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国际政治学学科史

石贤泽

作为国际政治学中日益引起关注的一个知识领域，国际关系学科史提供的是关于“国际关系话语的话语”[6]，是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研究。这一研究不仅提供国际关系学科的时空维度的思想与制度层面的双重发展历史，而且还为这一历史发展过程提供动力阐释，进而在这一历史描述和阐释的基础上去反思国际关系学科的身份认同和实践价值。

一、国际关系学科史：探究中的知识领域与研究议题

关于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历史的研究在冷战时期就已经开始，但并没有成为一个具有自觉意识和丰富成果的知识领域，自觉的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兴盛于后冷战时期，源于彼时国际关系学的“后实证主义”倾向以及冷战的突然终结给国际关系学科带来的知识危机。当时，作为学科中心的美国国际关系学一方面需要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反思，从其他知识领域更多地获取知识养料，另一方面又需要从美国之外的国际关系学中获取知识养料，正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双重转变使得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具有了更大的知识驱动力。

虽然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试图通过建设性的批判和发掘来建构真实和全面的国际关系学科历史，但它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仍然在探究自己的研究议题、研究方法和价值关注。总的来说，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不仅叙述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历史，而且通过某种特定的历史撰写方式来阐释学科历史的发展动力，进而反思国际关系学科历史叙述和撰写背后的价值与意义，正是在历史事实—历史方法—历史价值/意义的整体构造中，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成为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知识活动。

具体来说，国际关系学科史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历史。时间维度的国际关系学科史是国际关系学的思想史和国际关系学的制度史这两个层面的有机统一。空间维度的国际关系学科史着重于展示基于国别的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发展状况及其特定的知识关系。

第二，国际关系学科历史的撰写方式与发展动力。国际关系学科史不仅要展示学科发展的历史“事实”，而且还要分析这一历史叙述所运用的撰写方式，这也是在阐释国际关系学科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

第三，国际关系学科的身份认同及其实践价值反思。学科认同反思涉及国际关系学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国际关系学的内部知识发展状况以及国际关系学的全球知识交流结构。实践价值反思涉及作为“话语体系”的国际关系学科历史与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实践、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国际关系学科历史的发展演变：时空中的思想演变与制度变迁

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历史大体包括国际关系学的“自我意象”（self-image）和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地理考察两个方面。国际关系学科的自我意象不仅包括学科的思想史维度的主流意象，而且还包括并未引起注意的制度史维度的主流意象。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地理考察则是要展示中心—半中心—边缘结构中的国际关系学的全球知识地理样貌。

就国际关系学的制度发展而言，国际关系学科的建制一般被认为起始于1919年威尔士大学设立“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国际政治讲座”。1924年，伦敦经济学院设立了“欧内斯特·卡塞尔（Ernest Cassel）国际关系讲座”。1927年，伦敦经济学院的国际关系学系在诺埃尔贝克（Philip Noel-Baker）的资助下创建，这也成为第一个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提供学位的机构。[7]与英国早期设立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讲座相似，美国的一些大学也设立了国际关系讲座，但主要是在政治学学科内。美国最早建立的国际关系学系是乔治敦大学于1919年成立的沃尔什外交学院（Edmund A.Walsh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芝加哥大学于1928年成立的国际关系委员会（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最早在美国提供硕士研究生课程。尽管如此，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学科制度支持上仍然力量薄弱。

伴随着20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的崛起，以大学为基地的国际关系研究而不是更加强调政策导向的研究中心和智库的国际关系研究主导着美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二战”后美国的三个制度要素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学界和政界之间的直接又可见的联系；在权力和学术之间发挥联系作用的基金会；灵活多样并且满足大众高等教育的大学体系的发展。[8]依赖于政治科学系的制度母体的国际关系学在“二战”后的美国诸多大学中广为设立，因此，美国政治科学研究重镇也成为国际关系学科重镇，如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另外，专门的国际关系研究杂志也创立起来，如1947年创立的《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48年创立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等成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重要制度推手。国际关系学的制度化不仅扩散至欧美之外，而且建立起真正全球性的网络和结构，尤其是数字化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学术网络的发展。

