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非常情况催生非常办法
世事艰难，我们必须先赚后花。
——郭伯伟（John James Cowperthwaite）
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香港是位于中国南海珠江口的崎岖岛屿群，既没有矿产可以开采，也没有石油可以钻探，大部分地区还因为岩石太多而无法耕种。但是，它有一个重大的可取之处——一个较大的岛屿与大陆之间的深水处是大型的天然海港。
16世纪的葡萄牙探险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据点，希望与当时的大明王朝进行贸易，但这个据点随着明朝海禁政策的出台而消失。19世纪时，英国商人重新“发现”了这个群岛。此后，从19世纪中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这个群岛一直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
香港意为“芳香的海港”，因为码头附近曾有许多熏香工厂而得名。对伦敦当局而言，这个地方是大英帝国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贸易前哨。但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时，伦敦当局又认为此地难以防守。丘吉尔曾写道：“我们必须避免在守不住的地方浪费资源。”1941年，香港被日军占领，随之而来长达4年的军事管制，其严酷程度使得这里饿殍遍野，满目疮痍。
直到日本攻入香港的两天前，詹逊（Franklin Gimson）还在担任辅政司司长。战争期间，他一直被关押在战俘集中营。1945年8月，日本投降，詹逊刚走出集中营就立刻宣称自己是香港的署理总督，他的办事机构在两周内就建立起来并开始运转。在中国或美国尚未决定任何战略之前，他这一快速而果断的行为对香港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香港在当时的管辖权依然属于英国。
战后的那几年，英国不得不放弃了对香港很多的治权，却又唯恐这些权力产生对英国不好的后果。因此，他们派出了一队公务员，来帮助这里恢复元气，其中有一位稳重、果敢、有原则的苏格兰人，名叫郭伯伟。
郭伯伟在爱丁堡大学和剑桥大学学过古典文学，但他也在圣安德鲁斯大学学过经济学。在圣安德鲁斯，他对启蒙运动的思想，尤其是亚当·斯密的学说深谙于心。1951年，他升任香港财政司副司长，1961年任财政司司长。他的传记作者尼尔·莫内瑞（Neil Monnery）曾说：“在大约25年的时间里，他是香港经济政策的核心人物。”
在那期间，香港经历了不寻常的经济扩张，正是税收政策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郭伯伟和他的团队于1945年底到达香港。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让重点产业重新运转起来。总督宣布全香港为自由港，除少数商品外，其他货物一概不收关税，没有出口补贴，也几乎没有进口限制。
进出口重启，加上许多逃避战祸的人都回来了，所以贸易快速地增长。郭伯伟心里明白，商业正在自行恢复。
郭伯伟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他走街串巷，视察工厂和港口，密切关注各种动态。他观察得越仔细，越能看到商贸取得进展的原因——这些进展根本不需要行政机构的参与。他坚定地认为，这座城市不需要经济规划，只要整体框架不出错，它就能自愈，而且这里的民众和企业都能挑起重担。郭伯伟沉浸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中，这是身为古典自由主义者的他乐于得出的结论。
郭伯伟的第二项任务是管理一个负责为港岛运送必需品的部门——买卖并分配食品和燃料以及实行价格管控。这个部门遇到很多难题。莫内瑞说：“郭伯伟看到一群公务员管理一家贸易公司有多么困难，这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伯伟对官僚的评价越来越低。他说：“我只相信那些自己承担风险的人的商业判断(1)。当政府介入一家企业时，往往会让它对其他任何人来说感觉都不划算。”
他开始构想一种后来被他称为“积极不干预”的理论。他的观点是：政府对开放经济的干预往往弊大于利，除非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来干预，否则默认的立场应该是不干预。他说：“‘笨拙的官僚主义之手’应该远离经济的‘敏感机制’，经济的发展最好是依赖‘隐形之手’。商人和实业家做出了多种多样的个体决策……它们将会产生更好更明智的结果。相比之下，政府或理事会做出的决策往往比较单一也不够灵活，因为它们对所涉及的众多因素缺乏充分的了解。”
香港的税收政策与英国同期的税收政策截然相反。英国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税收、政府支出、财政赤字、产业规划和经济干预水平都很高，而香港则反其道而行之。大多数人——“富人以外的所有人”——根本不用缴纳所得税，即使是高收入者也只用缴纳收入的15%。香港没有关税、销售税或增值税，也没有资本利得税(2)、利息税或海外收益税，倒是有一种地价税，而香港总体的税负从未超过GDP的14%。
香港特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变革被控制在最低限度，其原则是“税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应该保持不变（前提是税收既不过重也不有失公平）”。同时，税费的征收也不能过于激进。郭伯伟曾提及：“调查性的税收制度必然与全额所得税挂钩。不采用这种制度，对我们的经济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对境内外的投资和企业。”
