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卢思道及其诗歌

卢思道是北朝入隋的诗人,《隋书》为之立传。张溥《百三名家集》、严可均《全隋文》、丁福保《全隋诗》,都把他编入隋代。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举为隋代主要代表诗人之一,认为“隋朝前期,有一些原是北朝的诗人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等,曾经写了一些较好的边塞诗” ;指出“卢思道(约530—582) ,主要生活在北朝。他的诗曾得庾信的赞美。 《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其论述有根据,也比较谨慎。但是,这里有个问题似可讨论:卢思道究竟应入北朝,还是属于隋代?

卢思道在世五十二岁,史无异说。但他的卒年,记载不同。唐张说《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明确记载:

隋开皇六年(586 ) ,春秋五十有二,终于长安,反葬故里。(见《张说之文集》,《全唐文》同)

此碑是卢思道的玄孙卢藏用所立,碑文是张说应请而作,距卢思道去世约一百三十年。唐重谱牒,卢藏用为初唐名士,记其祖上的生卒年月,似当不误。但考之《北史·卢思道传》(《隋书》本传略同)所载,则显然不合。

《北史》本传载:

隋文帝为丞相,迁武阳太守。位下,不得志,为《孤鸿赋》以寄其情。其序曰……开皇初,以母老,表请解职,优诏许之。思道恃才地,多所陵轹,由是宦途沦滞。既而又著《劳生论》,指切当世。岁余,奉诏郊劳陈使。顷之,遭母忧。未几,起为散骑侍郎,参内史侍郎事。于时,议置六卿,将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驾部,寺留太仆;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则重畜产而贱刑名,诚为不可。”又陈殿庭非杖罚之所,朝臣犯笞罪,请以赎论。上悉嘉纳之。是岁,卒于京师。 ( 《隋书》云:“时年五十二。” )

按隋文帝为丞相在北周大象二年(580)五月。卢思道任太守的武阳郡即魏州,也是在大象二年析相州而置(见《唐书·地理志》)。因此,卢任武阳守,实在大象二年。其《孤鸿赋序》说:“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虽笼绊朝市且三十载,而独往之心未始去怀抱也。摄生舛和,有少气疾。分符坐啸,作守东原。……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则这年已临近五十岁,或已五十岁。明年(581)二月,隋文帝受禅,改元“开皇”,卢“表请解职”。在“罢郡屏居”期间,著《劳生论》,有引云:“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论中又说:“余年在秋方, 已迫知命。”可知这年他已实至五十岁。此后,本传云: “岁余,奉诏郊劳陈使。”约略计算,当在开皇二年(582)。但是,考卢思道有《为隋檄陈文》 《为高仆射与司马消难书》《祭漅湖文》,都是在开皇元年九月后在尚书左仆射高颎幕、并随军伐陈时所作。

按《文苑英华》载《檄陈文》 ,题作《北齐檄陈文》 。张溥说:“檄中有‘齐之季世,实多凉德’及‘周宣驭历’等语, 明是隋檄,今正之。”(《百三名家集·卢武阳集》按语)其说是。考此次伐陈,在开皇元年九月开始部署,隋文帝“以薛公长孙览、宋安公元景山并为行军元帅”,“仍令尚书左仆射高颎节度诸军” (《北史·隋本纪上》)。所以檄中说:“今荆门锐卒,致命前驱;淮南义师,贾勇竞入。”即谓元景山部在江陵,长孙览部驻淮南。但此次伐陈,未战而返。 《北史·长孙览传》载,开皇二年,长孙览“统八总管出寿阳,水陆俱进。师临江, 陈人大骇。会陈宣帝殂,览欲乘衅灭之,监军高以礼不伐丧,乃还”。可知高颎在开皇元年九月奉诏自长安赴淮南节度伐陈诸军,于二年二月班师还朝(见《北史·隋本纪上》)。卢思道《为隋檄陈文》当即作于开皇元年九月后。其《为高仆射与司马消难书》是替高颎代笔劝司马消难归降的信。司马消难是隋文帝父亲杨忠的把兄弟,在大象二年隋文帝为丞相时作乱失败奔陈(见《北史·司马消难传》及《隋本纪上》)。据信中说:“今元戎启行,易为去就,承眷有素,敢布腹心。”则此信作于开皇元年九月后,约为《檄陈文》同时之作。其《祭漅湖文》则为开皇元年十二月所作。漅湖即巢湖,在寿阳南。长孙览水师出寿阳,临大江,必经巢湖。大概渡湖之际,天气阴雨,“涂泥已甚,轨躅不通,有稽天罚,用沮元戎”,所以祭巢湖水神以祈祷保佑顺利伐陈。显然,这三篇文章都作于此次伐陈之行,属于军中书记职责。由此可见,卢思道在开皇元年解武阳守后,似屏退不过半年左右,约于高颎伐陈启程前,已在高幕操翰。然后随高颎至淮南,出寿阳,渡巢湖。