现实主义在“二战”后美国国际关系学中的核心知识范式地位使得国际关系学具有了思想上的学科独立性，同时，美国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的制度配置的扩展使得国际关系学具有了制度上的学科独立保障，再加上“二战”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美国式的国际关系学或快或慢地扩展到了全球，这也使得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关系学在全球范围内确立起来。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大学同样成为国际关系研究发展的制度主体，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成为英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重心。当然，对于具有特色的“英国学派”而言，“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British Committee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成为英国学派启动、发展、延续的制度家园。

具有独立学科制度支撑的国际关系学通过不断的“大争论”（greatdebates）的叙述方式形成了主导性的学科自我意象叙述，使得整体性的学科形象得以呈现出来。

一般认为，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五次大争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传统主义与科学主义之争；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早期的“范式间争论”；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的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争；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的争论。

“五次大争论”视角下的国际关系学的自我意象就被建构为“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居于主导地位的理想主义学说、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回应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的‘社会科学’理论”。[9]20世纪70年代是“后行为主义的成熟期”，新现实主义成为学科主导理论。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关系学是三大范式——现实主义、多元主义、结构主义，或者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共存。20世纪80年代后期反思主义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期建构主义崛起，国际关系学处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三足鼎立”态势中。

虽然国际关系学被认为是一门“国际的”学科，但实际上，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发展状况仍然具有国家或者地区特性，形成国际关系学的独特知识地理结构：美国国际关系学处于学科知识中心，英国、欧洲大陆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国际关系学处于学科的半中心，而其他地区的国际关系学处于学科的知识外围。

对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知识中心的英美国际关系学而言，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代表了学科历史的内生维度，指引着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多数国际关系讨论，但同时，早期的国际关系思想家们的主要目标是要生成国际和平而非学科知识。

作为“二战”后的知识中心的美国的国际关系学，基本上是在现实主义理论家族的主导下，多个理论家族在知识辩论中推动知识进步，这种发展具体表现为现实主义理论家族内部的“内斗”以及外部理论家族的批判。“内斗”使得现实主义出现代际变迁，由古典现实主义发展至新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外部批判激发、推动许多替代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的发展，形成了自由主义理论家族中的经济相互依赖理论（相互依赖自由主义）、民主和平理论（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制度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强调多变量解释的“三角和平论”[10]等复合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在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分析中，出现了新的“建构主义”理论家族。

对于半中心的英国国际关系学而言，“英国学派”或“国际社会学派”的兴起与发展基本上是在“国际社会”理论框架下实现其代际知识发展，更多地通过代内和代际的知识传承与分裂来实现发展，而没有出现多个理论范式。

同样处于半中心地位的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一些原创性、启发性的理论和挑战性的视角。[11]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所开创的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在总体理论和非理论的历史研究之间走调和道路，成为法国国际关系学共同体的最为明显的特征。北欧地区生产了一些有特色的国际关系知识成果，如以加尔通（John Galtung）为代表的“和平研究”、以布赞（Barry Buzan）和维弗尔（Ole Wæver）为中心的安全研究的“哥本哈根学派”以及谈判研究、国际关系思想史等。

对于边缘地区的国际关系学科而言，“并不存在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似乎是共同现象[12]，虽然中国等一些国家在努力创立具有本国或本地区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可能的例外要数拉丁美洲地区的国际关系学。拉丁美洲的国际关系学除了受到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摩根索的现实主义以及更少程度上的相互依赖理论）影响，本地的政治经济学对于拉美国际关系学的影响同样重大，所以，拉丁美洲的国际关系学具有不同于中心地带即美国国际关系学的特性，依附论（dependency）和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成为其具有国际影响的知识成果。[13]

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具有几个突出趋势：第一，学科主流似乎已经跨越了关于“范式”和“主义”的“大争论”，着力于范式弥合、理论多元、分析折中；第二，对于大理论或元理论的争论的兴趣在减退，“中观理论”变得越来越流行；第三，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学科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建构主义对文化和身份的强调，给西方与非西方的区域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沟通桥梁；第四，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在制度方面，还是在设定国际关系学的理论议程方面，仍然处于主导地位[14]。

