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风风雨雨
——郑天挺与北京大学

郑天挺（1899—1981），字毅生，福建长乐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20年毕业。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作研究生。1924年留校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兼北大秘书长等职。在西南联大期间，任历史系教授兼西南联大总务长、北大秘书长、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1946年后，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秘书长等职。郑天挺自1933年至1950年任北大秘书长，历时十八年，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大的重要负责人之一。1952年院系调整调至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长、顾问、全国人大代表等职。

郑天挺青年时代进入北大，步入老年走出北大，先后三十多年的北大生活，风风雨雨，岁月沧桑，留下一些雪泥鸿爪。我们根据郑先生遗留的日记、信件、回忆资料等，选取部分历史片断，写出《郑天挺与北京大学》，含北大轶事，以纪念这段岁月，并深切地缅怀郑先生。

一、考入北大国文系

1917年夏，郑天挺考入北大国文系。他在回忆这段学校生活时曾说：

北大录取后，很快就入学。同班三十二人，年龄参差不齐，有的三十多岁。和我同样年龄的约占一半，最小的只有十七岁（罗庸）。这些同学各有所长，大多有“不可一世”之概。我自知根底差，只有加倍努力，迎头赶上去。所以这时我除学习本系课程外，还要旁听其它方面知识，并须每天熟读史书。每天除上课外，天天跑图书馆，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连报纸都很少看了。即或偶尔一看，也是把它当成历史故事看。

一九一八年，我十九岁。这时北大的同学很活跃，有三种不同方面的刊物出版：《新潮》、《国民》、《国故》。但我们班的同学却仍然各自埋头读书，很少参加活动。记得有一人给《国故》送了一篇稿子，受到同学揶揄，大家都自命清高，认为投稿是自己炫耀才识，颇不以为然。我很受这种思想影响，后来不敢、也不愿以自己文章就正于人，因而亦就很少写文章。班上的其它同学，也多如此。

在北大同学中，这时较熟的有郑奠、罗庸、张煦、罗常培（长我一班）等人，他们都是异常用功的，给我鼓励很大。此外还有邓康（中夏）、许宝驹、杨亮功、萧禀原、王友颙、许本裕（惇士）、彭仲铎等。

从这年开始，我又在贵州老学者姚华先生家听他讲文章，讲金石文字。同听讲的有俞士镇、王翼如、罗承侨（惠伯）、汪谦（受益）、周一鹤等十几人，每周末晚间一次。(1)

二、在学时积极参加五四运动

1919年，郑天挺仍在北大学习。这年5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这次运动中，他也走出了书斋，参加了学生会的工作。他曾代表北大到天津南开中学联系了一次，并走向街头，作了一些宣传活动。到了11月，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州残杀中国人民，并派海军陆战队登陆威胁。当时福州的学生曾愤怒地举行示威游行，北京福建籍学生也起来响应，组织旅京福建学生联合会，抗议日本的暴行。他也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到街头讲演，宣传不买日货，并为学生联合会募捐筹款，举办游艺会等。当时会中还出版《闽潮周刊》，他曾用“攫日”笔名写文章，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会中还曾向北洋政府外交部多次请过愿。

五四运动及福建学生运动（即“闽案”）时，和他常在一起的有郭梦良（弼藩）、徐其湘（六几）、朱谦之、郑振铎、黄英（庐隐）、许地山、龚启鋈（礼贤）、张忠稼（哲农）、刘庆平、高兴伟等人。大家都是福建人，其中郑振铎还是他的本家侄子，以后过从亦多。

1920年春天，福建学生运动仍在进行。这时有十几个福建学生在北京组织了一个S.R（Social Reformation）学会，意即社会改革。除了朱谦之、许地山外，前面说的那些人都参加了。另外还有女高师几个人，北大有郭梦良、徐其湘和他，师大（当时称高师）有张哲农、龚礼贤、刘庆平，女高师有黄庐隐、王世瑛、高奇如、何彤，清华有王世圻，师大附中有高仕圻，铁路学校有郑振铎，汇文中学有林昶，共十四人。这个会并没有公开。大家原想共同学习些社会改革的新思潮和新东西，但因为很快即到暑假，大多数人都毕业四散了，无形中就瓦解了。这个会没有组织形式，没有负责人，仅是各人按姓名笔画用英文字母排列个次序。朱谦之也是北大的福建同学，颇有才气，看书也多，他当时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谈社会改革问题，所以没有加入。郭梦良后来与黄庐隐结婚(2)，在上海法政大学任过教务长，1925年即病死。

三、在北大时的几位学长

郑天挺同班同学中对他帮助最大的是郑奠（1895—1968），他字石君，浙江诸暨人，人极忠厚，事母至孝，因年龄较大，同学尊称他为“老大哥”。

1923年左右，经他介绍，郑天挺到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后改为“女师大”）讲授人文地理，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刘和珍即是他们的学生。刘家境贫寒，上有母，下有弟，急待救济。3月25日女师大师生为刘等人举行追悼会后，郑天挺即与郑奠共同发动为死难家属募捐等事。

郑奠在学业上对郑天挺帮助亦大。1926年，某一次他向郑天挺出示日记，内中分养生、进德、治学、事务、见闻、杂识诸栏。后来郑天挺所记日记内容大多依他的规范。

郑奠在20世纪30年代北大国文系的地位已极高。1934年国文系改组，由胡适任系主任，而主持系务的就是他。

抗战开始时，郑奠适逢回到家乡，因照顾老母，乃在家乡办抗日中学，未随北大其他教授去西南联大。当时家乡条件艰苦，他一无所畏，为抗战办学竭尽全力。抗战后在浙大教书，北大曾多次约他回校，终因故未成。1952年，浙大文科取消，他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由于他抗战八年与北大脱离关系，又多年未能安心从事研究，加之又僻居家乡，故声名随被湮没。

