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

新古典经济学

边际革命为新古典经济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边际革命是指“1870—1871年，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莱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及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把边际效用的概念引入经济学中的过程”。（杜尔劳夫等，2016c，第257页）边际革命三杰开创了新古典经济学，但由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分别提倡经验研究、抽象演绎逻辑以及数学方法（兰德雷斯，2014，第233页），各自的追随者分别将分析发展到了不同的方向，这种多样性使边际革命变成了一个缓慢的过程，“即使是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仍根据古典思路组织教材的编写，其中边际主义的思维方式与其他研究思路共存”。（杜尔劳夫等，2016c，第258页）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首版全文采用的还是“政治经济学”一词，而当再版时，杰文斯特别在序言中指出，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应尽早被经济学（Economics）替换；虽然此书的书名不改，但文中将使用新的名称。（杰文斯，1984，第6页）

边际革命时期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元素除了新加入的效用外，仍然保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是关于财富、价值、商品、劳动、土地和资本的学问。（杰文斯，1984，第29页）边际革命时的经济研究沿用了古典的静态分析传统，杰文斯就曾将财富与价值的性质与静力学的理论做比较。（杰文斯，1984，第2页）他们继承了斯密关于价值的另外两个定义：一个是价值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另一个是价值表示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他们也继承了斯密的人类本性理论，即理性经济人假说，以及交换价值由购买劳动决定的观点。

但他们抛弃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否定了工资基金说，不再支持生产成本论。他们认为决定物品价值的不是总效用或平均效用，而是边际效用，这被恩格斯称为边际效用论和使用价值论，从而将价值理论转换为需求导向。在研究生产要素的价值时，他们提出价值的因果关系不是从生产成本到最终价格，相反地，生产要素不是决定价格的因素，而是被价格决定的因素。

但杰文斯和门格尔只关注到了需求侧的效用，忽视了供给侧对价格的影响，而且也并未看到要素价值和商品价值相互依赖的关系，所以其理论同古典学派一样都是不完善的。只有瓦尔拉斯完整地考虑了供需平衡，得出了一般均衡理论。此外，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及其追随者对微积分等数学及统计学概念的应用使数理定量的分析方法进入了经济学研究，为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石。

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建立——马歇尔的理论体系

新古典主义是凡勃伦（Veblen）首次提出的，用以形容马歇尔和马歇尔主义经济学。凡勃伦认为“马歇尔的剑桥学派是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延续，都采用共同的效用分析法，有共同的享乐主义心理假设”（杜尔劳夫等，2016c，第777页），但马歇尔也创新性地提出了局部均衡，并能根据不同的市场周期（长期、短期）分析其对供给的影响，放弃了古典的历史演绎法，转而采用了假设—演绎法。多布（1924，第68页）认为，“剑桥学派所做的事情就是去除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明显的不成熟之处，切断其与自然法哲学的联系，并运用微积分对其经济进行重新阐述。其前后继承路线基本上是从斯密、马尔萨斯到李嘉图”。事实上，马歇尔（1890，第1页）在其《经济学原理》开篇讨论学科定义时，依然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视为同义词，只不过关注点在国家层面的基础上加入了个体行为的微观部分，直到20世纪20年代，马歇尔后期的版本才统一采用了经济学这一概念。

凯文·胡佛总结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三个基本原理：其一，实际而非名义货币因素影响经济主体的实际经济决策（储蓄、消费和投资）；其二，经济主体在有限的信息约束下一直是利益最优化者，即处于均衡状态；其三，经济主体的预期是理性的，在评估经济环境上不会犯系统性错误。（胡佛，2020，第27页）

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古典主义对竞争的信念，其分配理论继承了古典学派的收入结构分析方法，即把国民收入看作四种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和组织）共同合作的结果，并认为其是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的来源。另一方面，在边际主义理论的框架下以及主观价值论的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发展出了功能性收入分配的边际生产率理论，并且他们突破了古典主义对需求的忽视，均衡价格论即供求均衡论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核心与基础。

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新古典经济学的完成

莱昂内尔·罗宾斯（2000，第26页）为经济学下了一个非常纯粹的定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用稀缺手段达到既定目的所引发的行为。因此，经济学对各种目的而言完全是中立的；只要达到某一目的需要借助于稀缺手段，这种行为便是经济学家关注的对象。”罗宾斯定义的目的，是使经济学成为一门兼具理论和实证的知识体系。在罗宾斯的分析中，经济学研究具有明确的科学属性，其所关心的是价值中立（即事实判断）的人类选择行为，而不是带有价值判断和主观好恶的政治学意味的古典经济学。