对此，21世纪的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倡导“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R）[15]，这是“非西方的国际关系学”（Non-Western IR）[16]思想的扩展，源于国际关系学者越来越对学科发展现状不满——国际关系学将西方的历史、思想、实践和领导地位置于优先地位，而将西方之外其他地方的相关资源边缘化。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巴里·布赞正式倡议创立“全球国际关系学”。全球国际关系学试图超越美国的知识霸权，发展出真正均衡的、包容性的、世界性的学科，真实地反映日益多元的国际关系知识研究。

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过程具有三个重要的节点标志。第一个节点是阿查亚和布赞2005年组织研究项目，提出“为什么没有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个重要问题。第二个节点是2014年阿查亚在国际研究学会（ISA）的会长就职演讲中，正式提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名称和倡议。第三个节点是2019年阿查亚和布赞在国际关系学百年诞辰之际，出版《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建立》一书，成为推动全球国际关系学发展的重要标志[17]。全球国际关系学力图打破现在西方主流学术界所设定的学科边界，呼吁国际关系学的知识构建与实践围绕七个主要维度展开：多元普世主义、世界历史、包容而非替代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将区域研究融入国际关系学、避免只基于国家或文化例外论的概念和理论、认可多种形式的能动性、回应世界日益加深的全球化[18]。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议程包含的特定部分有：从世界历史中发现新模式、新理论、新方法；探究区域性的世界；考察全球层次与本土层次的观念与规范如何传播；探究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等[19]。

三、国际关系学科历史的推动力量：争论中的外在情境与内在话语

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内史与外史（内部历史与外部历史，internal and external history）、文本主义与情境主义（textualism and contextualism）之间的分歧。早期的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并不关注国际关系学科史的历史撰写方式问题，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学科史越来越认识到“怎样写历史”和“历史是怎样的”一样重要。国际关系学科历史的撰写方式不仅提供了独特方法下的史实编撰，而且是对于国际关系学科历史的发展动力的阐释。就国际关系学科史的撰写方式而言，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方式：情境主义和内在话语分析。

情境主义通过将国际政治学者及其文本置于合适的历史情境中来阐释思想的发生与发展，是一种典型的外在式的学科历史阐释方式。它着重考虑情境因素或外部环境对于学者个人、学派乃至学科的影响，认为“世界政治中的事件对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因果影响”[20]，因此，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政治中的主导性大国的政策议题关注所推动的，国际关系学的制度、主题和理论是主导性的核心大国的利益与视野的映射。情境主义的国际关系学科史基本认为：“一战”的悲剧导致了国际关系学的诞生；“二战”的悲剧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理想主义的破灭和现实主义的崛起；“二战”后美国的特定情境——霸权时期和霸权体系中的霸权国位置——所生成的“霸权体系的护持”这一核心问题推动美国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21]霍夫曼（Stanley Hoffman）就认为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源于知识倾向、政治环境、制度机遇的融合，其中，“二战”后的美国的外部政治环境从根本上决定了国际关系学的基本发展面貌，“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不能同‘二战’后的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角色分离开来”。[22]史密斯（Steve Smith）、奥尔森（William C.Olson）等关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历史的叙述和阐释都是“情境主义”的典型代表，它们主张社会情境决定了国际关系学的发展。[23]

情境主义的历史撰写方式下的国际关系学科史具有“当下主义”（pre-sentism）的历史意图，它是一种对于历史的“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倾向于强调存在于过去的特定进步原则，导致了证明当下合法性的叙述，如在国际关系学领域，为了证明现实主义的正确性而创造了虚假的“第一次大争论”的神话。

新国际关系学科史对于具有“当下主义”意图的情境主义历史撰写方式持批判态度，它们所倡导的“内在话语分析”强调学科围绕基本核心概念展开思想流派之间的知识对话，在这种知识对话中呈现学科的内在发展。针对情境主义的弊端，斯密特（Brian C.Schmidt）提出了“批判性的内在话语历史”（critical internal discursive history）的替代路径，认为“国际关系学科自身，而不是总体的政治世界，才是重建学科的古老对话的最为合适的情境”，国际关系学科的概念变化最好通过考察学科的内生性发展来进行理解。[24]“内在话语历史”的论述对象是作为建构国际关系学基础的内在“话语”（discourse）。斯密特在《无政府状态的政治分析》中以“无政府状态的政治分析”作为内在话语发展的线索，展示了从19世纪80年代到“二战”爆发前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历史。[25]邓恩（Tim Dunne）在《创造国际社会》中同样围绕“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这一“英国学派”的基础概念展示了一个英国学派的内在话语历史。[26]

