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考察，影响一生

1983年，草长莺飞二月天。40岁的林占熺跟随福建省科技扶贫考察团，来到著名的老区苏区闽西长汀县，惊遇一片赤地千里的“火焰山”。河田镇一带的地表温度，炎炎夏日可达70摄氏度以上，加上这里千沟万壑，故有“火焰山”之称，民国时期便与陕西长安、甘肃天水被并称为全国三大水土流失区。横亘在他们眼前的，还有一条高出两边耕地一两米的“悬河”，像是沙石错乱铸成的渡槽在龇牙咧嘴，山清水秀绿常在的福建竟然在这里冒出一张“鬼脸”来！

林占熺登上河岸眺望，四周山丘秃落落，植被稀零零，两旁耕地沙化迹象一览无余。他年轻时曾西临黄河，实地探究过“悬河”给沿河百姓造成的巨大灾难，只道这是黄河的“特产”，不料竟也出现在闽西。显然，此处“悬河”已与山丘荒秃、耕地沙化共生多时。

迎着刺骨的山风走出罗地村一户“五老人员”低矮的土屋，林占熺的脚步愈发沉重，耳闻目睹让他步步惊心：寒风顺着墙缝猛灌，一家人牙根打战，一床破棉被根本无法遮体御寒，只好搬来谷席盖上蓑衣偎依着添暖……

正觉鼻酸，一双瘦弱的小手怯怯地拉住了他的衣角：“叔叔，我饿……”他回头看了一眼孩子，眼神清澈，却满含哀伤，身子瘦若芦柴棒，便握着他的小手，心不由得一阵颤抖，转身问县里的陪同人员：“能否想办法给他们弄点吃的？”

“不是没想过办法，可解决了上顿还悬着下顿，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陪同人员黯然转过头去。

林占熺听得心痛。他在这次考察中，目之所及，皆是人穷、田瘦、山光、岭秃、水浊的凄凉景况；耳之所闻，常是叹息：“打我出生起，这里就是光溜溜一片，看不见树，留不住水。”

喉咙发紧中，他收集到了广为流传的民谣：“长汀哪里苦，河田加策武；河田哪里穷，朱溪罗碧丛。”

水土流失给河田小镇刻上了深深烙印，也给林占熺的心田刻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记。他万万没想到，与自己老家连城县毗邻、作为古汀州府所在地的长汀，会有如此成片的濯濯童山！翻看清朝乾隆版的《汀州府志》，历史上的长汀，边边角角都曾是山清水秀、田肥林茂啊。河田一带地处客家母亲河汀江上游的最大盆地，曾是繁荣富庶的鱼米之乡呢！

关切之下，他得知近代以来，由于长汀战略位置突出、人口稠密、采伐无度，又遇兵燹火劫等，当地森林遭到极度破坏；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口剧增，消耗增加，加上1958年大炼钢铁时的开采，森林植被无以休养生息。

20世纪40年代，一个叫张木匋的学者写下了关于河田水土的调查报告：“四周山岭尽是一片红色，闪耀着可怕的血光。树木，很少看到！偶然也杂生着几株马尾松或木荷，正像红滑的癞秃头上长着几根黑发，萎绝而凌乱。在那儿，不闻虫声，不见鼠迹，不投栖息的飞鸟；只有凄怆的静寂，永伴着被毁灭了的山灵。”

这是不是有关长汀水土流失的最早记录，林占熺不知道，叫他意想不到的是中央苏区时这个著名的“红色小上海”，水土流失面积竟达146万亩，占了县域面积的31%强。他尤其震惊于以河田为中心的区域水土流失历史之长、面积之大、危害之严重，以及周围生态之恶化！难怪百姓披蓑夜耕，依旧兀兀穷年。

刨根问底中，当地干部道尽河田一年四季的酸甜苦辣。夏天最是难熬，“三头”尤让人难过。哪三头？“头顶大日头，脚踩沙窟头，三餐番薯头”！暴雨时的情景也便赫然在目：一下大雨，雨水就卷着土质疏松且含沙量大的红壤，从山上滚滚而下，山就像被剥了一层皮；而挟泥带土的水流越过河堤，四处肆虐，吞没良田，淹没村庄。每次水土汹涌过后，河道必然又一次被堵塞，农田必然再遭淤积，一年辛苦的劳作要么歉收，要么毁于一旦。村民们无奈地编出顺口溜：“天一下雨黄泥田，三天日头晒裂田。三天没雨旱打旱，三天有雨涝打涝。”

他在河田、三洲一带细心地调研，把初步结论条分缕析于当地干部：“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水土与生态问题，是在地表植被被破坏的情况下产生的恶性循环。没有树，连草都稀罕，怎能不造成水土流失，年复一年又怎能不穷？”

鞭辟入里。可为什么会没有树呢？当年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做出“绿化祖国”的号召后，河田也不是没有响应种树，但存活艰难不说，观念也跟不上，没多久便会遭人“惦记”。那年头，一担柴在街上能卖个三毛五角，有贪心的白天要是在村头地尾发现一棵树，管它大小，晚上睡觉也要琢磨怎么去偷砍了卖钱，唯恐下手迟了就被别人先得了便宜。

