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探险开始了

加州，奥克兰。2000年秋天。

“我不想告诉你这件事，孩子，但你这门课没及格。”

我不敢相信我的聋耳朵听到了什么。我抬头看着这位我既崇拜又信任的老师，斯科特女士。我们现在在布雷特哈特中学的盲生资源室。这间教室为学校的七位盲人学生提供了盲文书籍、盲文打字机、盲文压印机、装有辅助软件的电脑、放大镜，甚至还有盲文版的大富翁和UNO牌。有一段时间，我们每天都轮流在资源室工作。其他时间，我们和非残疾的同学一起上普通班的大众课程。

斯科特女士和她的助手帮助老师们确保课程对我们不会造成障碍。每当老师布置完阅读作业，斯科特女士和她的团队会根据每个学生的需求，帮助他们把作业转换为盲文、音频或大号字体。她还为我们的通识教育课程补充了失明训练。她教给我们各种技能，如阅读盲文、靠触摸识别硬币、靠折叠钞票来辨别面值，以及使用放大软件或文本语音转换软件上网。

斯科特女士坐在我旁边，再次努力解释：“史密斯先生让我把你的阶段考试报告翻译成盲文。我会帮你翻译，不过我想我们最好现在就谈谈。上面说你有很多家庭作业都没有完成。”

“但我做了所有作业，所有的家庭作业！”我的胃因愤怒而揪在一起。

“我只是告诉你，报告上是这么写的。”

“我从来都做作业，一次都没漏过。也许这是别人的报告？”

“对不起，哈本，但上面有你的名字。”

我的脚踢着地，在椅子上坐得更直了。“那我也不知道了。这说不通，所有作业我都做了。”

“没事的，孩子。我站在你这一边，我知道你学习很努力。我们把这件事谈开就好了。你记得哪怕一次没有做作业吗？”

“不，我没有。”

“我想你也不会的。我们来问问史密斯先生吧。”

我点点头，急得说不出话来。我的潜意识发出了警报，史密斯先生的课有什么让我感到紧张不安。

“我去打电话看看他还在不在。”斯科特女士走向她的办公桌。当她在我的听力范围外说话时，她的声音听起来沉闷而模糊。

我的手放回面前的盲文书上。“南希·德鲁，一个聪明勇敢的女人，在可怕的境况中昂首阔步，似乎毫无畏惧，她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之一。”我一边用手指滑过盲文点字，跟随她踏上一次冒险旅程，一边试图忽略沿着脊椎上升的恐惧。

斯科特女士回到桌边。“他现在有空，我们过去好吗？”

我紧紧地咬着牙，迈着犹豫的步子，跟斯科特女士走到门外。

她在大厅左转，走廊里有一股子发霉的老建筑气味。我跟在斯科特女士身后艰难跋涉，心脏一直在怦怦跳。很快，我们穿过了一片庭院，和风裹挟着桉树的香气，这味道让我想起家里人用的通鼻剂。

她放慢速度，走在我身边。“你的侧手翻练得怎么样了？”

我的脸上闪现出一丝微笑。当我告诉她我的梦想就是最终能掌握这项动作时，她主动提出要帮助我，我们用了整整一节课的时间在学校体育馆练习。“哈本，把你的腿踢高一点！哈本，把你的腿伸直！哈本，继续努力！”

“我的腿没法伸过头顶啊。”

“前几天你都快做到了。继续练习，我知道你能做到。”

我脸红了，为自己的失败感到难堪。另一个盲人学生四年级就可以做侧手翻了。斯科特女士学会侧手翻已经二十多年了。而十二岁的我，还在面临挑战。“我会练习的。”我嘟囔着。

斯科特女士真是个了不起的老师，总是给我们的课程带来层出不穷的惊喜。去年她向我介绍了热苹果酒，味道美妙极了，还有蛋奶酒，这个倒是不怎么好喝。她帮我向国家盲文和有声书图书馆登记，教我如何订阅《哈利·波特》。学校的盲文阅览室太小了，在国家图书馆我才能借阅到这些书。

斯科特女士轻快地走进史密斯先生的办公室，在他桌前停下了脚步。我在她身旁停下来。

史密斯先生边走边说话。他的话模糊成听不清的低音。

“你是认真的吗？”斯科特女士问道。

咕哝，咕哝。他的回答听起来像德语。一些声音传来，让我知道他在说话，但还不足以识别他在说什么。

“不会吧！”她忽然大笑起来。

我的膝盖在发抖。他们是在笑我吗？我看看他，又看看她，想听清他们的对话。

史密斯先生清了清嗓子。“那么，我能帮到你什么吗？”

“哈本想问你一个问题。”斯科特女士告诉他。

“是吗？”史密斯先生那模糊的高个儿正站在我面前，等着我回答。

我咽了口口水。“报告里说我没有交作业，但我的确交了所有作业。”

“我能看看吗？”史密斯先生从斯科特女士手中接过报告，“大约缺了十份作业。你读过并且回答第四章的问题了吗？”

“我……我以为你跳过了第四章。”

史密斯先生的回答我听不清。

“我在想，”斯科特女士插进了我们的对话，“你是怎么布置作业的？”

“我通常写在黑板上，但也大声念出来。”

