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刊刻九经《石经》，平议《孝经》派别

《五经正义》颁布后，成为“明经”考试的定本。唐开元八年(720)，国子司业李元瓘建议明经考试增加《周礼》《仪礼》《公羊传》《穀梁传》：“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徒教业，必事资经远，则斯道不坠。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穀梁》，历代崇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其学生请停各量配作业，并贡人参试之日，凡习《周礼》《仪礼》《公羊》《穀梁》，并请帖十通五，许其入第。以此开劝，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杜预《通典·选举》）

皇帝同意了李元瓘的建议，于是明经考试从五经增加到了九经，新增的四经中《周礼》和《仪礼》用贾公彦疏，《公羊传》用徐彦疏，《穀梁传》用杨士勋疏。这九部书被后世合称为“唐人九经疏”。

贞观年间，贾公彦以太学博士参与孔颖达主持的《礼记正义》编纂工作，他曾师从隋唐之际的名儒张士衡学礼，《旧唐书·儒学传》称：“士衡既礼学为优，当时受其业擅名于时者，唯贾公彦为最焉。”可见张士衡最擅长礼学，他在这方面的传人以贾公彦为最。

贾公彦精研三礼，《旧唐书·经籍志》载其撰有《周礼疏》五十卷、《仪礼疏》五十卷、《礼记疏》八十卷，前两部书选入《十三经注疏》中，唯《礼记疏》失传，宋以后书目未见载。唐太宗下令修撰《五经正义》时，贾公彦参加了《礼记正义》的修撰，以此推论，其自撰的《礼记疏》先于官修的《礼记正义》，后因《五经正义》的颁布，致使《礼记疏》渐渐湮没。

对于贾疏的价值，多世均有褒奖，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说：“世称其发挥郑学，最为详明。”《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与此相类：“公彦之疏，亦极博该，足以发挥郑学”，同时转引《朱子语类》所录朱熹评语：“五经疏中，《周礼疏》最好。”不过，阮元在《惠半农先生礼说序》中，还是对贾疏指出了不足之处：“十三经义疏，《周礼》可谓详善矣。贾公彦所疏者，半用六朝礼例，于礼、乐、军、赋诸大端皆能引据明赡。所考证者多在九经诸纬，而于诸子百家之单词精义，以及文字之假借，音读之异同，汉制之存亡，汉注之奥义，皆未能疏证发明之。”

杨士勋事迹正史未见记载，孔颖达在《左传正义序》中说：“谨与朝请大夫国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门博士臣杨士勋、四门博士臣朱长才等，对共参定。”后世学者据此认为杨士勋是唐初贞观时人，曾任四门博士。潘重规认为杨士勋是刘炫的弟子，其理论依据是《春秋穀梁传疏》中的一段话，杨士勋在疏文中提及“先师所说不同”，以及“故先师刘炫难之云”。但有不少学者不同意这种推论，因为杨士勋的疏文中还有一句“故刘以传误解之”，如果刘炫是杨士勋的老师，其不应当如此称呼，因此这里的“先师”是对前代经师的尊称，并非具体指某一人。

通过孔颖达所载，可以得知杨士勋参与了《五经正义》中《春秋正义》的编纂，他的著作除了《春秋穀梁传疏》外，根据《宋史·艺文志》所载，还撰有《春秋公穀考异》五卷，此书已佚。对于他所撰的《春秋穀梁传疏》，后世评价较高。阮元在该书的《校勘记序》中说：“唐杨士勋《疏》，分肌擘理，为《穀梁》学者未有能过之者也。”四库馆臣对杨疏的评价没有这么高，认为“不及颖达书之赅洽”，但馆臣又能客观地为其解释说：“然诸儒言《左传》者多，言《公》《穀》者少，既乏凭籍之资，又《左传》成于众手，此书出于一人，复鲜佐助之力，详略殊观，固其宜也。”在历史流传过程中，研究《春秋》的学者大多重视《左传》，故关于《左传》的研究资料较多，而研究《公羊传》和《穀梁传》的人少，资料也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杨士勋能写出《春秋穀梁传疏》，给后世研究《穀梁传》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史料。

唐朝中期以前，朝廷的文治思想是儒、佛、道并用，武则天时期佛教发展到顶峰，安史之乱后经学衰微，唐代宗时礼部侍郎杨绾提出改革考试制度，建议取消进士、明经科目，只设立孝廉一科，以经义和策问为考试内容。唐文宗继位后，力图中兴，《册府元龟》载：“唐文宗在御，储精经籍，有意复古。”宰相郑覃奏请：“经籍刓缪，博士浅陋不能正，建言愿与巨学鸿生共力雠刊，准汉旧事，镂石太学，示万世法。”诏可。（《新唐书》）

于是开始刊刻九经于石壁，至唐开成二年(837)冬十月完成，此石立于长安务本坊国子监讲论堂内，直到今天仍然立在西安碑林里。《开成石经》总计刊刻了十二部儒家经典，分别是：《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其中《孝经》用的是唐明皇注本。流传后世的十三经中，唯有《孝经》为帝王所注。

唐初不重《孝经》，原因是唐太宗逼迫父亲退位，杀死兄长，发动玄武门之变，显系违背《孝经》宗旨。武则天称帝，破坏了父系制，同样是封建宗法制度的破坏者。后来李隆基消灭韦氏集团，使得李氏重新掌权，为防故事重演，故李隆基亲自到太学宣讲《孝经》。

《孝经》也有今古文经之争。唐玄宗开元七年(719)，玄宗下令群儒讨论《孝经》，此为玄宗时期整理《孝经》之发端。经过一番争论，玄宗决定以今文《孝经》为本进行整理，而后亲自作注，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孝经注》。《唐会要》载：“（天宝）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上重注《孝经》，亦颁于天下。”《唐大诏令集》所载《亲祭九宫坛大赦天下敕》开篇即称：“自古圣人，皆以孝理；五帝之本，百行莫先。移于国而为忠，长于长而为顺，永言要道，宝在人弘。自今已后，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乡学之中，倍增教授，郡县官史，明申劝课。”

在唐玄宗看来，孝道乃儒家至理，自五帝以来通行于天下，所以他要弘扬这个传统，为此下令天下每家都要藏一部《孝经》，每人都要认真研习，地方官吏也要劝人读《孝经》，行孝道。与此同时，他还亲自书写《孝经》，命臣属刊刻上石，立于太学。此碑至今仍立在西安碑林内。

因为学者们对《孝经》有不同的解读，为此也产生了不同的学派，周予同在《〈孝经〉升格及传本》中称：“《孝经》学派问题，可分为‘汉学’与‘宋学’两大派，而汉学又可分为今文与古文两派。”该文谈到汉代经学时说：“西汉时，传今文的有长孙氏、江公、后苍、翼奉、张禹五家。东汉时，有郑注出现，或以为郑玄所注，如晋荀昶所说。唐刘知幾设十二验以为非玄作。宋王应麟以为郑玄孙小同所撰。清丁晏《孝经征文》，更力攻《古文孝经》及孔《传》是伪书。严可均辑《孝经》郑注，皮锡瑞撰《孝经郑注疏》，都从事郑学的恢复。汉代传《古文孝经》的，相传为孔安国。然其说殊不可信。隋代得古文本，至唐时未被朝廷采用，孔《传》因而渐亡。”对于宋代《孝经》学派，该文称：“宋儒对于《孝经》，以改窜经文为特点。朱熹信《古文孝经》，撰《孝经刊误》，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改旧文二百二十三字。元吴澄又信《今文孝经》，撰《孝经章句》，仿朱熹的《刊误》方法，分为经一章，传十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