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沧海一粟

一个人也能带来改变，每个人都该试一试。

—约翰·F.肯尼迪

拉希达·亚也是个来自西非国家尼日尔的女孩，生下来就患有世界上最常见的先天缺陷之一—内翻足。大约每一千个婴儿中，就有一个孩子有畸形足缺陷—一只脚或双脚向内弯曲。1事实上，尼克的母亲简·克里斯托夫出生时就有一只脚是内翻畸形。不过，在美国和欧洲，医生只要把婴儿的脚固定在矫正石膏夹里待上一个月，畸形足很快就会被治好。因为具备有效的治疗手段，不会留下持久的变形，我们西方人几乎从来都见不到内翻足，也就不知道这种缺陷有多么常见。直到写作这本书时，我俩才知道简的脚曾是畸形的。之前我们根本不会往这儿想，因为即便已有80岁高龄，她还是个活力充沛的竞走爱好者。

这种情况在西方不胜枚举。克丽斯蒂·山口，这位花样滑冰的奥运金牌得主，优雅与美丽的化身，在出生时有一只内翻足；米娅·哈姆，在国际女子足球赛中的进球数曾创下历史纪录的运动员，有内翻足；查尔斯·伍德森，曾赢得“海兹曼奖”的全美最佳球员以及曾荣膺第45届“超级碗”冠军的绿湾包装工队成员，也是内翻足。在美国，曾患有先天内翻足的职业运动员实在太多了，以至于旧金山巨人队宣称，他们是先天内翻足运动员数量最多的球队！

然而，在贫穷国家，像拉希达这样的孩子往往得不到矫正治疗。他们行走困难，严重者站不起来。他们被视为残疾，甚至受到诅咒。有内翻足的孩子通常不会被送去上学，结婚或工作的机会也微乎其微。他们通常沦为被羞辱和作弄的对象，以乞讨为生—只是因为缺少仅需250美元的医疗干预。

我们都会收到铺天盖地的邮件，呼吁我们捐款50美元、75美元，甚至250美元。我们想要伸出援手，但是如今，世界的问题—从美国市区的黑帮暴力到印度的疾病—如此无情又势不可当，这令我们畏缩后退。一丁点儿少得可怜的捐款，能做成什么好事呢？

其实，近年来，越来越显见的一点就是，只需要少量的资金，就能帮忙治愈疾病和改善营养不良。革新也使各种组织在挽救生命、打破贫困循环方面变得越来越有效率。从疯狂歹徒的枪口下勇救市民的警察当然是光荣的，不过，拯救生命的办法还有许多。肯尼亚的一项研究通过随机对照实验和最严苛的数据发现：“非洲小鼓”组织分发的蚊帐就能挽救一个孩子的生命，而这只需要284美元的捐款。用这么少的资金实现这样的效果，这种案例也许难以复制，但很多干预方式，比如给孩子补充维生素A、锌或其他微量元素，分发蚊帐，注射疫苗，都能通过几千美元或更少的花费挽救一条生命。2比尔·盖茨说，他的基金会每花费2000美元，就能救活一个人。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经济学家苏珊·E.霍顿是这方面的计算专家。她指出，就算成本更高，这也是一笔划算的交易：“用5000美元拯救一个生命，仍然是相当了不起的。”

这些项目不仅挽救了孩子们的生命，也让他们变得更加健康。比如，价值5000美元的蚊帐就能防止大量儿童生病和发育不良；用一笔钱为孩子们分发维生素A，就能预防失明。很少有比为孩子的健康投资—比如改变拉希达·亚也一生的外科手术—更划算的买卖了。

当住在加州威尼斯的肖珊娜·克莱恩收到美国援助组织“第一步”（现更名为“奇迹之足”，MiracleFeet）关于儿童内翻足的信时，她立刻被吸引了。她的邮箱总是塞满为世界各地的人寻求帮助的信件，但“第一步”小册子里面的照片立刻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因为她自己出生时就有一只脚是严重的内翻足。家里人说，正是肖珊娜的第一个儿科医生告诉她的父母，她永远不能行走了。“他们真的崩溃了。”虽然对幼时的经历毫无记忆，但她说：“我小时候有两万张那样的照片，脚上都套着讨厌的石膏绷带！”

