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狄奥多西的继承者

1.马尔西安

450年7月28日，狄奥多西去世，去世的原因是昔日打猎时从马上坠落而留下的创伤。他与尤多奇娅（Eudocia）的婚姻并没生出男性后嗣[59]，而且由于他死得突然、出人意料，所以他没有公开选定任何继承人，这或许情有可原。将近一个月之后，8月25日，一个58岁的巴尔干人、名叫马尔西安（Marcian）的前军官最终被宣布为新皇帝。在狄奥多西去世与马尔西安继任之间有长时间的耽搁，证明了新皇帝是狄奥多西临终选择的传闻实属虚妄之谈，这毫无疑问是马尔西安的支持者杜撰的。但是，如果狄奥多西没有推出马尔西安，肯定还有其他人选。西部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Ⅲ）显然有权对此类事项进行仲裁，马尔西安当然不是他的选择，因此，此事迁延至452年5月，瓦伦提尼安直截了当地拒绝承认他的就职。[60]一些材料将这个选择归因于普尔凯丽娅，这个解释貌似合理，因为她后来嫁给了马尔西安，但实际上有强有力的理由来怀疑这个解释。[61]阿斯帕尔更可能是450年的皇帝拥立者：马尔西安作为阿斯帕尔和他父亲的助手干了十四年，而且在马尔西安就任后不久，阿斯帕尔的儿子阿达布尔就被提升为一个高级军队指挥官。而阿斯帕尔在狄奥多西最后几年里处于一个并不显眼的位置，但他不同于弗拉维乌斯·芝诺，后者也受益于马尔西安的上升。虽然阿斯帕尔与芝诺之间合作的想法可能显得有些奇怪，但实际上马尔西安也许是他们共同的候选人。[62]

无论这个谜底是什么，马尔西安的就职毫无疑问标志着一个重要变化。奇里萨菲乌斯（Chrysaphius）很快被清除掉了，由他签署的主要政策也被废止了：马尔西安拒绝继续给阿提拉支付任何年贡，而且很快就着手推翻最近召开的、第二次以弗所会议的结果。如果芝诺在马尔西安升迁中起了关键作用的话，那么这或许有助于解释对阿提拉政策的逆转，因为在狄奥多西最后几年，芝诺曾经激烈批评过贡金制度。但是，这好像不能解释宗教政策的变化，因为芝诺是一个异教徒。[63]但是，普尔凯丽娅对宗教问题深感兴趣，因此，废除第二次以弗所会议的决议可能是她同意嫁给马尔西安的回报，而这个婚姻是马尔西安获得统治地位的关键步骤。[64]

但是与普尔凯丽娅的婚姻并没有帮助马尔西安解决宗教领域的所有问题。他的平凡背景成为赢得元老院支持的障碍，瓦伦提尼安也拒绝承认他的就职，这使他统治的合法性受到怀疑。他调整政策也可被视为克服眼前这些政治缺陷的策略。当阿提拉转西入侵高卢时，对阿提拉的强硬政策是表达与西部团结愿望的好方式，并且有希望赢得瓦伦提尼安的感激和承认[65]，而终止向阿提拉进贡使减税成为可能，而且很可能会赢得新皇帝迫切需要的地方支持，尤其是来自元老贵族的支持[66]，通过废除针对元老土地的“土地税”（collatio glebalis）或称为“口袋税”（follis）的税收，可进一步博得他们的好感。[67]在狄奥多西最后几年里，元老贵族对教会政策很是不满，所以在这方面的调整可望进一步增加他们对新政权的支持[68]，也能赢得教皇列奥的好感，而列奥有可以影响瓦伦提尼安所在的拉温纳朝廷。[69]

马尔西安的教会政策体现在451年在卡尔西登（Chalcedon）举行的全基督教会议，这次会议是教会史上的一个分水岭。第二次以弗所会议的发起者，亚历山大里亚的狄奥斯克鲁斯受到谴责并被罢免；那些在449年因他操控而被定罪的人，如君士坦丁堡的弗拉维安（Flavian）及其他被认为是聂斯脱利派（Nestorian）的同情者，得到了平反；而且一条原则也被正式批准，其目的就是为安条克与亚历山大里亚关于基督人性与神性关系的立场分歧找到共同的基础。会议立即给马尔西安带来了好处——人们拥护他是一个新的君士坦丁，君士坦丁堡与教皇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进，但是卡尔西登的准则并没有将那些纷争不已的宗教派别重新统一起来，反而加重了分裂的趋势。在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支持者的眼中，这次会议对不能接受的安条克观点做出了太多让步，拒绝卡尔西登准则成为一个战斗口号，这个口号增强了他们的独立感，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引起了所谓的“基督一性论”（Monophysite）运动。此外，即使卡尔西登会议议定的准则与安条克的教义相符合，但是会议也再次将聂斯脱利确认为异端，这促使一些安条克传统的支持者也抛弃了卡尔西登准则，并导致分裂进程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聂斯脱利教会彻底独立。

