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问题的症结与原因

第1章 经济大失望

自21世纪初，发达经济体一直在努力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停滞、不平等、脆弱、不良竞争，以及我们称为“不真实”的普遍感觉。在本章，我们将描述这些问题以及用于解释这些问题的标准化叙事。这些叙事的特点是怀旧、宿命论或两者兼而有之。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应该将这些问题视为发达经济体艰难转型的结果，即从依赖有形资产向依赖无形资产转型的结果。

如今，不通过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后果的棱镜，很难去审视现代经济。其中有太多的错误、太多的变化，以致疫情之前的全球问题像一张已逝世界的做旧照片。

但回想2019年，你会记得，人们那时就意识到发达经济体出了问题。担忧无处不在，而且涉及面很广。从达沃斯论坛的主题到民粹主义政治家的集会，它们构成了探讨现代生活的背景。忧虑体现在我们所探讨的国家经济大环境中（为什么经济增长如此低迷？为什么我们不再富有生产力？），也体现在对个人生活的思考中（为什么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为什么我的工作毫无意义？）。主流经济学家就经济长期停滞和市场集中化展开辩论，社会上则存在着一种质疑，质疑资本主义是否正在摧毁地球、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制造不可逾越的鸿沟。担忧的情绪将辩论与批评之声融合在一起。谈到经济，人们充满失望，仿佛我们生活在铅华岁月。

我们要应对从全球健康危机中复苏的挑战，此时关注上述问题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当产出下降25%时，谁还会在意长期停滞？当眼前的挑战是保护公众健康、增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时，谁还会在意经济结构？但我们必须持续关注，因为这些长期忧患并没有消失，它们有一个基于经济长期变化的共同原因。理解和应对它们的能力决定了重建经济的能力。新冠肺炎危机就像黑夜中的闪电风暴，照亮了我们面临的长期问题，让隐患清晰可见。同时，它还提供了一次纠错机会。此外，疫情凸显了正确把握经济长期特征的必要性。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创新基于战前的基础研究（如雷达），新冠肺炎疫苗的发明也基于历史发现，如卡塔林·卡里科对合成信使RNA的研究。当然，新冠肺炎引发的债务需要更快的经济增长来偿还。

经济大失望的五种症状

有时，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出乎意料地难以识别和描述。我们要问的问题与医生治疗多症状患者时提出的问题相同：哪些症状彼此关联？哪些是应该忽略的无关症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详细罗列21世纪经济的长期隐患。

正如导言中指出的，人们对21世纪经济的五个负面特征表示担忧：停滞、不平等、不良竞争、脆弱和不真实。我们将依次解释每个问题。

停滞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2020年的产出急剧下降，这是人们记忆中对经济增长最大的冲击。但在此之前，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好。

图1.1显示了从21世纪初到金融危机前，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趋势下，人均产出应达到的水平：发达经济体本应比实际情况富裕20%至30%。

如果我们将时间线拉得更长，失望就更大了。20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发达国家实际GDP年增长率超过2%。世纪之交，经济增长急剧下降了50%。2000年至2016年，美国人均实际GDP年增长率约为1.0%（可参见表1.1）。如果我们将关注点放在全球金融危机及之后的时期，数据更糟糕——2006年至2016年的年增长率为0.6%。欧洲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低增长。2019年底，英国皇家统计学会将其10年的统计数据定义为生产率低增长。

在新冠肺炎出现之前，我们对低增长就习以为常了，专家们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但是，二三十年前的观察者对此状况会感到震惊。要想了解目前的增长水平有多么令人失望，一个生动的方法是看看21世纪初及更早期的长期经济预测。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最后一份报告曾预测，到2015年前后，美国经济将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大多数国家的央行似乎也做出了同样的预测。

再早10年，专家们似乎更乐观。199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开展了一项详细调查，为美国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经济增长提出了几种设想。调查提供了两种常态预测：美国经济将以每年3.1%到3.4%的速度增长；即使在最悲观的情况下（有先见之明地称其为“全球危机”），年增长率也可以达到2.3%。1997年，情景规划之父彼得·施瓦茨在《连线》杂志上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提出了更乐观的看法。他当时预测到2020年，美国经济将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保罗·克鲁格曼也持过度乐观态度，20世纪90年代，他在其多次重印的著作《预期消退的年代》中提出了一个基本情况预测，即未来几十年，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将略高于2%。就连凯恩斯也会感到失望。1930年，在《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这篇文章中，他预测GDP在1930年至2030年间将增长8倍。基于这一增长数据，即使排除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英国和美国的经济也应分别实现5倍和6.4倍的增长。

但经济增长的问题不仅在于已经放缓，其放缓的方式还超出了许多标准经济学解释的范畴。21世纪初至新冠肺炎危机，低增长与低利率共存，还伴随着高企业估值。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长期停滞。我们可以在图1.2中看到这些高估值：托宾Q比率（衡量投资者对未来企业盈利乐观程度的指标，也称作“托宾Q系数”）并没有达到互联网繁荣时期令人目眩的高度，但远高于20世纪80年代的低点。