讨厌的石膏绷带矫正了克莱恩的内翻足，高中和大学期间，她的体育成绩都很出色。“我不但拥有了正常的双腿，而且成了运动健将，”她说，“一想到其他国家还有不能矫正、治愈内翻足的情况，我的心里就很不是滋味。”“第一步”的信是布赖恩·马拉尼（中文名为白涧龙）写的。马拉尼曾是唇腭裂专项基金会“微笑列车”的创始人之一，肖珊娜听说过他，也钦佩他，于是她寄出了250美元的支票。

肖珊娜告诉我们：“这件事确实影响了我的生活，我关心它，希望为它出一份力。”“第一步”把这笔钱转给宾夕法尼亚州的“治愈”医院（CURE），这个成立于2010年的慈善组织已经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开设了一家治疗内翻足的医院。尼日尔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该国绝大多数内翻足儿童永远都无法得到救助。我们去尼亚美访问这家医院时，院务主任穆塔里·马拉姆·萨迪说：“你们走到街上，就会看见很多内翻足的孩子在乞讨。他们从来没上过学，只能成为家里的一种灾难。久而久之，他们接受了这样的地位，觉得自己毫无用处，只能乞讨。”

同样的命运似乎很可能降临在拉希达身上。她双脚畸形，这并不罕见。她出生在尼日尔西部边境靠近布基纳法索的偏远农村—托罗迪。托罗迪是个由土房茅顶、几口井、一个泥造清真寺，以及一片片谷子地组成的小村落。没几个农民识字，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很多年来，在托罗迪有着内翻足的孩子里，没有一个接受过医疗救助。在这个重男轻女现象尤为严重的国家，拉希达作为一个女孩，似乎注定只能成为又一个不能行走、不能工作、不能上学的人。

“我以为女儿不会痊愈了。”拉希达的父亲亚也·阿马对我们说。他是个农民，也卖茶叶。一开始，他接受了现实，将拉希达的情况当成命运的安排。但是，亚也只有三个孩子，比村里大部分人少，而且他越发喜爱拉希达的活泼热情。一想到女儿可能被人嘲笑，或被迫沦为乞丐，他的心都碎了。他带着女儿去找当地的医生。医生束手无策，但他告诉亚也，听说尼亚美新开了一家外资医院，能治内翻足。希望渺茫，但亚也决心找到这家医院，请求他们帮助两岁的拉希达。他向朋友们借路费，却遭到嘲笑。

“大伙儿对我说，这是白费钱，”亚也说，“没人帮忙。”但是他太爱这个女儿，因此不能放弃她。于是，他把另外两个孩子留在村里，交由妻子照顾，自己带着拉希达搭上了开往尼亚美的巴士。亚也进了城，走了好几里地，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治愈”医院。他走进去，一眼就看到几十个和拉希达一样的孩子，有些孩子基本上已经治愈了。亚也有了拥抱希望的勇气。

对这个家庭来说，治疗所需的250美元是个难以承受的天文数字，但是肖珊娜·克莱恩的捐款负担了全部费用。医生把拉希达的脚裹上石膏绷带，稍稍夹紧。几周之后，另一副绷带进一步拉直了她的脚。随后七周内，医生连续使用六副石膏绷带，然后，拉希达接受了一个简单的肌腱切开术：局部麻醉，在跟腱上开一个口子，以便双足进一步打开。克里斯·卡特医生完成了手术的主要环节，他的妻子—外科护士丹妮尔在一旁握着拉希达的手安抚她。克里斯是来自加拿大的骨科医师，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非洲做传教医生。20分钟后，拉希达双脚套上了最后一副石膏绷带，几天后就可以取下来，那时她的治疗便宣告结束。很快，她被抱到医院的院子里，坐在爸爸的腿上，沐浴在落日的余晖里。亚也和女儿看上去都心满意足。