卡尔西登引起了公众情绪的高涨，这可以通过马尔西安被迫用军事力量来维持支持卡尔西登的主教们在亚历山大里亚和耶路撒冷的职位来做出判断，而且当马尔西安死亡的消息于457年传到亚历山大里亚时，主教被一群人用私刑处死，并被一个反对卡尔西登的候选者取代，马尔西安的继承者只能调用军队才把他更换掉。当然，这种暴力事件只能加强公众对卡尔西登的敌意，并且在埃及、巴勒斯坦有助于增强对基督一性论神学的支持，甚至在叙利亚对基督一性论神学的支持也有增长之势。[70]

马尔西安在对外关系上获得了更多持久性的成功。他对匈奴的政策激怒了阿提拉，但阿提拉在451—452年之间致力于与高卢和意大利的战争，这使他不能对马尔西安构成巨大威胁。阿提拉没有在西部获胜，而且瓦伦提尼安最终在452年承认了马尔西安，这无疑增强了马尔西安奉行这条道路的决心。但是，马尔西安无疑是幸运的，453年，阿提拉意外死亡[71]，阿提拉的个人权力对维持匈奴帝国的统一非常重要，这在他身后匈奴帝国的纷乱中充分表现出来。阿提拉一死，他的儿子们立即为争夺继承权互相厮杀，各个臣服的民族也抓住机会宣布独立，这种纷乱在奈道河（Nedao）战役（454年）中达到顶峰。[72]所有这一切所造成的结果是，君士坦丁堡在这个世纪剩下的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处于焦虑之中，但阿提拉之死确实是匈奴力量终结的开始。

马尔西安统治的早年同样也见证了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其他成功：阿拉伯人在东部的攻击于451年末或452年初被击败[73]，而且来自南方的诺巴德人（Nobades）和布莱姆伊斯人（Blemmyes）对埃及的侵犯在453年被击败。[74]马尔西安临死之前正在计划远征迦太基，这可以说是对汪达尔人在455年洗劫罗马、劫持西部皇帝的遗孀尤多克西娅及她的女儿们的报复。[75]尽管马尔西安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征服英雄[76]，但是他的政权还是设法避免不必要的对外支出，这样，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加上他停止向阿提拉支付的贡金，到他的统治结束的时候，他竟积累下了超过10万磅金子的净存款。[77]

2.列奥

马尔西安死于457年1月27日，享年65岁。[78]他与普尔凯丽娅的婚姻也没有生出一个继承人：马尔西安曾经同意尊重她的守贞誓约，而且她不管怎么说已经超出了怀孕的年龄。马尔西安可能希望将继承权传给他的养子安特米乌斯，他在5世纪50年代中期得到了迅速的升迁[79]，但即便是这样的话，这些希望也不可能实现。尽管马尔西安自己确定了紫袍人选，但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不确定因素，文献明确说明，457年是由阿斯帕尔决定的继承权，他更倾向于另一个候选人。[80]他的选择在许多方面与马尔西安相似——他是来自巴尔干、年逾五十、具有一定军队背景、名叫列奥（Leo）的无名之辈。[81]这一次，形式上的合法化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得到西部的承认不是一个问题（瓦伦提尼安于455年被刺杀，而且接下来的混乱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但是狄奥多西家族没有合适的女性成员为其提供通过缔结婚姻方便地取得王朝纽带关系。[82]鉴于此，列奥登基典礼比起以往我们所知的这种场合更加精心设计，而且有趣的是，展现出一种外表新颖的“礼拜仪式”特征，从这个角度看，这些特征非常重要。[83]

