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国旗

国旗出生在1949年10月1日，出生那会儿，他父母还不知道数千里外的天安门城楼上，正在升起一面五星红旗，后来找小学的老师给他起名字，老师掐指一算，才发觉他出生的日子好生了得，就把这国旗二字送给了他。

国旗小时候颈上长满了疠子，像一个个小老鼠爬在脖子上，后来送去开刀，就留下了一圈疤痕，看上去像戴着项链。戴项链的国旗不喜欢上学，就喜欢捉鳝鱼。他捉鳝鱼也是受他爹影响，那时节正闹初级社，各家各户的田地还没有全部归公，国旗家土改时分得的那几亩水田，主要还由自家打理。这几亩水田地势较高，虽然过水还算方便，但却蓄不住水，常常莫名其妙地流失得干干净净，这让国旗的爹十分苦恼。到了稻子灌浆的时节，就整日里扛着一把铁锹，沿着田埂到处堵漏洞。堵到后来他才发现，原来这打洞放水的活物，竟是生性温和的鳝鱼，于是就放下铁锹，改捉鳝鱼。起先，国旗帮他爹打下手，提个鱼篓，跟在他爹身后，他爹捉到哪，他就跟到哪。后来，见他爹捉得一板一眼，有滋有味，也想试试。他爹也乐于把这点手艺传授给儿子，儿子学会了捉鳝鱼，田里的水就保得住，饭桌上还多了一道菜，该是多好的事。偏偏这国旗学别的东西汤水不进，学捉鳝鱼却无师自通，说是他爹教他，其实他早已心领神会，在他爹的指导下没捉过几条，就说出了一大堆心得体会，让他爹不得不刮目相看，没多久便将这主捉的位置禅让给儿子，自己改做了跟班侍卫。后来办高级社，自家的田地彻底归公了，捉鳝鱼的事就再也不用自己操心了。这本来是件省心省力的好事，没想到他爹却当上了高级社长，除了原属自家的田地，还管着更多的田地，捉鳝鱼的业务无形中也就跟着扩大了百十倍。因为事关社里的收成，把这事交给别人委实放心不下，还是交给自己的儿子可靠。反正这小子也不是块读书的料，家里有他姐读书也就够了，既然迟早要回来捋牛尾巴当社员，不如就让他兼着这活儿，好歹为家里挣几个工分，也省得他放学回家到处乱野。国旗于是就做了这兼职的保水员。

这事儿虽说是兼职的，国旗却做得比正式的社员还要尽心尽力。放学回家，一有空闲，就背上鱼篓到田畈去巡查。高级社田多地广，无数条田埂阡陌纵横，密如蛛网，像座棋盘，又像迷宫。国旗一条条地走过去，又走过来，看过了田埂的左边，又看右边，有时还要深入稻田腹地，追根寻源，找出鳝鱼进出的洞口所在。到了暑假，除了一日三餐，几乎都不落屋。他娘说这孩子得了魔怔，他爹却说，像个社员的样子，从小就要把集体的事放在心上。

说话间到了1958年，这年国旗九岁，上小学二年级。有一天，村里来了一帮人，住在他家后面的仓库里面，男男女女一大群，滚地铺，吃食堂，嘻嘻哈哈，有说有笑，国旗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这时候，国旗的爹已经当了公社二大队的大队长，管着湖区几个村的事。这帮人找他爹要个向导，说是要下湖去考察，队上的男人都上了各种会战工地，他爹就把这差事派给了他。他本来就不喜欢上学，这些时学校天天在炼钢铁，搞劳动，不正经上课，他也乐于接受这份新差事。

这差事其实极简单，比捉鳝鱼轻松，也比捉鳝鱼好玩。他只要带着这帮人在湖滩上到处转悠就行。他也不知道这帮人到底要干什么，一时问问湖里出产哪些鱼，一时问问湖里长了些什么草，哪一种鱼爱吃哪一种草，各种鱼的习性，在什么时候产卵，最大的有多重，哪个季节哪种鱼最多，村里人用什么工具用什么方法捕捞，还问他喜欢吃哪些鱼，他娘怎么弄给他吃，等等，等等。反正与湖里的出产有关的东西，他们都问了个遍。虽然这些问题他平时从没想过，但就像一日三餐吃喝拉撒，不用想他也答得出来。这帮人就像逗他玩儿一样，东问一句，西问一句，张三问一句，李四问一句，他都对答如流，一点儿也不紧张。有个人对他捉鳝鱼的事还特别感兴趣，问得也特别仔细。既然问到了他的专长，他也就眉飞色舞，不厌其烦地给这人讲了个够。这帮人于是就夸他真聪明，真能干，还说他是小小的鱼类学家，捉鳝鱼的高手。这些话他听了自然高兴，从此干脆与这帮人滚在一起，日里夜里都不回家。后来这帮人走了，他心里好久都空落落的，不是个滋味。他爹说，人家是来搞教育革命的，哪能总住在这里不走。从此他就盼着哪一天这帮人再来搞一次教育革命。

