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注释
一、古代的注释
注释是沟通作品和读者思想的津梁。
作者写作诗文，目的自在于读者理解和接受。而古代的历史书籍，由于时间、地域的悬隔，语言、文字的变迁，后世的读者无论在点读、识字、分析篇章、领会内容等方面，都会遇到困难。注释能帮助解难释疑，因此成为后人阅读古籍的必要辅助。旧时塾师教蒙学，有时让学生把正文和注释一起诵读，如《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亲当作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其中“亲当作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即为宋朱熹的注释，意思是“在亲民”应当读为“在新民”，并解释“大学”是“大人之学”。
注释一般是作品产生以后的后代人做的，但也有作者自加的注释。如西汉司马迁《史记》，书中除把征引的上古文字（如《尚书》）改易为当时通行的书面语言，以便读者理解外，也有自注性质的文字。例如《田叔列传》：“月余上迁拜为司直数岁坐太子事时左丞相自将兵令司直田仁主闭守城门坐纵太子下吏诛死。”人们以为“坐太子事”与“坐纵太子”语义重复，不类司马迁简练谨严的文风。实际“时左丞相自将兵”下的文字，是解释坐事原因的自注，即使不单独提出来作为注文，用新式标点处理成：“月余，上迁拜司直。数岁，坐太子事，——时左丞相自将兵，令司直田仁主闭守城门，坐纵太子——下吏诛死。”作为文中夹注的意思，也是清楚的。《史记》《汉书》中类似的文字，不乏其例。
唐以后，诗人在诗中加自注的就常见了，原因大抵是诗语简练，诗中抒发的事，即使同时代没有参与其事的人也无法理会，或者诗中某些词语不加注不足以明了的部分，其用意自为便利读者阅读理解。这里举宋人的两首诗为例，宋欧阳修《答通判吕太博》：
千顷芙蓉盖水平，（自注：邵伯荷花四望报目。）杨州太守旧多情。画盆围处花光合，（自注：予尝采莲千朵，插以画盆，围绕座席。）红袖传来酒令行。（自注：又尝命座客传花，人摘一叶，叶尽处饮，以为酒令。）舞踏落晖留醉客，歌迟檀板换新声。如今寂寞西湖上，雨后无人看落英。
宋宋庠《坐旧州（郓州）驿亭上作》：
废垒孤亭四面风，座疑身世五湖东。长天野浪相依碧，落日残云共作红。渔缶回环千艇合，（自注：泊中渔舟数百艘，各击瓦缶以惊鱼，然后众舟若合围状。）巷蒲明灭百帆遥。（自注：泊水无岸，行舟都穿孤蒲为道，舟人指之蒲巷。）恍然归兴无人会，闲向青冥数塞鸿。
作者的自注，最能正确反映作品的涵义。如上引欧阳修诗，就可以和宋叶梦得《避暑录话》“欧阳文忠公在扬州作平山堂，壮丽为淮南第一。堂据蜀冈，下临江南数百里，真、润、金陵三州隐隐若可见。公每暑时，辄凌晨携客往游，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与客相间。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往往侵夜戴月而归……”的记载，相互印证，并知《避暑录话》的记载是可信的，再如宋庠诗中的“渔缶”“蒲巷”，如果不是梁山泊本地人，没有这自注是无法理解的，而且从诗中可以了解到，北宋时梁山泊确实如《水浒》中描述的那样，是一个茫茫荡荡、渔舟纵横、菰蒲丛生的大湖泊。
但是，古籍中的作者自注，总是极为简略的。如上引欧阳修诗，异代的读者如不知欧阳修的生平、作品写作的时间，就不能了解吕太博为谁何，扬州太守指谁，邵伯、西湖在何地？对诗意仍只能若明若昧。何况古籍中的大量作品，作者并无自注，所以还必须依靠后代人的注释。
古籍注释的撰写人，大多为对某一学科或对某一具体作者、作品有专门研究的学者。他们或则与作者时代相近，因此思想、气息相通；或则学有师承，能转辗传达出作品的本意，或则博学多闻，比类引喻，能探索出作者的创作意图。因此注释能帮助作者越过时空障碍，使作品为后世的读者所接受。
注释的起源很早，一般而言有了书籍即伴生注释。我国最早的注释，其作用大多为原文的讲解，原文简要，注释详明，而且独立于原文单行成册。随着文明的进步，文化的发展，注释也日益精密，依据各自的侧重点，称谓也各自不同，有传、说、故、训、记、注、疏、解、笺、章句、集解、解诂、正义等名称。如黄以周《儆季杂著·史说略·读汉书艺文志》说：
汉儒注经，各守义理。故、训、传、说，体裁不同，读《艺文志》犹可考见。故、训者，疏通其文义也；传、说者，征引其事实也。故、训之体，取法《尔雅》；传、说之体，取法《春秋传》。
传问世最早，据说《易》的十翼（《系辞》《文言》等）即为传体，后来的《春秋》三传（《左氏》《公羊》《呣梁》）就是按十翼的体例发展而成的，着重引征本事，阐发经义。训和故则侧重字音、字义的训释。注的任务是申释原文涵义使之浅明。由于不少古籍的注是汉魏人做的，文字对后人仍嫌艰深，于是又有人用疏来加以发明。如《十三经注疏》中的《周礼》《仪礼》，是汉郑玄注的，唐贾公彦作疏解；《公羊传》是汉何休注的，唐徐彦作疏解；《呣梁传》是晋范甯注的，唐杨士勋作疏解；《论语》是魏何晏注的，宋邢昺作疏解。（当然，注释上述各书的人历史上指不胜屈，这里仅就清阮元刊的宋版《十三经注疏》而言。）疏比较保守，只能申说原来注中的意思，不能别立新义，因此有“疏不破注”之说。齐、梁以后，学术界崇尚博古，所谓“句无虚辞，必假故实；语无空字，必究所从”，以为作品中的字词必须见诸于经史者才称学问，因此获后世“文章殆同书抄”之讥。和这种风气相应，注释中也产生了一种广征博引、只求字词出处根据、与作品内容涵义基本不相干的笺疏。清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八《李太白集辑注序》强调笺疏之难，主要指这类注释，转引如下：
作者不易，笺疏者尤难，何也？作者以才为主，而辅之以学，兴到笔随，第抽其平日之腹笥，而纵横曼衍以极其所至，不必沾沾獭祭也。为之笺与疏者，必语语核其指归而意象乃明，必字字还其根据而证佐乃确。才不必言，夫必有什倍于作者之卷轴而后可以从事焉。
由于古代各类注释的侧重点不同，因此只有了解它们各自的源流和特色，才能正确的吸收和应用。
人们阅读古籍，虽然说是要依靠注释，但注者和作者终究隔着一层，不严谨的注者姑置不论，即使谨慎、深细的注者，也决不可能全部传达、表述作品的正确涵义。因此不同注家注释同一作品，常发生解释不一的现象；往往作品问世时代愈早的、作品文字愈简练的、作者背景愈不明的，分歧愈大。如《诗经》，汉代时除毛诗外，还有齐、鲁、韩三家，各家的解释就大相径庭。古代的说《诗》者，强调所谓美刺，即颂扬或讽刺，往往同一首诗，这家说是颂扬的，而那家却说是讽刺。例如《国风》的第一首《周南·关睢》，毛诗以为是颂“后妃之德”的，所谓“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害之心焉”。而今见《史记》《汉书》《列女传》《法言》《论衡》《后汉书》《风俗通》等书中所引的齐、鲁、韩三家诗说，都以为是刺诗，是刺“宴起”，刺“人主不正，应门失守”的。而近人研究，《关雎》实际不过是一首青年男女的情歌。这足以见出其间差异之大。因此读者要有自己的识别，不能拘泥一说。即使同一人注释同一作品，也有前后扞格、互相矛盾的事例，清洪亮吉《晓读书斋初录》卷七曾指出：
高诱注《淮南王书·诠言训》“羿死于桃棓”，云：“棓，大杖，以桃木为之，以击杀羿。”注《说山训》，则又云：“桃部，地名。”不知棓、部本一字，传写异耳。《御览·兵部八十七》棓下引前一条，作许慎注，是前说属慎，后一说乃诱耳。又诱注《吕氏春秋》“白公死于法室”，云：“法室，狱也。”注《淮南王书》“白公死于浴室”，云：“楚地名。”彼此不同，岂亦叔重（许慎字）注淆入诱注耶？