毫无疑问，阿斯帕尔提拔不知名的列奥是希望在国家事务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儿子们和一些亲属在列奥执政早年垄断了执政官职位，显然，他获得了成功。[84]但是，到5世纪60年代中期，列奥开始要自行其是了。文献提及他们两人之间在两个高级官员及一项对外政策的决定上存在一些分歧，而且在后面这个问题上列奥肯定获胜了。[85]也可以肯定，在5世纪60年代中期，他开始执行一项长期计划，以使自己彻底摆脱对这位阿兰将军的依赖。阿斯帕尔的力量主要在于军队中哥特人的支持，列奥从5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从伊苏里亚（Isauria）抽调人力以此来抗衡阿斯帕尔。伊苏里亚是安纳托利亚西南部一个崎岖不平、多山的地区，这里的居民与其他外来蛮族一样享有“盗匪”“粗野”的盛誉，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是出色的战士。[86]伊苏里亚人越来越大规模地被编入军队，而且也可能被编入新的精英警备团（excubitores），列奥建立这个卫队是将其作为试图保证自己独立的新举措。[87]

这项策略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就是，列奥将高级军衔授予了一个重要的伊苏里亚酋长塔拉西科狄萨（Tarasicodissa），这个人将其蛮族名字改成了芝诺（Zeno），他希望通过这个名字的希腊特征和声誉（即他那个同名的伊苏里亚同乡在5世纪40年代末及50年代初所享有的声誉）来减轻由于他的伊苏里亚出身而带来的偏见。[88]芝诺在466年指控阿斯帕尔的儿子阿达布尔勾结波斯叛国使其名誉扫地，466年或467年设法与列奥的大女儿结了婚[89]，到469年登上执政官的职位。虽然阿斯帕尔接下来迫使列奥把小女儿列奥提娅（Leontia）嫁给他的另一个儿子帕特里奇乌斯（Patricius），并把这个儿子宣布为皇位的接班人，但芝诺稳步地使阿斯帕尔逐渐失去了对国家的主导影响。最后，列奥谋杀了阿斯帕尔和阿达布尔（471年），[90]这为他赢得了“屠夫”的绰号，并在事实上为芝诺在474年接替他的位置扫清了道路。

在马尔西安与列奥执政期间，国家政策存在很高的连续性。列奥是一个卡尔西登正统理论的支持者，而且颁布了新法令继续反对异教徒和异端，包括将任何非正统基督徒统统宣布为非法。[91]在他执政的头十年，他也寻求对涉外事务的外交解决方案。但是，在一个地区，即多瑙河下游，他要面对由阿提拉帝国崩溃所带来的更多问题，而在另外一个地区，在对汪达尔人的问题上，他放弃了审慎的做法，采取了一种更具攻击性的策略，但这项政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在5世纪60年代期间，多瑙河沿岸，阿提拉的几个儿子仍然混战不已，其中有明确的文献记载的实例就是登吉兹克（Dengizich）在468年的一次毫无结果的入侵[92]，但更成问题的事情是以前臣服于匈奴的人在阿提拉死后的这几年中赢得了独立，其中最重要的是哥特人。在这个阶段，他们还没有联合起来。在5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期间，各种各样的哥特群体出现在潘诺尼亚，这里从5世纪40年代开始就已不再是帝国的领土；而另外一股人群位于帝国境内的色雷斯。[93]到5世纪60年代，色雷斯的一部分哥特人，作为东部帝国的同盟部队取得了正式地位，并与阿斯帕尔有着特殊的忠诚纽带关系。不出所料，列奥于471年谋杀阿斯帕尔引发了一场动乱，列奥只能通过对这些哥特人的领袖提奥多里克·斯特拉波（Theoderic Strabo）做出各种让步以求终结动乱（473年），列奥的让步包括年贡二千磅黄金、授予斯特拉波帝国将军的职位、承认他是唯一有资格与君士坦丁堡打交道的哥特人领袖；但是就在不久之前，一部分潘诺尼亚哥特人抓住列奥专注于叛乱的机会入侵了东部帝国，他们前进至马其顿，迫使列奥割让土地。[94]因此，到列奥死的时候，巴尔干的状况就是一块充满麻烦的土地。

至于同汪达尔人的关系，在441年对迦太基那次无功而返的远征之后，几十年的时间内，汪达尔人的袭击集中在地中海西部，但对东部的袭击也愈演愈烈[95]，以致到5世纪60年代，汪达尔人对亚历山大里亚的一次袭击[96]引起人们的极大恐惧，人们不禁担忧其谷物供应难以保障。汪达尔人在洗劫罗马（455年）之后，绑架了西罗马皇帝的遗孀尤多克西娅和她的女儿们，这件事显然在君士坦丁堡引起了恐慌和愤怒，而且只要皇室妇女仍然是迦太基的囚犯[97]，那么这股怒火将难以熄灭，而信仰阿里乌斯派的汪达尔人对非洲正统基督徒的迫害肯定也引起了东罗马的进一步关注。[98]