“我相信她会完全康复的，”亚也说，“我太爱这个女儿了，所以我来到了这里。”

这就是一位美国加州妇女通过250美元改变了世界另一端的生命的故事。回到托罗迪，拉希达很快就能正常地行走、跑步、去上学，成为当地第一个矫正内翻足的孩子。她是一个探路者，更多的父母和孩子将跟随她的脚步。之前注定成为乞丐的村民以后也能当老师，做护士，甚至成为村长。克莱恩的捐款将在这里激起涟漪。对我们来说，看到250美元就能实现这样的改变令人备受鼓舞，这不是一种牺牲，而是一个机会。

并不是每笔善款都产生和肖珊娜·克莱恩的捐赠一样的影响，我们也并不想掩盖有效利用善款的困难。在人道主义援助领域，很多事情都出了错。杰出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安格斯·迪顿和纽约大学的威廉·伊斯特利等怀疑论者担心，在创造可自我持续的经济增长方面，援助是否有效。这种担心是合理的。慈善“产业”有诸多缺陷，其中一点是，最慷慨的捐献并不以最需要的人为目标。慈善捐款最大的接受者是教会，然后是大学和教育机构。当然，这无可厚非。但是，印第安纳大学慈善研究中心在试图弄清宗教捐款有多少份额被用于帮助穷人，捐给大学的奖学金有多少被拨给贫困学生的时候，却发现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善款被用于援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3这一点难免使我们困惑不安。

整个美国的慈善机构雇用了1300万名员工，每年收入1.5万亿美元，其中不只有捐款，也有针对无家可归者或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政府计划拨款。这意味着，慈善产业占到总体经济的10%，是国防的两倍。规模如此庞大的产业却缺少监督和审计，在包括教会在内的140万个美国慈善组织中，有些机构除了让创立者大发横财，一事无成。

我们的教训是，签支票的时候要小心，为慈善机构捐款的时候，要像花大价钱买东西时一样谨慎。假如你打算买一台大屏幕电视，大概会事前做一番研究，以确保物有所值。捐款时也该这么做。要提防那些名字和著名非营利组织雷同的机构，也要留心那些对背景和善款用途含糊其词的组织。你还可以到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网站（www.ftc.gov/charityfraud）上查询，以防遇到诈捐。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列出一些有关慈善捐款的具体办法。不过，也一定要记住，虽然有诈骗风险，但是把钱捐给对的地方，就有可能创造巨大的影响。

写支票并不是唯一的救助方法。献血，或花一分钟注册成为器官捐献者，也是回报社会的方式。做志愿者也是重要的途径，这尤其令人感到满足，因为你能亲眼见到因你的努力而获益的人们。年轻人往往是因为愤世嫉俗或出于功利的动机才开始做志愿者的，比如有些高中生认为，如果他们展示出服务的热情，进入理想大学的机会就大一些。但是，当这些住在郊区的富裕孩子真的接触到比他们不幸的人，并努力去帮助后者时，他们有时会发现，做志愿者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带来了深深的满足感。在美国，志愿服务一直是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的方式。在www.idealist.org和www.omprakash.org两个网站上，可以查询到美国和世界各地丰富的志愿机会。

很多志愿者每周都花几个小时参加一个名为“公民学校”的课外活动项目，辅导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引导他们走上通往大学或职业生涯之路。年纪大的人在“经验服务队”寻找志愿活动的机会，年轻人则从慈善组织“做点事情”那里得到不少启发。还有人去监狱教艺术，或者通过“伸出手，一起读”报名，在候诊室里给生病的孩子读书。来自低收入社区的问题孩子，身边没有足够多的行为榜样，也没有成年人的支持，亟须指导。“大哥哥大姐姐”项目就是发挥影响的一个渠道，这种影响是金钱买不到的。有一种全新的计划让志愿行动更加简便易行，这就是“在线导师”。“在线导师”将大学毕业生和低收入家庭的高中生结成辅导伙伴，双方的交往可以持续多年。辅导老师和学生可以在网上交流，也可以线下见面，或通过电子邮件通信。这个计划的初衷是帮助高中生了解大学，熟悉申请流程。1999年以来，“在线导师”已经为超过1.1万名学生配备了辅导老师，向其提供在中产阶级家庭中随处可见的支持和鼓励。