林占熺微微叹息中，当地干部还向这位从事食用菌研究和开发的科技专家提到脱贫招数，由衷地表示遗憾：“要是河田有树，村民们也可以种上些香菇改善生活……”

殊不知，这正是林占熺此行一路走来的另一个忧心事——“菌林矛盾”！

长汀是福建较早开始栽培香菇的区县。改革开放之初，香菇种植更是点燃了这里百姓脱贫致富的梦想，由此这里竞相砍树伐木，加剧了当地的水土流失。而生态的恶化、土地的沙化又会造成贫穷回归。如此矛盾的现实，让林占熺严重失眠，痛心不已。

1968年，他从福建农学院农学专业毕业后到宁化县水茜公社插队，1971年9月被选调到全国有名的福建省三明地区真菌实验站（后改为三明市真菌研究所），从事食用菌研发和生产工作。彼时，椴木栽培食用菌被视为先进技术从日本引进，只消在树段上种下菌种，半年后即有收成。

林占熺下乡指导愈勤，就愈觉该技术并不切合中国农村实际。首先是这技术需要的栲树一般要生长二三十年才能砍下来做树段种菇，产菇时间也略长，多数农民等不起，他们是要靠种菇挣钱来解决生活中的燃眉之急；其次，山里的树再多，也经不起砍，这么种菇岂可持续长久？

“锯了一车树，回来种点菇；先砍一片林，再毁一座山，这样下去值不值？”每每推广椴木栽培香菇技术回来，他都少不得点根烟沉思，发呆好半晌。

不值得啊！

那时候“拿来主义”方兴未艾，甜头初尝，一个技术人员的清醒又能改变什么呢？于是，大片大片的林木，特别是阔叶树，被随意砍伐，日销月铄。林占熺曾见一处原本遮天蔽日的树林，不消个把月，就在不绝于耳的“坎坎伐檀兮”中“门户洞开”，留下的一个个树桩就像是大地裸露出的伤疤。

在食用菌的研发和生产中，他又发现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中国仅香菇一项，年消耗木材就达700万立方米，而福建省栽培香菇一年砍伐木材曾达100万立方米。付出的生态代价真是太惨痛了！食用菌的生产若一味依靠消耗森林资源，势必产生“菌林矛盾”；若改用大量麸皮等，又将产生“菌粮矛盾”。

哪怕有的地方在林业部门的呼吁下改用了木屑，能节约木材的消耗量，但在大面积发展袋栽食用菌的地方，绿树仍以惊人的速度在消失。人们在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同时，又亲手种下了灾难与贫穷的种子，而这种子终将变成噩梦祸及子孙！他觉得如此下去，自己也是毁林的“罪魁祸首”之一呢。他甚至梦见一片片阔叶树哭着轰然委地。都说十年树木，何况是生长缓慢的阔叶树啊！但能因噎废食吗？能因此中止食用菌的研发和生产吗？弄不好就给你扣上一顶破坏生产的帽子！

一道日益突出的世界性生态难题，如“悬河”一样横在林占熺眼前。不能任其悬而不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种菇？有没有法子能对脱贫治穷与保护森林、修复生态三管齐下？能不能用木质化程度较高的草来代替树木做培养基呢？他不觉联想到了早先琢磨的“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方案。

当年忽发这个遐想，固然有真菌所工作时发现矛盾后的冥思，但也有对红军长征途中吃野草充饥的历史印象，甚至还有自己在三年困难时期食草填肚的深刻记忆。儿时牧牛的情景也再次在他的脑海里浮现：牛吃草而活得健壮，人吃草也可充饥，说明草的营养价值不容忽视，若能用草来替代树木种植菇、木耳等食用菌，岂不是有助于解决人类生存发展的大问题？灵光乍现，却由于他在1975年被调回母校福建农学院从事行政和党务工作而无暇付诸实践。如今时隔八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在长汀这个辗转难眠的夜里，白居易的诗句一遍遍在他脑海里回响：“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看似卑微的草，却有着不可小觑的蓬勃生命力，不惧土地的贫瘠，且能阻止生态的恶化。但如何让草变成食物呢？他的思绪如滔滔汀江水，一个愿望愈益强烈。

一次考察，影响一生。犹如遇上万有引力，十年前帮助农民提高粮食亩产的快乐，和潜伏在体内的“不安分”因子，连着使命同时点燃，“壹引其纲，万目皆张”，指引他走上应用科学研究之路。

人们开始惊奇地发现，这个全校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外出时常常掉队。往回找，他正为路边几株野草痴迷着，或为移植山野中那些不知名的野草而忙碌。一段时间，他家里和办公室“草”满为患。

人们不知道，林占熺那次回到福建农学院后，便偷偷开始了尝试。他从废弃的自行车轮毂取下几根钢线，按尺寸磨光后做成接种针，又向同事周教授要了20根试管，就这样因陋就简进行试验。