这些变化的形势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列奥最终放弃了外交手段而采取了最后一招——再次组织军队远征迦太基。作为准备，他在467年安排马尔西安的女婿安特米乌斯填补当时西部空缺的皇位，所以在第二年，一支巨大的东部舰队能够联合西部军队，而另一支独立的东部军队也从埃及沿着海岸向迦太基进发。[99]盖塞里克首先熟练地使用了外交拖延策略，然后又使用了火船，虽然这些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这个战略中，内部协调的困难无疑有助于解释随之而来的惨败。东部指挥官巴西里斯库斯（Basiliscus）是因为嫁祸于人而招致憎恶，还是他真的罪有应得，不是那么容易决断的。[100]接踵而来的灾难极大地消耗了军事和财政资源，关于所涉及的精确总额，文献的记载是不一样的，但最保守的估计仍然超过6.4万磅黄金——“可能超过整整一年税收的总额”[101]。这似乎并不奇怪，其中一条文献谈到整个国家就像一条破船，在这种环境下这是一个尤为贴切的比喻。[102]在这方面，列奥给他的继承者留下了一份最不受欢迎的遗产。[103]

3.芝诺

列奥的妻子维里娜（Verina）在463年生下了一个姓名不详的儿子，但他只有五个月大的时候就死了[104]，当列奥自己备受痢疾的折磨时，474年1月18日，他七岁大的外孙、芝诺与阿里亚德妮（Ariadne）儿子列奥继承了他的皇位，在列奥死前不久，他让他的外孙成为共治皇帝。但是，列奥二世（Leo Ⅱ）十个月后就死了，而且他在死前没有任命他的父亲为共治皇帝。[105]芝诺就这样得到了皇位，他强烈要求人们把他当作5世纪的东部帝国政治上最成功的将军。但是，一旦成为皇帝，他就不得不将他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如何紧紧抓住权力上，因为他的政权被一连串的叛乱和篡位活动所笼罩——巴西里斯库斯的叛乱（在475—476年间，他实际上控制了君士坦丁堡长达两个月）、马尔西安的叛乱（他几乎于479年控制了首都），以及伊路斯（Illus）和列昂提乌斯（Leontius）的叛乱（他们曾经是芝诺政权的支持者，但在484—488年之间他们在伊苏里亚发动了叛乱反对芝诺）。[106]巴西里斯库斯和马尔西安的叛乱，部分是因为怨恨芝诺提拔他人取代了列奥的一些亲属，要知道，巴西里斯库斯是列奥内兄，马尔西安是列奥的女婿；部分是因为公众对粗俗的伊苏里亚人的偏见。甚至在芝诺登基之前，这种偏见就已经显现出来，当时人们反对越来越多的伊苏里亚人定居在君士坦丁堡城内，许多伊苏里亚人在473年的竞技场暴乱中被杀。[107]芝诺将他的一些乡亲提升到国家的重要职位上，这也提升了人们对伊苏里亚人的敌意，当巴西里斯库斯在475年夺取皇位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首都遭到屠杀。[108]另外，芝诺与他的同乡伊路斯和列昂提乌斯之间的斗争，是一种更激烈的、敌对的伊苏里亚酋长之间的权力斗争，这一幕爆发在一张更加巨大的舞台上，并且是为了比平常更大的赌注。[109]

由于巴尔干的形势，芝诺在国内政治上的困难变得更加糟糕，这种情形始自列奥，在那里，现在有两个敌对的哥特群体，而且都非常靠近帝国首都，其中一个（提奥多里克·斯特拉波的群体）与新皇帝敌对，因为新皇帝与他们的庇护人阿斯帕尔从来相处不善，而且从阿斯帕尔的垮台中获益良多。这种敌对很快找到了发泄的机会，色雷斯的哥特人支持巴西里斯库斯在475年的篡位活动。[110]但是，这并不足以阻止巴西里斯库斯在第二年垮台，而且到芝诺返回君士坦丁堡的时候，色雷斯的哥特人发现自己由于潘诺尼亚的哥特人已经失去了有利的地位，芝诺在被迫离开君士坦丁堡的这段时间里与他们建立了联系。年度贡金现在给了后者，他们的首领阿马尔家族的提奥多里克（Theoderic the Amal）被授予了以前由提奥多里克·斯特拉波担任的将军职位。作为这些恩惠的回报，芝诺希望潘诺尼亚的哥特人采取行动对抗色雷斯的哥特人，但是提奥多里克·阿马尔很快就相信（毫无疑问有一些合理性），芝诺实际上是企图策划两个敌对团体的两败俱伤，于是，他反过来进行了造反，这迫使芝诺与斯特拉波于478年重新达成协议。[111]

