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汉末今文经学的反击
汉末最有名的今文经学家是何休，《后汉书·儒林传》载其“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相对而言，六经中他最精通的是《公羊传》。何休在朝中是太傅陈蕃的属下，陈蕃谋诛宦官失败后，何休受到牵连，被禁锢十几年，他在狱中将所有心思都用在研究《公羊传》上，“作《春秋公羊传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此书成为何休的代表作。此外，他与其师羊弼追述白虎观会议上李育与贾逵的论辩之意，写出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以此来与服虔、郑玄进行论战，遗憾的是，这三部书均失传了，流传至今者仅有《春秋公羊传解诂》。
何休师承羊弼，他对汉末解经情形的混乱甚为不满，在《解诂》序中说，为《春秋》作传之书并非一部，但是有些解释“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并且解经之文数量十分庞大，以至“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这种状况令人发笑，致使像贾逵这样的古文经学家认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古文经学家甚至认为今文经学家是“俗儒”，由此说明了今文经学的衰落。
为此，何休觉得应该奋起反击，他要发扬光大公羊学，以此来重振今文经学。何休的办法是重新确定公羊学的一些概念，他撰写《春秋文谥例》，首先提出了后世今文经学家最为看重的“三科九旨”概念。对于何为“三科九旨”，唐代徐彦在《春秋公羊传注疏》中总结说：“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总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种之意。”
按照徐彦的理解，“三科”就是三大段，也就是三个概念，每一大段中又包含三种概念，合在一起就是“九旨”。那么何休所说的“三科”是什么呢？徐彦引用何休在《文谥例》中所言：“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徐彦认为，这句话就是“一科三旨”。何休又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就是第二个“一科三旨”。何休又称：“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又是“一科三旨”。将此三者合在一起，正好是“三科九旨”。
后人对于“三科九旨”也有其他解读，徐彦在《疏》中谈到了他人转引宋氏在《春秋说》中的所言：“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时与日月，详略之旨也；王与天王、天子，是录远近亲疏之旨也；讥与贬、绝，则轻重之旨也。”
那么，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呢？徐彦的回答是：“《春秋》之内，具斯二种理，故宋氏又有此说，贤者择之。”如此说来，这两种解读方式都不算错，乃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春秋》义理。其实这些观念已经出现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只是何休将其作了系统性归纳，成为后世今文经学所本持的核心理论。关于“三科九旨”，下面分而解之：
第一科三旨为“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关于何为“新周”，后世有两种解读，一是说“新”通“亲”，故而“新周”就是“亲周”，这种解读方式以《史记·孔子世家》中的所言为据：“据鲁，亲周，故殷。”按照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的推测，孔子作《春秋》时，周王室已经衰弱，但孔子想告诉世人，周天子依然是天下宗主，所以他要表现出亲周的姿态。对“新周”的另一种解读则是本自清中期公羊学家孔广森，他认为“新周”是地理概念，因为周平王东迁之后，原本住在王城，后来周敬王避难迁到了成周，所以孔广森认为，成周就是新周。无论哪种解释，都说明孔子以周天子为正统。
关于“故宋”乃是指宋国是殷商之后，故宋就是把宋国当成故人来对待，因为宋国在周朝的诸侯国中地位特殊，其爵位最高，周初时被周天子封为“公爵”，为五爵中的最高品位。能有这样的特殊地位，源于周公旦辅佐周成王平定“三监之乱”，所以周天子封商纣王的兄长微子启在商朝的旧都建立宋国，并且被允许保留殷商正朔，周天子以客礼待之。因此宋国乃殷商正脉。
“一科三旨”中的第三旨是“以《春秋》当新王”。前面的两旨谈了商和周，按照历史传承顺序，周之后应当是秦，但是今文经学家不承认秦，他们认为周之后就是《春秋》中记载的鲁国，以此说明孔子乃是“新王”，但是孔子没有做过诸侯王，那么就以他所写的《春秋》来代新朝，所以今文经学家称孔子为“素王”。
这种解释就是今文经学家所说的“王鲁”，也就是孔子以鲁国为正朔。但问题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作《春秋》是“据鲁，亲周，故殷”。关于“据”字，司马贞的解释是：“言夫子修《春秋》，以鲁为主，故云据鲁”，并无以鲁为王之意。故“王鲁”的概念有可能是董仲舒或者何休发明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明确地说“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