郑天挺同班最小的是罗庸（1900—1950），字膺中，北京人。1922年，郑天挺与他及张煦（怡荪）三人同入北大研究院国学门为研究生。他亦是20世纪30年代北大国文系教授，后任西南联大及北大中文系主任。罗庸有才华，学习亦刻苦。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他即在中山大学任教，声名甚著。但晚年笃信佛学，著文较少，且不愿发表。1946年，三校复员，他独自留在昆明师范学院任教，1949年又应梁漱溟先生之聘到了重庆勉仁学院教书，1950年即因脑溢血病逝。

张煦也是郑天挺同班的，后来又与郑先生同为研究生。他一辈子专治藏学字典，抗战后一直在四川工作，晚年时字典终于出版。他对郑天挺也诸多鼓励。抗战前郑天挺在《国学季刊》发表《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一文，影响极大。张语郑曰：这篇文章是以最习见的材料，得出最公允的结论。抗战爆发后，他听说北大要南迁昆明，力劝郑天挺注意南诏史的研究。

郑天挺班上还有一位同学朱谦之。他与郑天挺同岁，因为都是福建人，所以熟识。朱读书多。当时李大钊先生任图书馆长，说：“图书馆的书，都让朱读光了。”1924年，福建同学张哲农任福州一中校长，郑天挺与郭梦良、朱谦之一起去那里教书。朱当时的妻子杨没累是学音乐的，一心爱着他。杨有严重的肺病，对朱备多关怀，一心扑在他的身上，结婚不久就去世了。朱当时号情牵，不知与其夫人有无关系。

郑天挺同班的还有一位是邓康，即邓中夏。大学临毕业前，邓康曾给郑天挺来信，鼓励他一起研究社会主义，他曾复信表示同意。但当时研究社会主义的人五花八门，他的认识也很模糊。因而在复信中批评一些假社会主义者，如罗家伦等人，说：“罗还动手打拉洋车夫，这算什么社会主义！”郑天挺当时只看见了贫富的悬殊，同情贫者，但并没有研究社会主义。

此外，比郑天挺高一班而关系又最为密切的是罗常培先生。他们两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1899年8月9日），交往甚深，感情甚笃。两人毕业后同在北京一中教书。1927年在杭州浙江民政厅，1928年在广州，长期一起共事，尤其自1934年暑假后，罗由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回北大，更是朝夕相处，彼此非常了解。郑天挺不喜写文章，或写后不愿发表，每次都是在罗常培鼓励及催促下方才发表的，“七七事变”后，他们一起苦撑危局，直到最后保护全部教授安全离开北平顺利到达长沙为止。在昆明，他们同居一楼，同食一厅，1941年夏又同赴四川，饱尝了“蜀道难”的苦楚。1942年冬，郑天挺患伤寒症，他每天都来问候；每逢警报，他则必来郑天挺室中相伴，不忍弃去。这种情谊，颇令郑天挺感动。正如郑天挺在他所著《恬盦语文论著甲集》序中所说：

余与莘田生同日，长同师，壮岁各以所学游四方又多与共，知其穷年兀兀殚竭之所极；每深夜纵论上下古今，亦颇得其甘苦……病中三逢警报，余固莫能走避，而莘田亦留以相伴，古人交情复见今日，序成归之，有余愧焉。(3)

罗常培勤奋好学，对人诚恳，为人很正直，因此大家称他为“罗文直公”。但他有时又过于直爽，常厉声责人，因此一些学生和年轻教师背后送其雅号为“罗长官”。

郑、罗二人的情谊，是北大人所共知的。

四、读研究生整理明清档案

1922年秋天，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后改文科研究所）成立，郑天挺和张煦、罗庸都入所读研究生。他的研究题目是《中国文字音义起源考》，由钱玄同先生指导。当时研究所很自由，不必常来，也可以在外工作，在校也只是看书而已。每隔一段时间，研究生和导师集会一次，大家见见面，谈谈。当时陈垣先生也是导师之一。一次在龙树院（一座名刹，在宣外南大洼，介于窑台和陶然亭之间）集会上，陈先生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这几句话当时对郑天挺影响最深。陈老大郑十九岁，郑每称他先生时，他总是逊谢，表现出一位受人尊敬而又谦虚的学者的风度。

郑天挺在读研究生期间，在研究所加入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参加了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这无论对国家、对他个人都是一件大事情，奠定了他以后从事明清史研究的基础。

明清档案原存故宫内阁大库，清末因大库失修渗漏，屡经迁移。民国初年，教育部设立历史博物馆于国子监，将大库迁出而未送还的档案交其保藏。1916年历史博物馆移至午门，这批档案也移于此处。1921年，教育部与历史博物馆因经费困难，将这批档案之完整者保存一部，其余约八千麻袋全部卖给西单大街同懋增纸店，代价四千元。纸店打算将这些档案送到定兴县纸坊重造粗纸。此事为罗振玉所知，于1922年2月，用一万二千元将之买回。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知道历史博物馆还保留一部分，于是年5月呈请当时的政府，命历史博物馆将这些没有卖掉的档案拨给北京大学，交研究所国学门同史学系组织委员会代为整理。5月下旬得到允许，几经交涉，7月这批档案才由历史博物馆陆续移运到校，共计六十二箱又一千五百零二麻袋。郑天挺在这年7月下旬参加了这一有意义的工作。当时他曾把这件事特别记录下来，现抄录如下：

（1922年）七月二十六日（壬戌年六月初三乙未）水曜日（即星期三）

上午至北京大学整理档案也。

民国成立，前清内阁档案移至教育部历史博物馆，近复移至大学整理。大学因设专员司之，余与其列。今日余整者为雍正题本，即奏折也。有可记者数事：

一、题本皆白折无格。前汉文（多小楷或宋体字）后满文。本至内阁，摘由粘于后，而后进呈。皇上则朱批或蓝墨批于首。

二、朱批诸字字体整齐，近赵孟頫，亦有甚劣者。

三、满洲诸臣题本亦皆称臣（如刑部尚书德明等），与旧闻概称奴才者不同。

四、京中各部均方印，总兵亦方印，而巡抚反长方印。

更有一事最有趣者：今日见一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云南提督蔡成贵，奏贺雍正即位表文中云“近奉到即位恩诏”云云。按雍正在位止十三年，此表到日恐帝崩久矣。但不知贺表何竟迟至是时方发，而即位诏何至是而至也。