但是，为了把一些应用性课题注入垄断保护政策，以及把计划和政府财政政策纳入他的政治经济学论文，他又倾向于保留“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如他1939年发表的《阶级冲突的经济根源和其他政治经济学论文》。（Robbins，1939）

罗宾斯认为：“我们拒绝接受的那一定义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物质福利的原因，可称之为分类性定义。它把某些种类的人类行为，即旨在获取物质福利的行为划分出来，称其为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其他各种行为便都处于经济研究的范围之外。我们所采用的定义则可称为分析性定义。它并不试图挑选出某些种类的行为，而把注意力集中于人类行为的特定方面，即稀缺性迫使人类采取的行为方式。所以，无论何种人类行为，只要涉及这个方面，就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罗宾斯，2000，第26页）

在罗宾斯的分析中，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是稀缺条件下的人类选择行为；人类选择首先是个人选择，而非社会选择，故新古典经济学的关注点首先是个体，而非群体。由此我们可以说，新古典经济学所侧重的是亚里士多德经济学概念的本义，而非引申义。

其二，从古典经济学的宏观视角转向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视角。

其三，从古典经济学的实证、规范相统一的研究特点走向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中立，即强调实证研究，以凸显经济学的科学属性。

其四，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生产过程分析，转向了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分析，从而在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上有了革命性的变化。

其五，政治经济学成为“政策经济学”。罗宾斯认为：“在诸如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以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些早期著作中，政治经济学泛指所有的有关经济科学以及经济政策理论的全部论述。……然而，近年来人们习惯于把‘政治’一词去掉，用‘经济学’这个词单指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描述，而把有关什么政策才符合需要的讨论，归于另外的、尽管与前者有关但又与其明确区分开来的特殊的研究范畴。”（罗宾斯，1997，第5—6页）

总之，从罗宾斯有关经济学的新定义中，我们明显看出了新古典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差异：古典经济学强调群体和国家，而新古典经济学强调个体；古典经济学是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杂糅，而新古典经济学则以实证分析为圭臬。可以说，罗宾斯的著作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完成。

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一般指代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治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大的批判来自历史学派，巴克豪斯（2019，第306页）指出，内维尔·凯恩斯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1891）一书中试图处理抽象的英国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之间的分歧，他要求明确实证的和规范的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他赞成古典一派，宣扬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论。他的儿子，凯恩斯主义的开创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99），在方法论上也继承了古典传统，将历史演绎法和归纳法相结合，实现了经济学研究的逻辑一致性，从而改变了经济思想史和经济政策的方向，并且创立了现代归纳逻辑理论。（Bresser-Pereira，2009）

菲茨吉本斯（1990）认为凯恩斯创新性地将经济学与古典的道德和政治哲学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激烈辩论的时期提出了第三种可能。凯恩斯主义提倡大政府，指出有为的政府可以通过投资和税收等财政和货币政策解决失业和经济危机问题，他也被有些学者认为是混合经济的倡导者。

凯恩斯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99）以“古典学派的假设前提”开篇，其理论基于对古典学派的价值、生产及就业理论的批判而展开。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凯恩斯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宏观、短期的货币分析上，引入了不确定性，并从古典时期对价格变化的关注改为对数量变化的强调。但在分析失衡的货币经济体时，凯恩斯又回归到了古典的静态均衡分析模式。（布劳格，2009，第518页）凯恩斯革命性地推翻了众多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比如，他提出了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认为人们在乎的是名义工资，批判了古典的工资协议决定实际工资（即名义工资的改变会使价格与之同比例调整）的假设；他还指出了价格黏性的存在，因此批判了完全竞争假设的合理性。但是，凯恩斯的研究范畴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一致，而且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影响力。

凯恩斯主义的发展

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力图把凯恩斯理论与新古典经济理论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所谓新古典综合主义，其在20世纪70年代改名为后凯恩斯主流派，也被认为是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这一后凯恩斯主流派即美国的凯恩斯学派，以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弗兰科·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和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为代表。他们把凯恩斯主义中国家干预的思想与新古典主义市场自动调节的思想相结合，强调数学方法的运用，同时也融合了宏观和微观理论。宏观以及短期层面，在未达到充分就业的经济低迷时期，采用静态分析，主张凯恩斯主义，认可财政政策的作用；微观以及长期层面，在接近充分就业时，采用考虑到冲击影响的动态分析，认同新古典主义，主张古典的经济自由主义。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英国，凯恩斯主义者致力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他们彻底否定了新古典主义，强调收入分配问题，力图在李嘉图主义和斯拉法价值理论的基础上重塑经济学理论体系，甚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济思想，由此形成了“新剑桥学派”，即英国的凯恩斯学派。