除了捐款和志愿服务，创造改变的第三种主要途径是倡议，它和前两种方式一样重要。我们有无数的机会通过倡议为他人发声。我们需要以大规模实证为基础的创新项目—不论是由政府还是其他组织执行—也需要用更高明的游说来实现它们。像“一运动”（ONE）这样的倡导组织就能为你提供巧妙的指导，帮助你联系到想找的议员，然后采取行动，创造一个更公平的世界。

我们曾问过一位全球卫生领域的世界级专家，如果他有一个基金会，会把100万美元用在什么地方？是促进儿童营养的微量元素补剂、疫苗，还是蚊帐？“我会用这笔钱搞一场大型公益广告活动和一场游说活动，筹集更多的资金，”他说，“人们不了解这些紧迫的需求，我敢肯定，我可以用100万美元，为这个目标筹集到1亿美元。”这么说不无道理。为什么美国每年在农业计划上花费超过200亿美元，而在教育上，特别是对两岁以内儿童至关重要的早教上，花费还不足40亿美元？对美国的未来而言，玉米和大豆真的比我们的孩子还重要吗？当然，有一种解释是，因为农商企业的游说来势汹汹，为脆弱的孩子们进行的游说则少之又少。因此，美国不仅需要为无家可归者递上热汤的志愿者，更需要通过“一运动”这样的组织要求总统、国会议员、内阁成员、州长、立法委员和市长给予孩子更多重视。

名不见经传的“结果”是个很有效率的倡议组织。1980年，为全球饥饿问题而忧虑的音乐家山姆·达利-哈里斯，有感于针对这一问题的政治压力严重不足，成立了“结果”。达利-哈里斯相信，大体上，还是有很多美国人关心世界苦难的，只是他们不知道怎样将关心转化成改变，因此，他创建了公民倡议平台“结果”和兄弟组织“结果教育基金会”作为公民游说的平台。这两个机构招募公民志愿游说者，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教育，了解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贫困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教他们如何给编辑写信，和报刊编辑部工作人员见面，撰写社论；给国会办公室写信、打电话，和国会议员见面，用专业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诉求。

“结果”的志愿者最早发动的大型运动之一，是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儿童生存革命”项目争取草根阶层的支持。“儿童生存革命”使用疫苗和口服补液来挽救儿童的生命。1000名消息灵通的“结果”志愿者和报社人员见面，在短短一年之内发表了100篇社论。美国对世界各地儿童生存项目的资金支持，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每年2500万美元增长到现在的每年6亿美元，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得益于志愿者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在儿童生存方面已累计花费50亿美元，成果之一是，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人数从每天4.1万人降至每天1.8万人，也就是说，全球每年有将近840万个生命得到救助。当然，“结果”的倡议运动不是实现增长的唯一原因，但它的确带来了改变。作家戴维·伯恩斯坦是全球变革推动者的记录者，他认为“结果”改变了国会的态度，促使国会关注“全球杀手”肺结核病在全球范围内的肆虐。

“我参与到结核病项目里，是因为一群‘结果’志愿者到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和梅迪纳来找我，”俄亥俄州参议员谢罗德·布朗说，“他们很有说服力，见多识广，而且非常坚决。”4结果是，用于肺结核防治的联邦资金从1997年的每年100万美元，增长到现在的每年近2.5亿美元。尽管这并不完全归功于“结果”，但政府官员和国会代表都说“结果”在促进拨款增加方面功不可没。目前，美国已经累计投入18亿美元，用于治疗这种一度被忽视的疾病，再一次挽救了上百万人的生命。