卢思道入高颎幕及随军事,本传不载,或有隐讳。按本传在叙述诏许解职及著《劳生论》之间,插入说:“思道恃才地,多所陵轹, 由是宦途沦滞。”依史传叙例,则在解职屏居期间,似有政治活动,而遭遇或不顺利。此时所著《劳生论》,主要内容虽在指切当世,但结尾却是歌颂隋文帝力扫颓风,说:“曩之扇俗搅时,骇耳秽目,今悉不闻不见,莫予敢侮。 《易》曰:‘圣人作而万物睹。’斯之谓乎!”亦可见其本意仍在期望任用,有所作为。又考《北史·刘臻传》载,“隋文帝受禅,进位仪同三司。左仆射高颎之伐陈也,以臻随军主文翰,进爵为伯”。则知卢思道在高幕,实居下僚,地位不高,仍不得志。本传不载其事,而含糊地说:“岁余,奉诏郊劳陈使。”似乎卢在屏退中突然受到隋文帝青睐,诏命起用。但这与上文所考卢随军时间发生矛盾。史载隋文帝即位后,陈使首次聘隋在开皇二年正月, 即陈宣帝去世,陈后主即位后遣使请和;然后至三年(583)十月又有陈使聘隋。卢思道郊劳陈使,当即在二年正月。因此,据《祭漅湖文》,元年十二月,卢在淮南。而二年正月,据本传则已在长安郊劳陈使。这只能说明卢思道并未随高颎一起在二年二月班师还朝,而是在二年正月因事先陈使抵京,然后才可能奉诏郊劳陈使。卢因何先返长安,史籍无载。依常情推测,这不外因私中途折返或因公被遣还京。倘是后一种情况,似有蛛丝可寻。据上引《长孙览传》载,可知由于陈宣帝去世,高颎与长孙览在是否坚持伐陈的问题上发生分歧。据《高颎传》载,“会陈宣帝殂,颎以礼不伐丧,奏请班师”。 《隋本纪上》载,“二月己丑,诏以陈有丧,命高颎等班师”。则知高颎为此奏请隋文帝,经隋文帝下诏,然后在二月班师。由此推知, 高颎于正月曾遣使还京奏请诏许不伐陈。因疑高颎所遣使者,或即卢思道。若然,则当陈使至长安,卢已先抵京,或因卢恰为伐陈事返京,比较熟悉其事,隋文帝便命卢接待陈使。此或即“奉诏郊劳陈使”的缘由。其时卢思道已实至五十一岁。