说来也巧，过了不久，这帮人当中，真的有一个又回来了。还是找的他爹，但这回不是要他派向导，而是要带国旗去省城，说是让他去现身说法，参加教育革命大辩论。这人跟他爹说的话，他一句都听不懂，也不想听，但让他去省城，他却是求之不得，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当下就要跟那人出发。他娘不放心，要让他姐做个伴，他姐那年念初二，正好放假在家，就跟他们一起走了。

一路上的新奇按下不表，单说那天的辩论会场。一个大屋子里坐满了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带他们去的人让他姐弟俩坐在台上，他虽然没见过这世面，但左顾右盼的，并不心慌。他见过队里开社员大会，乌泱泱的一大片，纳鞋的抽烟的，说笑的打闹的，乱七八糟，像赶庙会，谁讲话也听不见。这儿的人都规规矩矩地坐着，讲话一个一个地来，没轮到的就伸长脖子、张大嘴巴听别人讲。带他们去的那个人嗓门最大，话讲得最多，还时不时要回过头来问，小同志，你说是不是这样。他只顾看新奇，来不及回答，他姐就代他说，是。有时候，他听他姐说完是以后，还多说了几句，这人就特别高兴，还带头鼓掌，弄得他姐红着脸，低下头，很不好意思。有一次，台下有个年轻姑娘问，小同志，你捉鳝鱼碰到蛇吗，你怎么知道哪是蛇洞，哪是鳝鱼洞呢。这回不用他姐代答，他就脱口而出说，这也不晓得，蛇洞口是糙的，鳝鱼洞口是滑的。那姑娘紧追不舍说，为什么呀。他说，这也不晓得，蛇身上有鳞，把洞口刮糙了，鳝鱼身上有涎，洞口不就滑了。说着还要站起来比画，说他第一次错把蛇洞当成了鳝鱼洞，被蛇咬住的样子，弄得台下笑成一片。

国旗姐弟俩的这次省城之行，后来上了省报、县报，他俩的名声越传越大，事迹越传越神。说是他们用铁的事实，打破了权威的结论，破除了对书本的迷信，证明了实践出真知，教育要革命。还说他们为编撰一本叫作《水产志》的书做出了贡献，是参与这项工作的小专家。最后弄得老师也不敢教了，学校也不敢留了，就打报告到县教育局，省教育厅，想让他们跃进到更高级的学校。不久，上面果然批示了意见，同意当年暑期，由所在学校破格保送到更高级的学校深造。刚好这时候，县里办了个水产技校，省里办了个水产学院，姐弟俩这年暑假就分别被这两所学校破格录取，一个从小学跃进到技校，一个从初中跃进到大学。

拿到这两份录取通知书，国旗的爹娘没高兴一顿饭的工夫就犯了愁。再怎么穷也得为儿女办一套上学的行装，这一个到县上，一个到省城，不是说回家就能回家的，总要有一床被褥，两套衣服，几双鞋袜，还有洗脸毛巾，牙膏牙刷什么的，加上一口木箱，再少也得几百块钱。可这几百块钱到哪儿去找，队上的钱不敢动，亲戚朋友一样穷，卖田没田卖，卖房没人要，两口子合计到天亮一夜没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国旗见爹娘愁眉不展，知道是为他姐弟俩上学的事犯愁，就说，这有何难，不就是几百块钱的事吗，捉鳝鱼卖去，我就不相信捉一个暑假的鳝鱼卖不到几百块钱。国旗的爹一听，觉得有理，心想，这小子人小鬼大，心眼不少，口气不小，就让他试试，好歹也是个历练。就说，好，从明天起，你捉鳝鱼不记工分，捉了让你姐帮你去卖，不够爹再帮你凑凑。