这一现象令人惊讶。通常情况下，企业的高利润是企业从投资中获得良好回报的标志。如果资金成本低，我们预计企业会筹集资金，抓住机会加大投资，这将导致经济增长，直至复苏。但十多年来，利率一直很低，增长却依然缓慢。更重要的是，缓慢的增长就发生在人们普遍相信的技术发展期。如果情况属实（第4章会更详细地探讨），那么经济增长放缓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状况。

不平等

引发担忧的不仅仅是经济蛋糕的大小，还有它的切分方式。自世纪之交，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人们越来越关注富人与普通民众的差距。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的畅销书《公平之怒》认为，不平等会导致穷人乃至整个社会走向犯罪、疾病和不幸之路。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使“99%”这一模因流行起来，凸显了富人精英与普通民众的对立。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将数十年来关于财富不平等的实证研究带入了公共辩论。

我们观察到富裕国家在人民财富和收入方面的物质不平等。与40年前相比，社会上最富裕的人在财产和收入方面都比最穷的人有更大的增长。大部分增长似乎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此之后，一些不平等指标继续上升，而另一些则趋于平稳。

图1.3给出了这些数字的含义。它表明从1980年到2016年，世界（从最穷到最富）人均收入的增长情况。在图的左侧，我们看到新兴国家的崛起提高了世界最底层群体的收入，但增幅远低于最富有的1%群体，后者的收入增长占总增长的27%（而占总人口一半的底层群体，其收入增长仅占总增长的12%）。

除了对经济增长预测的失败，20世纪的未来观察家也没有预测到不平等的加剧。回顾25年前关于未来的宏大叙事，我们发现，人们最关注的是赤贫和社会排斥，而非超级富豪或自由派精英。哈米什·麦克雷在其畅销书《2020年的世界》中，将2020年威胁美国的因素归结为社会动荡，包括犯罪、吸毒和家庭破裂，“主要影响较贫穷的社会经济群体”，只字未提主导当今叙事的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差距。

现代社会的不平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21世纪头10年，思想开明、受过教育的城市精英和所谓的落后居民之间的地位不平等加剧了物质不平等，这些落后居民居住在人气衰败的地方，比如英国的后工业城镇、美国的“铁锈地带”。当代的不平等与金钱无关。其差异包括开放程度、受教育程度、扎根程度和受尊重程度，具有很强的地理因素，有时与经济不平等无关。很多低薪酬、高负债的大学毕业生可能被描述为自由派精英，而落后群体则包括拥有住房和养老金、生活舒适的退休人员。

经济学家恩里科·莫雷蒂将这种地理维度的分裂称为“大分裂”。大分裂为美国繁荣城市和落后城市之间的差异提供了证据，这些差异涉及面很广，从毕业率、毕业生工资到离婚率和死亡率。英国政治学家威尔·詹宁斯和格里·斯托克观察到，2010年后出现了所谓的“两个英国”的分裂——一个是世界性的、开放的英国，另一个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英国。近几年来，类似的分裂在美国也是一大政治事实。其结果是，选民将唐纳德·特朗普送入白宫、英国脱欧、民粹主义政治家的事业遍布世界各地。

这种不平等很可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将其与“绝望之死”的泛滥联系起来。绝望之死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死亡浪潮，涉及美国中年白人的自杀、阿片类药物的滥用和酗酒，这种趋势仍在持续增长。尽管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趋于稳定，但“绝望之死”之类的流行病和其他身份焦虑的症状仍在加剧。

不良竞争

21世纪经济萎靡不振的因素之一与促使市场运作的竞争有关。长期以来，经济学家用来衡量市场健康状况的一系列重要指标的表现都很怪异。

首先，领先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差距继续加大，这一趋势似乎不可阻挡。如图1.4所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不同行业、不同国家中，利润和效率最高的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差距急剧增大。信息通信技术（ICT）服务公司之间差距的增大可能不足为奇，但这种差距在其他行业也普遍存在。

与此同时，自2000年以来，低产企业萎缩、高产企业增长的趋势（经济学家称其为企业活力）表现出瑞安·德克尔及其同事所说的“普遍衰退”。研究还表明，随着高增长创业活动的显著减少，新创企业也越来越少。

此外，近年来，经济学家还记录了企业加价（即价格与边际成本的差价）的上升（见图1.5）。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在其著作《大逆转》（The Great Reversal）中很好地总结了这一点。数据显示，个体劳动者出现活力下降的迹象。与关于千禧一代跳槽的流行说法相反，年轻人更换雇主的频率明显低于前几代人。他们因工作在城市间迁移的可能性也很小。经济学家泰勒·考恩将这些趋势描述为新兴的“自满阶层”症状，即“更加努力地工作，以推迟变革”。

但该说法与现实存在矛盾。如果你向普通员工或管理者展示市场竞争日趋缓和以及员工更为自满的证据，他们的反应是从惊讶到怀疑。新冠肺炎疫情让商业世界陷入混乱，但在此之前，商业竞争和活力就已经减弱。然而，大多数企业并没有自满倾向。借用1981年美国商务部长马尔科姆·波多里奇对美国企业直白的描述，企业并未表现出特别的“油腻、愚蠢和快乐”。