本传接着说:“顷之,遭母忧” ;“未几,起为散骑侍郎” ;“于时,议置六卿,将除大理” ,“是岁,卒于京师” 。依所叙语气,上述遭遇似都是年内之事,则卢思道的卒年当即为开皇二年(582) 。但是,考所谓“议置六卿,将除大理”事,其处置实在开皇三年(583) 。按隋文帝即位后,便改革北周六官,恢复汉、魏旧制。而实则多用北齐官制。杜佑说:“后周依周礼置六官,而年代短促,人情相习已久,不能革其视听,故隋氏复废六官,多依北齐之制。官职重设,庶务烦滞,加六尚书似周之六卿,又更别立寺监,则户部与太府分地官司徒职事,礼部与太常分春官宗伯职事,刑部与大理分秋官司寇职事,工部与将作分冬官司空职事。自余百司之任,多类于斯。欲求理要,实在简省。” (《通典·职官》注)说明了隋文帝改革官制的实质和作用,也说到了所谓“议置六卿,将除大理”的情况和原因。原来在开皇元年废除北周六官,设置尚书等五省、御史等二台、太常等十一寺监,由于省台与寺监间“官职重设,庶务烦滞”,因而约在开皇二年、三年间又考虑加以合并精简,曾拟议把十一寺监并为六寺,以与省台协调。据《通典·职官》载,开皇三年,“废卫尉寺,入太常及尚书省,十三年复置” ;“废光禄寺,入司农,十二年复置” ,“废鸿胪寺,入太常,十二年复置” ;又罢大理监、廷尉平二监。这就是说,“议置六卿”完成于开皇三年,原置十一寺监经精简后,保存了太常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司农寺、太府寺等六寺,其长官称正卿,故合称“六卿”。而原曾拟议取消大理寺,经卢思道反对,为隋文帝嘉纳,得以保留。据此,本传云“是岁”,很可能就是开皇三年。其时卢思道春秋实至五十有二。当然,“议置六卿”也可能在开皇二年开始讨论酝酿,卢思道或者只提出了意见,未及见到处置结果, 即于是岁去世。所以游先生等定其生卒为“约530—582” ,亦属稳妥。而张碑所载“开皇六年”去世,显然不合事实。

如果卢思道卒年为开皇三年或约为开皇二年, 则他应是北朝作家,不宜为隋朝代表诗人。理由显然:第一,他入隋不到两年或三年,活动时间太短;第二,这时南北朝尚未统一,南朝陈后主刚刚即位一两年,隋在开皇九年灭陈之前,实属北朝最后阶段;第三,与他同代的诗人,北朝庾信在前二年去世,南朝徐陵则卒于同一年,而庾、徐代表南北朝,卢却代表隋代,殊为未妥。因此,这里又涉及另一问题:卢思道的诗歌,应代表北朝诗歌成就,还是代表隋代诗歌成就?

史载卢思道有集三十卷,但早已散佚。据《全隋诗》,今存其诗二十五首:乐府十一首,古诗十四首。其写作时间略可考知者如下:

《彭城王挽歌》 《北史·彭城王浟传》载,彭城王高浟在河清三年(564)被刺,“朝野痛惜焉”。诗当作于其时。

《乐平长公主挽歌》 “乐平”即北齐武成帝庶子乐平王高仁邕(见《北史·武成诸子传》),“长公主”即其长女。此诗确切时间未详,但当作于北齐。

《赠别司马幼之南聘》 司马幼之为北齐名士。《北史·司马膺之传》说他“清贞有行,武平末为大理卿”。 “南聘”谓聘陈。 《北史·齐本纪下》载,天统三年(567)夏四月,武成帝“诏兼散骑常侍司马幼之使于陈”。诗当作于其时。

《赠刘仪同西聘》 “刘仪同”指刘逖,“西聘”谓聘北周。 《北史·齐本纪下》载,天统四年(568)秋九月,“周人来通和”,武成帝“诏侍中斛斯文略报聘于周”。 《刘逖传》载,其年,刘逖“加散骑常侍,除假仪同三司,聘周使副”。 “使还,拜仪同三司”。诗当作于其时。

《从驾经大慈照寺》 题下有注:“北齐时作。”

《仰赠特进阳休之》 序云:“大齐武平之五载(574),……敬赠是诗。”

《后园宴》 诗云:“常闻昆阆有神仙”,“不如邺园佳丽所”。当指北齐邺都皇宫后园。魏收有《后园宴乐》诗。北齐诸帝多诏文官词臣入后园娱乐。武成帝曾“于后园讲武”,令李若“为吴将,皇后皆出,引若当前,观其进止俯仰”(见《北史·李若传》),即其例。李若为卢思道僚友,有《赠李若》诗(见下文)。此诗写后园歌伎舞女,当作于北齐。