所以，“内在话语历史”的书写方式具有批判意图，强烈批判情境主义的国际关系学科史，实现一种“解放”的意旨。这种批判性在于“‘批判的’知识研究使得撰写学科历史这一总体事业具有正当性，以及‘批判的’方法——内在话语分析——被用来叙述一种新版的学科历史”。[27]

四、国际关系学科历史的意义追问：反思中的学科身份与知识实践

无论是传统的国际关系学科史还是批判性的国际关系学科史，作为一种历史叙述，它都指向多个层面的实践活动：第一个层面的实践活动乃是学科身份建构或反思；第二个层面的实践活动乃是国际关系学科之外的国际政治意识形态建构。

国际关系学科史所建构或反思的学科身份主要围绕着三个问题：国际关系学的学科独立性问题即国际关系学是否是一门独立学科；国际关系学科的统一性与分裂性问题，即国际关系学的国际性与国别性关系问题、国际关系学的知识体系的多元与统一关系问题；国际关系学的知识连续性问题，主要集中于国际关系学的“大争论”叙述中。

国际关系学的学科独立性问题早在“二战”后国际关系学迅速发展之时就已经产生，学者们围绕“国际关系学是否是一门学科”“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范围”等问题展开思考。邓恩（Frederick S.Dunn）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支，国际关系学的区别性特征在于它所处理的问题的性质”，“它包含了研究主题和处理新问题的一套技巧与分析方法”。[28]在卡普兰（Morton A.Kaplan）看来，国际政治不能作为政治科学的次学科来进行研究，也不能作为其他学科的次学科来进行研究，因为国际事件不是国内事件的副现象，忽略政治的国际事件分析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系统知识，国际政治的主题抗拒系统的国内政治分析；同时，在政治问题的制度解决方式和分配与国际体系中的政治价值方面，国际关系学有其独特性。[29]

关于国际关系学科知识完整性的一个突出研究领域是关于国际关系学的国际性与国别性的讨论，主要围绕“国际关系学是（仍然是）一门美国社会科学吗？”这一问题展开。霍夫曼在《国际关系学：一门美国社会科学》中对国际关系学的美国特性问题做出了重大的开创性研究。克劳福德（Robert M.A.Crawford）等主编的论文集《国际关系学——仍然是一门美国社会科学吗？》更为集中和系统地讨论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霸权与多样性问题、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认同与跨国认同问题。[30]

关于国际关系学的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争论还集中于知识统一或多元与学科进步的关系问题：到底是知识统一还是知识多元更加有利于学科的“进步”。这一问题又具体细化为两个问题：第一，国际关系学领域到底是在走向统一还是多元？第二，到底是统一还是多元更加有利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霍尔斯蒂（K.J.Holsti）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认为国际关系的特征是“分裂的学科”[31]，冷战后，霍尔斯蒂仍然认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事业的本质特征就是分裂化和多元化”。[32]斯密特也认为，多元主义成为学科发展的障碍与问题。[33]对此，史密斯捍卫多元主义，认为“更多即更好”，“相较于难以捉摸的寻求累积性知识而限制了知识研究的选择而言，国际关系学科的多元化更加可取”。[34]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和多伊尔（Michael W.Doyle）对此持中庸态度，认为理论多元性的影响是双方面的：悲观的看法认为“理论观点的多元化表明了学科缺乏任何重大的进步……常规科学仍然不见踪影”，乐观的看法则认为“国际关系学并没有完善某一个范式或研究纲领，而是扩展和丰富理论清单”。[35]

