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居
（一九三八年七月）
几个月前，我发现自己拥有一百一十七把椅子，平均分布在城内公寓和乡间住宅里，为了简化生活，我卖掉半数财产，搬离城内公寓，辞掉工作，定居在新英格兰。即使抛弃半数财产，不惜为搬迁甩卖，麻烦仍然不小。处理那些寻常物件——瓷器、地毯、家具、书籍，才不过是表面功夫：随便打开一扇壁橱门，朦胧中，依然可见这里丢一只棒球手套，那里躺一本旧的生物笔记。
我记得曾有特别绝望的一刻，那是为了一面灿金镜子，尽管我们费尽力气想拆下它，它却牢牢悬挂，坚持到我们预定离去前一小时左右。这面镜子，大而无当，随即成了我试图逃离的那些东西的一个象征。它的固执吓坏我了。我本来准备将它扔下（我知道有那么一位，厌倦了他的汽车，就在当街停稳，自己扬长而去，头也不回），但我的妻子不同意丢弃任何东西。凡事似乎都有规矩，即使是我们这类情感净化：这面镜子，或送或卖都无妨，但我没有权利把它丢在屋子里，因为（据我妻子说），屋子应当清理得干干净净。
因此，我走出门去，没戴帽子，也不穿外衣，转过街角，来到第二大道的一家旧货店——那里陈列了各色破破烂烂的废旧物件。店东当门而立。
“你想不想……”我开口说话。但一辆电车驶过，我不得不从头说起，连喊带叫。
“你想不想收一面灿金镜子？”
那人摇摇头。
“是灿金的！”我叫道，“好东西！”
两位路人停下来凑热闹，加入这场交易，电车一路嗤笑驶过街区。
“不，”店东冷冷地说。“免了。”
“白送如何，”我戏言道。
“你当我傻啊，”店东回答，据我看来，他可能也在简化自己的生活。
几分钟之后，在匆匆走回家的途中，我仓惶地将镜子顺在一处门洞里，像遗弃一个私生子，甚至没附上一张便条，恳请发现者善待它。我最后照一眼镜子，我想我看上去很疲倦。
最近，我没有时间读报，一直在修建防鼠壁橱，抵挡卷地而来的老鼠。但有些时候，我也会抓起上个星期的《新闻报》，守在点燃的炉火前，浏览一过，以便多少还能跟上时代。我得知一位母亲准备从“未来世界”园区(1)顶空六英里的飞机上跳下，一名水手站着读完了《风流世家》(2)，奥森·威尔斯(3)（还是布斯？）签约日渐衰败的戏剧舞台。
不过，每逢我有点闲暇拿起报纸，都是为了搜寻关于电视的消息，因为我相信电视将成为当今世界的探测器，借助这次超越自身视野的新机会，我们将发现普遍和平是不是面对新的和难以承受的扰攘，或者天空中有没有一缕挽救危难的光照。我们将在电视机前存续或沉沦——对这一点，我颇为自信。
应当是两年前吧，我参加了一次电视展示会，会上的演示无庸置疑，人可以在此一房间中，坐观另一房间中的闲扯。我记得，我置身的这一有形房间中发生的事情，倒比我从科学的窥孔中看到的事情更有趣些。无论如何，影像很清晰，仔细些，可以瞥见美女的眼白。从那以后，我始终密切关注电视新闻。
显然，当今的竞赛是发生在喧嚣者与私语者之间，实在与幻觉之间，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化学家与上帝的天使之间。无线电广播已经让声响无远弗届，声响“效应”取代了声响本身。电视则将大大拓展人的眼界，像无线电广播一样，鼓噪“别一个所在”。它与小报、杂志、电影一道，势必驱使我们忘记原初与切近，转而关注间接与渺茫。每天二十四小时，将有更多时间花费在咀嚼概念、声响和影像上——却都是遥远的，经过加工的。日积月累，无线电声响和电视讯号对我们，可能要比它们的原型来得更熟悉。一扇门关闭了，撞击声来自天外，一张脸扭曲了，形象出于荧屏——这些，都成为实在与真实。哪天我们关闭自家的门，或者注视旁人的脸，那效果，反会让人觉得是做了手脚。我乐得生活在这样一个离奇的时代，真实的世界化为泡影，麦卡锡成了真人，伯根(4)倒成了填充成形的傀儡，一切都颠倒了，我们都像疯子一样，举目望去，清醒人的诙谐都变作小丑的癫狂。
我小的时候，人们只关心周遭，还算快活；今天，他们的目光穿透七大洋，埋首于铺天盖地而来的讯息，大体说来，他们的所见所闻，只能让他们黯然神伤。
我这番探究中发现的一件怪事是，电视演播室里的演播者都要配一个电子蜂鸣器，或电子振荡器，就绕在脚踝上，给他们作出提示。何时该说台词，导播会按响蜂鸣器，刺痛令主播斯穆斯乔尔一颤，随即现身于墨尔本(5)全体民众面前。
我的日常，调直画框，摆正地毯，处处表明了我尽心竭力，想要达到绝对匀称。然而我不免怀疑，与去年，或者十年前相比，我是否更接近了我的目标。我匆匆穿过门厅，奔向对上帝和国家都意义难明的使命，又像路上循迹爬行的蚂蚁，突然停顿下来，用鞋尖将小地毯的尖角向南拨动两英寸，让地毯边缘与地板的接缝处平行。简单的几何形状摆弄妥帖后，我心里踏实下来，继续前行。我只能说，这类举动满足了我内心一些基本的东西，假设十五分钟后我回来时，发现地毯又歪了，我会重新来过，既不惊讶，也无气恼。我早已接受了地毯松垮懈怠的事实，这是一场拉开架势的缠斗，眼下还看不到结局。至少我有一位先人是死于从床上跃起，扑向他的对头，很有可能，我最终也会扑倒在地，只为摆正一块稀松平常的垫子。
理智地说来，我完全承认精确调整那些死物，其实劳而无功。绘画歪挂，地毯斜铺，其效用显然与摆放周正没有不同。但实际上，我却不能听之任之。倘若天性如此，令我更在意一幅水彩画的外观，而非它的内涵，那就随它去吧，毕竟，迎头碰上此画，眼见它横平竖直，心中生出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欢喜，也算一种福气。
某一日，有什么事情引发我对这些地毯和绘画的思索（通常我是心不在焉地投入这场缠斗的），我重建二十四小时的周期，弄清我曾摆正某块地毯四次，另一块地毯两次，画框一次——总计七次调整。相信这是我个人事功的一个平均值。七乘三百六十五等于两千五百五十五，我想可以把它看作是对我一年苦行的一个公正估价。
今天上午，我收到避雷针公司的信函，试图向我灌输对上帝的畏惧，但收效不大。闪电似乎失去了它的威慑力。与当今地面上发生的事情相比，上天的火烛不过像是引信受潮后的廉价烟花而已。
(1) 一九三九年在纽约举办世界博览会，主题为“未来世界”。
(2) 美国作家威廉·赫维·艾伦（1889—1949）所著小说，长达一千二百余页，一九三六年由美国华纳电影公司搬上银幕。
(3) 奥森·威尔斯（1915—1985），美国著名演员、导演，曾执导影片《公民凯恩》。
(4) 即埃德加·伯根（1903—1978），美国著名口技表演家，为其杂耍表演中的傀儡查理·麦卡锡配音，名噪一时。
(5) 美国地名，在佛罗里达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