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多年来学习、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的过程中，有一种感受一直萦绕脑际，即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时期，全国各地特别是省区之间教育发展极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既包括传统教育的改革也包括新式教育的推进，在这两个方面，省区之间不仅差距巨大，而且，“主体角色”还经常变更：某一省区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教育改革的步子迈得很大、走得很快，而在另一个时期又会突然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对于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学术界有的用“沿海-内陆”的框架作解释，结合西学东渐在中国的整体推进态势，有相当强的诠释力。有的从文化教育传统的制约或支撑的角度来分析，在解释某些特定省区教育发展的曲折进程时，也有相当的说服力。当然，更多的学者着眼于近代中国从皇权到历届中央政府威权逐渐丧失、地方势力坐大的总体趋势，结合不同省区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综合考量，解释的力度会更大些。但是，在研读这些论著的过程中，总有一点缺憾，即这些不同的解释框架中，似乎大都缺乏对各省区教育行政机构在推进和发展省域教育中作用的足够关注。事实上，在20世纪初清政府的新政改革中，各省区即成立了“统辖全省学务”的提学使司；民国以后，从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各省最高教育行政机构的名称虽然多次变更，但是，这一机构及其担负的基本职能却一直延续下来，而且，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发挥过无可替代的作用。应该说，缺少了对这一机构的足够关注，在探讨各省区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时，就难免把一些重要因素遗漏，也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比较全面的结论。张寅副教授的新作《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研究》就是弥补这一缺憾的可贵的尝试。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对近代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运作机制与实际效能的发挥比较关注，先后建议在读的博士生以“中国近代县级教育行政研究”和“民国前期教育部研究(1912—1928)”为题撰写并完成了相应的博士论文。在和同学们共同探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省级教育行政机构在我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课题。所以，当张寅读完学位课程、开始考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就建议他考虑一下这个选题，并告诉他，这是一个工作量大、极富挑战性的题目。经过一段时间的文献查阅，张寅很快告诉我，他很喜欢这个题目。为了研究的深入，也是考虑到题目的难度，我们商量决定以“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研究(1912-1937)”为题，把时间段缩小，集中精力先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这一段的事弄清楚。接下来的三年时间，张寅全力以赴地投入论文的写作之中，尽管当时的网络资源已经比较丰富，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涉及面极广的题目而言，仍然是远远不够的。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每当他从外地查阅资料回到学校，总是第一时间跑来告诉我，又发现了什么“宝贝”、找到些什么线索，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读书期间围绕这个题目将一些阶段性成果先后发表，更激励了他研究的兴趣。经过几年的努力，论文完成并顺利通过答辩，受到与会学者的好评。毕业后离校前，他找我作了一次长谈，具体内容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临别时说的一句话我还记着，他说：“老师，论文我还想接着做下去，现在觉着好像对这个问题刚入了门，里面的内容太丰富了，够我做个几年。”并表示想申请博士后岗位，再用两到三年的时间把博士论文的题目接着做下去。我听了当然赞成，并推荐他申请去华东师大作博士后研究，请杜成宪老师作指导教授。不久，收到了他的邮件，告诉我一切如愿以偿，和杜老师商定的题目是“清末提学使司研究”，把博士论文的题目追根溯源，从时限上往前推至晚清学部成立。之后，他顺利入职陕西师范大学，一身而二任，既是在站博士后，又是一名在职的年轻教师。也许是命运真的要考验一下他的学术定力，入职后不久，接到他的电话，告诉我学校派他去教育部借调一年。一位刚毕业的年轻教师借调去部级机关工作会是个什么状况，大家心里都有数，我着实替他捏了把汗，研究工作估计是要泡汤了。其间我们也常有联系，他也来过杭州一二次，总是来去匆匆。见面或者电话联系的内容，全是他研究中碰到的一些情况，我有时纳闷，他是如何挤出时间思考这些问题的。一晃四年过去了，2019年10月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我也应邀参加，报告的内容同样受到与会学者的充分肯定。至今又过去了三年，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反复打磨的《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研究》书稿终于完成。我为他的夙愿实现感到由衷的高兴，更为他近十年的心无旁骛、孜孜以求感到欣慰！

翻阅张寅的这部书稿，我觉得与八年前通过的博士论文相比，在诸多方面有大的提高，在这篇短文中我只想强调两点。第一点是他在文中反复申说的“整体贯通视角”。研究工作中要秉持“整体贯通视角”，当然是“古已有之”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努力把这样一种态度和方法贯穿于全书的写作实践：“不是仅以省级教育行政为中心的延伸，而是努力回到省级教育行政的历史现场，将其置于民国时期地方政治、经济、社会、教育转型中去做贯通式考察，用整体的历史眼光探究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的渊源流变，并剖析省级教育行政与地方教育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简言之，将省级教育行政置于复杂多样的近代中国舞台上，一方面探讨作为‘因变量’的省级教育行政，比如省级教育行政的部门变迁、人员配置、制度改革等；另一方面还要考察作为‘自变量’的省级教育行政，即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是如何‘行政’的。”阅毕全书，我觉得他基本上实现了自己预定的目标，把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机构自身的嬗变与它在不同时段推动各省域地方教育发展的实践这两条线索努力融汇在彼时彼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的转型中考察分析，这样得出来的结论就比较有说服力。第二点要强调的是全书对省级教育行政机构实践活动的深入的考察。平心而论，民国时期即有研究省级教育行政机构的成果陆续问世，但是，这些成果大多着眼于这一机构本身建立、发展、变迁过程的梳理和考察，较少关注它的实际作为。这个特点一直延续下来，似乎成了一种程式，从这层意义上讲，《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研究》一书在宏观布局上颇有新意。全书五分之三的篇幅用来探讨其实际运作，紧紧围绕省级教育行政机构最基本的职能——教育视导的实施、教育财政的管理和地方教育的推进，对于后者，又从义务教育、中学教育、社会教育三个维度展开，并以山西、安徽、浙江、四川、江苏、甘肃等六个省区作为典型个案。这样一种建立在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之上的分析框架，确实是比较好地实现了作者的预设，对“省级教育行政在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急剧转型中是如何应变与调整的？身处错综复杂关系网中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是如何运作的？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作为地方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自变量’，又是如何具体‘行政’的？”这样一些重要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研究》的出版，是一位青年学者对中国近代教育行政研究和中国近代区域教育研究的一份稚嫩的贡献。正值大好年华，相信张寅副教授会再接再厉，在今后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慎始敬终、行稳致远，不断有所创获。

是为序。

田正平

壬寅年立冬日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