乐府《有所思》 词曰:“长门与长信,忧思并难任。洞房明月下,空庭绿草深。怨歌裁纨素,能赋受黄金。复闻隔湘水,犹言恨桂林。凄凄日已暮,谁见此时心。”按本传说,卢思道在武成朝, 曾“以擅用库钱,免归家。尝于蓟北,怅然感慨,为五言诗见意,世以为工”。疑即此诗。

乐府《河曲游》 题下有注:“魏文帝《与吴质书》曰:‘时驾而游,北遵河曲。’”又,《城南隅宴》题下有注:“曹子建《赠丁翼诗》曰: ‘吾与二三子,曲宴此城隅。’”此二首皆当作于北齐邺都。

此外,乐府《日出东南隅行》《棹歌行》《美女篇》《采莲曲》等,多属风流艳词,疑皆卢思道早年在邺都时所作。

《听鸣蝉篇》 (一作《听蝉鸣篇》) 本传载,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平齐,授卢思道仪同三司,“追赴长安。与同辈阳休之等数人作《听蝉鸣篇》。思道所为,词意清切,为时人所重。新野庾信遍览诸同作者,而深叹美之”。其同作者,今存颜之推残篇,见《全北齐诗》。

《赠李若》 词曰:“初发清漳浦,春草正萋萋。今留素浐曲,夏木已成蹊。尘起星桥外, 日落宝坛西。庭空野烟合,巢深夕羽迷。短歌虽制素,长吟当执珪。寄语当窗妇,非关惜马蹄。”按《北史·阳休之传》载,周武帝平齐,阳休之等十八个北齐著名文官同时被征,“令随驾后赴长安”,卢思道、李若都在其列。考《北史·周本纪下》载,周武在建德六年正月攻陷邺城,二月“车驾发自邺”,夏四月至长安。此诗首四句所云,正与破邺后被征随驾至长安的时节相合。其末四句所云,似即谓以文官被征及受封仪同三司事,有解嘲意味。此诗或即作于建德六年夏四月至长安后,赠李若以抒感慨。

《上巳禊饮》 词曰:“山泉好风日,城市厌嚣尘。聊持一樽酒,共寻千里春。余光下幽桂,夕吹舞青苹。何言出关后,重有入林人。”据末二句所云,似是开皇元年三月上巳在武阳任所作。诗中情怀,恰同《孤鸿赋》所说:“虽笼绊朝市且三十载,而独往之心未始去怀抱也。”

《游梁城》 词曰:“扬镳历汴浦, 回扈入梁墟。汉藩文雅地,清尘暧有余。宾游多任侠, 台苑盛簪裾。叹息徐公剑, 悲凉邹子书。亭皋落照尽,原野沍寒初。鸟散空城久,烟销古树疏。东越严子陵,西蜀马相如。修名窃所慕, 长谣独课虚。“梁城”谓睢阳城。《史记·梁孝王世家》载,梁孝王“筑东苑, 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 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诗云“梁墟”,即谓其地。首二句言随从南行,经游梁城。按魏晋以后, 自关中通往东南的水道,主要是沿黄河至浚仪县北的狼荡渠,入汳水、获水,至徐州彭城县北入泗水。“汴浦”即谓黄河入狼荡渠水口。狼荡渠即古鸿沟,后汉称汴渠,魏晋后通称狼荡渠连汳水、获水为汴水,隋炀帝时疏通为通济渠。汳水“东径梁国睢阳县故城北” (《水经·汳水注》)。“回扈”即谓随从转入睢阳故城。此诗写从游梁城,怀古以寄感慨。“叹息”二句用季札挂剑徐公墓和邹阳狱中上书梁孝王故事,以感慨知己难逢。末四句咏严子陵和司马相如的志遇, 以感慨自己仕隐矛盾,都无所成。据“原野冱寒初”,知其时已入冬。按本传并无南游记载。从诗中所叙游梁城缘由、路程、时节及诗中感慨,疑此诗或即在开皇元年九月后随高颎南下淮南途中所作。