在全美推广学前教育是“结果”迎来的新挑战。“结果”向国会施压，让“开端计划”和“开端计划早期项目”在2009年的后衰退时期经济刺激计划中，获得了有史以来数额最大的拨款。从那时开始，“结果”一直在为维持招生所需的资金投入进行游说。“结果”在全美100个城市设有分会，5覆盖全部国会选区，并已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和日本设立分支机构。

倡议也许听起来很乏力，和前线的援助英雄相比，纸上谈兵的业余人士带来的援助显得相形见绌。但是，为不能发声的人说话，和分发艾滋病药物一样，可以拯救生命。你写给政客的信不可能改变政策，这是真的；你也许不能“解决”一个全球性问题，这也是真的。但是，相较于抹去问题，不要因此低估改善一个问题的价值，也不要忽视人权倡议帮助某一个人的价值。不要因为我们不能帮助所有人，就以为我们不该帮助一个人。

这是一个身在罗马尼亚的波兰裔亚美尼亚难民教会我们的事，他的一生因为一张便条被永远地改变了。这个男人名叫瓦迪斯瓦夫·克里斯多夫维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满目疮痍，难民遍地，克里斯多夫维奇试图借助一个车轮内胎游过多瑙河，进入南斯拉夫。才到河中央，内胎就进水了。游到南斯拉夫的克里斯多夫维奇大口喘着气，一上岸就遭到逮捕，被押往石棉矿边的劳改营。随后，又转往山上的劳改营。他在山里伐木的时候，当局正在研究该如何处理他和其他东欧逃亡者。几年过去了，南斯拉夫决定释放部分难民前往意大利，以此博取西方的肯定，同时枪决部分难民，以此向盟友保证，南斯拉夫在政治上依然是可靠的。

克里斯多夫维奇和其他犯人一起被带下山，塞进一列牲畜运输车。挨在边上的犯人通过车厢的缝隙看见下一站的名字，大喊着告诉其他人。如果车是向西开的，他们也许正奔向意大利和自由，如果向东开，前途便是末路。

此时，克里斯多夫维奇设法联系上贝尔格莱德的法国大使馆，他用优美的法语申明自己遭到关押，并有亲人在法国的情况。于是，一位法国外交官给南斯拉夫政府写了一张便条，提到了克里斯多夫维奇和他的案子。便条只有寥寥数语，不过是简单的询问，却足以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克里斯多夫维奇的列车向西驶去。一个星期后，犯人们抵达意大利，克里斯多夫维奇将死里逃生部分归功于法国外交官写的便条—后者从来不知道自己曾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克里斯多夫维奇历尽艰难，来到法国。他找到一份清洁工的工作，但很快就憧憬更大的机遇。他认定，美国是收获机会的地方。巧合的是，他为玛吉·卡梅隆打扫房间。年轻的玛吉来自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当时因“马歇尔计划”在巴黎工作。他们渐渐成了朋友，玛吉催促父母帮助这个战争难民申请移民。尽管克里斯多夫维奇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卡梅隆夫妇还是决定冒险一试，成为这个素未谋面的男人移民俄勒冈的担保人。尽管他是天主教徒，波特兰第一长老会还是提供了赞助，一位教友还帮他在瓦尔塞兹市的伐木场找到一份工作。1951年，克里斯多夫维奇坐船来到美国，登上了开往俄勒冈的火车。

无论是法国外交官的纸条，还是卡梅隆一家的善良，都不能解决全球难民问题，但是他们给克里斯多夫维奇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转折性的影响。来到波特兰后，瓦迪斯瓦夫·克里斯多夫维奇发觉他的名字在美国很难用，决定改成更容易发音的拉迪斯·克里斯多夫。他就是尼克的父亲。

所以，振奋起来，听我们说：不要小看一封信的力量，或是对“沧海一粟”不屑一顾。我们就是这样填满了一片海洋，改变了一个个生命，创造了一个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