反凯恩斯学派的出现

其一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严重的失业和通货膨胀，众多学者批评凯恩斯主义，称其导致了此次危机的发生。在用来替代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和微调的各种经济政策主张中，最一致、最系统且最重要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货币主义认为，从短期看，货币才是影响经济产量、就业和物价的唯一因素；否定财政政策的调节作用，主张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中加入适当的货币政策，从而提高就业、稳定经济。

其二是理性预期学派。从货币学派中分化出来的理性预期学派，也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二代，其特点是理性预期假说与动态分析方法。罗伯特·卢卡斯（Lucas，1972）在《预期与货币中性》一文中，首先将穆斯（Muth，1961）的理性预期假说同货币主义模型结合起来分析。之后，卢卡斯又和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家萨金特（Thomas Sargent）、华莱士（Neil Wallace）等人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理性预期假说做了进一步阐发，同时把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模型，并且用于理性预期整个理论体系的分析，以卢卡斯为首的理性预期学派最终形成。

现代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后形成了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这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复兴。

其三是供给学派。供给学派更进一步，是对古典经济学的回归，主张减少国家干预，强调自由竞争，主要代表有拉弗、万尼斯基和费尔德斯坦。他们批判了凯恩斯主义通过扩张总需求解决经济滞胀的观点，认为在市场机制下只需减税便可以提高供给，进而控制通货膨胀、增加就业，以提高经济正增长。

新剑桥经济学

新剑桥学派的基本观点

新剑桥学派是指凯恩斯在英国剑桥的继承者在20世纪60年代同美国新古典综合派的持续争论中形成的学派，以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为主要代表，卡尔多（Nicholas Kaldor）、斯拉法、帕西内蒂（Luigi Lodovico Pasinetti）和哈罗德（Roy Forbes Harrod）为主要成员。他们也主张复兴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并吸取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的理论，拟开辟一个新的经济学体系。

新剑桥学派主张长期动态分析法，批判新古典综合派沿用的马歇尔微观分析，批评把凯恩斯经济学中的国民收入核算等宏观变量用生产函数来解释，提倡用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为凯恩斯的宏观分析提供微观基础，试图把财产所有权和收入分配纳入宏观变量。

新剑桥学派强调社会关系分析，关注国民收入在社会各阶级间的分配和收入不平等问题。他们批判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指出其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之间存在的循环论证问题。新剑桥学派认同凯恩斯的“投资支配储蓄”，而不是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的储蓄支配投资，并认为投资不仅决定生产、就业水平，也决定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工资和利润。（胡寄窗，1991，第398页）此外，他们认为货币是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货币工资是影响物价的主要因素。

主要代表人物

新剑桥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琼·罗宾逊，她的研究“从自由竞争均衡发展到不完全竞争，再到凯恩斯的宏观分析，又到对凯恩斯体系缺陷的弥补，并部分地接受马克思经济理论”。（胡寄窗，1991，第400页）她把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应用到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将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相结合，提出了“收入—分配”理论。她认为分配问题主要涉及工人和资产阶级，工人工资用于消费，而利润作为经济剩余用于投资。由于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只会提高资产阶级收入，增加不平等，因此需要国家干预才能实现公平分配。这一观点也使琼·罗宾逊被视为“凯恩斯左派”。在价值理论方面，她虽然反对古典的劳动价值论，但未能提出自己独立的价值论。

另一重要代表人物斯拉法于1960年出版了《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此书奠定了新李嘉图学派的理论基础。他复兴了古典的剩余分析法，坚持了利润率均等和外生工资以及价格（价值或生产价格）决定与剩余的分配（即利润率的形成）必须同时实现的观点，发展出了“标准商品”，以解决李嘉图对不变价值尺度的困扰。但正如布劳格指出的，斯拉法的分析没有斯密、李嘉图、约翰·穆勒以及马克思的丰富，他没有完全抓住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髓。（杜尔劳夫等，2016a，第514页）斯拉法体系将在本书第二篇第八章中详细介绍。