洪氏尊重古人，委婉言之，不径斥高诱之非。实际不仅部、棓本一字，法、浴亦形近而讹，这类现象，在传刻的古籍中是常见的，高诱失于比勘，望文生义地作注，因此产生矛盾。所以阅读古籍仍须详味原文，潜心寻绎，对前人注释有所抉择，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
一般地说，不同注者注释同一作品，应该是后出者为胜，事实却并不如此，原因是一方面由于古代出版物流传不广，注者间未必能互相参考；加以有些注者好逞臆立说，独执己见，所以常有众说纷纭的现象。例如唐杜甫的诗，从宋代开始受到特别的推崇，誉为“诗史”，作者称“诗圣”，注者纷起，有“千家注杜”之说。清初钱谦益笺注杜诗，按其人的时代和学力，本应囊括前人，多所创获，但钱笺亦多疏误。清姚鼐《惜抱轩笔记》卷八指出：
蒙叟（钱谦益别号）杜笺，前人多推之。以余观之，其议论之颇僻，引据之舛错，纷然杂出。今略举之：
《咏怀》“蚩尤塞寒空”，盖蚩尤能作雾，此但言雾塞寒空耳；笺所引蚩尤旗兵象事，于诗何与？《留花门》“百里见积雪”，楼大防（宋楼钥字）云：“回鹘人衣冠皆白，故云。”此解本是，今反以为非，而以为白沙如雪，则承上“连云屯左辅”句，安得通耶？《遇王琦饮赠歌》“麟角凤嘴世莫识，煎胶续弦奇自见”，姜坞（清姚范字）先生云：二句谓人固不易知，惟深相契合乃识之耳。而笺谓王生以美馔愈疾，如仙胶之续绝弦，少陵（杜甫别号）即老饕，不至如此笺之陋。《幽人》“内惧非道流，幽人见瑕疵”，姜坞先生云：此如“谢客（灵运）以心杂，远公（慧远）屏不入社”义。笺以强附李泌为李辅国所谮事，大非。……（以下尚有大量证误，文长不录。）
姚鼐历指钱笺杜诗的各类错误，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但并不能因此即判断钱笺杜诗全无是处，问题在于读者要有自己的目光，择善采纳。
再如班固的《汉书》，历代注释、研究者不绝。近人吴恂以二十余年的精力，在比较归纳中抉剔出可疑的注释一千五百余条，一九八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选其中近七百条出版《汉书注商》。书中不少条目极有见地，下面引《元帝纪第九·竟宁元年》一条为例：
（《汉书》原文）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
应劭曰：“郡国献女未御见，须命于掖庭，故曰待诏。王樯，王氏女，名樯，字昭君。”梁玉绳曰：“樯，《匈奴传》作嫱。《说文》无嫱字。《左传》妃嫱嫔御，唐石经本作牆。《汉书》王牆字从爿，此纪作樯，恐是牆之讹。”
恂案：《汉纪》云王嫱字昭君，范书则云王昭君字嫱，二书并皆作嫱，且嫱字见于《左传》《国语》，韦昭《晋语》注云：“嫔嫱，妇官。”足征古有其字，《说文》特失载耳。（《说文》缺佚之字，经传不论，即习见之字亦每遗漏。）岂有官号、名字而称牆、樯哉？昭君既入掖庭，即为嫔御之属，以未有位号，故但以嫱称之，诸以嫱为名字者，恐皆非是。而乐府有《昭君怨》，石崇作《王明君辞》。苟为名嫱，季伦（晋石崇字）何以不曰“王嫱辞”，而必为之讳昭为明也。
王昭君因为在掖庭待诏，因此称嫱，嫱是宫妇的泛称，不是名字，犹如《庄子·齐物论》“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一样，嫱、姬亦属泛称之列，吴恂之说，足可破千年之惑，且前人考究文字，往往拘泥《说文》，吴恂以《左传》《国语》早有嫱字，论证《说文》多有缺佚，此说亦有功。
综上概述，已足证注释肩负着沟通古今、阐明和发扬我国古代文化的重任，是一项深奥驳杂的专门学科。从事注释的学者，必须多闻阙疑，多见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它不同于雕绘词章、驾空凭虚之学。注释的正确或谬误，丝毫不容假借，完全可以得到科学的证明。理想的注释，应该是注释者对某一作家或作品全面研究的结晶，如果操切从事，必然自误误人。所以历代的有识之士，都强调注释工作的艰难，称之谓“实学”。如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二说：
唐诗不可注也。诗至唐，与《选》诗大异，说眼前景，用易见事，一注诗味索然，反为蛇足耳。有两种不可不注，如老杜用意深婉者，须发明；李贺之谲诡，李商隐之深僻，及王建《宫词》自有当时宫禁故实者，并须作注，细与笺释。（建《宫词》正如郑嵎《津阳门诗》，非嵎注不知当时事。）今杜诗注既如彼，（按：前文多举宋以来杜诗注中的缺失。）建与贺诗有注与无注同，而商隐一集迄无人能下手。始知实学之难，即注释一家亦未可轻议也。[1]
注释李商隐诗，难在求索某些诗中有无隐晦的寓意和寄托，说者纷纭，如猜谜语，难于为人取信。所以笔者曾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唐人绝句选》前言中，概括了几条诗人寄托的规律，以为美人、香草虽从屈原的《离骚》始即用为寄托的比喻，但无确凿根据的总以存疑为是，穿凿附会有害无益。
清黄本骥《三长物斋文略》卷一《李氏蒙术详注序》强调注释比著书还难，他说：
著书难，注书更难。非遍读世间书不能著书，即遍读世间书犹不能注书。世间书无尽，而古书之流传至今者有尽。注古人书，无一字无来处，目中不尽见古人读本，必欲察及渊鱼，辨究河豕，曰某事出某书，某事出某书，条举件系，如数家珍，难矣！
二、新时代古籍注释的要求
古籍注释的作用，已如上述。但是由于我国封建社会绵长，文化发展缓慢，直到近代提倡白话，书面文字才发生飞跃变化。前人的注释，自是以注释者同时代的读者为对象的，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在时空上已经和原作一样悬隔，所以今天习惯称之谓“旧注”。加以旧注性质繁杂，任务不一，体例也大多不够周密，内容上亦多揣度臆说。如清李威《岭云轩琐记》卷三指出的：
凡人才学自有分量，虽极聪明加以勤励，未有能无所不知之理。奈何诠释之家以意卜度，一字不肯放过，自以为完书，而其中舛驳如麻，取讥大雅。
再说学问的方向也与时变化，如侧重字音、字义的训诂性注释，专注字词出处的笺疏性注释，在古人是一门重大学问，对今天的读者不仅日益失去其实用意义，相反极容易引起淆乱和误解。当代新武侠小说名家金庸曾写过一本《侠客行》，即是从李白《侠客行》的注释生发的。作者后记中说：“各种牵强附会的注释，往往损害原作者的本意，反而造成严重障碍。《侠客行》写于十二年之前，于此意有所发挥。”金庸先生的旧学根柢很深，小说虽为游观笔墨，但由于旧注含混，因此造成误解、损害原作的事例，确实是大量存在的。
新的时代有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要求，注释自不例外，新时代的古籍注释，必须面向今天的读者，为今天的读者所接受。它应该科学正确，通达晓畅，简练谨严，不枝不蔓，既有学术性，又有通俗性，才能沟通古今，忠实地反映和传达古代作品的内容。不言而喻，注释者应该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使注释有时代气息。至于具体的如何批判，如何继承，恐怕主要在于读者的理解和运用，力避嚼饭喂人。
