虫世界中有过几次糟糕的经历，比如有一次她被一只疟蚊（Anopheles）咬了一口。她在给同行的博物学家约翰·乔治·沃尔卡默（Johann Georg Volkamer）的信中写道：“我几乎不得不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44]她开始遭受一阵又一阵的发烧的折磨，梅里安原本五年的旅行计划被迫缩短。她和多罗西娅于1701年6月18日离开苏里南，随身带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发现博物馆”。在她们的行李中，瓶瓶罐罐里装着用白兰地精心保存的蝴蝶，以及各种蛇、鬣蜥和一条小鳄鱼；箱子里装着盛开的花苞和圆鼓鼓的蛹；圆盒子里装着成千上万个精心制作的昆虫标本。所有的标本并非都用于研究。梅里安是一位精明的商人，她通过向私人收藏家出售艺术品和来自异域的标本来资助自己的科学事业。

回到荷兰四年后，玛丽亚出版了她的代表作《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Metamorphosis insectorum Surinamensium）。这本书配有60幅铜版画，开篇就清晰地阐述了作者的写作方式[45]：

我将所有有蛹的昆虫，包括白天飞舞的蝴蝶和夜间出现的蛾子归为一类。第二类是蛆虫、蠕虫、苍蝇和蜜蜂。我保留了所有植物的本土名称，因为在美洲，当地人和印第安人仍然在使用它们。[46]

玛丽亚选择保留美洲原住民的术语是为了宣传她的发现具有异国特色，但这也是有意识地保留了传统的生态知识，而这些知识在许多殖民环境中会被殖民者忽视。

从各方面来说，梅里安的书都具有开创性。她创作的不同寻常的画作不仅以其鲜艳的色彩和惊人的细节令观者目不暇接，同时，她将昆虫的各个变态阶段放在一幅图中展示，这是史无前例的。[47][48]此外，玛丽亚作品的创新之处还在于以昆虫的寄主植物为背景，来展示一只昆虫的整个生命周期。在此之前，她的大多数男性同行将这些虫子描述为孤立的对象，只选取昆虫某一时间点的样子，而且也缺乏生态背景描述。现代昆虫学家分析了梅里安的绘画后表示，他们能够确定她描绘的蝴蝶和蛾子中73%所对应的属和66%所确切对应的种。

追随梅里安坚定的脚步的科学家们[49]发现，昆虫有大脑、心脏、消化道、生殖器官、肌肉和神经细胞，昆虫器官的功能与人类器官的功能相当。研究人员还证明了人类行为和昆虫行为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蜜蜂和蚂蚁的行为模式与人类的性格有一定的匹配和相似性。一些侦察蜂和外向性格的人一样喜欢寻求刺激，而另一些待在离蜂巢更近之处的蜜蜂则和不那么爱冒险的“宅男”一样。[50]类似地，捕食白蚁的马塔贝勒蚁（Megaponera analis）[51]援救受伤的伙伴，把它们带回巢穴，让它们在巢穴中恢复健康。这种利他行为极大地降低了战斗死亡率，并保持了蚁群的社会结构。

尽管昆虫和人类有着相同的显著特征，但二者的历史却大为不同。早在大约4.8亿年前，昆虫的进化就开始了，这比人类出现在地球上的时间要早得多。[52]2017年，人们在摩洛哥杰贝尔依罗地区的稀树草原上发现了最早的现代人类——智人（Homo sapiens）的化石，但智人只有约30万年的历史。[53]

放眼当时地球上范围更广的生物世界，小体形昆虫的出现是一个相对新的现象。大约在3亿年前，巨脉蜻蜓（Meganeura monyi）[54]在这里繁衍生息。这些庞然大物的翼展有两到三英尺，体形和小鹰一样大。它们有着锋利的下颚和多刺的前腿，无疑是史前天空中令人生畏的捕食者。食肉鸟类的进化和大气中含氧量的降低是它们数量减少的原因。

事实上，呼吸方式一直是昆虫体形的主要限制。[55]昆虫不像脊椎动物那样依靠循环系统将氧气输送至体内的细胞，而是通过被称为“气孔”（spiracle）[56]的成对小孔呼吸。气孔与错综复杂的微小的气管相连，大多数昆虫通过简单地打开或关闭气孔来被动地给细胞充氧，这意味着昆虫体内的每个细胞都必须靠近气管才能获得氧气。因此，昆虫的身体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容纳细小的气管的。例如，六月鳃角金龟（Phyllophaga）身上的气管系统占其身体体积的39%，你可以在门廊的灯上，在后院的烧烤架附近，在炎热的夏夜里的纱门上看到它们的身影。