剑桥资本争论

剑桥资本争论是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综合派理论发起的重要挑战。争论从对新古典学派将生产函数应用到国民收入核算等宏观变量上的质疑开始，焦点主要在新古典理论的逻辑一致性问题上。新剑桥学派通过把新古典理论推广到异质商品模型下产生的维克斯效应而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技术再转辙”和“资本倒转”，揭示了新古典学派理论存在的循环论证。（柳欣，2012）新古典综合派未能在理论上做出合理反驳，而经验研究则证明了其对于宏观变量测算的准确性。由于新剑桥学派无传承之人来构建出足以取而代之的理论体系，而新古典主义模型又有数据上的经验支持，经济学理论范式并未由此改变。就像吉芬物品（Giffen goods）这一概念的提出并未改变需求函数的方向一样，剑桥资本争论并没有动摇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依然保持的主流地位。

新政治经济学[9]

新政治经济学的界定与引申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到激进经济学，从阿罗（Kenneth J. Arrow）到布坎南（James M.Buchanan），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所谓“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ics）研究热潮。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所标榜的“新政治经济学”存在两种研究趋势：其一是上溯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继续将多学科分析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问题的探求之中；其二是以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和分析工具为基础，不断拓展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视域。第二种趋势已逐渐占据主流地位，与古典经济学时代的经济学依附于政治学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新政治经济学时代，政治学正日益依赖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美国的两本重要的新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阿伦·德雷泽的《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2000）以及佩尔森、塔贝里尼合著的《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解释》（Political Economics，2002），其在内容编写上，都将经济政策作为核心研究内容。罗宾斯在其晚年所著的《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1997）中，更明确地指出“Political Economy”就是指“经济政策的经济学”。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新政治经济学”更应该被称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Neo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ics），如德雷泽所说：“新政治经济学主要是以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的正规技术工具来考察政治对经济的重要性……真正的特色与其说是它的研究内容，不如说是它的研究类型。”（Drazen，2000）

公共选择理论——主流“新政治经济学”的代表

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去研究，那么公共选择理论无疑是西方新政治经济学众多流派中最具开创性的一支，并且代表着主流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在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对社会选择和公共选择问题往往避而不谈，这主要是受约翰·穆勒“二分法”的影响，即公共领域的问题只要交给政府去办就可以了，制度是经济体系（私人领域）的外生变量。但随着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对私人领域的影响日益扩大，于是，围绕公权与私权关系而展开的政治问题的讨论也日益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

塔洛克认为，公共选择理论就是“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的渗透”。（Tullock，1988，第1页）

阿罗（2000）指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的社会选择有投票和市场机制两种方法，分别作用于“政治”决策和“经济”决策。在新古典经济体系下，经济学家一般只研究市场上的个人选择问题，但自从阿罗提出“不可能性定理”后，经济学家开始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将个人偏好进行加总来实现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或者说，在单个投票者偏好既定的情况下，应当怎样选择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在经济市场上，社会选择研究的是人们如何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为其带来效用最大化的商品，而在政治市场上，社会选择关注的是人们通过民主投票来选择能为其带来最大收益的政治家以及政策法律制度。

公共选择理论贯彻了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虽然公共选择理论常常被认为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交叉学科，但由于其在研究方法论上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直接继承，因此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说，公共选择理论乃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流派。

“经济学帝国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领地拓展

我们引申公共选择理论后可以发现，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的众多经济学流派，都带有浓厚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味道，即都是试图借助于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去解释曾经被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公共领域内的问题。

施蒂格勒的规制经济学、科斯的产权经济理论、诺斯的新经济史，再加上阿罗和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这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都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使制度和制度变迁，社会成本，政府和议会，公共选择，民主选举，反垄断等问题再次成为经济学关注的焦点。更进一步的是，加里·贝克尔关于家庭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的研究则使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触角逐步伸向全部社会科学领域，使其演变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法和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种族经济学、宗教经济学、性别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出现，显示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生生不息的活力；政治的经济学、社会的经济学、伦理的经济学、认知的经济学也都踊跃于学术舞台之上，经济学得以再次与其他社会科学相交融。这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代原初社会科学的简单延续，而是对古典时代多学科融合的一种“扬弃”，是在承认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基础上的一次“超越”。（蔡继明等，2012）

新兴古典经济学

新兴古典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代表人物有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他们试图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以杨小凯（2003）的《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为代表著作。