他参加这项工作历时不长，就为别的事情所代替。

五、1930年代在北京大学

与蒋梦麟的关系

蒋梦麟（1886—1964），浙江余姚人，留学美国十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他1917年回国后至六十岁前，基本是在北大做领导工作，也是蔡元培校长办学的好帮手。

郑天挺与蒋本无深交，只是一般师生关系，听过他讲授教育学的课。1928年，由于北洋政府欠薪严重，北大亦于此时改组，郑天挺乃辞去北大预科讲师一职，于是年春与罗庸先生一起到了杭州，当时蒋正任浙江大学校长，由于北大同学蒋养春、陈伯君、郑奠等人的推荐，郑天挺乃于是年暑假后至浙大任秘书。时蒋梦麟已至南京任教育部长，浙大校务由秘书长刘大白代理。1930年初，教育部筹办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蒋及刘大白（时已任教育部次长）又邀郑天挺到教育部负责筹办。1930年底，蒋改任北大校长，郑天挺又回北大，任校长室秘书，并在国文系兼课。

参加李大钊同志葬礼

1933年春，北平各界市民为李大钊安排安葬仪式，蒋梦麟始终与事，郑天挺也负责接洽一些具体事务，并捐了款。送殡的那天，许多教授都去了。大家都看到地下党以北平市民革命各团体名义送给李大钊的一块碑，碑的正上方还刻有斧头镰刀。当时校方几个负责人感到，如果不把这块碑妥善处理，必然招致当局的干预，反而会给安葬造成麻烦，于是就把这块碑埋在地下了。

1933年就任北大秘书长

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蒋梦麟任校长（无副职）。学校的机构设置为三院、两长。三院为文、理、法学院，文学院院长胡适，理学院院长刘树杞（1935年病故，由饶毓泰继任），法学院院长周炳琳。两长为教务长（原称课业长）和秘书长。教务长樊际昌主管教务和教学，秘书长负责校务行政和总务。

1933年暑假，北大秘书长王烈（地质系教授）辞职，由校长蒋梦麟暂兼。11月28日，由于学校浴室突然倒塌，不幸压死学生邹绵昌，重伤叶祖灏、陈仰韩二人，引起了学潮。蒋校长急忙物色秘书长。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推荐由郑天挺担任，蒋征得胡适、刘树杞、马裕藻、刘半农诸教授同意，遂于是年12月正式任命。

老北大的“三大建筑”

1933年，郑天挺任秘书长后，首先受命主持修建图书馆、地质馆及灰楼学生宿舍三大建筑。三个建筑工程一起上马，事务异常繁忙。郑天挺每天都亲赴工地监督施工，许多问题现场商议，就地解决。学校襄助工程建筑的还有沈肃文。

北大的“三大建筑”是当时了不起的高级工程。图书馆庄重典雅、质朴明快，内部陈设先进，书桌的木料、尺寸，台灯的款式、距离，大多参照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模式，施工要求极为严格。建筑之质量、图书之收藏，在当时北平各大院校中堪称一流。土木工程由公兴顺承建，投资13.8万元。灰楼学生宿舍每室8平方米，附壁橱2平方米，每室住一人，住房条件优越。基建投资共11.1万元。

1935年8月27日验收图书馆工程。10月10日下午2时北大新图书馆和地质馆举行落成茶话会，在图书馆顶层招待中外人士，到会三百余人，盛况空前。灰楼学生宿舍亦已建成。

营救“一二·九运动”被捕学生

北大是全国著名的最高学府，也是革命的据点之一。郑天挺热爱教育事业，保护进步青年。1935年“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中，北京大学许多主张爱国抗日的学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打伤。郑先生身为北大秘书长，积极站在学校第一线，同国民党当局据理力争、交涉，并利用各方面的关系，营救被捕者，慰问受伤同学。据12月17日查明：校中受伤学生共9人，被捕者5人。当日下午，郑先生与教务长樊际昌同往协和医院探视受伤学生。12月19日下午，郑先生赴警察局将被捕同学5人先后无条件保释出狱。

据香港中文大学王德昭先生回忆文章略称：“一二·九运动”起来后，坚决主张抗日的同志结成了同志。“一二·一六”的清晨，北大的示威队伍尚未集合，我在去西斋的途中被捕，与被捕的同学同囚在前门警局。其中有史学系巫省三、外语系李俊明等人，我们这次被捕是（郑）毅生师以学校负责者的身份，把我们保释出去的。记得有一天，管牢的叫我们北大的几个学生出去，我们以为又要提审过堂了，但出去却见（郑）毅生师在外面，营救我们出狱。(4)

郑天挺爱国进步之举，赢得了广大师生的尊敬。

“七七事变”后保护师生安全转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1937年暑假，原定北大与清华大学联合招生，考场设在故宫，时人戏称为“殿试”。当时北大的桌椅都运至故宫，招生试题已在北大红楼地下室印好。一切招生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却因“七七事变”而中辍。

“七七事变”时，校长蒋梦麟去南方开会，不在北平。次日，文学院院长胡适也离开去庐山开会。不久，学校其他负责人纷纷南下，于是北大的一切工作全由郑天挺负责。当时，北平形势异常危急，各国立大学的负责人及教授代表天天开会，紧急研究对策，而蒋校长离北平后久无音信，对学校下一步如何处理，大家茫无所知。当时，北大学生离校返乡走了一部分，留在学校的学生大都是经济上非常困难的。于是郑天挺决定，在校学生每人发给20元（相当于两三个月生活费），使之南下或返乡而安全离校。故到7月29日北平沦陷时，北大校内已无学生。

日寇进入北平后，郑天挺面对敌人的威胁迫害，做到了临危不惧、沉着镇定，不顾个人安危，与日伪斡旋。当时北大办事处在二院，郑先生每天上班办公如旧。8月某日，日本宪兵搜查北大办公室，校中人已极少，办公室只先生一人对付，情况异常紧张。日本宪兵在办公室内发现抗日宣传品，问是谁的办公室，郑先生说：“是我的。”他们看了一下，似乎不大相信，因为当时北平各单位的负责人早已逃散一空。