相反，体形小给昆虫带来了许多优势。大多数昆虫可以快速进入繁殖期，这保证了它们在数量上可以快速增长，并适应新的或变化的环境。任何一个有过发现衣橱里满是飞蛾幼虫的不愉快经历的人都可以为此做证，虫子在各种有利于小体形生物的生态位中茁壮成长。用俄罗斯著名生物学家谢尔盖·切特韦里科夫（Sergei Chetverikov）的话来说，“通过不断缩减身体的尺寸”，昆虫实现了“形态的无穷变化，从而在自然界的总体平衡中占据了极重要的地位。因此，它们小小的身体变成了它们的力量”[57]。

这种适应策略的成功体现在我们星球上昆虫的数量上。昆虫学家马克·莫菲特指出：“亚马孙平原1公顷土地上的蚂蚁数量比整个纽约市的人口数量还要多。”科学家们认为，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地球上都生活着数量令人难以置信的昆虫——足足有10的19次方（1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这么多。[58]这意味着，到2020年，地球上人与昆虫的数量之比是1比13亿。1833年，英国著名昆虫学家约翰·奥巴代亚·韦斯特伍德（John Obadiah Westwood）发表了第一份对地球上昆虫物种数的评估：“如果我们说有40万种，可能也不算太离谱。”[59]现在人们对昆虫的物种数的平均估值有550万。[60]

昆虫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陆地生物之一。它们的数量占地球上动物总数的80%。仅象甲科就囊括了惊人的6万种甲虫，超过了所有哺乳动物、鱼类、爬行动物和鸟类的物种总和。[61]英国出生的印度生物学家J.B.S.霍尔丹（J.B.S. Haldane）曾经和几位神学家一起聊天，后者问他，研究地球上的生命可以得出什么关于造物主本性的结论。据说霍尔丹的回答是：“对甲虫情有独钟。”[62]

与如此巨大的多样性相匹配的是惊人的适应性。石油蝇（Helaeomyia petrolei）[63]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会渗出原油的石油坑中，它的幼虫以被困在天然沥青坑的黏性沥青中而死去的昆虫为食。夏威夷虫（Nysius wekiuicola）[64]栖息在处于休眠期的冒纳凯阿火山上，这座海拔为13 800英尺的火山在数千英里外耸立在太平洋上，山顶上冰雪覆盖，生存条件恶劣。这种微小的昆虫以其他死于冰冷风暴中的微小生物的尸体为食。昆虫甚至能够完成长距离的远洋航行。1988年10月，有科学家惊奇地观察到一群沙漠蝗虫从西非穿越大西洋到达加勒比，全程长达5 000英里。[65]

然而，这些进化上的成功故事并没有给昆虫带来普遍的赞誉。在欧美文化中，从公元前5世纪到19世纪末，昆虫在存在之链（对自然世界等级制度的理解）中一直处于动物世界的最底层。[66]被比作昆虫常常意味着遭受苦难。1849年冬天，《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的一名记者报道，他发现爱尔兰马铃薯大饥荒中绝望的受害者住在一个搭着顶的浅坑里：“坑的上方盖着枝条和草皮，形状就像一个倒扣的碟子。它很像非洲森林里的蚁丘，虽然蚁丘没有那么大。”[67]这不是昆虫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作为贬义的象征。

在20世纪，数百种“吸血动物”——主要是蚊子、蜱虫、苍蝇、虱子和跳蚤——主导了关于昆虫如何塑造世界历史的著述。[68]美国医生汉斯·辛瑟尔（Hans Zinsser）在1935年出版的《老鼠、虱子和历史》（Rats, Lice and History）一书中通过调查虫媒传染病对人类的影响，开创了这类研究。辛瑟尔关注的是“这些凶残的小东西，它们潜伏在黑暗的角落里，偷偷接近我们”[69]。随后，英国博物学家约翰·克劳德斯利-汤普森（John Cloudsley-Thompson）在1976年出版的《昆虫与历史》（Insects and History）一书中，几乎将全部内容都集中在对昆虫的破坏性影响的叙述上：从古代的瘟疫到当代的疟疾、斑疹伤寒、伤寒和黄热病的暴发。[70]