“好吧。”斯科特女士想了想，“你大声念的时候是站在教室前方吗？”

“有时候是。取决于我当时的位置。有时候我在书桌旁布置作业。”

“哈本，你能听见他在书桌旁边说话吗？”

我摇摇头。我的座位在教室前排，面向黑板。史密斯先生通常站或坐在教室最前面。可他的书桌在教室后面靠近门的地方。

“所以事情就是这样。哈本根本不知道这些家庭作业，因为她没有听到。”斯科特女士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毫无批评之意，“哈本，为了确保知道作业，你能做些什么？”

“嗯……我可以在课后问其他同学……我可以直接问史密斯先生……”

斯科特女士转而把问题抛给他：“你认为这样行吗？”

“当然。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来问我。不过，我倒是有个问题想问问你。为什么你不用助听器呢？”

“助听器对我这类型的失聪起不了作用，我试过。”我害怕得嗓子一紧。我的听觉矫正医生解释说，我的失聪和典型的失聪截然不同，市面上的助听器并不是为了帮助我这种类型的病人而设计的。人们相信她的说法，可当我解释时，人们会怀疑我只是个固执的小屁孩儿。

“明白了。”他说。

安静。

“哈本，”斯科特女士说，“你有没有想过补齐那些你错过的作业？”

“有可能吗？”我的声音充满希望，“我能补交作业，并且拿到学分吗？”

“当然，如果你在下周五之前完成，就可以得到学分。”

“我会的！谢谢。”

回到资源室，斯科特女士忙活起来。“好了，孩子，我要为你把这张单子转成盲文——坐下吧。”她走到盲文压印机旁的电脑前，电脑上的软件可以将文字转为盲文，然后传到自动压印机上，压印机将圆点打在厚厚的纸张上，大功告成。

我滑进椅子里，把脑袋靠在叠放在桌上的胳膊上休息。拜访一趟史密斯先生让我精疲力尽。显然，认为老师一定会把必要的信息传达给我是想当然。如果想要成功，我就得努力抓住每一个视觉上的细节和每一句说出口的话。每一次都得抓住。

三小时后，我又回到了史密斯先生的历史课上。坐在书桌旁，我的手指在面前的盲文书上飞快掠过。我的指尖触碰到的每一行、每一个词、每一个字母，都瞬间进入我的脑海。没有压力，没有挣扎，实实在在的触感让阅读成了一种全身心的体验。

我知道自己正在错过全班朗读，也听到了三十个躁动不安的小屁孩儿朗读的声音。三十张小脸盯着三十本一模一样的书，也许有那么几次彼此偷偷交换眼神。我知道此时此刻，在奥克兰的街道上，无数不同的风景和声音正像走马灯一样掠过。感官景象在全世界蔓延开来——红杉树的赤褐色树皮，夜晚熠熠生辉的大本钟，维多利亚瀑布气势恢宏的咆哮，新加坡街头的人声鼎沸。还有味道、气息和质感。世界是一道热气腾腾的感官大乱炖。

我喜欢我听不见、看不见的世界。很舒服，很熟悉。感觉不到渺小或有限。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这就是我的常态。

叮！学校的钟声意味着下课了。教室里突然爆发出一片嘈杂声，孩子们在移动椅子，把课本塞进书包，大声嚷嚷着接下来要做什么。

我把书放进背包里准备离开。等等，有作业吗？我没听到老师布置任何家庭作业，所以今晚没有作业，对吗？如果我没听到，那就没有。如果我没看到，那也没关系，对吗？

我的身体开始紧绷。当我告诉斯科特女士我会向同学询问家庭作业时，我没有考虑到这将是什么样的感受。我在这儿没有朋友。我感觉不被人需要，感觉在被容忍。向他们询问作业恰恰会验证他们对我不高的期待。

努力克服了恐惧，我打算无论如何还是这么做。有个同学就坐在我后面，我便在座位上转过身去。她正起身准备离开。和着学生离开教室的嘈杂声，我根本听不见她说话。“再见！”我只得长话短说。

同学们离开了。教室安静下来。我滑下座位，背上书包。我知道自己应该走过去问老师是否布置了家庭作业，却又想在他布置作业前赶紧溜走。我可不想要什么家庭作业，但我也不想落下太多。

当我走近老师的书桌时，我扫视整个房间，寻找一个高大的身影。什么也没有。我在书桌前停下脚步，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在告诉我，赶紧溜。我强迫自己发出声音：“你好？”没有回应。

我觉得膝盖发软，想把背上的书包放下来，因为不知道还需要等待多长时间。当我告诉斯科特女士我会向其他同学问作业的时候，我没有预料到试图向一个我看不见也听不见的人求助有多么令人沮丧。

一个高大的身影从教室的另一边大步流星地走过来。“你是来问作业的吗？”

“是的。今天有家庭作业吗？”

“阅读第十八章，回答问题一到四。”

“好的，谢谢。”离开教室时，我的肩膀被沉重的书包压垮了。

这是一间可视听教室，一座可视听学校，一个可视听的社会。这里的一切都是为可视听的人设计的。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看不见也听不见的人就连最基本的信息都很难获得。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是一个残疾人。假如我想表现出色，我就得走出舒适的小世界，融入他人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