新中国建立后，逐渐开始了古籍新注释的实践。近四十年来大量出版的古诗文选本，都是有注释的；普及性的小说和戏曲，基本上也是有注释的；少数古代名家的别集，也为之作了新的注释；还对某些作家作品作了汇注或集注，为做好新注释提供准备。这是不少古籍整理工作者的努力，成绩应该肯定。但同时必须看到，出版物的质量很不一，特别是近几年来无论在内容上、方法上很少有改进，且呈现每下愈况趋势。原因主要是学术界视注释为技术性工作，较之著作要低几个层次，偶有评论，亦不过议论具体注释条目的得失，缺乏通盘的研究和发展的探索。因此注释者只能凭着主观想象或互相效仿，对读者是否真能接受却若明若昧，这必然影响新注释的提高和改进。
笔者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做编辑，最受震惊的，是八十年代初当时任社长的韦君宜同志说：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应该注意普及。而你们出版的选本，连我也不容易看懂，这又如何能普及。君宜同志是著名的新文学家，对我国古代文化也有一定根柢。她的上述谈话，佐以近年来大量涌现的各类舛误百出的新注书得不到应有的批评，反映了新注释在方法上还存在严重缺陷，专门家不注意，一般读者看不懂。近几年来，古籍新选注本的印数一落千丈，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新注释不能适应今天的读者需要，应该是出版衰落的根本关键。长此以往，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发扬与普及。因此有必要对新注释的方法作一番研讨。
古籍注释，由于作品内容有文、史、哲、科技等的不同，体裁有散文、诗赋、小说、戏曲等的不同；而读者对象也有专家和一般读者之别，因此，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有统一的规格和模式。注释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研究的重点、研究的成果，有所创造发挥。但是注释者也必须考虑到，他的工作成果对今天的读者（至少是他心目中的作为对象的读者）是否真有帮助，并是否能为读者所接受。
注释决非纯技术性的工作，即便偏重技术性的集注、会注，也不是简单的排比所能成事，它除了必须广泛收集资料外，还要删其不必，要去其重复，剔除其明显不合理的部分。也就是说，需要归纳、整理、甄别、抉择，不能客观罗列。如果要使集注、会注真正具有学术性，还应该有所分析、有所考辨，才能集中反映前人的研究成果，并有新的发现和发明。
至于沟通古今的注释，其难度实际超过一般的研究。且不说总集、别集人多事繁，不易着手，就是具体作家的选集，如果草率从事，决不能有好的成绩。即以具体作家选集的注释而言，注释者必须首先了解其人的生平思想，熟悉他的全部作品，以及当时的时代风貌、典章制度、社会习俗等；对具体作品，还须了解它的创作时间、史实背景、人物关系、地理方位以至词章典故的寻绎等，才能正确的理解并反映出作品的内涵。
注释的任务既是沟通古今，那就只有在注释者充分理解作品内涵的情况下才能完成，而且即使注释者理解了作品的内涵，也可能由于文字、技术等原因，未必一定表达得好，为读者所接受。至于对作品思想意识的评价，阐明学术上有无发展和创新，艺术上有何继承和影响，那是更高一层的要求。反之，如果注释者对作家的时代生平模糊不清，作品的内容一知半解，那么其注释的效果就可想而知。
遗憾的是，就笔者接触到的一些新注本观察，真正能沟通古今的并不多见。其中的极大部分，按其性质大体有三种情况：
一、学术态度谨严。考证校订审慎，典章故实的解释翔实，但常常缺乏作品的主旨的阐释、含蓄隐微处的提示以及对结构的必要剖析。这部分选本，对具有古代文化知识基础的读者，或作为教材教师辅导讲解，自是有价值的。但书本总是案头读物，加以今天绝大部分的读者已和古代文化比较隔膜，今后这鸿沟只能进一步加深。这正是前面提到过的某些注释本连韦君宜同志也感到读不懂的原因，何况一般读者。
二、牵强附会的比附和影射。这在“文革”十年中对孔子及商鞅、韩非以及唐代柳宗元等八司马著作的注释中表演得最淋漓尽致。今天虽然已把当时的所谓“法家诗选”“论语批注”等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但这种抑扬任意、褒贬由心的风气，并非突然发生的，而且至今余风未泯。“以古为鉴”，本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古为今用”，恐怕也只能达到这个限度。可是长期以来却作了实用主义的发挥，以致混淆古今，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其效果有百害无一利。
三、粗制滥造，注释者不仅不精读作品，对作家生平及其时代亦茫无所知，不过望文生义或凭借类书和工具书填塞充数。读者读原作或能粗知其意，看了注释却不仅不懂，而且不通。
以上第一类读物大多出版于五十年代中期前后，一般多出于知名学者之手。这是新注释的尝试阶段，观念已经更新，但忽略了对作品的剖析和阐释，缺陷是普及性较差。如果继续向前探索发展，新注释完全可以趋向成熟。可惜五十年代末的“厚今薄古”运动，凡认真研究古代文化的学者都视为“白旗”，横受摧残。第二类读物主要产生于十年“文革”中，那时人妖颠倒，新注释成了政治阴谋的工具，完全背离了起码的科学。第三类读物大量出现在八十年代初古籍重新获得社会重视之后，但由于对古籍的科学研究中断将二十年，其间实用主义猖獗一时，所以当一哄而起时，违反常识的任意性解释就在所难免。可是正是后两种情况，极大败坏了新注释的声誉，进而损害了广大读者对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学习和吸收。
注释的另一任务，是辅助阅读原文。古代的《三国志》裴松之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征引大量史料，加深了读者对原文的理解。近代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亦把刘勰论及的作家作品大量引录，嘉惠学子，免翻检之劳。可是这类性质的注释，必须以作品的重要、资料的珍贵和注释者的功力为条件，加以今日印刷事业的发达，图书馆的普及，资料易得，一般已很少再有这样的需要。
要使祖国丰富而优秀的文化遗产，真正为广大读者理解和接受，恐怕只有普及性注释这一途径（今译当然也是一个办法，但译文难以达到信达雅，且诗赋、戏曲等更不易译意）。所以在今天知识更新、人才交替之际，重视古籍新注释，有计划、有组织的搞出一批比较完善、科学的新注本，对民族文化实有“存亡继绝”之功。
古籍的普及性注释和普及性文艺一样，并不因“普及”两字可以降低要求，确切地说其难度应该越过其它性质的注释。做普及性注释的注释者，除了必须熟悉注释的对象（作家、作品），有尽可能广博的古代文化知识、科学的社会思想和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外，还需要掌握预计中的读者对象所能接受的程度，才能不繁不简，语必有中，做到恰到好处。正因此，古籍新注释除了必须具备的学术质量外，还宜注意方式方法。
首先，所谓普及，自然也宜有个限度，所以必须确定一个文化水准为标的，并且要在注释的实践中多作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效果，以便掌握分寸，避免闭门造车的缺陷。