时间更近一些，在《蚊子帝国》（Mosquito Empires，2010）一书中，历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l）证明了昆虫深刻地改变了早期现代地缘政治环境。从17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按蚊和伊蚊，即疟疾和黄热病的高流动性的传播载体，摧毁了入侵军队，遏制了帝国的扩张，并助力了美洲沿海地区的反殖民革命。历史学家蒂莫西·C. 瓦恩加德（Timothy C. Winegard）在《命运之痒：蚊子如何塑造人类历史》（The Mosquito：A Human History of Our Deadliest Predator，2019）一书中，对历史上由蚊子传播的疾病使人类面临的大规模死亡和遭受的苦难进行了细致的分类，进一步扩展了这一论点。

昆虫传播的疾病还影响着人类经验。100多种按蚊可以传播疟原虫（Plasmodium），这种寄生虫会导致人类感染疟疾。在严重病例中，疟疾会引起发热、寒战、呼吸困难和器官功能障碍；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危及生命。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17年，全世界有43.5万人[71]死于疟疾，大多数死者生活在非洲。与此同时，2015—2016年，携带寨卡病毒的埃及伊蚊（Aedes aegypti）和白纹伊蚊（Aedes albopictus）导致60个国家有出生缺陷的婴儿和患神经系统疾病的人数目暴增。[72]

昆虫虽然传播疾病，造成浩劫，但它们也是人类军队的有力武器。《波波尔·乌》（或称玛雅创世书），记录了前哥伦布时期中美洲的基切人（K'iche）是如何朝那些攻击他们在哈科伊茨（在今天的危地马拉高地）的山地大本营的敌人释放一群黄蜂的。[73]几个世纪后，在北美，南部同盟军中有许多人声称联邦军故意引入橙黑相间的卷心菜斑色蝽（Murgantia histrionica），让它们吞噬南方的农作物。[74]同样，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期间，臭名昭著的秘密细菌战部队——731部队——试图通过在中国北方投放传播鼠疫的跳蚤来削弱当地的抵抗力量。[75]

然而，在激烈的战斗中，也有些昆虫在营救我们。在1799年拿破仑·波拿巴的叙利亚战争中，拿破仑的医生观察到当地的蝇蛆能够在不伤害好肉的情况下吃掉坏死组织，从而加快战场上士兵伤口愈合的速度。在《战地手术回忆录》（Memoirs of Military Surgery）一书中，拿破仑的战地外科医生多米尼克·让·拉雷（Dominique Jean Larrey）写道：“虽然这些虫子制造了一些麻烦，但它们缩短了大自然发挥作用的时间，使伤口加速愈合，结痂脱落。”[76]今天，法医昆虫学家继承了18世纪战地医生的工具箱。现代犯罪现场研究人员可以根据腐尸上昆虫的发育阶段，来估计受害者的死亡时间和尸体被发现的时间间隔。[77]

在其他情况下，昆虫是促进生态经济改革的决定性因素。亚拉巴马州恩特普赖斯的居民把他们长期在经济上的成功归功于棉铃象甲（Anthonomus grandis）。[78]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吃棉花的甲虫肆虐整个美国和拉丁美洲，无情地吞噬着大片经济作物。然而，在1919年，恩特普赖斯眼光长远的农民对他们的土地进行了多样化改革，在棉铃象甲的侵扰达到顶峰之前种植了花生、马铃薯、甘蔗和高粱。那一年，他们成功地提高了农作物的生产能力。为了庆祝，那里的居民制作了一尊13英尺高的希腊妇女大理石雕像，她身着长袍，把一个50磅[79]重的铁棉铃象甲举过头顶。虫子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让当地人受益。