然而《公羊传》中并无“王鲁”二字，董仲舒的观念本自何处呢？当代学者陈思林在《〈春秋〉和〈公羊传〉的关系》一文中认为：“王鲁必由误读‘主鲁’而来。”古人在传抄过程中，有可能将“主”字少写了一个点，写成了“王”字，于是就被今文经学家解释出了微言大义。那么“主鲁”是何意呢？也就是孔子修《春秋》以鲁为主。
由此可见，何休所说的第一科三旨，乃是指历史的传承正脉，其主要是想得出这样的结论：孔子所作的《春秋》乃是寓意着继承了商、周两代的正传，由此而把孔子视为承前启后的王。
“三科九旨”中的第二科三旨是“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此语本自《公羊传》在注释“隐公元年”末《春秋》原文“公子益师卒”时说的一句话：“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段注释说，《春秋》原文中没有记载公子益师去世的具体日期，原因是那个年代久远，孔子不知道具体的日期。由此公羊高推论出孔子在作《春秋》时包含着“见、闻、传闻”三个不同的时段。何休认为，公羊高的这段话十分重要，为此用了大段文字来对此进行解诂。
于是何休在《解诂》中把《春秋》所记载的鲁国十二个国君分为三段，他认为“所见”指的是昭公、定公和哀公，这是孔子所亲见或是他父亲时的事情；“所闻”指的是文公、宣公、成公和襄公，记载的是孔子祖父时期所发生的事情；“传闻”记载的是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和僖公的史实，此乃孔子的高祖和曾祖时期所发生的事情。由此表达出孔子作《春秋》时，把他经历的事情写得最详细，把他听闻到的事情记载得略简，而把他从传闻那里得到的资料记载得最略，因为越远的历史越不容易说清楚。
为什么把《春秋》分为三段，就包含着微言大义呢？因为何休把所传闻之世认为是“衰乱世”，所闻之世是“升平世”，所见之世则是“太平世”，由此展现出社会的发展规律是由乱到治的过程。但问题是，孔子在他处的时代，并没有何休说的那么好，这正如《孟子·滕文公下》中所言：“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作《春秋》的原因正是世道混乱，哪里来的太平世呢？
把春秋时期分为三等十二世，是董仲舒提出的观念，何休在解诂时作了更为具体的解读。对于何为“异辞”，何休的解释是“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异辞”就是不同的说法。何休说，在所见世，“大夫卒，有罪无罪，皆日录之”，此乃是称大夫去世时，不管他是否有罪，孔子在《春秋》中都会注出其去世的日期，比如“丙申，季孙隐如卒”。在所闻世，“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者不日，略之”。到所传闻世，“大夫卒，有罪无罪皆不日，略之也”。在此何休举出了“公子益师卒”之例。
孔子为什么要这么做？何休在《解诂》中于每一例前都作了解释，其总体意思是说孔子因为君臣恩义的深浅来作出不同的说法，这就是所说的“异辞”。关于异辞的基本规律，《公羊传·定公元年》称“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其意是说孔子生活在定公、哀公时代，所以《春秋》中记载这个时段的内容语多隐讳，即使是书中记载的当事人读到这段文字，也不会看出其中记载了自己的罪行。这不是惯常说的曲笔，但问题是，如果《春秋》真像公羊高说的那样，连当事人都看不出来《春秋》中的词句包含着对自己的贬斥之意，那么其他人如何能读出孔子的微言大义呢？
第三科三旨为“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个观念本自传统的“以夏变夷”，如何来解释这个观念，可由《春秋·成公十五年》的一段记载为例：“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鳅、邾娄人会吴于钟离。”
这段话是说，成公十五年（前576）冬十一月，鲁国大夫叔孙侨如与晋国大夫士燮、齐国大夫高无咎、宋国大夫华元、卫国大夫孙林父、郑国公子鳅、邾娄国人在钟离与吴国人开会，从表面看，这段话乃是一段历史史实的简单记载，包含了时间、地点和人物，但公羊家觉得，此事没那么简单。《公羊传》中自问自答地讲道：“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为什么《春秋》经上特别要说与吴国人开会呢？
因为是把吴国人当作外国人看待的意思。
为什么要把吴国人当外国人来看待呢？
因为春秋时期把周朝封立的各诸侯国作为内，而把诸夏作为外。当把诸夏作为内时，就要把夷狄作为外。
既然周天子想一统天下，为什么还要分内外呢？
这是因为分出内外是以表示由近及远的意思。
何休对于《公羊传》的这段解释也有他的理解，他认为，所说的“内其国”就是把鲁国视为都城，那么，华夏的其他诸侯也就是所说的“诸夏”，就是视为外土，为政者要先正都城，都城正，才能正诸夏，诸夏正，才能正夷狄，只有这样才能一统天下，再无远近之分。在春秋时代，中原诸侯常把吴国视作夷狄，因为吴国人断发文身，与中原人风俗不同，所以孔子在《春秋》经上才会那样写。
因此说，第三科三旨所强调的问题乃是指要以内诸夏的方式去同化夷狄，这里的“外”字不再是防，而是内化之后的外化。在外化的过程中，夷狄与诸夏均与中原融为一体，由此而进入太平世。
除此之外，何休还发明了不少观念，类似于“张三世”，以及“通三统”“讥二名”等。发明一些观念后，以自己的理解来作设问与答问，这就是公羊家的特色，对于这种解经方式的利弊，周予同在为皮锡瑞《经学历史》所写的再版序中，将古文经与今文经作了对比性的总结：“简明些说，就是今文经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经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