注释以正确阐明原文涵义为根本准则，应该忠实、科学，绝对不宜穿凿附会或为作者回护讳饰。当然，注释者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的观点，但不能以今代古，或喧宾夺主。
注释必须有体例，这体例可随着注释对象和重点的不同而不同。但在体例范围内该注的问题，注释者即便有疑不能明处，也宜向读者交代，不能趋易避难。
注释的文字，宜深入浅出，鲜明简练，恰到好处。要启导读者思索体会，切忌言无余韵，满篇泛语套语。更需避免丛杂重复，做到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不说两句话。
注码以尽量减省为宜，常见的一句话或一句诗中插入几个注码，一篇文字有数十或成百条注，不但割裂文气，损害读者阅读兴趣，且令人目迷五色，使真正有用的注释也埋没不彰，即便认真读书的读者也缺乏耐心查索。古书的注释，往往用小字插在正文中，读者一目而下，尚不妨。何况即使古书，注释亦大多置在一句后或一个完整的意思后。今天的书籍，由于排版的条件所限，注释必须和正文区分，一般采用篇末注和页末注两种办法；文章长的，篇末注不易查案，也可变通为按自然段加注。但不论用何种方法，如果搞得过烦琐，只能降低甚至丧失注释的作用。
注释难字、难词，亦宜有个限度。古籍注释即使要求普及，也不同于辞书，除了不见于一般辞书或有特别用法的文字、不习见的词语以外，都不宜加注。某些全书性的问题，还可以集中解释，如张友鹤整理的《官场现形记》，在书后附《清代的官制》，典耀整理的《海上花列传》书后附《海上花列传方言简释》等。
总之，新注释至今尚在实践中，要真正适应读者需要，达到沟通古今、发扬光大民族传统文化的目的，仍需要作艰苦的探索。
三、新注释本问题举隅
四十年来，古籍新注释本究竟出版了多少，一时无法统计，但包括公开发行的、内部发行的，数字该以万千计。其中不少是好的、有价值的、受读者欢迎的，但也多质量很差的。质量差的也可以分两类：一类是偶有几句话或某篇文章、某首诗的理解失误；另一类是注释者基本不理解作家作品，缺乏古代文化常识，望文生义，凭类书或工具书填塞，正所谓不看注释尚能理解，看了注释只能莫名其妙。后者对新注释的发展特别有害，而在近年来出版的注本中，却占有很大比重。
下面的举例，仅就其问题的性质和普遍性而言，决非所举的选注本特别糟，而且其中可能还是较好的选注本，因此必须作此声明。
（一）忽略作家生平时代
宋欧阳修有首《食糟民》诗，全诗如下：
田家种糯官酿酒，榷利秋毫升与斗。酒沽得钱糟弃物，大屋经年堆欲朽。酒醅瀺灂如沸汤，东风吹来酒瓮香。累累罂与瓶，唯恐不得尝。官沽味
村酒薄，日饮官酒诚可乐。不见田中种糯人，釜无糜粥度冬春。还来就官买糟食，官吏散播以为德。嗟彼官吏者，其职称长民。衣食不蚕耕，所学义与仁。仁当养人义适宜，言可闻达力可施。上不能宽国之利，下不能饱尔之饥。我饮酒，尔食糟。尔虽不我责，我责何由逃。
这首诗，《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欧阳文忠公集》定为作于仁宗皇岉二年（1050），本不成问题。而《欧阳修诗选》（安徽人民出版社版），却作了近千字的考辨纠缪。原文虽长，因注释者的思想方法具有代表性，故予全录。
这首诗在欧阳修的《居士集》中，编次于颍州诗内。《居士集》由欧阳修的儿子欧阳棐等收集，门人苏轼、苏辙编次。因此，《食糟民》定为颍州作，是没有疑问的。但它的写作年月则难以确定。一般指为皇岉二年春在颍州作，我原来也是这样看法。现在，我怀疑这种看法。理由：一、查史料，皇岉二年春不见灾荒记载。二、欧阳修二年春所写的咏《雪》及《灵晴》诗，都是一派瑞雪丰年景象，与《食糟民》所写的情景不合。三、“全集”卷七十有《祈晴文》一篇，其中有云：“自冬涉春，雨雪不止，居民无食，市肆不开，人皆食糟……有自杀者……此宜罚县令之身，使为病恙灾殃以塞其责；不宜使数千户人皆受其灾”。据说这篇《祈晴文》也作于颍州，显然是《食糟民》的一个背景材料。但《祈晴文》的口气，很明显是一个县令的口气，当是为别人代作的。因此，其写作时间也不可能是皇岉二年。因为这一年春天，欧阳修仍为颍州知州，祈神求晴，不引咎自责而代所属的一个县令求责，公然诿责于下属官吏，这显然不会有的事。所以，这篇《祈晴文》，当是欧阳修在颍州服丧其间，代汝阴县令所作。据史料记载，至和元年（1054）春，雨雪不止，汴京有很多人冻饿致死。颍州距汴京较近，很可能同此灾凶。此时，欧阳修母亲的灵柩已安葬，服丧时间未满，继续住在颍州。在这个时期，代汝阴县令作《祈晴文》、写《食糟民》诗，是完全可能的。关于人民春荒食糟，欧阳修在诗文中曾多次表示同情。庆历四年（1044）四月，他奉命出使河东路视察工作，发现有些官史“将十五年积压损烂酒糟售配与人户，要清醋价钱”；对于这种盘剥人民的做法他深表愤慨，曾请求朝廷明令禁止配卖（推派）酒糟（《全集》一一六《乞不配卖醋糟与人户札子》）。这次，欧阳修居家守丧，亲眼见到灾民买糟为食，此几年前视察时的感受自然更深一层。他不能不感到以往禁止配卖酒糟的建议，并没有抓住时弊的要害所在，不过是一种“上不能宽国之利，下不能饱民之饥”的书生议论而已。我以为他的《食糟民》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状况下写出来的。诗中既批评了朝廷与民争利的“榷沽”政策，谴责了不顾人民死活的官吏，也有深切自责之词。其不能施展政治抱负的苦闷心理和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浮于纸上。这是欧阳修诗作中思想境界较高的一篇。
有议论，有证据，娓娓道来，似乎可信，而实际上纯是没有理会诗意的牵强附会。注释者反复说“据史料”云云，按理应该知道宋代苛捐杂税繁多，农民负担深重。欧阳修在《原弊》一文中即说：“一岁之耕，供公仅足，而民食不过数月；甚者场功甫毕，簸糠麸而食秕稗，或采橡实、蓄菜根以延冬春。”这正是诗中“不见田中种糯人，釜无糜粥度冬春”的最好注脚，就是说农民的收获全给官府掠夺去了。全诗不见一个“灾荒”字样，而注释者却在心中横梗了只有灾荒年成人民才食糟的先入之见。事实上真正遇到灾荒，人民那里还有酒糟可食。至于《祈晴文》中的“自冬涉春，雨雪不止，居民乏食，市肆不开，人皆食糟”，是指城市人民因雨雪阻途、交通断绝而乏食，下文“不宜使数千户人皆受其灾”即为明证。颍州是富庶的州，下属四县，徽宗崇宁时（1102—1106）有七万八千一百七十四户，见《宋史·地理志》。汝阴为颍州首县，民户当不少于二万，“数千户”指城中人户，决无疑义，和《食糟民》的同情农民全无干涉。而庆历四年欧阳修上《乞不配食糟与人户札子》，是请求政府不要抑配废物来掠夺人民，试想“十五年积压损烂的酒糟”，又如何能食。宋代类似这种把官库变质废物转嫁人民负担的事，举不胜举，就是被歌颂一时的“青苗法”，也有官府将朽绢腐菜作为贷本的。它和《食糟民》诗风马牛不相及。
再，古代作者代他人作诗文的情况是有的。但代人作文章，多为应用文，而且在成集时必在题目中说明，否则也不可能编入本人的集子，如上文提及的《祈晴文》即是；代人作诗歌，除豪门贵族的幕僚即所谓捉刀人外（这部分作者名是不公开的，所以无从推究），则往往多带戏谑性，如代内人、代妓人，还有如唐李贺的《昌谷读书示巴童》后的《巴童答》。翻过古籍，哪里能找出一篇代人作如《食糟民》这样自咎的诗？这些本是接触古代作品的起码常识，由于太普通了，前人很少论及，却不料成为今天学者附会的根据。至于诗的首两句“田家种糯官酿酒，榷利秋毫升与斗”，是说宋代官酒专卖制度繁密，官府丝毫也不放松。注释作“欧阳修不赞成这个政策，认为这样做，国家所得有限，不过‘斗升’之利，徒然损害人民利益”，也完全是曲解，这错误和前面成千字的议论相较，是次要的了。
