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一出手术室,全家人就一下子围了上来。
“怎么样?”哥哥急切地问道。
“大家拼尽全力了。”我回答道。
“成功了吗?”舅舅问道。
“成功还是失败,现在还很难说。”我答道。
我们回到母亲的病房等着她从手术室回来。病床上空空的,四周摆满了花篮和果篮。我感到口渴,就打开了一瓶橙汁喝了起来。
等我喝完,姐姐说道:“你讲讲手术的详细情况。”
“总之,是一个鹌鹑蛋大小的肿瘤压迫了神经。”我回答道。
“那治好了吗?”舅舅问道。
“手术不能说治好治不好,只能看结果。大家也都明白,这种病不是那么好治的。”我回答道。
“这么说没治好?”哥哥问道。
他们希望得到干脆的回答:“有救”“没救”“能治”“失败”。现在母亲的手术结果用哪种表述更合适呢?“二十四小时之内,母亲就会死亡。”这就是我心中的正确答案。我想大声说出实情,可我为什么总是被迫选择沉默?想到这里,我模棱两可地回答道:“人的命运是无法预测的。”接下来就没人再向我提问了,大家各自找地方坐下,忐忑不安地等着母亲归来。
在亲戚们的眼里,我常常被看成死神的化身,总是带来死亡的气息。他们视我为不祥之人。
我来到走廊上。病房的门朝着走廊敞开着,门上挂着白色蕾丝门帘。有个脑袋上缠着绷带的小孩儿正在吃午饭。还有个病号躺在床上,胸前架着饭桌,桌上摆着餐具,他一面照镜子,一面吃饭。病房里传来音乐声和棒球比赛实况的转播声。我无法预测这些人的生死,也许他们都会快快乐乐地活下去。眼下,我能预测的只有母亲的死。
过了一个小时,母亲回到了病房,她依然处于昏迷状态。往床上移动的时候,麻醉医生从母亲鼻子里拔出吸氧管,接着罩上了塑料氧气面罩。输血和血压监测一刻也没有停止。大家都站在后面远远地看着医生们熟练的操作。手术后病人也是昏迷状态,根本醒不了。
我望着母亲那罩着氧气面罩的脸,想起手术现场看到的那个鹌鹑蛋大小的黄色肿瘤。那个肿瘤真的摘不出来吗?要是从外侧插进去且不引起出血的话,也许能摘出来吧?一个钟头之前,骨起子触及肿瘤时的那种触感,现在还一直留在我的手指上。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吗?主任和长谷部都没有想出解决办法。每个人都墨守成规、按部就班。可是,真的毫无办法了吗?那个黄色的肿瘤真的摘不出来吗?再进一步就意味着病人当场死亡,但是,反正不就是一死,我想横下心猛地来上一下,毫不留情地将其摘除。我的举动近乎疯狂,结果也是徒劳无获,空发议论都是白搭,结果依然是回天乏术。人家都说摘除不了,我自己也深信不疑,想来想去,没有更好的办法。对此,尽管我心知肚明,但仍抱憾不已。
我回到病房,看见长谷部来了。他用眼睛跟我打了个招呼,然后就开始把脉、听心音。病房的门上贴上了“谢绝探视”的纸条。在护士们的催促下,亲戚们慢慢退到走廊上。
“怎么样呀?”哥哥临出门时问长谷部。
“该做的都做了。我看今明两天很危险,家属要有个思想准备。”长谷部看着哥哥的脸说道。
听了这番话,亲戚们顿时安静下来。
“辛苦您了!”