8月9日，是郑先生38岁生日，又恰逢阴阳历同日。这次的生日过得极不寻常。

生日的前一天，他的表姐夫力舒东大夫因听到传闻说日本人要逮捕他，急忙雇辆汽车把他强拉到自己的私人诊所尚志医院（在西长安街）三楼病房躲避，并关照护士好好照看。郑天挺住了一夜，因次日还要和清华同仁商议南下之事，乃于次晨悄悄离开医院。

生日当天，先在欧美同学会开会。会后，郑天挺与罗常培同去东单一小饭馆吃饭，共度寿辰。缘罗、郑二人系同年同月同日生，既是北大同学，后又在一起工作，相知甚深，感情甚笃。而今国事、校事、家事交织在一起，百感交集，相对唏嘘。是日，他的姑夫董季友也来家看他，知他正在校内外紧张奔忙，乃在他的案头上写了“鸿冥”二字，促他远走。

9月9日，胡适从南方给郑天挺来信，劝其与罗常培、魏建功等一些人留在北平读书，认为“此是最可佩服之事”，“鄙意以为诸兄定能在此时期埋头著述，完成年来未能完成的著作”。又言经济问题已托浙江兴业银行“为诸兄留一方之地，以后当可继续如此办理”等语。信是用隐语写的，言辞恳切。大家收信后，一方面感到欣慰，但又模糊不解，急切等待校方消息。

9月以后，陆续传来南方信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决定南迁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指定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等11人进行筹备工作。

10月，北大正式派人北上接教授南下。10月底款到，郑天挺负责把钱分送每位教授家中，敦促北大同仁陆续南下。11月17日，郑天挺与罗常培、魏建功、陈雪屏、罗庸、周作仁等教授离平赴天津，这已是最后一批了。

到了天津，住在租界的六国饭店，这里是北大南下的交通站。当天下午钱稻荪从北平追来，劝郑天挺不要走，说一走北大就要垮，要为北大着想。郑天挺当即严词拒绝，并辩论很久。钱是北大日文系教授，与日本人关系密切，后来当了伪北大校长。

从天津乘湖北轮至香港，经广西辗转到了长沙，到长沙已是12月24日。不久，学校又准备迁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这是1938年1月批准的。

郑天挺负责保护北大师生安全撤离北平，博得师生的赞赏。罗常培在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中所撰《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一文这样写道：“在这四个多月中间最值得佩服的是郑毅生。自从‘七·二九’以后北大三院两处的重责都丛集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他除去支应敌寇汉奸的压迫外，还得筹划员工的生活、校产的保管和教授们的安全。别人都替他担心焦急，他却始终指挥若定，沉着应变。一班老朋友戏比他为诸葛武侯，他虽逊谢不遑，实际上绝不是过分的推崇。”“由‘七·二九’到十月十八日他每天都到学校办公，并且决不避地隐匿。到十月十八日那天，地方维持会把保管北京大学的布告挂在第二院门口，他才和在平全体职员摄一影，又在第二院门前地方维持会布告底下单独拍了一张小照（见北大50周年校史展览），以后就不再到校。”当时一些报刊，如湖南《力报》1937年11月1日至10日，连载《沦陷后之平津》一文，述及“北大之秘书郑天挺支柱艰危，如孤臣孽子，忍辱负重”云云。上海的《宇宙风》杂志等，都对郑先生当时这种不畏艰险、苦撑危局又富于正义感的爱国精神予以肯定。

六、西南联合大学时期

1940年任西南联大总务长

1938年7月，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任常务委员。原定主席由三校校长轮流担任，一年轮换一次。首届由梅贻琦担任。后因蒋、张不常驻昆明，实际上常委会工作始终由梅主持。联大机构设置为五院、三长。五院为理、文、法、工、师范；三长为教务、总务、训导。下设中文、外语、历史、哲学、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土木、机械、电机、化工、航空、教育等25个系。招生办法为西南联大统一招生（唯研究生仍由三校分别招收，不属联大范围）。三校教授由三校聘任，并转报联大加聘，即为西南联大教授。西南联大除三校教学人员外，还有联大自聘教授。

三校在昆明各设办事机构，各有其校务会议、院长、系主任、教务长、秘书长等。郑天挺仍兼任北大秘书长。

郑天挺在长沙临时大学及西南联大已正式转入历史系任教，讲授隋唐五代史。多年来冗杂的行政工作，费去了他很多宝贵的治学时间，他希望能更多地从事教学及科研工作。

1938年暑假，联大文法学院由蒙自迁回到昆明，教学秩序正常后，郑天挺即向蒋校长提出辞去北大秘书长职务，蒋表示理解。而当时担任联大常委会主席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对郑天挺非常赞赏，多次希望他担任联大行政工作。1940年初，联大总务长沈履去川大，梅及联大一些人一致盼望郑天挺担任此职，态度诚恳。郑天挺一再拒绝，而常委会于1月9日通过了决议，聘书也送来。北大领导人为照顾三校关系催促上任，郑天挺遂于2月从命就职。当时物价飞涨、物资匮乏，总务工作开展艰难，且三校的工作人员正处于磨合期，亦有不少矛盾。郑先生对人谦逊，多方疏通，总务工作得以步入正轨。后来，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由重庆回昆，当着梅、郑及其他教授的面赞誉郑天挺说：现在内地各大学无不痛骂总务负责人，只有西南联大例外。

主持北大文科所及与陈寅恪的交往

1939年5月，北大决定恢复文科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副所长郑天挺。傅事情多，不常在昆，由郑先生主持文科所工作。文科所聘陈寅恪、傅斯年、汤用彤、杨振声、罗常培、罗庸、唐兰、姚从吾、向达、郑天挺等为导师。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陈寅恪。陈系清华教授，按西南联大的规定，研究所由三校分设，导师、研究生均各自负责。陈入文科所乃是傅斯年及郑天挺特别聘请的。