《春夕经行留侯墓》 词曰:“少小期黄石,晚年游赤松。应成羽人去,何忽掩高封? 疏芜枕绝野,逦迤带斜峰。坟荒隧草没,碑碎石苔浓。狙秦怀猛气,师汉挺柔容。盛烈芳千祀,深泉闭九重。夕风吟宰树,迟光落下舂。遂令怀古客,挥泪独无踪。”按《史记·留侯世家》载,“留侯死,并葬黄石冢” 。注引《括地志》说:“汉张良墓在徐州沛县东六十五里,与留城相近也。”则墓地正处于自关中往返淮南途中。上文已考,卢思道在开皇元年十二月已至淮南,于二年正月返至长安。疑此诗或即在开皇正月返长安途经留侯墓时所作。此诗赞美张良狙秦师汉,功成游仙;感慨游仙虚无,难免身死;借以寄托自己遭遇坎坷、志业无成的感慨。按卢思道历仕北齐、北周及隋三朝,而深情知遇,实在北齐。 《孤鸿赋序》说:“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谈者过误,遂窃虚名。通人杨令君(杨愔)、邢特进(邢邵)已下,皆分庭致礼,倒屣相接,翦拂吹嘘,长其光价。”其得意之情,不由自已。仕北齐二十六年中,虽曾被笞遭免,而常在朝廷。北齐末,任给事黄门侍郎,待诏文林馆,职位清要,光宠俱至。武平七年(576)十二月,北齐灭亡前夕,卢与李德林等被引进宫中议论禅位皇太子事(见《北史·齐本纪下》)。此举虽属仓促,而于卢则已蒙受重臣待遇。因此,北周宣政元年(578),卢以母病辞官还乡,随即参与同郡祖英伯及从兄昌期拥齐范阳王绍义起兵反周,几乎处死,这并非偶然或“胁从”。观其入隋后所撰《北齐兴亡论》《后周兴亡论》,于北齐褒多于贬,于北周贬多于褒,对周武帝虽加赞扬,但责备他“天性严忍,果于杀戮”,评价说“虽有武功,未遑文德,彝章礼教,盖阙如也”,俨然视以秦皇一流。可见卢在北齐亡后,虽仕北周,而情系故国,心怀二意。反周失败,幸免于死。入隋后,位下不得志。因而他经过张良墓,有此感慨,也是发自胸襟,抒其衷情。

综上所述,可知今存卢思道诗歌,大多作于北齐,少数作于北周及隋。而其传诵当时的名篇,也都是北齐及北周时的作品,而非入隋后所作。

在文学史上,卢思道应属于北朝后期作家,也是一位颇具北朝文学特色的代表诗人。他是“北朝三才”之一邢邵的学生,在北齐文宣帝天保年间登上文坛,初露头角。他一生政治遭遇不很顺利,“凡更臣三代,易官十七,再降一免,二去职,八平除,擢迁者四而已”(张说语)。 《北史》本传论曰:“思道一代俊伟,而宦途寥落。虽曰穷通有命,抑亦不护细行之所致乎!”所谓“不护细行” ,实则是说他的思想行为傲岸不羁,自行其是,侮弄人物,多所陵轹。这种思想性格和行为表现,究其实质,是北朝土著门阀士族对北朝后期政治混乱、风气恶浊的强烈不满。卢思道的父亲虽然隐居不仕,但范阳卢氏却是北朝著名的门阀士族,所以他自负“生于右地,九叶卿族,天授俊才,万夫所仰”(《劳生论》),有强烈的门阀士族优越感。由于自觉地卫护门阀的声望,他年轻时曾和卢斐、李庶等一起攻击魏收所编《魏史》,因而遭笞辱,“落泊不调” 。他与宗人卢询祖是知交,同被誉为“北州人俊”,而卢询祖也“好臧否人物”,时论说:“询祖有规检祢衡,思道无冰棱文举。” (见《北史·卢询祖传》)可见北齐当时就觉得卢思道的思想行为类似汉末的孔融,才学出众而不合潮流。这较能说明他的思想行为的特点和原因。用卢思道自己的话来说:“在余之生,劳亦勤止。纨绮之年,服膺教义,规行矩步,从善而登。巾冠之后,濯缨受署,缰锁仁义,笼绊朝市。失翘陆之本性,丧江湖之远情,沦此风波,溺于倒踬。”(《劳生论》)这就是说,这个混乱恶浊的时代,没有规矩,丧失仁义,使他这个守规矩、行仁义的清流之辈沉沦倒踬。由于这种愤世嫉俗的情绪,因而他也有不趋附世俗,不畏惧权贵的一面,甚至激烈揭露批判某些黑暗。 《劳生论》激愤揭露当时世俗是“居家则人面兽心,不孝不义,出门则谄谀谗佞,无愧无耻”;尖锐批判官场是“范卿让之风,搢绅不嗣,《夏书》昏垫之罪,执政所安”;辛辣嘲骂“衣冠士族”无耻媚时求荣,反复无常,其嘴脸和伎俩“千变万化,鬼出神入”。正是由于卢思道有这样的思想性格,因而他在诗歌创作上,较其师辈北朝三才,显得更有北朝的特点。

