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健康城市与健康中国2030

有两个根本因素决定了健康城市建设在全面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政策中的关键作用：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了60%（图1.2），并预计在2030年将达到70%。城市是实行全面健康管理的最佳载体。

图1.2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当前城市常住人口在我国总人口的占比超过60%，提升城市人口的健康水平将是健康中国行动的重要部分。我国城市面临着快速改变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所带来的众多健康挑战，特别是非传染性疾病、新发传染疾病和迅速衰老的城市人口的看护需求。这些挑战侵蚀了城市给居民带来的健康红利。相应地，各级政府面临着控制日益增长的健康支出和提高健康公平性的挑战。在城市中，非传染性疾病已经取代传染性疾病成为疾病负担的主要部分。传统传染病发病率持续下降主要得益于居住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改善、疾病预防和治疗技术上的进步、对传染病强有力的管理措施。但与此同时，庞大的城市人口、四通八达的城际交通网络以及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等，都增加了来自国内外的新发传染病的暴发风险。心血管疾病、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已成为引起我国城市居民过早死亡的主要肇因。非传染性疾病增加是因为城市人口迅速老龄化和更好的医疗条件增加了易患病的老年人群体数量，与此同时，城市中如缺乏身体活动的生活方式和空气污染等环境变化增加了患慢性疾病的风险。城市中持续的社会经济变化、收入差距的拉大，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以及人际信任的缺失等，不仅是心理疾患的主要危险因素，还对其他慢性疾病有促进作用。

城市的伤害和伤害死亡率不断上升，是因为城市环境中，人群对危险因素的暴露增加，这些危险因素包括如机动车数量上升、城市建筑工程增加等。例如，城市中老年人道路交通伤害的高死亡率可部分归因于城市人口老龄化和机动车数量日益增多；外来务工人员职业伤害高发，是因为该群体庞大且多从事具有较高风险的工作，如建筑工。除上述危险因素外，自然灾害也是城市伤害和伤害死亡的危险因素。一方面，快速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使城市能够调动更多的资源来应对这些灾害；另一方面，由于过往城市规划执行不力、基础设施和建筑的质量低、社会服务资源紧张和灾害管理系统破碎分散，一些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在自然灾害下的脆弱性在继续增长。例如，由于过去区域规划的局限性，导致现在大量的人口居住在易受灾害的区域，城市设计不当或执行不力导致城市内涝的频繁发生等。

应对上述挑战，不仅需要有对健康的社会和环境决定因素进行全面管理的新政策，更需要有将政策落地的行动。城市是实现纲要中新的卫生健康政策的最佳主体。过去的卫生健康政策主要关注医疗服务，卫生部门是健康管理的唯一主体。但新的健康政策关注更为广泛健康的社会和环境决定因素，超出了卫生部门的职能范围。只有政府才拥有实现新的健康政策所需要的政治权力、经济和人力资源以及体制结构。我国城市已经在健康管理的很多方面体现了这一点。例如，城市已经在公共卫生支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2011年，国家、省和市（包括地级市和县级市）在公共卫生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为10:20:70。与此同时，许多健康问题，如水土气污染造成的环境健康问题和人畜共患病，只能通过城乡合作、协同建设来予以解决。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确立的指导思想中包含了“……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促进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内容；所提出的十五项重大行动，涉及影响健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医疗服务、个人行为等方方面面。这种全社会共同行动来综合管理健康影响因素的做法，和健康城市方法强调的识别健康的决定因素，让所有利益相关者来参与管理这些因素的核心方法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健康城市方法为各级城市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提供了可行路径。各级城市践行《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中规定的保障原则和十五项重大行动也就是在建设健康城市。

影响健康的社会、环境、服务、人群、文化等五大重点领域也就是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五大领域，即健康环境、健康生活、健康服务、健康保障和健康产业。在健康城市试点城市的建设中，围绕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等五大领域，聚力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有效提升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而坚持完成建设健康“细胞”（健康校园、单位和社区），建立健康管理模式，改善环境和卫生基础设施，加强饮用水安全管理，改善环境质量，完善公共安全保障体系等六大关键任务，则是在五大领域实现突破的关键路径。

各级的健康城市试点城市在五个领域开展的建设行动，为达到《健康中国行动2020年试考核指标体系》（见表1.1）中的考核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健康城市建设强调健康环境的建设以及为居民进行日常体育锻炼等提供设施，不仅可以促进城市居民参加日常体育锻炼（对应指标2），增强居民的体质（指标27），还对于减少重大慢性疾病至关重要（指标16）。健康城市建设中健康细胞工程的建设和健康文化的发展可以促进健康教育（指标1）、日常健康活动（指标7、8、10）和健康相关人员配置（指标11、12）等方面的建设，帮助特定群体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增强其健康素养（指标1），实现对应目标群体的健康水平提升（指标6、9）。健康城市中对于健康服务的强调有助于增强健康中国行动制度保障，如优化专业人员（指标21、22）；同时，通过增强对高血压（指标17）和糖尿病（指标18）等患者的规范管理，从而增强从个人到城市层面上对于重大慢性疾病的应对和控制。最终，对提高城市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指标23）具有重大影响。

表1.1　健康中国行动2020年试考核指标体系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网站）

上述分析显示，在长期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健康城市的方法和行动覆盖了健康中国行动的关键内容，这是健康城市建设被《“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列为重要抓手的原因。政府主管部门也在积极创新，发挥健康城市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作用。例如，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在2020年印发了《关于开展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工作的通知》，依托健康城市推进健康中国癌症防治行动、妇幼健康促进行动。除专项行动外，要充分发挥健康城市建设对健康中国的促进作用，需要夯实健康城市建设的基础，包括提出具有前瞻性的健康城市发展规划、可行的行动方案，以及强有力的执行和及时的监测、评估和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