陈寅恪是中外著名学者，学贯中西，诚为20世纪以来之史学泰斗。他在柏林大学研究梵文时，即与傅斯年熟识，回国后在史语所共事，关系更深。陈长郑天挺九岁，是他的师长。陈之父陈三立先生与郑之父郑叔忱亦相识，可谓世交。抗战前，陈老先生曾为郑天挺书写“史宧”之横幅，郑先生一直高悬书房之中。在蒙自时，陈与郑天挺等人同住在歌胪士洋行楼上。到昆明后，陈亦与郑天挺、傅斯年、汤用彤、姚从吾、罗常培等同住在青云街靛花巷北大文科研究所（此前为史语所）楼上。大家经常来往，交谈涉猎甚广。陈对郑天挺在北大《国学季刊》发表的《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一文甚为称赞。陈谈到当时中山大学吴宗慈教授原有一文，反驳孟森教授有关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之疑的种种观点，已发表在该校之《史学专刊》中。后吴见到郑论述后，悔其原作之不足，乃在后记中特别标明之。在蒙自时，郑天挺读《新唐书·吐蕃传》，疑发羌即西藏土名Bod之对音，乃草成一文，名《发羌之地望与对音》。写完之后随即就正于陈寅恪，头天晚上送去，次日下午陈即送还，并为订正梵文对音及佛经名称多处。陈对该文表示赞许。

在北大文科研究所，陈寅恪培养了汪篯、王永兴等隋唐史专家。汪、王以后都在北大历史系任教。1946年10月陈寅恪因目疾难以复明，给时任北大史学系主任的郑天挺写信：“因目疾急，需有人助理教学工作。”而汪篯此时正在长白师院任教，亦曾多次写信给郑天挺，希“遇有机缘时，予以提携”，“名义、待遇，在所不计”。郑天挺为感谢陈寅恪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情谊，又为了照顾陈先生的身体，遂想方设法于1947年将汪篯调回北京大学任史学系教师，而做清华大学陈先生的研究助手，薪金待遇全部由北大支付。

蒋梦麟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蒋校长是有办学经验与行政才干的，1930年后对振兴北大也是有成绩的。抗战后，北大与清华、南开合办西南联大，他退居二线，让梅贻琦校长任常委会主席。这一期间，他闲来无事，一是练字，二是写自传《西潮》。他与北大诸教授心情一样，希望抗日胜利后，再使北大振作。1944年9月8日，他招待北大全体教授茶会，谈战后复校事，计分三点：一、政策；二、人才；三、准备。他说：

外间对于复员问题，惟重派员准备，不知准备一事虽难实易、虽重实轻，且须视环境（如敌人退却是否毁灭，战后是否迁都，何人先入城）而定。最要者仍为政策与人才。关于政策，师（蒋梦麟）提出保持自由传统、提倡科学民主两点，将来必须使科学应用于思想、于组织、于人事。至学科则注意外国语及数学，外语以英语为主，德、俄为辅。关于人才，则尽力网罗，兼容并包。此皆自来之传统也。并言树人（饶毓泰，理学院长）、今甫（杨振声，文学院长）行时（此两人去美）已嘱其留意新进，并与适之（胡适）师商云云。(5)

可见，蒋是有学术眼光的，这也得到大多数教授的认可。但他本人情况却有变化。

抗战胜利前夕，北大人事上发生了一个大变化。1945年6月，北大蒋梦麟校长去重庆任行政院秘书长，此事引起北大同仁不小的波动。早在年初，蒋去美国考察教育，遍访美国东部、西部、中部和北部。北大教授们曾希望他此次访美能洽购一些仪器、图书，并物色新教授，以对胜利复校的北大建设有所裨益。蒋在美期间即应就秘书长之职。此事他事前既未与北大任何人商量，事后又不来信与教授们解释，引起一些人的不满。直到6月末，他就职后，才给郑天挺一信，说他仍可兼任北大校长。而西南联大常委事，拟请北大法学院长周炳琳先生代理，北大事务拟请郑先生偏劳。

6月底，北大教授会讨论此事，会议上教授（含郑天挺）咸主张根据《大学组织法》大学校长不得兼职的规定，既从政就不能兼任大学校长，蒋应辞职，建议在美国的胡适先生任北大校长。在胡未回国前，一些教授则主张应由周炳琳、汤用彤、郑天挺三人中之一人代理校长。但三人均表示无意此职。

与此同时，在重庆的傅斯年先生对蒋出任秘书长一事颇为气愤，曾面陈蒋应辞去北大校长之职。据1945年6月30日傅给周炳琳、郑天挺的信中写道：“先与（蒋）孟邻先生谈，初谈大吵大闹，直可入电影。第二天他来了，说我们用意极善，极可感。请（胡）适之担任（北大校长），在他无问题。孟邻先生此一态度，至可佩也……”7月8日，蒋校长给郑天挺信中也谈及此事：“弟决去职系采孟真之建议，盖当时尚未闻有公然之攻击。孟真来行政院，彼一启口，弟便怒骂之，彼亦怒目相报。孟真去后，弟便深感其言之忠直。越日趋车还谒，告以其偏见中有真理，真理中有偏见，决采其意见而感谢之。厥后，愈思而愈感其忠诚。”事后，两人友好如初。

9月份，教育部宣布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傅斯年为代理校长。

郑天挺对蒋去重庆任职之看法

郑先生知蒋去重庆任职之消息，得之周炳琳。据《郑天挺日记》1945年5月28日：

枚荪（即周炳琳）言：重庆消息，宋子文（时任行政院院长）将请孟邻师为行政院秘书长，师已允之。余疑其不确。果有此事，未免辱人太甚，不惟个人之耻，抑亦学校之耻。师果允之，则一生在教育界之地位全丧失无遗矣。(6)