因此，这一复杂的发展过程在479年再次出现偏转，这时斯特拉波支持的另一个篡位者，就是那位当时尚未成功的马尔西安，这使他再一次与芝诺分手。但是，斯特拉波接下来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努力（480年）失败了，而且在他退向希腊期间，很偶然地在第二年去世了。这使芝诺的处境变得简单了，但是面对来自伊路斯和列昂提乌斯持续增长的挑战，芝诺现在要与提奥多里克·阿马尔建立一种新的友好关系，结果后者为他的人民获得了土地，并为他自己获得了将军及显赫的执政官职位。通过策划清除斯特拉波的儿子及其继承者雷希塔克（Recitach），提奥多里克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因此也为他自己合并色雷斯的哥特人打开了方便之门。虽然，提奥多里克在芝诺攻打伊路斯的战斗中为他提供了帮助，但是芝诺仍然对提奥多里克的意图和忠诚心存疑虑，但由于芝诺自身的地位不稳这个问题的解决被大大地延迟了，现在恰好得到一个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即采用屡试不爽的让蛮族互相火并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他劝说提奥多里克率领人马前往意大利（489年），进攻斯奇利亚人（Scirian）将军奥多亚克，奥多亚克自从476年废黜了最后一个西部皇帝之后，他一直统治着半岛。[112]

在宗教政策领域，芝诺的统治主要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试图解决由于卡尔西登（Chalcedon）会议而引起的争议。篡位者巴西里斯库斯曾颁布过一条谴责卡尔西登决议的敕令，并试图以此在埃及、巴勒斯坦地区赢得政治支持，但实际结果却是在首都引起了一些动乱，因为君士坦丁堡和巴尔干地区的大多数人都忠实地支持卡尔西登决议。这些动乱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削弱了巴西里斯库斯政权的生存能力，并迫使他撤回了敕令，但损害已经铸就。[113]芝诺对巴西里斯库斯失败的教训表现得非常重视，482年，他颁布了著名的“欺诈法案”（juggling-act），即“合一法”（Henotikon）或称“统一准则”（formula of union），他希望通过这条法律使每个人都满意。这条法律对聂斯脱利和尤提奇同时进行了谴责，接纳了西里尔众多信条[所谓的“十二条诅咒”（Twelve Anathemas）]中最重要的一条，即在提到基督时不再涉及他的“本质”（natures）或其他术语，这些术语在过去曾是绊脚石，并谴责在卡尔西登或其他任何宗教会议上发表不同观点的任何人。

芝诺关注在东部建立教会和谐并不难理解：他掌握的权力从一开始就非常脆弱，而且这方面取得突破可以为巩固他的政权赢得许多必要的支持。实际上，“合一法”并没有受到所有团体的热情欢迎，但是它取得了暂时的成功，这一点对芝诺很重要。虽然极端的基督一性论分子不满足于没有从法律上谴责卡尔西登，但是其他人，包括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的主教们，像君士坦丁堡的主教阿卡西乌斯（Acacius，471—489年）一样，打算认可它，阿卡西乌斯（考虑到他的主教地位）对卡尔西登并不热心，这一点非常奇怪。在西部，教皇被这条对卡尔西登模棱两可的法律，以及芝诺和阿卡西乌斯与基督一性论主教们和解的做法激怒了，威胁要开除他们的教籍（484年）。但是，芝诺清晰地认识到，在东部内部实现更高程度的和谐利大于弊，而与西部维持糟糕的关系只能是弊大于利。所以，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所谓的阿卡西乌斯分裂（Acacian schism）开始了，它将一直持续到阿纳斯塔西乌斯（Anastasius）死去为止。[114]

芝诺最终关闭了位于埃德萨（Edessa）的学园（489年），它是以聂斯脱利派为幌子的、安条克神学的一个重要中心，这实际是获得基督一性论派和卡尔西登主义者支持的又一次尝试。实际上，关闭学园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因为多数传道者此前就已经认识到东部帝国的舆论日益对他们不利，因此他们已经跨过边界在波斯的尼西比斯（Nisibis）重新安置下来，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采取各种方式招收了许多学生，而且在那里聂斯脱利派将会有一个持久的未来。[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