对国际关系学知识连续性的知识反思和批判主要集中于“第一次大争论”[36]的虚假历史建构上。聚焦于“第一次大争论”的批判性研究通过考察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关系学的发展状况，发现与传统的流行信念相反，国际关系学科史的“第一次大争论”是虚构的，从来就没有真实地发生过，它只不过是一个学科的“基础性神话”，是一个不合时代的、回溯性的创造物，主要基于对卡尔的粗糙阅读以及卡尔在打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理想主义”上的传说性作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关系学也从未被一群信奉所谓的理想主义范式的乌托邦式的学者所支配。修正主义史学的另一个成就是将一些关键思想家及作品从旧框架的控制中解救出来，在具体的话语语境中解读，而非在简单化的学科情境安排中给它们安排位置，这样，现实主义被重新解读为从西方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中汲取养料的精致的政治理论，自由国际主义也不再被错误地视为“幼稚的”现实主义的对立者，而是展示出自身的内在多样性和复杂的发展类型[37]。

国际关系学科史的国际政治意识形态建构主要体现在学科史叙述所不断强化的“现实主义”范式霸权和“美国中心”的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科史通过叙述自身的起源和发展来强化学科中的中心范式与边缘范式之间的相对位置的合法性，并且为当代的学科从业者提供了知识事业的意义感和归属感，进而为当代国际政治实践提供了主导性的思想指南。主流国际关系学科史展现了现实主义范式主导下的多元范式并存的学科特征，尽管国际关系学中的理论范式都是相对温和的，但是，特定的理论范式均带有指向性的意识形态，“现实主义是最为保守和右倾的，自由主义是更加自由和左倾的”。[38]主流国际关系学科史所确立的学科发展的正统叙述同样主导着国际关系教学，现实主义或者更多范围的理性主义成为国际关系教学实践和国际政治人才培养的主体内容，成为国际政治“思想市场”中的主导思想，进而成为影响国际关系政策和国际政治实践的支配性指导思想或者思维框架。新国际关系学科史通过批判性的立场来超越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世界，展现一个权力、规范、理念共同作用的世界，展现一个国际体系主导下的国家间世界中仍然存在国际社会乃至世界社会的可能空间。

国际关系学科史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史，美国的国际关系学成为整个学科的知识中心。美国中心的国际关系学具有某些知识狭隘性，美国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认识到许多理论、框架和争论实质上是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关注所驱动的，不管是冷战时期的霸权稳定论和国际机制理论，还是对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秩序的概念化工作（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进攻性现实主义等），抑或是对于全球恐怖主义的讨论，都是源于美国的政策关注而变成全球性的知识议题。美国与外部世界尤其是非西方国家的学术共同体之间并没有形成知识互惠关系，新国际关系学科史正在打破国际关系学的“美国知识霸权”，倾听关于国际关系的“全球的声音”，关注美国之外的国际关系思想贡献，并且努力推进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国际关系思想之间的知识对话，实现国际关系学科史的知识地理多元主义。

五、国际关系学科历史的未来延展：进展中的知识缺陷与研究改进

现有的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知识成就，但它仍然存在若干知识缺陷：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历史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存在漏洞或者错误；学科历史叙述方式仍然是“大争论”和“情境主义”居于主流。

具体来说，在时间维度上，它似乎偏重当代而忽视过去，更多地聚焦于当代国际关系学科概貌，对于更加久远的学科历史的发掘和研究显得相当薄弱，尤其是对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的国际关系理论/思想文本研读、研究得不够。在空间维度上，它似乎偏重知识“中心”或者“中心—半中心”地带的国际关系知识图景，忽略非西方的知识理路，而且，很少进行不同知识地域的国际关系学的比较研究。另外，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缺陷就是在建构“跛脚的国际关系学科史”，几乎只专注于学科的“思想史”而忽视了学科发展的“制度史”，国际关系学科制度史的严重缺乏是当前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征。

“大争论”的主流叙述方式以及处于主导地位的情境主义阐释方式给学科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虽然“大争论”的叙述方式建构了一个概观性的、简易的、快捷的学科图景，但是，“大争论”并不能代表学科史发展的全部，这样的叙述方式扭曲了真实的学科史，这包括建构虚假的“第一次大争论”、强化“美国中心”的国际关系学、忽视国际关系学知识地理分布的多样性，使得国际关系学走向狭隘化。情境主义的阐释方法通过“倒着写历史”而参与到对于学科的当下主义证明和强化传统的学科意象，使得“忠实重构过去的思想、实践和对话的历史任务变成服务于证明关于当前学科认同的某一个论点”[39]，由此创造了许多虚假或者错误的学科历史片段。