但是“昆虫”（insect）是什么时候变成“虫子”（bug）的呢？在昆虫学家的词典里，“真正的虫子”属于半翅目昆虫。[80]这个类群中的物种包括蚜虫、知了，以及名字就带有暗示性的叶蝉（leafhopper，意为叶子跳虫）、蜡蝉（plant-hopper，意为植物跳虫）和盾蝽（shield bug，意为盾虫），它们都有刺吸式口器和特殊的前翅——“半鞘翅”。然而，在日常用法中，“bug”和“insect”是可以互相替换的。英语单词“bug”来自阿拉伯语baq或bakk[81]（قب），这是黎凡特人在口语中对臭虫的称呼。13世纪的伊斯兰法学家伊本·卡里坎（Ibn Khallikān）曾说：“有3个‘b’折磨我们：bakk（臭虫）、burguth（跳蚤）和barghash（蚊蚋）。这是3种最骇人的被造物，个个穷凶极恶，我没法排序。”现代英式英语保留了这些特点。在英国，“bug”通常是“臭虫”的意思。[82]

“bug”这个词的内涵在工业革命时期扩大了。托马斯·爱迪生是最早使用“bug”一词来描述电子硬件故障的工程师之一。正如这位多产的发明家在1878年给他的同事的信中所写的那样：“第一步是有了一种直觉，随后灵感爆发，然后困难就来了——这个东西不运转了，原来是有‘虫子’（Bugs）——就像这样的小错误和困难出现了，接下来是数月的密切关注，要想验证在商业上最终能否成功，就必须不断学习和劳动。”[83]在这里，就像在许多其他例子里一样，昆虫进入了隐喻的领域。

“系统漏洞”（bug in the system，本意为系统中的虫子）这个表达在半个多世纪后才得到广泛使用。20世纪40年代，美国计算机程序员格雷丝·默里·霍珀（Grace Murray Hopper）检查出哈佛大学主机的故障，是缘于一只被困在机电设备继电器里的飞蛾。霍珀把“罪魁祸首”的尸体贴在笔记本上，并在当天的记录中写道：“发现第一只真正的虫子。”（First actual case of bug being found.）[84]在这个例子中，de-bugging（原意为除虫，现引申为从计算机程序中排除错误）完全是字面上的意思。

在其他时候，臭虫在大众的想象中具有真正的威胁性。现代欧美人对这些生物的态度大体上仍然是厌恶的。[85]哈里·约翰斯顿（Harry Johnston）在《英属中非》（British Central Africa，1897）中承认他“对昆虫种族一边倒的仇恨”[86]，还说：“我很奇怪，我们的精神病院里主要装的难道不是因为研究这个可怕的物种而患上痴呆的昆虫学家吗？”30年后，美国流行月刊《现代机械》（Modern Mechanix Magazine）告诫其读者：“在由巨型昆虫统治的世界里，最后剩下的人类沦为奴隶，是某一类小说家最喜欢使用的手法之一。神奇吗？完全不是……事实上，所有过去的历史都表明，如果当下的文明走向终结，它将会终结于某个没有解决的粮食问题，而昆虫将是一个促成因素，因此它们可能是幸存者。”[87]由成群的六足生物引发的世界末日场景，在西方文化中反复出现。[88]

不幸的是，人类对昆虫的厌恶常常和历史上一些最可怕的罪行相联系。种族灭绝领导者和他们的追随者经常把受害者称作虫子，以贬低他们的人性，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群体并非属于人类，应该被清除。在1846年至1873年的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种族屠杀期间，杀人犯有时称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为“虱子”，称后者的孩子为“虱卵”。[89]同样，纳粹德国党卫队领队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在1943年4月宣称：“反犹主义就像灭虱一样。消灭虱子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一个跟干净整洁有关的问题。”[90]希姆莱是大屠杀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他将犹太人等同于令人厌恶的虫子，并批准了“最终解决方案”。

在影视剧方面，昆虫也被视为邪恶的对手。诺贝尔奖获得者、比利时剧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说：“一些昆虫和这个世界的习惯、道德和心理学截然不同，它们仿佛是天外来客，比我们更残暴、更活跃、更无情、更凶狠、更可恶。”[91]相关电影则包括《狼蛛》（1955）、《致命螳螂》（1957）、《变蝇人》（1958）、《夺命狂蜂》（1974）、《异形大作战》（1977）、《杀人蜂》（1978）、《小魔星》（1990）、《变种DNA》（1997）、《八脚怪》（2002）、《黑色蜂群》（2007）、《蚁群》（2008）。而《害虫横行》（2009）里的蛛形纲动物和昆虫，被认为是对人类造成浩劫的“邪恶节肢动物”[92]。好莱坞甚至采用了仿生学——模仿非人类的系统来解决人类的问题——作为把昆虫变成坏蛋的策略。在1979—2017年的《异形》系列电影中，潜伏的异形有一个以寄生蜂为原型的生命周期，而寄生蜂将卵产在活的毛毛虫体内。[93]正如《异形》的编剧丹·奥班农（Dan O'Bannon）在2003年解释的那样：“小说不是我唯一的灵感来源。我还用现实生活中的寄生虫来模拟外星人的生命周期。寄生蜂以一种完全令人作呕的方式对待毛毛虫，我建议那些厌倦了做好梦的人去研究一下这个。”