到了六月中，陈雪屏（联大教授）自重庆开会回昆，得到了确切消息。《郑天挺日记》6月10日：

十二时雪屏还，言孟邻师任行政院秘书长事，传甚盛。宋在美确有电来，今宋已正式任命，恐更难辞。重庆看法与我辈异。近日各部事均由院作最后决定，其职甚重，故必老成硕望者任之，且宋将来必时常在外，镇守之职尤要，故多盼师能就此。然余意此事究系幕僚，职事与政务官不同。且师年已六十，若事事躬亲，亦非所以敬老之意。若裁决其大者，则必需有极精强部属，求之旧人，可谓一无其选。余绝不能更为此事也。为师计，殊不宜。(7)

6月21日：

急索报读之，（蒋）盖与宋子文同乘专机昨日直飞重庆，未停昆明也……至才盛巷治事，晤蒋（梦麟）太太，谈（她）今晨得蒋师电话，嘱其往渝，后日可成行。随谈外间谣言（案：有传言任外长者，有言任教长者），余谓此次与宋同归，必难摆脱。宋于财政虽感兴趣，但近方以外交而活动，未必即肯让出外交，外间所传未必可信，且尚有雪艇（王世杰）在希冀其位也。教育可能较大，但交通未出缺，骝先（朱家骅）先生未必动，则秘书长一说最可能。但此是事务官，未免太苦。且师十五六年前已作过部长，此时（北大）校长地位不低，何必更弃而作秘书长哉？蒋太太言，至渝必劝之不就，但甚愿能改作部长云云。(8)

6月22日：

作书上孟邻师，托蒋太太明日带渝。书谈三事：

一、同人属望甚殷，此次回国未能先到昆明，应来书向同人有所表示。

二、为将来复校方便计，联大以仍用委员制为宜。

三、提胡适之师为继任人。

又作书致孟真（傅斯年），说二、三两点，请其向骝先先生一言。与枚荪谈久之，亦以二、三两点为然。(9)

七、胜利复员后的北大

返北平接管北大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昆明街头游行庆贺，鞭炮齐鸣。像郑天挺这样远离家庭八年只身来昆明的人，即将全家欢聚，其内心之喜悦更不待言。此时，北京大学派郑天挺回北平接收校产，筹备复校。当时北大教授对战后北大之振兴，均抱极大期望，临行前教授们对郑亦一再嘱托，此前傅斯年由重庆转来教育部对他的建议及郑所送复校意见的批文：“北京大学历史既久，成就尤多，对国家之贡献更大，以其过去历史与基础应为国内最健全之大学，战事结束后，便当使之恢复并须扩充，成为世界第一流大学”，“关于战后恢复北大规划，拟将马神庙（包括第三院在内）划并附近房屋与地皮加以扩大，添设医学院与附属实习医院。至农、工两院则以旧北平大学农工两院址加以扩充为宜”(10)。8月末，郑天挺北上，9月初到重庆，由于机票紧张，教育界人士排不上队，在重庆、南京候机各一个月，11月初才飞抵北平。这时北平各大学正在上课，不能接收，只好等待学年终了。

1946年暑期，在胡适校长、傅斯年代校长等各方面的努力下，先后接管了东厂胡同、翠花胡同作文科研究所，又接管了老国会大厦和国会街宿舍作为北大四院和出版社，还在学校附近接管了中老胡同、翠花街、东四十条、府学胡同、南锣鼓巷等十余处房产作为教授职工宿舍，以后又接管了伪北大医、农、工三学院，并在西安门接管了伪治安军总署房产，又由善后救济总署弄来250张病床，开办了北大医院。北大乃由文、理、法三个学院扩充为文、理、法、农、工、医六个学院。教师、学生、校舍等都是成倍增加。农学院内设十个系，还有几个规模很大的农林场。医学院设备齐全，专家云集，教授阵容极强，如马文昭（病理）、胡传揆（皮）、林巧稚（妇产）、关颂韬（脑）、吴朝仁（内）、钟惠澜（内）、诸福棠（儿）、刘思职（生化）、毕华德（眼）等。并在此期间，于府右街北新建一颇具规模的北大医院。

1946年北大复校

1946年暑假，北大复校。校长胡适是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社会名流，从事政治活动，暇时研究《水经注》，不管学校的具体事务。北大不设副校长，而设秘书长、教务长、训导长，由三长代行校长的部分职责。其中秘书长尤为重要，是北大的“不管部长”，负责处理校内外的事情，实际上是这座名闻遐迩的最高学府的“大管家”。

北大复校、扩校任务艰巨，全校几千人学习、生活、校舍、吃饭等等，加之物价飞涨，经费拮据，任重事繁，郑先生肩上的担子很重。早晨八时准时到校，晚上暮色苍茫才能回家，早去晚归，风雨无间。办公室里经常高朋满座，应接不暇，办公桌上两台电话铃声不断。郑天挺工作那么繁忙，待人接物却总是和蔼近人、从容不迫、有条不紊，效率很高。白天忙于治校，每晚在家看书备课、著书立说，直至深夜，从无闲歇。

郑先生对教授们的困难，都尽力设法解决，甚至校外教授的困难，也一视同仁。清华教授陈寅恪因患眼疾，希北大原来研究生王永兴能支援一时，郑即刻支援。魏建功抗战后离北大去台湾推广国语，回北平公干，无处可住，希郑帮忙。郑即回信“舍间及北大均可下榻”，以后郑把自己住宅挤出房子借魏居住四个月。进步学生要创建孑民图书室，他亦“默许”和支持，在红楼给了教室、书架桌椅，并专门接装特殊照明灯，为此“孑民图书室”负责人特聘郑天挺为导师。1947年为发扬五四精神，学生进步社团“北京人社”举办“五四史料展”，郑先生积极支持，并作具体指导。1948年为发扬北大光荣传统，纪念蔡元培先生逝世八周年，北大师生在民主广场举行盛大集会，会上郑先生把“民主、科学”大旗授给了青年学生。

1948年秋胡适校长为感谢郑先生的辛劳，百忙中在东厂胡同专门设家宴祝贺郑先生五十岁生日，日前他亲笔用特大信封写了邀请信。家宴二桌，一桌为北大老友，另一桌是胡太太等女宾和郑的子女。