总之，欧阳修作为颍州知州，见属下农民买糟为食的苦难，深感自己没有尽到“长民”的责任，所以作《食糟民》自责自咎。注释者既然注释欧阳修诗，只要读一下欧阳修的《原弊》《本论》等文章，了解欧阳修的思想和当时的实际，那就不会产生这些误解。
（二）忽略作品的创作时间和背景
唐高适有首《酬河南节度使贺兰大夫见赠之作》诗：
高阁凭栏槛，中军倚旆旌。感时常激切，于己即忘情。河华屯妖气，伊瀍有战声。愧无戡难策，多谢出师名。秉钺知恩重，临戎觉命轻。股肱瞻列岳，唇齿赖长城。隐隐摧锋势，光光弄印荣。鲁连真义士，陆逊岂书生。直道宁殊智，先鞭或抗行。楚云随去马，淮月尚连营。抚剑堪投分，悲歌益不平。从来重然诺，况值欲横行。
安史乱起，玄宗仓皇西逃，至马嵬驿时扈从军士兵变，杀杨国忠、杨贵妃。玄宗奔蜀，留太子李亨，有传位之意。不久李亨受裴冕、杜鸿渐等推戴，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尊玄宗为上皇天帝。玄宗入蜀后，却又命诸子分总天下兵马节制，这就必然引起皇室诸子权力之争。高适当时以谏议大夫随玄宗至蜀，谏劝不听。时永王李璘受命领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四道节度都使，镇江陵，聚兵积粮，准备“据金陵，保有江表，如东晋故事”。这对在灵武的肃宗，是心腹之患。不久高适返灵武，肃宗知高适曾对此事有规谏，遂“召高适与之谋。适陈江东利害，且言璘必改之状。十二月，置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以适为之；置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汝南等五郡，以来瑱为之；使与江东节度使韦涉共图璘”（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卷三十四、三十五·肃宗至德元载》）。高适这首诗分明是至德元载（756）十二月受命往淮南围攻李璘时，收到贺兰进明的赠诗而作的。
古代的优秀诗文，一般都有较严密的层次和逻辑，如酬和的诗，大多为先说自己，然后颂扬对方，最后归结。高适这首诗也不例外。首八句是写自己的，所以有“愧无戡难策，多谢出师名”等谦逊的话；中八句是歌颂贺兰进明的，说明自己有依赖借重之意；结尾六句表明自己此行任务，反映了诗人尚在赴任途中。但《高适岑参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却定为“至德元载十月，贺兰进明诣灵武谒肃宗，由北海太守转河南节度使，受命平安史之乱。本诗即作于进明受命出师之际”；以为诗意为“这首酬答诗鼓励贺兰进明出师讨安史之乱，表达了对时局的关切和亲自参战的强烈愿望”。正因此，注释中把层次逻辑、主客关系全搞紊乱了。下面酌引有问题的注释并略作分析。
“高阁凭栏槛，中军倚旆旌”注：“这两句写登临高阁，凭栏而望，见贺兰进明军容之盛。”“感时常激切，于己即忘情”注：“这两句说自己感时忘身。”实际这四句本表示诗人在困难深重中为帅出师，决心捐躯纾难。注释分属两人，诗意就扞格不贯，因为在睹他人“军容之盛”时，不可能连接“自己感时忘身”。
“愧无戡难策，多谢出师名”注：“出师名，出师有名，指正义之师。这两句说自愧没有武力平定患乱之策，感激贺兰进明仗义出师。”这两句为诗人自谦之辞，亦不宜分属两人。谢，惭愧的意思，《文选》颜延年《赠王太常》“属美谢繁翰，遥怀具短札”注：“谢，犹惭也。”高诗用法和谢诗同。诗说自己并无平乱之策，有愧于出师之名，注释因不明诗的层次，全曲解了。
“秉钺知恩重，临戎觉命轻”注：“这里指贺兰进明受重任做了河南节度使。”“知恩重”“觉命轻”，就语气可知为诗人自指。诗说自己才能不堪当此重任，但受恩深重，决心奋不顾身作为报答。只要和下文颂扬贺兰进明的诗句对比，区别即很鲜明，因此这两句决非指贺兰进明。
“股肱瞻列岳，唇齿赖长城”注：“股肱，为行动器官，四肢的主导部分，古代常用来比喻君主的辅助之臣。瞻，仰望。列岳，众山，比喻重臣。唇齿，此处比喻君臣相依之势。长城，比喻得力之人。这两句以山岳、长城比喻贺兰进明，写出他与朝廷的关系。”这亦因为不明诗中的关系，解释全与诗意相左了。这两句是从写自己过渡到歌颂贺兰进明。上句是颂扬贺兰进明是朝廷股肱，下句是说自己依赖贺兰进明的保障。唇齿，即唇齿相依，从来指平等的关系，绝对不能用来“比喻君臣相依之势”。当时贺兰进明为河南节度使，高适为淮南节度使，地位相等，且为邻境，用唇齿比喻是十分贴切的。
“直道宁殊智，先鞭忽抗行”注：“先鞭，占先之意。《晋书·刘琨传》：‘琨少负志气，有纵横才，与祖逖为友。及逖被用，与亲故书曰：“我枕戈待旦，常恐祖生先吾着鞭。”其意气相期如此。’抗行，无所顾忌，抗直而行，指勇往征敌。这两句说贺兰进明能先人着鞭，勇往征敌，主要靠忠直之道，岂在特殊才智。”这亦因误定了作诗时间，不明高适身份，曲解了“抗行”一词，把诗意全弄拧了。这两句系收束对贺兰进明的歌颂。上句颂扬贺兰如柳下惠的直道而行，下句则由贺兰进明事过渡到写诗人自己。抗行，是抗衡、不相上下的意思，晋王羲之《自论书》：“吾书比之钟（繇）张（芝），当抗行。”即为此义。诗意是说至德元载十月贺兰进明任河南节度使，为着先鞭；十二月诗人受命为淮南节度使，高适的责任、地位也就和贺兰“抗行”了。
“楚云随去马，淮月尚连营”注：“这两句想象贺兰进明到达赴任之地。按《新唐书·方镇表》至德元年‘置河南节度使，治汴州，领郡十三：陈留、睢阳、灵昌、淮阳、汝阴、谯、济阳、濮阳、淄川、琅玡、彭城、临淮、东海’。辖境遍及楚、淮之地。”这两句诗与河南节度使辖地全不相干，注释因不明诗的结构和背景而误解了。这当指诗人在赴淮南任所途中，而当时淮南正兵连祸结，永王李璘重兵集结江淮地区，诗人的任务是准备进讨，所以说“淮月尚连营”。而淮南所属的蕲州、安州、黄州等古代都为楚地，不必附会河南节度。
“抚剑堪投分，悲歌益不平。从来重然诺，况值欲横行”注：“抚剑，按剑。投分，彼此契合的意思。这两句说想同去杀敌而不得遂愿。横行，遍行天下，此指驰骋战场。”注释把“不平”解释作“想同去杀敌不得遂愿”，自是不正确的。这四句当和贺兰进明的赠诗有关，今贺兰的原诗已佚，所以较难得到解释。“悲歌”可以指本诗，但更有可能指贺兰进明的赠诗；不平，系指因国势阽危而心中愤慨、不宁静。总之诗意是说两人志同道合，忧患国难，悲歌慷慨，相互表决心要奔赴战场，敕平祸乱。
高适这首诗，只要把背景搞清楚，意思尚不难理解。可惜注释者把作诗时间提前了两个月，因此虽做了不少努力，有时还不能不曲解，结果诗意仍不能通贯。可知确定创作时间和背景，是搞好注释的重要一环。
（三）不应对作家作品回护讳饰
除了十年“文革”中批《论语》、批《水浒》等是有意识的恶意攻击外，一般研究者或注释者对他所研究和注释的对象，大多是爱护的，甚至是尊重的。五十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两位老学者，一研究李白，一研究韩愈，两人平时修养很好，但一听到有薄李白、韩愈的话，即使不反唇相讥，悻悻之情即现于颜色，即为其例。这种感情固然无可厚非，但注释工作如常有类此情绪，就容易误事，如宋末王清惠有首《满江红》词：