基于现有的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的成就和不足，如果未来的学科史研究要想更加真实和科学，那么它至少应该关注以下的研究议题。

第一，寻求一种替代“大争论”的叙述方式，由“不可通约”的范式之间的知识争论转向面向同一“问题意识”（problematique）的“理论家族”间的知识对话，这才是学科发展成熟的标志。

具体来说，“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及其共同体的命运”似乎是国际关系学的“问题意识”，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族似乎都在回答着这一问题，“大争论”正好是学科内的不同“理论家族”变体之间的相互知识竞争关系。通过围绕核心问题意识来梳理国际关系学的思想史，既能够纵向地展示理论家族内知识谱系的历时性展开，又能够横向地展示理论家族间具体时段的知识谱系间的共时性关系。这样的叙述方式既展示了连续性的知识体，又展示了知识体之间的知识争论，从而将“大争论”包含于其中，“大争论”成为学科历史时段内的“大争论”，而并非是学科历史是“大争论”下的学科历史。

另外，在超越“大争论”叙事的同时，对于国际关系学科重心的美国国际关系学的重新考察也是必要的，目前已有的一个特别富有成效的研究路径是质问国际关系学与帝国主义（imperialism）的勾连。从19世纪晚期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卷入了为殖民主义和白人至上论辩护的工作中，“国际关系即是种族关系”[40]，“殖民统治”问题处于学科的研究核心，“种族发展”理论被设计来解决这些问题。在此期间，一群卓越的非裔美籍学者，如布彻（Ralph Bunche）、洛甘（Rayford Logan）、威廉斯（Eric Wil-liams）等被从学科历史中抹除。这一学科历史的研究发现改变了我们对于20世纪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解，还需要更多的历史挖掘与发现。

第二，兼具思想史与制度史的国际关系学科史。

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除了重视思想史的维度外，还需要关照学科发展的制度维度，这里的“制度”不是指宽泛的一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而是指国际关系学科的自身学科制度，包括学科划分与大学科系设置、学术出版系统、学术资助体系、学术共同体建制等方面的制度。当然，这里的学科制度史叙述并不是将学科发展的制度面面俱到地纳入进来，而是紧扣思想史将具体的制度纳入进来，将制度融入学科思想生成、发展的脉动中。学科制度史的分析要超越以大学为中心的路径——毕竟大学也只是知识生产的众多制度和网络中的一部分——将智库、基金会、私营实验室、咨询公司、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等包括进来。

另外，数字化进程带来学科制度体系的重大改变，国际关系研究期刊的网络数据库、开放获取的电子书网站、国际性智库的网络平台、借助直播平台的线上会议等，给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发表、出版、交流提供了不同于早期学科历史的机制通道，也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新制度力量。数字化的制度力量不仅影响学术交流的方式和进程，而且影响学术生产和学术网络结构，因此，数字化作为一种学术制度形式，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的影响也需要成为新时代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的有趣课题。

第三，国际关系学的“跨共同体比较研究”。

国际关系学科史不仅要去探究英美知识中心之外的知识地域的国际关系发展状况，而且还要对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国际政治知识地理进行跨国或者跨地域的比较研究。国际关系学科史不仅要展示学科发展的多元和差异，而且还要分析差异为何、为何差异。在国际关系学的跨共同体知识比较中，要注意去建立分类模型来确立更多的具有代表性的国别知识比较，并不是随便在两个或多个国家的国际关系学发展之间进行知识比较。这种双边的国别知识比较应该是在某些国家特性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或极大的差异性，或者是相似性和差异性共存的国别之间进行，比如在国际关系学科史的国别比较研究中，“英美知识关系考察”“美苏知识生产比较研究”等就是具有趣味和深度的课题，也是开展“跨共同体比较研究”的较好的起点。