相反，当编剧推崇昆虫时，他们通常会把这些生物的身体拟人化。在皮克斯/迪士尼1998年的计算机动画电影《虫虫危机》中，一只名叫菲力的蚂蚁招募了一队巡回马戏团的虫子，试图从一群邪恶的蚱蜢手中拯救自己的蚁群。编剧兼联合导演安德鲁·斯坦顿（Andrew Stanton）回忆了他与皮克斯动画工作室艺术部门关于昆虫身体结构的对话。设计团队花了几个小时讨论善良的蚂蚁和恶毒的蚱蜢的物理属性。最后，他们决定抛开现实主义风格，使故事中的主人公更加拟人化：“我们去掉了颚部和毛茸茸的分节，但仍然试图保持设计质量和纹理，让你觉得自己看到的还是一只昆虫。我们希望人们喜欢这些角色，而不是被它们恶心到。”[94]邪恶的蚱蜢身上有6个附肢、带刺的外骨骼和显眼的翅膀。而艺术家们将蚂蚁设计成用两条腿直立行走，有一对手臂，面部光滑。大荧幕上“被开化”的昆虫角色先驱是迪士尼公司于1940年上映的《匹诺曹》（Pinocchio）中的蟋蟀吉米尼，它穿戴整齐，身着燕尾服，戴着大礼帽和歌剧手套，穿着前端带有黄色护套的黑色漆皮鞋。

昆虫也以深刻的物质方式塑造了人类历史。虽然我们常常通过荧幕和书籍看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外星人或憨态可掬的小昆虫，实际上这些六条腿的虫子从人类诞生之初就生活在我们中间，它们创造的物质让文明焕发活力，并为人类的表达提供了新的途径。

长期以来，昆虫一直是甜蜜体验的传递者。通过给果树授粉和产蜜，蜜蜂满足了许多动物对糖天生的渴望。人类从石器时代就开始采集野蜂蜜了。已知的最古老的采蜜描述出现在西班牙巴伦西亚的蜘蛛洞（Cuevas de la Araña）的一幅壁画中，这幅壁画已有8 000年历史。[95]人们用深红色的优美线条描绘了两个人沿着悬崖上的绳索攀爬，从一个隐蔽的蜂巢中采集黏稠的蜂蜜。一群蜜蜂在附近嗡嗡飞舞。人们在非洲南部也发现了类似的远古壁画，它们证明了最纯正的蜂蜜是人类普遍的追求。

几千年前，北非人驯化了蜜蜂属（Apis）。养蜂业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法老奈乌瑟拉·伊尼[96]统治时期。在他那座建在尼罗河畔华丽的太阳神庙里，有一幅图画描绘了工人为移走蜂巢而向蜂巢内部喷烟的场景。随后，养蜂业在整个地中海地区蓬勃发展。养蜂这一行为在古希腊非常普遍，以至于一些城邦对其开始有了管制。希腊散文家普鲁塔克写道，雅典政治家梭伦宣称：“想要养蜂的人，必须把自己的蜜蜂与另一养蜂人的蜜蜂相隔300英尺以上。”[97]

在中世纪的欧洲，蜂蜜一直是最受人们关注的物料，无论国王、王后、贵族还是平民。英格兰13世纪的《森林宪章》（Charter of the Forest）重新确立了可以进入皇家属地的权利，并授予自由人“在森林里采集蜂蜜”[98]的权利。采蜜的特权是个人自主权的特征之一。