太液芙蓉，全不是旧时颜色。尝记得，恩承雨露，玉阶金阙。名播兰簪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忽一朝鼙鼓揭天来，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今古恨，凭谁说。顾山河百二，泪流襟血。驿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转关山月。若嫦娥于我肯相容，从圆缺。
王清惠原是南宋宫中女官（昭仪），元兵攻陷临安后，与宋恭帝、全太后等同被俘，被押送北上至上都（今北京）。据说这首词即题于北上途中的驿馆壁上，上片回忆昔日宫中繁华得宠的生活忽然破灭，下片写国破后被俘流离之痛。末二句中的“嫦娥”，自是指元宫的后妃，希望能得到她们的宽容，表示自己愿意随顺，透露出负辱求生之意。
世界上固然多义不偷生的仁人志士，可是“千古艰难唯一死”，当时连皇帝、太后亦被俘北去，谁能要求一个普通宫妇“汉贼不两立”？所以即使同时人传诵此词，亦并无责难之词。就是文天祥，也只认为“惜其末句少商量（欠考虑）耳”，并为之代作一首，改末句为“算妾身不愿似天家，金瓯缺”，意思是即使国家残破，自己仍要保持节操，反映了民族英雄的志操。
可是《唐宋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选王清惠这首词，文字有意识的用了较晚出的周密《浩然斋雅谈》，末两句为“问姮娥于我肯从容，同圆缺”，注释作“以上两句写她不愿留在元朝，要去天宫陪伴嫦娥生活”，并概括全词为“这是一首写亡国之恨的词。上片写作者对南宋宫庭生活的留恋，下片写她对宋亡的惋惜和悲痛，以及她被俘北行时的惊恐和凄凉心情。最后两句，表现了她不向元军屈服的气节”。
但《唐宋词选》也收了文天祥的改作，注释说：“文天祥认为（原词）最后两句‘若嫦娥于我肯相容，从圆缺’有缺点，因此代她写了这首词。”并概括文天祥代作的一首词意为：“这首是作者用王清惠口气所写作的词，词中写她被掳北去的痛苦和亡国之恨，同时也表现了她坚守贞节、决不屈服的坚强态度。显而易见，这也是作者的自我写照。”
如果王词的末两句真能如注释者作出的“不愿留在元朝”的解释，那么文天祥的“少商量”和改作就不可思议，因此两者矛盾显然。周密其人，是宋遗民，入元后二十余年才去世。他的《浩然斋雅谈》，就“宋谢太后北觐”等文字，明显已作于元代。他所以修改王词文字，当由于原词末两句求生之意太显豁，无余蕴，因此改得略为含蓄，但意思并无出入。实际上，爱国心、民族观念，除卖国贼和民族败类外，一般人都是具有的，只有关键时刻时能成仁取义，才成为志士仁人。文天祥和王清惠的区别，就是志士仁人和一般人的区别。注释者为了偏爱作者，有意识地加以混淆，以致在同一书中前后出现矛盾。
（四）切忌望文生义
注释的任务，既然是帮助读者阅读理解作品，那就要求注释者必须对注释的对象有真正的体会。而近年来出版的各类选注本中，不管作品涵义、率尔下注的情况屡见不鲜。如欧阳修有首《雪》诗，自序说“时在颍州作，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鹤银等事，皆请勿用”。这就是不准把写某一题材的常用词藻入诗的“禁体诗”，如玉月等字样即为写雪的常用字，所以，难度极大，曾有不少人因此搁笔。全诗为：
新阳力微初破萼，客阴用壮犹相薄。朝寒
风莫犯，暮雪
止还作。驱驰风云初惨淡，炫晃山川渐开廓。光芒可爱初日照，润泽终为和气烁。美人高堂晨起惊，幽士虚窗静闻落。酒垆成径集瓶罂，猎骑寻踪得狐貉。龙蛇扫处断复续，猊虎团成呀且攫。共贪终岁饱
麦，岂惜空林饥鸟雀。沙墀朝贺迷象笏，桑野行歌没芒
。乃知一雪万人善，顾我不饮胡为乐。坐看天地绝氛埃，使我胸襟如洗瀹。脱遗前言笑尘杂，搜索万象窥冥漠。颍虽陋邦文士众，巨笔人人把矛槊。自非我为发其端，冻口何由开一噱。
“脱遗前言笑尘杂，搜索万象窥冥漠”两句，“前言”即陈言，即今所谓的陈词滥调；“笑”为耻笑、鄙弃的意思；“尘杂”即芜秽、不足称道的意思；“万象”指自然界的一切现象；“窥”有探寻搜索的意思；“冥漠”，有幽微渺远的意思。两句正写禁体诗不用浮泛的现成文字，需要捕捉深奥的意境之难。这有欧阳修《六一诗话》：“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辞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月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以及后来苏轼也在汝阴聚星堂与客会饮，适得小雪，“忽忆欧阳文忠公作守时，雪中约客赋诗，禁体物语，于艰难中特出奇丽，尔来四十年莫有继者”，于是重举前令作诗，苏轼诗有“汝南先贤有故事，醉翁诗话谁续说。当时号令君听取，白战不许持寸铁”之句，成为诗坛佳语，都可作为证明。
注释者即使不了解上述这些掌故，但这两句只要贯连上下文，意思还是很清楚的。可《欧阳修诗选》（安徽人民出版社版）却作出了完全出于常理的解释：
脱遗：同脱落，不受拘束的意思。前言：讲故事。笑杂尘（按：正文明为尘杂，为了生硬解释，竟把这个古人常词臆改）：杂以俚俗的笑话。和大家无拘无束地讲故事，说笑话。
冥漠：幽深；引申为神秘的自然现象。话题从讲故事说笑话，又转为探讨变化万端的自然奥秘。——此又一乐。
这样的解释，如果不是白纸黑字印在书上，稍有一些古诗文常识的人是绝对不会相信会出现这种说法的。而此书中类似情况，却层见迭出。再举《飞盖桥玩月》为例：
天形积轻清，水德本虚静。云收风波止，始见天水性。澄光与粹容，上下相涵映。乃于其两间，皎皎挂寒镜。余晖所照耀，万物皆鲜莹。矧夫人之灵，岂不醒视听。而我于此时，
然发孤咏。纷昏忻洗涤，俯仰恣涵泳。人心旷而闲，月色高愈迥。唯恐清夜阑，时时瞻斗柄。
注释者分析此诗为：“这首诗写盛夏月夜，独自在飞盖桥下观赏湖光月色，尽情地高歌游泳，洗尽一天烦热，使读者如临其境。”何以会作出这样的解释呢？原来注释者对“纷昏”二句作了望文生义的理解，且看注释：
纷：繁忙。昏：热昏。经过暑热繁忙的一天，在桥下忻（同欣）然洗浴。
涵：此指沉浸，或俯或仰，尽情地沉浸游泳。
欧阳修是否擅长游泳，宋代士大夫会不会到河水中去游泳，史籍没有记载，谁都说不清。但欧阳修不是游泳健将，这首诗决非写游泳，是肯定无疑的。“纷昏忻洗涤，俯仰恣涵泳”二句，句法上明显有受唐韩愈《岳阳楼》“星河尽涵泳，俯仰迷上下”的影响。纷昏，是指世事的纷扰昏惑；洗涤，是荡涤、驱除的意思。杜甫《入奏行》“蔗浆归厨金碗冻，洗涤烦热足以宁君躯”，柳宗元《上郑相公启》“澡饰文字，洗涤心神”，涵义亦与欧诗相同。俯仰，指俯看水，仰看天，即所谓“澄光与粹容，上下相涵映”。诗人明明在桥上玩月，水中天上都有月亮，而注释者反复说桥下，也是由游泳派生出的附会。涵泳，新版的《辞源》收有这个词，列了三条义项：水中潜行；沉浸；深入体会。后两义的意思相近，诗中亦为所引《朱子语类·性理二》“涵泳玩索”的意思。两句大意是说：诗人在当时的境界中，被尘雾蒙蔽的心灵豁然开启（忻，开导、启发的意思，《司马法》：“善者忻民之善，闭民之恶。”），一扫而净，俯仰自如地尽情领略大自然的真谛。哪来“热昏”“游泳”的意思？
当然，诗无达诂，读者读诗，不同的理解有充分的自由。但作为注释，却必须言必有据，决不能逞臆而谈。读者所以需要注释，是要求得到正确的理确。所以注释者只有真正明确自己的任务，才能做到落笔不苟。
（五）要区别作品中是否用典
古人作诗文，特别是宋代以后，好用典故，有一个时期甚至认为只有多用典，才是学问，当然也有人贬之为
獭祭的。其间是非，这里且不说它，但注释古人的作品，如果不明其词义来源，必然不知所云。不妨举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两条笔记为例：