对香港来说，西方政府为提振经济而追求的凯恩斯式赤字财政是不必要的。
“它完全不适用于我们的经济形势……我们的产出不会也不可能超出我们的消费，一丁点儿也没有。增加消费只意味着增加进口而不增加出口，这必然导致严重的国际收支平衡危机。这种危机会摧毁香港的信誉和外界对港币的信心。如果想要解除这种危机，那我们几乎是自取灭亡，凯恩斯在写作时并没有考虑到我们的处境。”
与此同时，政府举债也不可接受——“高额国债……必然导致高额税收，”郭伯伟说，“有一种理论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有权将我们的资本负担留给子孙后代。对此，我持怀疑态度……我们的前辈们就从未将任何重大的负担转嫁给我们。”
香港没有产业规划，没有补贴，也没有经济干预。“有人提议使用公款来支持那些被选中的并因此享有特权的实业家。我必须承认，我讨厌这样的提议。如果该提议仅仅是基于官僚的好坏标准，我会更加讨厌它。”郭伯伟在一次立法会预算案辩论中说道，“我相信没有人足够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以此来确定‘发展的优先顺序’……我早该想到，理想的产业，顾名思义，是指在没有特殊援助的普通市场条件下就能自力更生并茁壮成长的产业。”
香港的简政放权达到了仅凭一页纸的表格就能注册一家新公司的程度。税则本身也简洁明了，即使在今天，国际税务律师也经常认为它是世界上最高效的存在。它只有300页，不到15万字，篇幅仅为英国税则的1.5%。
同时，港币与英镑挂钩，从而（至少在香港）消除了因通货膨胀而征税的可能性。1963年，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要求郭伯伟说明港币与英镑挂钩的机制，但郭伯伟拒绝了。他表示，就连操作挂钩业务的汇丰银行也不懂这个机制。“他们最好别懂，否则他们会把事情搞砸。”
郭伯伟是对的，他辞职后，港府放弃了这种勾连，汇丰银行在货币事务上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1983年，港币遭遇了一场货币危机，一度在两天内贬值13%。为避免崩溃，港币不得不与美元挂钩。
香港也没有任何资本管制。郭伯伟说：“资金来到这里并待在这里，因为它想走就能走。如果政府想通过禁令来限制它，它就会走。我们无法阻止它，否则以后没有资金会来。”
1997年7月之前，香港被英国殖民统治。根据立法会的章程，总督拥有广泛的权力来制定和执行法律。如果他用人不当，整个系统很容易滋生腐败。但是，香港的多数公务员们（有很多与郭伯伟志同道合的人）将为香港民众争取最大利益视为己任。郭伯伟对此也有话说：“如果民众想要协商型的政府，其代价是增加决策的复杂性和延时性。如果他们希望政府提速，那么他们必须接受更大程度的独裁。我猜真正的答案是：只要政府的决策与他们的观点一致，大多数人更倾向于后者。”
香港是远离凯恩斯意识形态主导政府决策的社会，无须向任何人负责。而郭伯伟只能做他所做的事，英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听之任之，当他们真正参与进来时，却往往受到冷遇。英国国防大臣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说：“在与令人敬畏的财政司司长的多次交锋中，我总是因伤退场。”正如他在香港立法机构的演讲稿中所表述的那样，郭伯伟是一名可怕的辩手。
郭伯伟绝不是孤军奋战。他的成功建立在前任财政司长们搭建起来的框架之上。他的继任者菲利普·哈顿-凯夫（Philip Haddon-Cave）延续了这些成功。他们全都坚定地信奉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政策，并且获得了各届总督的支持。但是，只有郭伯伟才是主要的缔造者。
不同的税收政策对英国和香港地区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郭伯伟另行规定了无须编制统计报告，所以很难用数字来形容这个港口究竟有多成功。他认为这些数字会让官员们对经济进行干预，纠正那些不必纠正的弊端，从而妨碍市场上“无形之手”的工作。（他经常以这样的方式提及亚当·斯密。）他向弗里德曼解释说：“如果我让官员们计算那些统计数据，他们肯定会想用这些数据来编制规划。”因此，他拒绝了一个又一个来自各方的请求。
当英国官员来查问为什么没有收集失业数据时，郭伯伟用最早的航班将他们送回英国。当立法机构成员要求他公布GDP数据时，郭伯伟一贯的答复是：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这些数字也非常不准确。它们没有太大的意义。他认为，虽然其他国家和地区利用这些数字，但并不表示他们也需要它们。他不清楚这些数据在这里有什么实际用途……其他国家和地区之所以有需求，是因为高税收和政府对经济细致入微的干预使得这种需求对于评判（或者希望能够评判）政策的效果来说至关重要……他们很幸运，因为政府对经济施加的杠杆作用非常小——所以他们在制定政策时没必要掌握这些数据，它们甚至没有任何特殊的价值。
后来有人问郭伯伟，贫困国家应该如何扭转经济形势。他提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国家统计局”。
1962年，郭伯伟迫于压力终于开始提供GDP数据和其他统计数据。为此，他聘请了一位教授来进行必要的研究。然后，他就对外宣布已经开启了一项研究，用来评估收集信息的可行性。但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郭伯伟把这位可怜教授的草稿一次次退了回去，理由是：某些信息，要么需要进一步澄清，要么需要调查或开发。到了1969年，他还是没有提供任何数据。他解释说，教授在完成数据整理方面遇到了困难。