我表示感谢的时候,长谷部表情异常凝重:“让我再努力一下。”他是想表达,认输之前,他还要再做最后的努力。我点了点头。
走廊上传来窃窃私语的声音。
“看样子不行了。”父亲叹息一声。
接着是姐姐的抽泣声。
当天晚上,我在母亲的枕边守了一夜。父亲、姐姐和舅舅也都没有离开。长谷部也说要留下,我跟他说,这里还有其他值班医生,最后还是劝他回去了。实际上,他自己心里也明白,他在这里也无济于事。
每隔半个小时,我就要为母亲测一次血压、吸一次痰。值班医生、护士和我都极力保持平静。父亲和哥哥也一夜没合眼,一直跪坐在铺在地上的席子上守着母亲。
母亲病危的消息,已经发电报通知过亲戚们了。可是,父亲又说忘记通知函馆的村井先生了。
“现在不通知也不要紧吧。”我劝说道。我心里明白,现在叫亲戚们来,母亲也没有意识,跟母亲过世之后通知他们是一样的。万一母亲恢复了意识,再通知也不迟。
“不过,即使昏迷,也还是趁活着通知他们好一些。”哥哥说完就离开病房发电报去了。
到了夜里,母亲的体温升到了四十摄氏度,身体滚烫如火,呼吸的时候,头部痛苦地左右晃动,看样子体温调节中枢已经受到侵蚀,脉搏每分钟一百多次了,真不知道她能否挺到天明。
姐姐不停地把桶里的冰分开,为母亲更换着手脚上和腋下的冰袋。
值班医生每隔三十分钟来看一次,用听诊器听完又摸一下脉搏,吸完痰后,给她注射了强心针,又把氧气面罩的供氧量提到了最高,退烧针连打了两支。她的低压到了六十毫米汞柱就再也没有升上来。他摸着母亲的脉搏站着没动。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我已经放弃了抢救母亲的念头。父亲和哥哥守在床边,只等着医生宣布母亲离世。我知道值班医生的一切努力全都无济于事,眼下大势已去,回天乏术。
他到底知不知道母亲已经没救了?也许他在考虑如何救治母亲吧。值班医生手忙脚乱地忙前忙后,时刻留意着母亲身体发生的每一点细微的变化,注射着各种针剂,但是这一切对母亲的身体是毫无效果的。母亲的身体已经不具备吸收药物的能力了。从呼吸上看,呼吸中枢神经很明显已经受到了侵蚀,在这种状态下,是不可能通过注射来恢复呼吸中枢神经功能的。母亲这种状态是大脑受到损伤造成的,已经无药可救了。脑中出血迅速弥漫,无疑会压迫正在肿胀的呼吸神经,这一点我看得清清楚楚。现在无论做什么都无济于事。可以说,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死亡正在步步逼近,眼前的这位医生还认为凭自己的努力能够救活母亲吗?如果有救活母亲的方法,我也想知道,我也会去做,我会做得比他更好。
“辛苦了!吃点儿水果,休息一下吧。”凌晨三点,我拿着果篮来到值班室的时候对那位年轻的医生说。
“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刻,去休息不是开玩笑嘛。”他满脸惊讶,表情呆滞地说道。
“我心里明白,现在正是最危险的时刻……”这个难关今天上午就会过去。
“先生,你想让令堂早点儿离开吗?”医生反问道。
“人肯定还是活着好。不过,你们都已经竭尽全力了,此后我们就都无能为力了。”我说道。
“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病人的心脏还在跳动,还不能放弃。”他一面说,一面指示护士又打了两剂强心针。
“言之有理。”我的嘴角突然浮出一丝微笑。年轻的医生那认真的表情令人发笑。
“继续这样可能就鲁莽了。”我说道。
“鲁莽?对什么鲁莽?对神灵?对患者?您是医生吗?”