保护学生安全

解放战争时期，郑天挺出于对学生的爱护，曾以各种方式，支持北大学生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每当爱国进步学生遭到迫害时，郑天挺总是以北大负责人的身份，多方奔走，并利用各方面的关系，一次次救援进步学生。

1948年，国民党准备武装镇压进步学生，颁布《戡乱治罪条例》。4月的一个夜晚，国民党特务夤夜闯进北大校园撕壁报，闯教授宿舍，砸家具，捣乱破坏。北平警备司令部下令逮捕学生，声称将武装冲进北大进行搜捕。学生紧急动员，针锋相对，形势十分严峻。当时北大学生自治会代表、现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在回忆郑天挺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当时的策略是：团结全校师生，也要争取学校当局能和同学站在一起。刚好校长胡适不在北平，郑天挺教授是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我和他多次恳谈接触……郑先生的态度十分明确，决不交出一个学生，并用一切手段阻止军警入校。”“他怀着正义感和高度的责任心，同北平警备司令部周旋，为保护学生的安全，竭尽全力。”(11)由于北平各校师生员工的团结一致、坚持斗争，国民党政府只得暂时退让，没有武装入校，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

1948年暑假发生了“八·一九”大逮捕事件，大批进步学生被列入黑名单。戴逸写道：“我的名字也被列在黑名单上，当时，我放假回到了南方，对北平和学校中的情况一无所知，从报纸上看到了被通缉的消息。不久，我的父亲接到了郑天挺教授的一封信，告知我被通缉的消息，叮嘱我善自躲藏，不要住在家里，以免搜捕。信中还说今后的生活和前途，等待事态平息，他可以设法介绍职业。以后，我和组织上取得了联系，经过一些迂回曲折而前往解放区。但郑先生的来信是我在被通缉以后从北平得到的第一个信息。”(12)

为学潮事，郑天挺于是年4月致在南京开会的胡适校长：“北大有自由批评之传统，外间颇多误解，今后处境将益困难……大学有其使命，学术研究应有自由，如无实际行动，在校内似宜宽其尺度，若事事以配合（“剿总法令”）为责，奉行不善，其弊害不可胜言。”(13)郑天挺对北大的自由、民主的传统一向是爱护的，也是代表北大教授的意愿的。

八、保护校产，迎接解放

反对北大南迁

1948年秋，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北平、天津已处于解放军包围之中，国民党政权濒于垮台。10月，教育部长朱家骅曾派督学主任段先生来平，联系北大、清华及其他国立院校准备仿照抗战时的办法，迁往南方安全山区（如浙、皖一带）。朱也给胡适打电报促劝北大早下决心。郑天挺和其他教授都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绝无前途，不愿与其同归于尽。当胡校长与郑天挺及一些负责人商议此事时，郑天挺表示迁校是不可能的。理由：一、当时通货膨胀物价一日数变，即使领到搬迁费也不敷用；二、运输工具缺乏；三、无适当地方及校舍；四、抗日战争时期南迁图书、仪器均损失很大，清华、南开亦有实例。郑天挺是管行政的，又有过去的经验教训，经他这样一说，大家也深以为然，何况经过八年抗战，还没有安定两年，谁愿意搬迁再折腾呢？段先生住了几天，又到天津去了一次，见无结果，就回南京了。

与此同时，时任农村复兴委员会主委的蒋梦麟也到北平，向北大一些负责人及教授表示了对时局及办学的看法。他认为时局很糟，锦州一失，北平就保不住了。不过他说：“我们是办学的，谁来我们都是办学，共产党来了，我们也是办学，北大也还是北大。”(14)当时北大一些负责人，大多是同意这番话的，郑天挺当然也不例外。

1948年12月15日胡适校长走了，临行前留个条子：

锡予、毅生两兄：

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的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弟胡适　卅七、十二、十四

胡适校长走后，北大校务由汤用彤、周炳琳及郑天挺三人小组负责维持。是时北平已处于解放军包围之中，和平谈判正在进行。这时国民党派飞机接北平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南下，名单是傅斯年在南京开的，人员有四类：1．各院校馆行政负责人；2．政治关系必离者；3．中央研究院院士；4．学术上有贡献者，共几十人。理、工、医较多，文科极少，法学院没有。傅斯年信中所开名单（第一批）为：李宗恩（协和医学院院长）、孟继茂（协和）、林巧稚、钟惠澜、胡传揆、马文昭、吴朝仁（以上北大医）、汤佩松（清华农学院长）、俞大绂、林传光（北大农学院）、施嘉炀（清华工学院长）、马大猷（北大工学院长）、陶葆楷（清华）、赵忠尧（清华理学院长）、饶毓泰、江泽涵、许宝騄（北大）、华罗庚、钱思亮（北大）、朱光亚、傅鹰（北大）、汤用彤、郑天挺（北大文学院）等三十余人，后来又陆续增加，均由傅出面写信及电报催促，并托清华校长梅贻琦、师大校长袁敦礼和郑先生代为接洽。他还多次写信打电报，让郑天挺速飞南京。但当时郑天挺已决心留在北平，迎接解放。

北大五十周年校庆送先生“北大舵手”锦旗

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五十周年校庆，学校举行了纪念会。为了筹备这次校庆，学校已做了充分准备，出版了不少学术论文集及纪念论文集。未过几天，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学生名义送给郑天挺一面锦旗，题了“北大舵手”四个字。郑天挺深受鼓舞。

学生自治会不仅献了锦旗，而且写了致郑先生的长信：

敬爱的郑秘书长：在炮火连天中，面对着艰险的局面，您倔强地坚守自己的岗位，维护学校秩序，保障同学生活、安全和学习……您这种爱护学校，爱护同学，临难不苟的精神，是无上光荣的，您为维护祖国文化尽了最大的努力。全北大同学不会忘记您，全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您，全中国后代子孙也不会忘记您。今后局势必日益紧张，而您肩上的负担，亦必日益沉重……全北大的同学诚恳希望能共同渡过目前的危难……(15)

同日讲助会、史学会等团体、向达等教授致郑先生信函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讲助会信中写道：