那位不幸的学者成了替罪羊，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1945年，经过多年的战争和日军的占领，这里一贫如洗、支离破碎，很多人食不果腹。战前，它的人口超过100万，战后只剩下60万。但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没有任何重要自然资源的弹丸之地就成了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以及国际制造业与金融中心，其人口增长了10多倍。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描述过他1955年到访香港的情形。他说：“政府为难民搭建的临时住所，是一幢前面开着门的多层建筑。里面有很多小单间，分配原则是‘一个家庭，一个房间’。”
香港的财富也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当然，我们没有20世纪40年代官方的人均GDP数据，但它很可能低于300美元，与非洲大部分国家不相上下。1960年，香港的人均GDP为429美元（数据来源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而不是郭伯伟）。相比之下，英国为1380美元，美国为3,007美元。在33年内，香港的人均GDP超过了英国。不到50年，它赶超了美国。现在，它是世界上最富有的10个地区之一，人均GDP高出英国40%。
在这段时间里，香港的税收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政府支出也降到最小限度。1946年以后，政府每年都有预算盈余，仅有一年除外。政府通常保持一年的支出储备，从不创造任何地方债务。郭伯伟说：“我一直相信，我们的经济在现行税制下充满活力，但我还是对现行税率下的财政收入增长感到惊讶。”如今，财政司司长低估预算盈余已成为一年一度的盛事。
每年，华盛顿特区的经济智库——传统基金会都会为全球186个国家和地区编制一份详细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传统基金会将经济自由度定义为民众对自身劳动和财产的控制程度，并设定“12项定量和定性因素”来衡量经济自由度。自1995年传统基金会开始编制该指数以来，香港每年都位居第一——世界上经济最自由的地区。
在供给方面，香港的服务业似乎没有任何短板。培生集团的数据显示，它的教育体系在全球排名第四，而且医疗在彭博医疗保健指数中也名列前茅。它的公共交通曾排名世界第一，在其他地方一直被当作典范，其准点率通常能达到99.9%且94%的人口居住在距离轨道交通站一公里的范围内，也是世界上最赚钱的公共交通系统之一。
经常有人说自由放任的经济冷酷无情，但郭伯伟坚信他的政策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在他看来，税收是强加的负担，是经济增长的阻碍。低税收意味着更大的利润，更大的利润则意味着更多的增长，更多的增长就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财富。他说：“我更关心财富的创造，而不是财富的分配。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随之而来对劳动力需求的压力，直接促成了快速而有效的收入再分配。”
但对郭伯伟来说，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有些人因为暂时的或永久的不幸而无法分享全面发展的成果，再分配让我们更慷慨地援助这些人。”底层民众的利益与郭伯伟密切相关，而蓬勃发展的经济使政府处于帮助他们的最佳位置。正如郭伯伟所说：“由于我们的低税收政策……财政收入增加了。”香港经济的增长证实了他的论点。郭伯伟说，最终“公众的资金会进入政府的金库，但是政府会付给他们利息”。
香港应对了每一个挑战，但在所有的危机中，除公共住房危机之外，政府的默认立场不是干预，而是“积极的不干预”。1950年，香港的主要产业源于其在内地货物进出的角色——仓储、航运、造船、保险等。其后的4年中，它与内地的贸易暴跌了约90%。此时它本该停滞不前，但却没有。内地带来的棉纺技术让它逐渐成为国际纺织品市场的主导，以至于英国和美国都采取激进的保护主义措施来支持本国的纺织业。随后的岁月中，香港又拓展了其他形式的制造业——尤其是电子产品和塑料制品。1967年，英镑的贬值意味着香港的外汇储备损失了大约3,000万英镑，但它依然大踏步地前进。
亚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都注意到了香港的成功，并纷纷效仿。1959年，李光耀在成为新加坡首任总理后不久，就采用了低税收、不干预主义模式，同样取得了成功。韩国和日本也都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了低税收、高出口的模式，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
1980年，中国深圳被列为“经济特区”——实行较轻的税收和监管。深圳那时只有3万人。后来，去那里淘金的人越来越多，现在的人口已经增长到1,300万左右。它的增长率一度达到了惊人的40%。现在的它就是另一个香港。
毫无疑问，香港的低税收和积极不干预模式是亚洲经济奇迹的开端。香港的成就不在于它做了什么，而在于它没有做什么。
(1) 香港立法会会议过程正式记录，1968年3月27日。——作者注
(2) 利得税亦称“战时利益税”。政府对个人、企业或团体超过资本额15%以上的纯利所征收的税。1938年10月28日公布的《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条例》规定，凡公司、商号、行栈、工厂或个人，其资本在2,000元以上的营利事业，其利得额超过资本额20%的，财产租赁超过财产价额15%的，除征所得税外，再按6级超额累进税率（10%—15%）加征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