从这天起，国旗就背着个鱼篓，像游魂一样满田畈转悠。为避免重复，他用柳树枝制作了一些路标，已走过一遍的田埂，都插上标记。六月的田野，骄阳似火，刚翻过的早稻田，耙得平平整整，被犁耙搅得晕头晕脑的鳝鱼喘息方定，就忙着钻洞栖身，平整的泥毯上很快就出现了许多圆圆的小孔，国旗要的就是这孔中的活物。国旗当保水员的时候，主要捉的是在田埂上打洞的鳝鱼，并不经常深入稻田，这会儿的鳝鱼大多在稻田中间，每捉一条，都要拖泥带水，跑上跑下。刚割过不久的稻茬子埋在泥水下面，还没有腐烂，硬戗戗的，像锥子一样刺人。没几天，国旗的双腿就被戳得稀烂，血淋淋的伤口插入被骄阳晒得滚烫的泥水，钻心地疼。国旗忍着疼痛，睁大眼睛四处搜索，不放过田间的任何蛛丝马迹，眼睛看久了，被泥水的反光蒙上了一层荫翳，脑袋也像吹足了的气球一样发涨。终于有一天，他感到天旋地转，眼前一黑，就栽倒在一处田坎下面。等到家里人找到他，紧掐他的人中，又灌了几口凉水，才苏醒过来。望着满田满畈的绿色标记，国旗的爹娘不禁悲从中来，国旗的姐想到年幼的弟弟为了上学，吃这般辛苦，遭这般活罪，干脆放声大哭起来。

捉了一个暑假的鳝鱼，国旗晒成了一团黑炭，人也瘦了一圈，跟画上的非洲人差不多。他姐把卖鳝鱼的钱一清点，足有三百多元，够他们姐弟俩上学的路费和置办行装了，国旗的爹娘既感欣慰，又觉心疼，看看暑假将尽，开学在即，一家人就忙着做上学的准备。

临行那天，队上男女老少都到村口相送，公社和大队也来了一些干部，又敲锣鼓，又放鞭炮，还给他姐弟俩一人胸前戴了一朵大红花，这该是多大的事呀，百年不遇，千载难逢。有人说是国旗家的祖坟埋得好，有人说是国旗的名字起得好，也有人说，这都是讲迷信的老话，还是今天大跃进的时代好。只有国旗的爹心里知道，说到底，是自己从小教儿子捉鳝鱼捉得好。昨天晚上，一家人在灯底下说了一夜的话，国旗的爹始终不信，两个孩子就这样歪打正着鬼使神差地到县城省城上了学，直到这会儿，他心里还在犯嘀咕，难道天上真能掉馅饼，世上真有这么好的事儿。

国旗的爹让国旗先送他姐到省城，回头再到技校去报到。姐弟俩一路上又坐车又坐船，还住了一晚上旅店，这些国旗先前跟那个带他到省城的人都经历过，所以并不特别新鲜，他姐却好像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看什么都新奇，看什么都激动。一路上，她跟国旗谈大学，谈理想，谈毕业后的打算，自己谈得模模糊糊，也把国旗搞得一头雾水。国旗想，这都不要紧，只要姐姐高兴就行，他从小就佩服这个比他整整大六岁的姐姐，姐姐说什么他信什么，姐姐走到哪他跟到哪，村里人都说他是他姐的跟屁虫。现在，他又跟他姐去上学，虽然一个在县城，一个在省城，一个是技校，一个是大学，但此刻只要有他姐在就行。两个乡村少年就这样怀着满心的梦想，千里迢迢地来到了省城。

省城的码头很高，从船上下来要走很长的跳板，上了岸又要爬很多的台阶，姐姐挑着行李，他提着包袱，都气喘吁吁。终于到了码头的出口，就听见人声嘈杂，大呼小叫，乱哄哄地闹成一锅粥。通知书上说，学校有人到码头来接，只要看见一条写着江湖水产学院的横幅，就可以跟他们走。姐弟俩找了半天，也没找见横幅，就找码头上的人打听。那人指着墙上贴的一则告示说，怕是撤销了吧，你们自己看看。等他们挤进人群，见那告示上果然写着，接上级通知，对本省新建大学做如下调整，决定撤销的学校名单如下，如下中间就赫然写着江湖水产学院。姐弟俩把这几行字一个一个地钉进自己的眼睛里，来不及看下面的内容，就一屁股坐到地上。

回到家里，国旗的爹娘并没有什么不高兴，国旗学校的老师来说，这是上面搞的小调整，这一年的教育放卫星，上得太猛，学校办多了，就像人吃多了一样，消化不了，恐怕国旗也要做好思想准备，我在县里开会，听说水产技校也要撤销。老师说得很宛转，国旗的爹却听出了话音。老师走后，就对国旗说，我说吧，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你小子就是个捉鳝鱼的命。我看，你还是把队里的保水员兼上得啦，国旗于是又老老实实地干起了他的老本行。

我最后一次见到国旗是在三十多年以后，那时节，他已经是远近有名的养殖专业户。这天，他把我带到他的鳝鱼养殖场，指着星罗棋布的养殖池说，还是我爹说得好，我就是个捉鳝鱼的命。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在阡陌纵横的养殖池边沿上，插满了许多柳树的枝条。这枝条又让我想起那个捉鳝鱼的少年，我仿佛又看见了我身旁的国旗，背着鱼篓，赤着双脚，在一片插满绿色标记的田埂上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