杨小凯认为经济学旨在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两难冲突”，而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矛盾点是不同的。古典经济学关注分工经济，意在解决如何突破资源稀缺的限制；而新古典经济学则使用规模经济的概念，视资源稀缺程度或生产力为给定条件，旨在求解各产品生产和消费间的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认同古典经济学的思想，采用非线性的超边际分析方法，恢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关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传统，为解决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所不能解释的发展，企业的出现，交易费用和制度、货币的出现以及景气循环等诸多经济学问题提供了系统性的分析框架。

杨小凯指出，新兴古典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存在四个根本差别：第一，新兴古典框架用专业化经济，新古典框架则用规模经济的概念表征生产条件；第二，新兴古典框架中没有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而新古典框架却以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分离为基础；第三，新兴古典框架中的交易费用对组织的拓扑性质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新古典框架中的交易费用没有这种意义；第四，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个人最优决策永远是角点解，而内点解绝不可能是最优解，相反，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最优解可能是内点解，而角点解只不过是一种例外。（杨小凯，2019，第16页）

但杨小凯的研究也有其局限性，他仍然拘囿于新古典劳动同质性的假定，因此研究重点只是在资源如何通过分工水平与分工结构等组织形式和价格机制来促成实现最优配置等问题上，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忽视了异质性经济主体之间存在的分工和交换等交互作用关系。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在越南战争的背景下，1968年，美国一群年轻的经济学家组成了激进政治经济学联合会，20世纪60—70年代直接形成了思想学派——新左派政治经济学或激进主义经济学。艾琳·艾泼鲍姆（Eileen Applebaum）1977年指出，激进主义经济学家的主要观点可概括为：（1）贫困、种族歧视等主要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运转方式，只有通过对社会的激进式调整才能解决；（2）新古典理论与现实世界存在矛盾；（3）不能将市场等现存体制视为既定的，提倡用古典经济学历史性和阶级性传统去研究资本主义存在的原因。（兰德雷斯等，2014，第490页）

霍华德·谢尔曼（Howard J. Sherman）作为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认为现代激进政治经济学分别继承了4个经济学派的传统：一是沿用了李嘉图和新李嘉图学派，特别是斯拉法的传统；二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有力的前提，而不是一种永恒不变的真理；三是吸取了左派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如琼·罗宾逊的传统；四是受到了凡勃伦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深远影响。（谢尔曼，1993，第6页）谢尔曼也围绕劳动价值论、国家理论、当代社会的分类、民主的政治体制等，提出了10个与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同之处。（谢尔曼，1993，第9页）

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支之一是垄断资本学派，代表作有保罗·巴兰（Paul A. Baran）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957）以及他和保罗·斯威齐（Paul M. Sweezy）合著的《垄断资本》（1966）。不同于同时期主流的完全竞争市场下的经济分析，他们认为垄断资本占领了市场；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剩余的概念，与实际经济剩余相区分，他们引入了潜在经济剩余和计划剩余的概念，试图从理论上解决垄断带来的资本利用率低等问题。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列宁鉴于国内外战乱的情况，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其中包括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粮食垄断、银行和工业企业全面国有化、劳动义务制、取消货币、停止贸易等。这些经济政策使苏俄[10]的经济严重萎缩。

1921年，列宁发表了《论粮食税》，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他主张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认为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计算和监督是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东西。他指出：“不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东西（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不能从苏俄现时的经济情况前进……国家资本主义将会是我们的救星。”（列宁，1985，第236页，280—281页）他指出商品、货币、市场、价值规律等被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为资本主义特有的概念，可以作为过渡阶段的中间手段，应用于经济欠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提出要首先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农业生产力，因此取消了余粮征集制、推动粮食税。他还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可以和国家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加强大生产可以反对小生产，“由国家调整的经济关系来对抗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关系”。（列宁，1986，第212页）在政策上，列宁恢复了货币系统和商品交换及贸易自由，允许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的存在，并让一部分中小工厂私有化，推行租让制，向外国资本开放自然资源租用。

然而，列宁的继承者斯大林则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暂时的妥协。1928年，斯大林结束了实行9年的新经济政策，开始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同年，斯大林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加快大规模工业化进程，并在“社会主义全线进攻”的口号下，推动农业集体化。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就此形成。