《侯鲭录》：“东坡作《雪诗》云：‘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眼生花。’后见荆公（王安石），云：‘道家以两肩为玉楼，目为银海，是使此事否？’坡退曰：‘惟荆公知此出处。’”
《类苑》云：“荆公《题王昂霄水亭》云：‘萧萧抟黍声中日，漠漠舂锄影外天。’事实人多不知。抟黍，盖黄鹂也，黍方熟时，鸣于桑间，或谓之黄鹂，见《诗疏》。舂锄，鹭也。《尔雅》曰：“鹭，舂锄。”亦取其鹭之行步云。
这类例子，在古人作品中触处皆是，成为今天读者阅读的主要窒碍。而且唐宋人的“使事”，终属有限。到了明清，唐宋人的作品也成了故实，就更加复杂了。其中还有表面上文从字顺，而实际有典实的。注释首先区分它们，除了深细地领会、掌握作品内容外，还必须多读书，尽可能多地熟悉掌故。下面举近年注释本中错误的两例：
《古代桂林山水诗选》（漓江出版社版）中收有清黄东昀《仲冬月偕友游七星山》诗，其中有“时有双白鸟，点破苍溪翠”二句。注释为“白鸟，即蚊蚋。范成大《次韵温伯苦蚊》：‘白鸟营营夜苦饥，不堪薰燎出窗扉’”。但是，注释者没有想一想，诗题“仲冬月”，即农历十一月，广西气温虽较中原高，是否还有蚊子？即使有，蚊子在青山间飞，恐怕用望远镜也难发现。白鸟，就是白色的鸟。《诗·周颂·振鹭》：“振鹭于飞。”毛传：“鹭，白鸟也。”古诗文中也有作为蚊蚋代词的，如范成大诗即是。究竟白鸟指蚊子还是鹤、鹭，就必须通观全诗而定。《七星山》诗的白鸟二句，多少受有唐王维《辋川闲居》“青菰临水映，白鸟向山翻”的影响，写青山间白鸟飞翔的美景。生硬解释作蚊蚋，不仅违反常理，还有什么诗意可言。这是诗人没有用典而注释者以为有典的误解。
《欧阳修诗选》（安徽人民出版社版）收有《读书》诗，末两句为“信哉蠹书鱼，韩子语非讪”。注释为：“韩子，疑指韩绛，可能他曾戏称欧阳修为‘蠹书鱼’。”子，唐宋人一般用为先生、老师的意思，宋代诗人革新运动的先驱者，都推重唐韩愈，尊称为“韩子”。韩愈《杂诗》有“古史散左右，诗书置后前，岂殊蠹书虫，生死文字间”之句，欧词用韩愈诗事，决无可疑。韩愈诗非僻，且有“韩子”二字线索，明明有典，注释者却横拉无干的韩绛，且言“他可能戏称欧阳修为蠹书鱼”，一误再误。由此可见出“非遍读世间书不能注书”之说，是有识者的甘苦之言。
（六）要掌握字和词的正确定义
汉语的字和词，通常是多义的，其正确定义，要视字和词在句中以至全篇作品中的位置而定。工具书中所列字和词的义项，大多并非古已有之，而是通过对古代作品的排比、归纳而得出的。例如近代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就是通过大量古诗文戏曲的比较，发明了不少独特的字词新义，成为既富学术性，又有实用价值的著作。工具书的义项是有限的，而字和词义的探索是无限的，注释的任务，就是要确定字或词在句中的正确涵义，而且字和词义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变迁，注释宜以今天通常的理解为标准。合于通常理解的自不必作注，有特别涵义的则宜提示读者。
新注本中常见的问题是，应该注的不注，不必注的却根据通常辞书或字书注了一大堆。甚至有不注时读者未必不理解，一注反而窒碍难通的情况。举例如下。
《古代桂林山水诗选》（漓江出版社版）收有清严永华《登叠彩山盘桓竟日》诗，首二句为“桂林山水窟，名甲寰宇中”，中有“飞阁出岭表，清赏澸元公”等句。注释为：
窟：岩洞。这句说，桂林以山、水、洞闻名于世。
岭表，岭外，五岭之外，泛指两广。
窟，有众多、汇聚的意思，如晋郭璞《游仙诗》“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逸楼”，苏轼也有“余杭自是山水窟”之句，而云水窟、风波窟、烟花窟等都属常语。严诗首二句不过是“广西山水甲天下，桂林山水甲广西”的另一说法，谓桂林山水钟聚，名扬天下为第一。而且全诗也一字不及桂林的岩洞，如果诗正说岩洞，那么窟是洞的正解，又何必注呢。至于岭表，若指地理方位，确作五岭之外解。表有外、上、杪末等涵义。而“飞阁出岭表”之不是说地位方位，是一望而知的，它和陈沈炯《归魂赋》的“千岁之木坐岭表，百丈之石枕溪阿”的岭表一样，说的是飞阁特起在山岭之上，指叠彩山上的建筑物，与五岭毫不相干。
再如同书收清张祥河《游隐山诸洞》，末二句为“当日西湖移棹去，至今剩有勺泉清”，注释为：
西湖，昔日隐山周围有七百亩的湖水，因在城西，故名西湖。明嘉靖以后污泥淤积，成为田地。
勺泉，疑指趵突泉，在山东济南，称天下第一泉。
西湖的解释是正确的，唐吴武陵《新开隐山记》、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都记载当日隐山周围有大湖泊，可通舟，今已淤塞干涸。而勺泉，是形容泉水或水面之小。《礼记·中庸》“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宋曾巩《泰山祈雨文》亦谓“彼撮土之山，一勺之川，尚能与民为福”。诗说的是当日西湖可以行舟，到今天却只剩下一勺清泉了。而且“勺”与“趵”音义了不相及，所以桂林隐山的西湖和山东济南的趵突泉丝毫没有联系。
另外，如果是一个词，不能单注一个字。如《欧阳修诗选》（安徽人民出版社版）收《永阳大雪》，有“新阳渐动爱日辉，微和习习东风吹”句，注释为：
新阳，新春的阳气。渐动，渐渐发动。爱，惠赐的意思。新春阳气上升，用它和暖的阳光惠照人间。
此诗注释者既亦认为作于“庆历五年冬”，冬和春岂可相温，因此新春云云全不可靠。古人认为“冬至一阳生”，冬至过后阳气渐生，所以说新阳。爱日指冬天的太阳，《初学记》卷一日部“日有爱日、畏日”，注：“爱，冬日也；畏，夏日也。《左传》曰：冬日可爱，夏日可畏。”《左传》的文字，见文公七年“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的注释中。新版《辞源》把爱日解释作“生物赖阳光以滋生，因称太阳为爱日”，也搞错了。因为《辞源》所引李商隐和骆宾王两条诗证，实际也指冬日。宋璟《梅花赋》“爱日烘睛，明蟾冻夜”，由题梅花可知亦指冬日，欧诗注释把爱字解释为“惠赐的意思”，把“爱日”一词割裂，自更为不安。
以上仅就实词的问题举了若干例，而语词的解释更困难，如果失误，作品的涵意就不能贯通。如欧阳修有首《边户》诗：
家世为边户，年年常备胡。儿童习鞍马，妇女能弯弧。胡尘朝夕起，虏骑蔑如无。邂逅辄相射，杀伤两常俱。……
诗写宋代北方边地人民强悍，常年准备和胡人（指辽国）作战，因此妇女、儿童都能骑马射箭，胡人不时进犯，边民却视虏骑似无，偶然遇到互相射击，双方死伤往往相等。“虏骑蔑如无”，用普通话翻译就是不把虏骑放在眼里，如无，即视若无物的意思。而《欧阳修诗选》（安徽人民出版社版）却把此句注释成“他们蔑视宋朝守边武装力量，越境入侵，如入无人之境”。把“如无”理解为如入无人之境，以致把原诗写边民勇敢强悍的本意变成了写虏骑的凶猛无敌，完全破坏了全诗的结构和意境。
（七）要谨慎使用工具书
限于种种条件，今天的人能读到的古籍总属有限，精读的当然更少了，所以注释古籍工具书（包括辞书、类书、年谱、索引等）成了必要的凭藉。早先的学者，以为利用工具书是不学的表现，而今天的注释者，能真正熟悉几部重要的工具书是十分必要的，至少它可以给你提供大量线索。
但是工具书的作用终属是有限的，它们所收的材料，所定的义界，既不可能全面，也不可能尽实，所以必须谨慎运用。注释者只有根据注释对象的实际，以工具书为参考，才能达到表达更清楚、阐释更精确的目的。如果脱离作品实际，不加思索地搬用工具书材料，必然造成失误。下面举两例。