局势骤变以来，全校校务及师生安全端赖钧座筹划保障，辛劳备至，敝会同人兹特谨致慰问之忱。自胡校长南飞后，钧座肩荷益形沉重，敝会同人决尽力支持，俾校务得顺利推进，师生安全得能完全保障也。(16)

史学会等八团体信中说：

今后日子一定会更艰苦，我们将更需要您的照顾和指导，我们深信您一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渡过这一危难。(17)

向达、杨人楩、郑昕等老友来访留信言：

弟等至此，亦无他意，唯愿我兄以北大为重……学校今日正在风雨飘摇之中，仍望秉七七事变之精神，一切以保全学校为先。(18)

这时华北城工部通过各种渠道做了郑先生工作，同时发给各机关人员通告，让大家好好保护人民财产。解放区石家庄的北大同学也给郑天挺写信，鼓励他看好北大的家。当时学校民主墙上贴出郑先生回答同学的谈话，郑先生表示自己决不走，一定和大家一齐保护好学校，并说自己一生最注重“敦品”，即信守诺言，决不会说不走又走了。郑先生这一谈话公布后，在北大上上下下起了很大的稳定作用。(19)当时郑先生依然坚守岗位，每日上班。这样，北大在全校师生共同配合及保护下，校产并未受到任何损失。

解放前后

1949年1月，傅作义将军托邓宝珊将军出面，通过《大公报》记者徐盈代邀请北大汤用彤、周炳琳、郑天挺及杨振声在邓家吃午饭，探询教育界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必须保全北平，以民意为依归（意即和平解放）。邓亦表示了相同的意见。过了几天，傅作义又约了更大范围的人在中南海座谈，郑亦参加，大家亦多如此表示。1949年1月底，正式宣告：北平和平解放。当天下午，傅作义召集各大学及其他机关负责人宣布此事，并说第二天早晨有飞机飞往南京，愿走的仍可以走。郑天挺坚决不走，他决定保护学校，迎接解放。此后，他把北大的物资、财产、仪器、图书等完整地移交到人民手中。

2月，解放军入城，文管会召集各校代表开会，北大由汤用彤及郑天挺参加。5月，文管会接管北大，成立校委会，任命郑天挺为校委会委员、秘书长、史学系主任，并指定为常委会书记（郑自1934年刘半农逝世后一直担任北大行政会议书记。这一职务在北大至关重要）。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郑天挺参加了开国大典，内心无比喜悦，他感到自己今后该学的、该作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1950年5月，郑天挺辞去已担任十八年的北大秘书长职务，专任史学系主任及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北大校委会对他十八年的辛勤工作评价甚高，正式给予表彰。

九、坚守教学第一线

几十年来，郑天挺在北大虽担任繁忙的行政工作，但自始至终坚持教学与研究，从未间断。他在北大上学时，受黄侃、刘师培的学术影响很大，重视史料，工于考证。1930年代，他在中文系讲授古地理、校勘学等课程，继又在史学系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等课程，不仅讲课且大多编有讲义。1938年后，他即侧重明清史的教学与研究，写出了大量有影响的论文，很为当时学人所称道。如《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等，均刊于1930年代北大《国学季刊》之首篇。抗战期间，他为了针对日本侵略我国东三省而制造的“满洲独立论”等谬说，先后写出了《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等重要论文，用大量史实，证明清代皇室包含满、蒙、汉三族的血统，关系密不可分，是中华民族之一员：“近世强以满洲为地名，以统关外三省，更以之名国，于史无据，最为谬妄。满洲……乃中华历史上宗族之一。”这就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侵略者之谬论。这些论文均收集于他的论著《清史探微》中。除明清史外，他还在史学系讲授清史研究、历史研究法、传记研究、中国目录学等课程。解放后，他在北大时间虽短，但仍开设了元明清史及中国近代史等课，并利用北大的明清档案，主编了《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等书，对开展我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郑天挺奉调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一级）、系主任、副校长，1980年代又任校顾问。1980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执行主席，1981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组长，直至1981年冬病逝。

郑天挺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在学术研究上具有深厚的功力。他博通中国历史，尤精明、清两代。他对历史地理、史料学、校勘学、音韵学等学科，也有深入的研究，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有《清史探微》、《探微集》、《及时学人谈丛》、《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清史简述》等。1960年代，他还主持校勘标点了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并在1961年夏，参加教育部文科教材的编选工作，任历史组副组长，主编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与翦伯赞合编）十册及《史学名著选读》五册、《明清史资料》两册。

（原载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年7月版。本文署名郑晏、郑克昌、郑克晟、郑克扬。有修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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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郑天挺：《自传》，见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4月版，第374—375页。

(2)　郭与黄于1924年1月13日在上海结婚，当时郑先生曾撰联向他们祝贺。联曰：“积三载同心，宿愿始偿，趁吉日良辰一罄衷素；结百年好合，旧盟重沥，正新梅艳雪交映园庭。”盖他们两人三年前以文字订交，久欲婚而未果，此联全系纪实。

(3)　郑天挺：《清史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67页。

(4)　王德昭：《铿然舍瑟春风里——述往事忆郑天挺毅生师》，载《郑天挺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4月版，第58页。

(5)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俞国林点校，中华书局2018年1月第1版，2022年7月第6次印刷（本书引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如无特别说明，均为第6次印刷本），第934页。

(6)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第1050—1051页。

(7)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第1054—1055页。

(8)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第1057—1058页。

(9)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第1058页。

(10)　郑天挺书信影印件（未刊）。

(11)　戴逸：《我所了解的郑天挺教授》，载《郑天挺学记》，第361—362页。

(12)　戴逸：《我所了解的郑天挺教授》，载《郑天挺学记》，第362—363页。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第393页。

(14)　贺麟：《我和胡适的交往》，见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28辑，北京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169页。

(15)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7页。

(16)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4卷，第1108页。

(17)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4卷，第1107页。

(18)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4卷，第1106页。

(19)　张守常：《怀念郑天挺先生》，载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年6月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