卢思道在天保间始以文章著名,当时南朝齐梁诗风已成,北朝则三才主持文坛。《北史·文苑传序》概括这一时期南北文风异同说:“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其说对北朝文学评价嫌高,但大致指出了南北的特点。卢思道在这个时期初登文坛, 自然会接受当时北朝文风的熏陶和影响。较之南朝偏重音律,追求清绮,北朝的特点是讲究用事,见出才学。本传载,卢思道十六岁读刘松所作碑铭,“多所不解。乃感激读书,师事河间邢子才。后复为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叹曰:‘学之有益,岂徒然哉!’因就魏收借异书。数年间,才学兼著” 。又《颜氏家训·文章》载,“沈隐侯(约)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深以此服之”。这种讲究用事、表现才学的文风和主张,为卢思道所接受,在诗文中有显著表现,在评论上也有表现。《颜氏家训·文章》又载二事:一是卢询祖批评梁诗人王籍《入若耶溪》的名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说“此不成语,何事于能”,另一是对萧悫《秋诗》“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二句,颜之推“爱其萧散,宛然在目”,“而卢思道之徒,雅所不惬”。卢询祖与卢思道“美言俱赞,阙行同箴”(《卢记室诔》),文学见解自然同调。这两则评论,正表明他们在诗歌语言、创作才能、欣赏趣味上已持北朝成见,对南朝梁、陈间流行的清绮巧构、浅显单薄的诗风,心怀反感。结合卢思道的诗歌来看,其特点是在艺术形式上始终比较注重用事,在思想内容上则从表现才学向抒写胸襟发展,有北朝后期诗歌的特色,而较少受到南朝绮靡诗风的影响。

众所周知,庾信被留北周后,成为北朝最有成就的诗人,对北朝文学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卢思道是受到庾信赞赏的少数北朝诗人之一。 《朝野佥载》说:“梁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将《枯树赋》以示之,于后无敢言者。时温子升作《韩陵山寺碑》,信读而写其本。南人问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 ‘唯有韩陵一片石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自余驴鸣狗吠,聒耳而已。’”这显然是贬薄北朝文坛的逸闻小说,但多少也反映出南北朝文学有交流,也有对抗,并非一味倾倒。庾信出示《枯树赋》,而不以宫体诗;欣赏温子升、薛道衡、卢思道,而不提魏收、邢邵,也多少透露出当时北朝文学自有特点、趋势和代表作家。庾信特别欣赏卢思道的《听鸣蝉篇》。这件事更能说明北朝后期诗歌的成就。按本传载此诗为卢思道在齐亡后至长安时所作,同作者有阳休之等人。今存颜之推所作,题为《和阳纳言听鸣蝉篇》,体制、题材同卢作,可知此次诗会以阳休之首唱,卢思道、颜之推等和作。阳、卢、颜等都是原北齐文林馆同僚,其实也是北朝后期一些主要诗人作家。因此,庾信“遍览诸同作者”,而对卢作“深叹美之”,无异于北朝诗坛标举出最佳作品。试观其词:

听鸣蝉,此听悲无极。群嘶玉树里,回噪金门侧。长风送晚声,清露供朝食。晚风朝露实多宜,秋日高鸣独见知。轻身蔽数叶,哀鸣抱一枝。流乱罢还续,酸伤合更离。暂听别人心即断,才闻客子泪先垂。故乡已超忽,空庭正芜没。一夕复一朝,坐见凉秋月。河流带地从来险,峭路干天不可越。红尘早蔽陆生衣,明镜空悲潘掾发。长安城里帝王州, 鸣钟列鼎自相求。西望渐台临太液,东瞻甲观距龙楼。说客恒持小冠出,越使常怀宝剑游。学仙未成便尚主,寻源不见已封侯。富贵功名本多豫,繁华轻薄尽无忧。讵念嫖姚嗟木梗,谁忆田单倦土牛。归去来,青山下,秋菊离离日堪把,独焚枯鱼宴林野。终成独校子云书,何如还驱少游马。

它以听蝉鸣起兴,借秋蝉清高以寄怀。前半叙客愁乡思,流露着士族流散的悲哀;后半讥长安权贵,揭露出北周政治的浑浊。最后以归耕田园作结,暗寓厌恶新朝的情绪。艺术上,它讲究骈偶,注重用事,而气势刚直,语言流畅。不惟技巧熟练,用事若出胸臆;而且确实见出诗人思想性格,怀抱胸襟。所以不难了解,“暮年诗赋动江关”的庾信,特别欣赏这诗,不仅由于它的艺术,更由于自己的故国之思、身世之悲被触动,激发同情共鸣。这里,还可以见到一点,即庾信欣赏卢诗,恰好说明北朝诗歌的发展,虽然受到南朝诗歌的影响,但仍保持自己的特点,有着自己的成就。这正如庾信晚年诗风大变,成就很高,主要原因是故国灭亡,被羁北朝,思想感情发生变化;卢思道诗歌创作的发展,取得成就,主要原因也是北朝政治现实和他的政治遭遇决定了他的思想感情日益不满和不平。从文学史看,南北朝前期文学风貌各有特点,发展到后期,也仍有各自的特色。如果说从南朝来的庾信足以代表北朝的成就,并且高于南朝梁、陈;那么生长于北朝的卢思道的成就似亦未便忽视,并且应当看到他的诗歌更有北朝的特色,《听鸣蝉篇》即其代表作。

与《听鸣蝉篇》相比较,卢思道的另一名篇《从军行》显然具有同样的艺术特点,通篇用事,对仗工整,气势质直,语言流畅。其思想内容,主要借远征造成征人思妇的离别怨伤, 以抒写厌战情绪,讽刺武将邀功求赏。应当说这是卢诗中较好的作品,也可以代表他的诗歌特点和成就。但是说它代表隋代前期诗歌的成就,似为未妥。一是这诗的写作时间难以确考,不能证明它是入隋后的作品。二是就题材而论,这诗实属拟古乐府而写边塞,当时南北朝诗人写作这样的边塞诗歌,并不少见。如果说这是一种新风气,那么这种新风气也是在南北朝后期已经出现,未便把它推到隋代始予承认。三是就卢诗而论,今存二十五首诗中,仅此一首所谓“边塞诗”,因此,说卢思道有这类题材作品则可;如果以此概括代表卢思道诗歌成就,并推而置于隋代诗歌代表作的地位,则失之片面,似未属实。至于说《从军行》有早期七言歌行的特色,当然是对的。但是,卢思道的《听鸣蝉篇》《后园宴》已具此特色,南北朝后期不少诗人也都有此种形式的作品。只就这一点说,似乎也没有必要归功于隋。

总之,结论是简单的:卢思道应属北朝,其诗歌具有北朝诗歌的特点,他是北朝后期的一位代表诗人。研究总结文学发展的历史,评价古代作家及其历史贡献,应当根据历史的基本事实,根据作家本人的历史事实。这是本文的出发点。由于学识有限,上述论证不免有所错讹,希望得到指正。

( 《文学遗产》198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