蜂蜡在中世纪的欧洲也是一种令人觊觎的材料。[99]这种坚硬且柔韧的物质经常被用来充当货币。从13世纪到16世纪，在俄罗斯、德国、英格兰和苏格兰，村民和市民用蜂蜡来支付房租是很普遍的。蜂蜡从不变质，而且有数之不尽的用途。中世纪的工匠们用它来密封船体、涂抹家具表面、制造化妆品、制作金属铸件和陶瓷的模具。最重要的是，它点亮了夜晚。蜂蜡的熔点高达63摄氏度。用蜂蜡制成的蜡烛在被点燃时仍然是直立的。人们在阿尔卑斯山北部发现了迄今最古老的蜂蜡蜡烛。这些蜂蜡蜡烛是德国莱茵河上游一个墓地中的陪葬品，历史可追溯到六世纪或七世纪。

养蜂业在美洲是独立发展的。早在欧洲人跨越大西洋之前，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就用中空的原木作为蜂巢，饲养本地的无刺蜂——玛雅皇蜂（Melipona beecheii）。在这些先进的中美洲文明中，玛雅皇蜂的蜂蜜和蜂蜡具有广泛的药用、烹饪和宗教用途。《门多萨法典》详细记录了1519年西班牙人入侵墨西哥后几十年里的阿兹特克文化，其中提到阿兹特克皇帝蒙提祖马二世（Montezuma II）从乡村的臣民那里获得的贡品中有数百瓶“小罐蜂蜜”。自此之后，征服者们极大地发展了这一惯例。从1549年到1551年，西班牙人从尤卡坦半岛上的173个城镇掠夺了近25吨蜂蜡和超过23吨的蜂蜜。[100]

在世界各地，无数社会依赖蜂蜜作为甜味剂、药物和仪式用品。在澳大利亚的东北角，阿纳姆地的雍古人（Yolngu）已经花了几千年的时间来磨炼获取野生澳大利亚无刺蜂（Tetragonula carbonaria，也被称为糖袋蜂）蜂巢的技艺。[101]雍古语中的“糖袋”从广义上说，不仅指蜂蜜和蜂巢中的蜜蜂，也指蜂蜡和幼虫。对于成功的猎手来说，“糖袋”就是一顿甜蜜、富含脂肪和蛋白质的大餐。除了具有营养价值，“糖袋”还承载着深刻的象征意义，渗透在歌曲、舞蹈、亲属关系、祖先联结和宗教物品中。

在其他环境中，蜂蜜也提供给人类进入新意识领域的途径。蜂蜜酒是一种由水、蜂蜜和天然酵母酿制而成的发酵酒精饮料，我们在许多民间传说中都可以见其踪影，以至于它的起源已无法追溯。[102]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它在古代历史里的中心作用。Mádhu[103]（梵语，意为蜂蜜）是英语单词“mead”（蜂蜜酒）的梵文词根，这个词在《梨俱吠陀本集》（一本创作于公元前1500年到前1200年之间的印度诗歌集）中出现了300多次。在印度次大陆之外，蜂蜜酒在古罗马和中世纪的欧洲广受欢迎。在盎格鲁-撒克逊史诗《贝奥武夫》（Beowulf）[104]中，丹麦女王在典礼上用精心制作的蜂蜜酒来巩固敌对氏族之间的政治联盟。9个世纪后，著名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描述了蜂蜜酒的消费在巴西马托格罗索地区的卡杜维奥和博罗罗部落[105]中扮演的重要社会角色。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节日和庆祝活动中见到各种各样的蜂蜜酒，如埃塞俄比亚的“特杰”（tej）和芬兰的“西马”（sima）。然而，早在12世纪欧洲的一些地区，蜂蜜酒被一些有力的竞争对手取代了，这些对手包括更容易被大规模生产的葡萄酒、谷物啤酒或啤酒花啤酒。

蜂蜜的式微绝不是突然发生的。一直到15世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以及随后的甘蔗生产全球化出现，精制糖取代了蜂蜜，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甜味来源。[106]随后的发展，包括18世纪甜菜根糖的发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果糖玉米糖浆的发明，又进一步稀释了蜂蜜在全球甜味剂业务中的份额。[107]蜂蜜仍然是一种常用的添加剂，一种常见的食材，以及传统食谱中的配料，但现在它在全球甜味剂市场上的份额不足1%。虽然许多品种的蜂蜜美味而芬芳，让人想起传粉昆虫、花朵和人类之间的联系，但蜜蜂已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甜味捍卫者了。