护士们听了他的话,纷纷离开了办公室。
我本来就是医生。我觉得自己作为医生,比任何人——至少比这位值班医生要靠谱得多。
“您这样尽职尽责令人难以接受,接下来也是一回事。我认为我们今后的努力都无济于事,只是……”
“只是什么?我是认真的。我是值班医生,我是在尽我应尽之责。”
他话音刚落,我就开口说道:
“如果您是为了自身利益,一心只想做到底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你给我出去。”他面色苍白地看着我。
“希望您别生气。”说完,我走出了办公室。
到了昏暗的走廊上,我迈着碎步往前走,和这位医生也越来越远。从昨天开始,我心里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我想,我必须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去。
在姐姐家等待着的亲戚们都聚集在病房里。母亲因呼吸困难而痛苦。夜空中乱云东流,薄薄的亮光渐渐从云层的尽头映射出来。这一夜终于熬过来了。
母亲张着大口使劲儿吸入一口气,又慢慢吐出来,接着间隔五六秒钟,再喘下一口,这是人弥留之际才会出现的潮式呼吸。我把听诊器搭在母亲的心口上,母亲的心脏跳两下停一下。母亲已经奄奄一息,她的呼吸中枢最终被破坏了,大口的喘息之后是长长的空白。母亲已经没有呼吸了,脉搏也消失了,唯有心音依依不舍地继续跳动了两三下,接着,心音也消失了。我把听诊器使劲儿压在母亲的心口上寻找微弱的心音。五秒过去了,十秒过去了,可是母亲的心脏再也没有跳动。
我收起听诊器的时候,一家人一下子扑到了母亲的身上。在场的父亲、哥哥、姐姐、舅舅、舅妈,有的伏在母亲身上,有的蹲在床边,哭成一团,只有我一个人木然地站在那里。
母亲真的走了,十秒钟之前停止了心跳。为什么紧挨着母亲的我却没有哭呢?现在真的没法儿挽救了吗?一切真的都晚了吗?是时空倒错,还是感情麻木?我已经跟全家人渐行渐远了吗?我想扑上去,但只是心里想,身体却仍然呆呆地立在原地,表情冷峻,仿佛荒原上的石块一样。
七点半,长谷部来了。他一看见我立即鞠了一躬:
“我来晚了。”
我们之间当然不需要这种礼节性的寒暄,接着,他吞吞吐吐地说:
“我有个请求。”
我看出他有些话不便在病房里讲,便从人群里挤出来,朝医务室方向走去。
“其实……”他一开口讲话,我就猜出了他想对我说的内容。
“没必要进行病理解剖,因为病情一目了然,不过,脑子应该保存下来。”我当然同意他的建议,作为医生,我没有理由拒绝,还应该积极支持这种建议。
“可是,家属会反对吧?”
“我去说服他们。”我回答道。
遗体解剖的建议遭到了以父亲为首的其他家庭成员的反对,尤其是舅舅和姐姐,他们声称坚决不接受。他们认为,摘除大脑就等于毁容。舅舅说,没了脑子,母亲的灵魂就会消失。死者走了是不会留下灵魂的,头上扎着绷带不会伤及面部。这些情况我解释了半天,总算得到了他们的理解。
上午十点,我们在位于地下室的解剖室里再次给母亲做了开颅解剖。解剖是允许家属在场观看的,哥哥、舅舅和表哥获准进入现场。可是当母亲的颅骨被从侧面锯开三十厘米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捂着脸退到了屋外。
“你还能看吗?”哥哥满脸惊讶地看着我问道。
过了二十分钟,母亲的大脑被从颅内轻轻取出来,医生们用很多药棉填满了大脑取出后留下的空间。颅骨被再次缝合起来,缠上了绷带。取出的大脑用水冲洗过,轻轻地被放在瓷砖垒成的冲洗台上。直到今天早上,这个大脑还是活生生的。前天母亲还曾根据这个大脑发出的指令握过我的手。
长谷部和我把昨天白天在手术室缝好的线拆开,取出了曾经与之恶战苦斗过的那个黄色肿瘤的部分残余。其周围还有红色的血肿,周围的神经就是被这个肿瘤肆意压迫摧毁的。病理医生拍了照,长谷部粗略地画了一幅草图,实习生认真地听着医生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