1951年，斯大林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也论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规律。（斯大林，1971）两年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出版，系统地提出了当时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一是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等规律不再发生作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退出了舞台，资本、剩余价值等表现资本主义关系的范畴已经消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9，第445页）；二是提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发展的必然性和可能性根源于生产资料公有制”（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9，第465页）；三是提出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根据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按劳分配的规律，在每个时期有计划地规定工资基金和各类工作者的工资水平”。（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9，第527页）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化的运用。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学

20世纪初期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的大争论是由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冯·米塞斯发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Mises，1920）引起的，它促使很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新进行了思考，他们最初都是马克思《资本论》的信仰者。但随着战后东欧现实经济问题的出现，他们大多开始支持市场社会主义，并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改革模式。

首先是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1904—1965），他于1936年创建的兰格模型突破了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首次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中央计划机构将商品价格设为边际成本，并通过试错调整的方式决定生产计划，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证明了经济体最终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均衡状态。兰格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经济理论是互补的，边际主义经济学有助于阐释阶级结构问题。（杜尔劳夫等，2016b，第780页）但他的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假定下，缺乏微观基础，因此从未被社会主义政府真正实施。

波兰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弗·布鲁斯（Virlyn W. Bruse，1921—2007）则主张取消国有经济，在其《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1984）一书中提出了布鲁斯模式。他以生产资料社会化理论为基础，分别用生产关系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概念区分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模式，并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分为军事共产主义、集权模式、分权模式以及市场社会主义。他强调政治决策的重要性，提倡导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是在集权型和分权型之间的折中模式。

另一种是主张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进行计划体制改革和所有制改革的锡克模式，由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Ota Šik，1919—2004）提出。锡克主张改革以往的国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的股份所有制，使每个职工既是工人又是股东，既从事生产活动又参与企业的管理，既参与生产决策又参与收入分配的决策。职工要有任免企业经理的权力。（蒋自强等，2003，第417页）锡克的理论虽然同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1963—1968年，他曾担任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和政府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产生过实质性的影响。

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1899—1970）虽然也支持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但他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大力推动以投资为导向的工业化进程的背景下，他更关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并与凯恩斯同时提出了有效需求概念。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财政借贷和调节价格与工资的关系为工人阶级提供收入再分配，从而提高就业、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增长。他也提出了政治商业周期的概念，认为政府换届前期会带来短暂的就业和经济发展机会，但影响投资的因素才是解决经济周期问题的根源。（杜尔劳夫等，2016b，第606页）

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1928—2021）是另一位著名的批判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匈牙利经济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整个东欧都面临经济短缺的状况下，他在《短缺经济学》（1986）中指出短缺并不是中央计划的问题，而是由系统性的缺陷造成的，他提出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硬性预算约束，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是预算软约束这一新的概念。他认为政府命令下的低价导致了需求过剩，因此主张减少供给以解决当时的短缺问题。同时，他也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特别是一般均衡理论。（科尔奈，198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济理论研究主要受苏联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大学讲授的政治经济学通常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帝国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分别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蓝本，以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为研究对象，西方经济学一般被当作资产阶级经济思潮而仅供学习参考。

中国的改革开放，赋予了中国政治经济学一个特殊的名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两年后，也就是在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同志盛赞“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此后，从中共十三大到中共十九大，中共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标题中都会出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八个大字，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被相继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且被写进了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而2014—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从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号召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再到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全国高校、党校和科研院所立即行动起来，一部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专著相继问世，[11]一个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院相继成立，[12]每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都设立了相关课题[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

当代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学的教学

当代西方国家大学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已经脱离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是“新政治经济学”（也可称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跨学科结合。斯坦福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项目的学科介绍指出，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关注个人和组织的集体性和政治性活动的跨学科领域，主要讲授实证的政治经济学，包括理性选择模型、集体行动、政治制度、政治竞争和行为政治经济学。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项目实际上是经济学院和政治学院的合作项目，为学生分别讲授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和实证的分析。

从具体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来看，麻省理工学院同时讲授西方现代形式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古典传统及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它们的“政治经济学导论”主要包括集体选择和选举、民主和非民主制度下的经济政策、官僚主义和腐败；而“政治经济学I”则讲述作为分析国家、经济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主要社会科学范式的政治经济学，课程通过对政治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文化理论以及新制度主义原著的学习，检验研究所依据的基本假设和对社会的理解。

可见，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已经有了新的含义，其关注点已转换为对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学等子学科的单独研究，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大多被划分在经济思想史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