“honey”这个词所传达的内涵更加隽永。至少从1600年起，欧洲作家就开始用“honey”来表达感情，英国剧作家约翰·马斯顿（John Marston）曾创作了悲剧《安东尼奥的复仇》，在这部剧的开头，威尼斯公爵问他的仆人：“你能不能用甜言蜜语（honey）来安慰我？”[108]少儿书籍因为这些联想而蓬勃发展。1926年，A. A.米尔恩向世界介绍了一只名叫维尼的泰迪熊[109]，它对“hunny”（蜂蜜的另一种表达）的迷恋是它最可爱的特点之一。

食品行业也接受了这个比喻。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真正的蜂蜜在制造商的产品中的作用已经大大减弱。蜂蜜坚果麦圈[110]是美国最畅销的早餐麦片之一，它主要采用蔗糖来增加甜味（不含坚果，只有杏仁调味）。在配料表中，蜂蜜仅位列第五，排在全谷物燕麦、蔗糖、燕麦麸和改性玉米淀粉之后。

同样，另一种由昆虫制成的产品——铁胆墨水，从古代一直到现代早期都影响着人类文化。[111]这种不可擦除的防水物质在过去两千年里一直是欧洲最重要的墨水。一些栎属没食子栎（Quercus infectoria）会对瘿蜂科的黄蜂幼虫分泌的化学物质起反应，产生五倍子，一种胡桃大小的硬脆瘤状凸起物。这些虫瘿既是成熟瘿蜂栖息的地方，也是它们的食物来源。在某些真菌的作用下，虫瘿释放单宁酸。制墨者收集虫瘿，将它们晾干，发酵，再让富含单宁的颜料与硫酸铁、水和黏合剂混合，制成耐用的墨水。最后一种成分通常是阿拉伯树胶，一种从阿拉伯金合欢树中提取的硬化的淡粉色汁液。

在铁胆墨水出现之前，古罗马和埃及人使用的是碳素墨水，碳素墨水通常是煤灰和水的混合物，再加入植物色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墨水虽然能保持长时间不褪色，但很容易被弄脏，用这种墨水写出的文字很容易被擦除掉。书写技术在5世纪开始发生变化。420年，来自迦太基（现突尼斯的一座城市）的拉丁诗人马蒂亚努斯·卡佩拉（Martianus Capella）最早使用铁胆铁墨水写了一份食谱。他把他用于书写的墨水配方称为“gallarum gummeosque commixtio”，也就是五倍子和树胶的混合物。[112]到12世纪，铁胆墨水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完全取代了碳素墨水。西方文化中许多最重要的文献，包括基督教最早的《新约圣经》抄本（西乃抄本）、《大宪章》、《独立宣言》、歌德著名的戏剧《浮士德》和莫扎特的歌剧《魔笛》，都是用铁胆墨水写成的。伦勃朗和凡·高用这种丰富的、柔滑的色彩作画，莎士比亚用这种昆虫做成的颜料书写十四行诗和戏剧。正如《第十二夜》中聒噪的托比·贝尔奇爵士所言：“把你的墨水里掺满怨毒。”

遗憾的是，铁胆墨水在长时间暴露于潮湿、富氧的环境后会变得不稳定，久而久之，下面的纸张就会被腐蚀和损坏。[113]这一缺点不仅对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了重大挑战，还成为导致铁胆墨水式微的因素之一。另外，铁胆墨水还有个缺点，就是它无法适配欧洲15世纪出现的金属印刷机。更厚的油基油墨、更稳定的合成颜料和染料的问世开启了印刷的新时代。

承认昆虫在甜味制造和文字印刷的历史中如此重要意味着什么呢？人类总是从他们与非人类世界相连的错综复杂的网络获得启示。[114]然而，忘记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是一种现代才有的趋势。在蜂蜜和铁胆墨水的案例中，为我们的自我表达开辟新途径的物质来自被我们经常视为害虫、“外星人”和异物的小小生物。

与这两种昆虫产品不同的是，虫胶、蚕丝和胭脂虫红历史渊源由来已久，并没有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没落。尽管它们在20世纪中叶曾经短暂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但近几十年又有了强劲的复苏。埃拉·菲茨杰拉德的虫胶唱片传出的婉转音符，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的丝绸地毯上光亮的丝线，以及准将奥哈拉那用胭脂虫红染成的耀眼的猩红色军官制服，都远非只是一个个停留在过去时代的文物。相反，这些物件一直提醒着我们与昆虫之间存在的紧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