《古文鉴赏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版，这类书能否称作辞典，是另外问题，这里不论）摘收有宋陆游的《入蜀记》。文章开头的一段说：“舟中望石门关，仅通一人行，天下至险也。晚泊巴东县，江山雄丽，大胜秭归。”注释为：
石关门，在今四川奉节县东，两岸相夹如门，故得名。巴东县，在今湖北省内。秭归，今湖北省秭归县。
陆游当年是溯江上行，赴夔州（州治今四川奉节县）通判任，《入蜀记》即为赴任途中的记事。他舟中望石门关时，是刚经过秭归县，还未到巴东县，作者当时尚在西陵峡，要经过巫峡和巫山县才能到达瞿唐峡口的奉节县。注释者既明知巴东今属湖北省，那么在还未到巴东时，又如何能望见今四川奉节县的石门关呢？而且原文明说“仅通一人行”，指的是陆路，又如何变成了“（江中）两岸相夹如门”的水路呢？
原来注释者抄的是臧励
等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石门关条：“在四川奉节县东六十里，两岸相夹如门，接巫山县界。”而辞书中的“接巫山县界”五字，因与陆游原文明显不合，却在引用时被有意删去了。这就注释的基本要求而言，是绝对不应该如此的。实际石门关即石门山，因刘备在猇亭被陆逊击败后曾经此山回鱼腹县而著名。据《巴东县志》记载：“石门山在县东北三十五里，山有石径，深若重门，汉昭烈为陆逊所败，走此门，追者甚急，乃烧山断道，仅以身免。”陆游见到的自是此山，因此熟悉史学掌故，所以加以记载，并用“仅通一人行，天下至险也”发感慨。
欧阳修《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诗，有“长江西来走其下，是为扬澜左里兮，洪涛巨浪日夕相舂撞”句。《欧阳修诗选》（安徽人民出版社版）注释为：
左里（一作蠡），查新编《辞源》：左里，城名，即左蠡，因城在彭蠡泽（即鄱阳湖）之左得名，故址在今江西都昌县西左蠡山下。又：左蠡，山名，在江西都昌县北，一名蓝军，以临彭蠡湖东得名。庐山与左蠡山隔湖相望，说庐山就是左蠡，恐怕是作者搞错了。
“扬澜左蠡”即是写彭蠡湖的洪涛巨浪，用的是《五灯会元》“庐山栖贤通坚禅师，有官人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扬澜左蠡，无风浪起”这个典故。左蠡指左蠡湖，也即彭蠡湖，亦即鄱阳湖。有明李梦阳《泛彭蠡赋》“乱左蠡之沸沸兮，壮康郎之浩瀚”可证。注释者不味诗意，不查出处，根据新编《辞源》，轻易作出“恐怕是作者搞错了”的判断，信任工具书居然超过信任作品，那就难免“削足适履”之弊了。
（八）要选择可靠的底本（善本）
注释的对象为作品，作品存在于不同类别的古籍中，而古籍往往有多种版本，因此注释作品必须选择可靠的版本。而且即使所选为善本，遇有疑误窒碍处，尚须校他本以作补助。一般而言，刻本比排印本可靠；经过名家校定的本子，比普通刻本可靠。前人有言：“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说的是明代刻本质量低下。清代官修的《四库全书》本，由于四库馆臣对触犯本朝避讳的文字多所修改，不尽可靠，早已为有识之士指斥，但四库本的校订一般还是比较谨慎的。至于近代的排印本，由于排校工作不过关，常常错字累累，明显的例子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学基本丛书》、《丛书集成》等。而近年来出版的排印本，一般虽有校订，也由于校对不过关，亦多错误，严重的甚至错误的字数超过所校订的字数，至于校订是否可靠，尚不计其内。事例已详本文的校订、标点部分，这里不赘。
所以注释者对版本必须谨慎的选择，并且要在前言或后记中交代所用的版本，以示负责。如果随便用一个不可靠的本子，书中也不予交代，必然治丝愈紊，至少也反映了注释者没有做好注释基本的准备工作。例如《欧阳修诗选》（安徽人民出版社版）收有一首《答通判吕太傅》，第一句诗为“千顷芙蕖盖水平（自注：郡伯荷花四望极目。）”。注释为：
通判，本是知州的副职，但北宋时通判是皇帝直接差遣的，权力和知州相等。欧阳修在其《归田录》中说它“既非副贰，又非属官，故常与知州争权，每云我是监郡，朝廷使我监汝举动”。太傅，吕公著此时还没有这个称号，此题显系后人所加。
芙蕖，即荷花。括号中的“郡伯”，显系“邵伯”之误。邵伯湖与扬州相接。这句是说邵伯湖的千顷湖面全是荷花，一眼望不到边。
欧阳修集，今存最早的是宋本，藏北京图书馆，通常易见的是《四部丛刊》影印的元代刊本，后世还有不同刻本。但此诗的“太傅”，各本都作“太博”，“郡伯”都作“邵伯”，注释者不知根据什么坊本，自己制造出了这个混乱，因此注释全然是错误的。
吕公著字晦叔，《宋史》卷三百三十六有传。皇岉元年欧阳修知颍州，吕公著以太常博士为颍州通判，与欧阳修是同僚。欧阳修还朝后，曾力加推荐，后吕公著官至司空、同平章军国事。死后赠太师、申国公。太师、太傅、太保是所谓三公，宋代一般用为宰相死后的封赠。吕公著从来没有获得太傅封赠，怎能因不可靠的版本误太常博士的简称“太博”为“太傅”，生造出“吕公著此时还没有这个称号，此题显系为后人所加”的断语？
顺便指出，注释对通判解释为“皇帝直接差遣的”的说法，也是似是而非的。难道知州不是朝廷委派的？就是县令簿尉，何尝不由中央委派？原来宋王朝鉴于五代时藩镇势力跋扈要加强朝廷控制，除重文轻武外，地方官一律由文人担任，并称州府主管官为知某某州（府）事，县的主管官为知某某县事，一改汉唐以来刺史、太守、县令的称谓，以明其临时性。而且在州府一级加设通判，作为知州（府）的副职，以便互相监督，发出的公文需要两人连署才有效，这就造成了彼此牵制和矛盾。通判的设立，和唐、五代时的监军一样，其实质是皇帝不信任臣僚，结果必然弊大于利，所以到元代时通判的制度就废止了。
新注释需要注意的问题，自然不止上列八条，这里不过举其荦荦大者，借以见出做注释的不易。注释者如果不深细研究作家作品，不考虑自己所下的定义能否贯通作品，望文生义地率尔下笔，或者忽略了注释沟通古今的根本任务，为某种需要有意识地拔高或贬低作品，其结果只能损害古代作品的价值，影响读者正确理解和吸收，降低新注释的信用。今天古籍新注释本不受读者欢迎，印数大降，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少新注释本质量低下，应该是关键因素。这对我国古代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发扬，无疑特别有害。
所以理想的注释应该是谨慎、客观、科学、真实。不仅要使注释的文字流畅简练，让读者看得懂，而且要能引导读者举一反三，深入思索。真正做到开卷有益，先得吾心，使不少疑难问题，通过注释有豁然开朗之感。而且要言不繁，言必中的，摒除一切不必要的、一般读者学识内的繁琐注释，在形式上也要尽可能加以改进，以便于读者阅读。总之，新注释只要一切从读者需要出发，那么它不可能不受读者欢迎。
[1] 元遗山有诗云：“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盖谓义山（李商隐字）诗用事颇僻，惜无人注释也。乃遗山《鼓吹》一选，郝天挺所注义山诗尤芜谬不通，门墙士亲受诗教者尚如此，可望之他人。友人屠用明尝劝予为义山集作注，以便后学。余笑谓用明曰：彼自祭鱼獭，今又欲我拾獭残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