跨共同体之间的知识比较使得不同国别和地域的国际关系学之间的沟通变得可行和有意义，也为国际关系学提供更加丰富的概念工具箱，使得我们能够以更加微妙的方式来理解和审视国际关系实践中的国家和人类的命运。

第四，更加合理的学科发展的动力阐释框架。

现有的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动力阐释方法上的“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的二元对立是一种人为的概念建构，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既密切关注国际现实，又在实现自身的知识生产，在这一知识生产过程中，既有外在条件突出特定的研究主题，又有内在条件突出阐释特定主题的理路。所以，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历史的叙述与阐释需要将“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结合起来：把“外在情境”视为决定学科发展的总体方向的变量，而把“内在知识条件和制度条件”视为决定学科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的变量；“内在主义”将理论间的知识关联揭示出来，“外在主义”将理论与现实的关联揭示出来，在这样的框架下来阐释国际关系学发展的不同模式和轨迹的演变动力才更为科学合理。

第五，更加深入的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的价值反思与实践力量。

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通过对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历史的自我思考引致国际关系理论的自我重构和发展，而这样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的自我重构和发展又会通过遭遇这些理论变革的“人的观念”的改变进入到国际关系的现实实践领域，从而对现实的国际关系行为模式发挥重构作用。正如维弗尔所说，“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的描述的意图并不仅仅在于描述自身，而是它对于理解理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必要的，从而对于理解我们所研究的世界是必要的”[41]，所以，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是一种更高等级的话语，它影响着次等级的“国际关系理论”话语并进而对“实践”发挥影响，这些“不同等级的话语”之间的内在关系使得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具有实实在在的现实实践力量。

第六，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史梳理与研究。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历经百年的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是怎样的？在对外知识关系中，中国国际关系学是否很大程度上还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地理“位移”？在自我知识成果的生产中，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处于何种状态？成就与前景如何？显然，中国国际关系学已经不再是对西方知识的不经思考的模仿者，学者们具有主体性，在“中国化的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开疆拓土。

阿查亚和布赞主张推进“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路径之一是考察不同地区的可能的理论资源，如经典宗教和哲学传统，历史上的宗教人物、政治人物、军事人物的国际关系思想，当代后殖民时期领导人物的国际关系思想，具有全球视野的当代批判性国际关系学者的作品，以及从全球政治实践中汲取的洞见[42]。综合观之，中国在所有这些思想资源上都具有丰富的宝藏，中国也正在努力将自己的历史和政治理论带进国际关系学科：以阎学通为核心的“清华路径”的“道义现实主义”、秦亚青以“关系性”为理论硬核的“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以“共生”概念为核心的“上海学派”[43]、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理论，都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突出成果；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理论化工作的重要指导课题。

显然，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成就是在学科发展过程中累积发展达成的，其中具有丰富的历史遗产与经验，在建设中国学派的征途中，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史角度的系统梳理，是我们回望旧途汲取经验、锚定前路守成创新的基础。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史研究成为学科回顾、反思与创新的基础性工作，尤其是需要我们具有学术自觉意识地开展这项工作。

因此，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需要去反思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及其共同体的命运”问题，去反思作为知识活动的学科史研究如何为建立“更加美好的世界”做出观念贡献、如何改善“国家及其共同体的命运”，通过强化过去的知识传统或者解放过去被压抑的知识传统来实现知识“再造”或者知识“解放”，从而去改造我们的“国际关系观念”，进而改造我们的“国际关系世界”。

六、小结

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日益成为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它通过自己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自我意象”研究、知识地理考察、学科历史撰写方式、学科身份和知识实践反思等议题上的知识成果彰显着自己的知识特色，但同时，“大争论”的主流学科历史叙述方式、偏重思想史而忽视制度史的历史“失衡”、跨共同体知识比较稀缺、情境主义的主流学科阐释路径，或者制约着学科史研究的健康发展，或者成为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的盲区。因此，未来的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要健康发展，需要以“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及其共同体的命运”的问题意识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族”之间的知识对话的叙述方式替代“大争论”的叙述方式，建构一个“将制度史融入思想史”的健全的学科史，多开展学科历史的跨共同体知识比较研究，建立将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融合起来的学科历史动力阐释理路，去展示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的价值反思与实践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