要知道，这可是个破天荒的课题，想以此来致富一方兼治理水土流失，更无异于异想天开。难怪学校领导听后，第一反应是沉吟有加：“好是好，就是没有先例可循，又无现成材料可以借鉴。”看到他一头扎进野草育菌的梦幻王国，同事也善意地提醒：“世界上通用的方法都是伐木培菌，以草代木闻所未闻……”

这不怪他们。在人们的普遍印象里，在中外的文字记载里，香菇、木耳、灵芝等食用菌的人工栽培哪个离得了木头？这些食用菌无论是自然生还是人工种，哪个不长在木头上？难怪常用于栽培香菇的阔叶树又被称为“香菇树”，世界菌业强国日本则干脆把食用菌称为“森林之子”。

他却自信满满地说，既然前人能成功用木头栽培食用菌，为何后人就不能成功用草呢？事在人为！此举若成，既可缓解不容坐视的菌林矛盾，还能让农民获得经济效益，实现生态和扶贫一把抓，两全其美。

宿命论一点儿，“菌林矛盾”也就是他林占熺的矛盾，要不他怎么偏姓林？他这辈子就为解决这个矛盾而来。

志存高远，招来的尽是不解：“你做梦吧？”

人若鄙夷不屑，他也不予置辩，或只是呵呵：“梦里啥都有。”

以草育菌的梦想刚拉开序幕，一个个困难便接踵而至：别说没有现成的经验借鉴，也别说没有研发单位的立项，没有可供研发的实验室，就连研发资金与设备也无着落，甚至研发时间都没办法保证。

他递上的立项报告，因为不是出自正式科研单位而被退回，无法获得科研经费。有人就婉劝他知难而退，及时止损。他却这样安慰人家，也给自己打气：“没关系，只要能拿出成果，有关部门肯定会支持！”

如何解决研发实验问题呢？自嘲“五无人员”的他，以私人名义向学院总场工程队借5万元资金，计划盖个300平方米的实验室。

妻子罗昭君一听就急红了眼：“占熺啊，你搞科研我不反对，但你想过没有，我们的月工资加起来也不过百，借一笔高出我们全家月收入500倍的巨款，万一搞砸了，拿什么去还？我们一家都喝西北风去？”

林占熺说：“没有退路可言。办法总是比困难多，押上一辈子总能成功。现在绝不能犹豫和动摇，得尽早定下场址！”

一字一句，掷地有声，这份一往无前、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执着，连同眉宇间那份舍我其谁的自信，既不容置喙，也不容置疑，倒让退守底线的妻子瞬间再“破防”——沉默等于同意。

真要第一个吃螃蟹了，有人大泼冷水，极尽揶揄，说一无所有，举债做实验岂能长久？真是“省着花被不睡，偏去乌龟壳上翻跟头”。

他不愠不恼，回应时也笑：“说得也对，可老话不是说大破大立嘛，我就是想翻翻跟头看看。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嘛！”

种种困难都没拦下他。他不仅要这样大破大立地“翻跟头”，还决定辞去行政职务，心无旁骛只做“草民”，专事“草”科研。彼时，他刚步入不惑之年，已担任福建农学院生产处副处长、机关第二党总支书记多年，充满阳光的仕途摆在前面。

亲人朋友大惑不解，林占熺却语气铿锵道：“八年前在三明真菌研究所时，我就想着要干这事，因为被调回母校戴了顶‘乌纱帽’而中止，人生一晃而过，还能有几个八年？我不能再等下去了，自己提出的想法和理论必须敢于从自己做起，带头去实践！”

当年提拔他的领导感到不对劲，要他三思而后行。毕竟“学而优则仕”，仕途历来是最被看好的人生道路之一，一旦错失或放弃，再要就难了。

林占熺感恩之中也超脱：“有时，‘乌纱帽’有如‘紧箍咒’，让人事事受约束。今后如果继续走仕途从政，就得舍下科研，我这个梦想就永远只能是空中楼阁了……”

他在机关党支部会上剖明心迹：“我是农民的儿子，为农民多做些有益的事是我的本分。作为一名学农的共产党员，科技扶贫更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以草代木发展菌业正因为没人做过，没有现成的路可走，才更需要我们共产党员去探索开拓、去冲锋陷阵。带头破解‘菌林矛盾’这道难题，比我当处长还更有意义，也是我以共产党员标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我愿意为科技创新奋斗献身。”

如此超乎寻常之举，林占熺脑海里不是没有经过激烈的斗争，他也难忘“升官”后回乡那一幕：父母家人一脸喜悦，邻里乡亲满眼羡慕。只是，这位更愿意弯下身子走进田间的农家子弟，所追求和所怀抱的，却是另一极：不求做大官，但求做大事；为子孙后代保护青山绿水，领着更多农民致富。

林占熺为此作诗明志，末句是：“仕途或有涯，科学阔无边。”诗意高远，像是在原本有点浑的水缸里丢进一把明矾，水迅速清澈澄明，妻子罗昭君的心也给照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