员工不满意自己的工作或工作条件。亚马逊仓库等低薪工作的强度和严苛的绩效管理经常成为调查记者的故事来源。有附加条件的福利制度鼓励失业者重返劳动力大军，这意味着，即使是失业后的处境也比几十年前更艰难了。

目前尚不清楚，高薪和高技能员工的工作是否比以前轻松。丹尼尔·马科维茨在其著作《精英体制的陷阱》中描述了“高层职位中的疯狂竞争”，这一现象与20世纪50年代企业界的淡泊氛围形成了对比——1956年，威廉·怀特在《组织人》中指出，首席执行官不必“不择手段或被迫追求成功”。如今，高管的竞争起点不在办公室门口，而在幼儿园。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吃蛋糕比赛中获胜，胸怀大志的精英们用无休止的挑战磨炼自己，而胜利的奖品是更多的蛋糕。同样，经济学家彼得·库恩也证明，尽管美国男性的平均工作时间缩短了，但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工作时间却在增加。

脆弱

新冠肺炎疫情以极端的形式表明，即使是最富有的经济体也无法摆脱自然力量的影响。事实上，疫情造成的破坏与经济的复杂性和成熟度有关。庞大而密集的城市，复杂的国际供应链，以及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互联性，为病毒在国家之间的传播提供了条件。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相互关联的脆弱性是全球经济专业化的自然结果。另一面是，政府几乎无力抵御我们面临的某些冲击。

总体而言，欧洲经济依靠国家来缓解经济冲击，更直接地说，依靠国家为其公民提供社会保险。一部分保险和财政来自国家福利，但重要的是，一部分保险来自货币政策。以前，在遭受负面冲击时，央行可以通过降息来稳定经济，从而重启经济活动，恢复经济增长。但近40年来，利率一直在下降，如图1.6所示。在利率近乎零的情况下，央行提供缓冲的能力似乎很有限。

经济学家贾森·弗曼和劳伦斯·萨默斯强调了政策空间的局限。正如本书导言提到的，他们的统计表明，从美国的9次经济衰退至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联储平均降息6.3个百分点。我们为英国做了类似的统计。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4次衰退中，银行利率平均下调了5.5个百分点。例如，从1980年7月的17%降至1981年3月的12%。在宽松货币政策期间，11个月内每月平均降息0.5个百分点。截至本书写作之时，英国银行利率为0.1%，这意味着目前英国的利率（在降到0之前）还有一周的下调空间。

此外，现代经济容易遭受强大的自然力量的影响，新冠肺炎并非唯一的例子。工业社会的核心是丰富的能源。文明之光的持续燃烧需要每年超过10万太瓦时的能量，万幸的是，我们的时代虽然只占漫长人类史的瞬间，却能产生如此大的能量。然而，所有美好的童话都有一个诅咒，我们的诅咒是：约80%的能量带来了无形的、貌似无害的污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污染会对地球造成灾难性的破坏。

令人沮丧的不仅是气候变化，还有我们无力应对的无奈。低碳能源技术已经存在，近年来其价格降幅很大。许多有识之士都在致力于解决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如何减碳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大多数政府都制定了减少碳排放、缓解气候变化的长期政策。简言之，虽然减碳问题颇为棘手，但与经济增长的问题相比，它似乎并不神秘。然而，尽管人们对此已有普遍意识，并投入了大量的政治精力，但向低碳经济的转型仍然进展缓慢。

人们普遍认为，无论是新冠肺炎疫情这种突发的、意料之外的冲击，还是气候变化这种日积月累的改变，今天的富裕经济体都极易遭受类似事件的冲击，且无法采取措施做到未雨绸缪。

不真实

21世纪经济最后一个令人失望的特点，我们称为虚假。虽然经济学家不常提出这种批评，但“虚假”一词在圈外人和其他学术领域的评论者中被大量使用。他们认为，现代经济缺乏过去曾拥有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在对现代化的保守批判中，反复出现的话题是：现代经济虚假，令人不满。投资人彼得·蒂尔哀叹道：“我们想要飞行汽车，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评论者明确表示，许多现代经济活动虚假、不真实，甚至带有欺诈性。

这种不满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变得尤为严重。许多西方国家的呼吸机和个人防护设备紧缺，还缺少快速制造这些设备的资金。人们不禁要问：富裕经济体是如何失去制造重要物品的能力的？

前面提到的网络体验加剧了虚假和不真实感。尽管互联网是免费信息的宝库，但它也充斥着骗子、误导者和贩卖者。201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YouTube视频最受欢迎的六大儿童频道之一是“瑞安的世界”，观众超过1 900万。7岁的视频博主瑞安·卡吉在节目中评论儿童玩具和游戏。据报道，他在2018年赚了2 200万美元。

总之，21世纪初发达国家的经济存在五个问题。第一，尽管资金成本很低，企业大部分时间经营良好，各种技术层出不穷，但20年来经济增长一直很缓慢。第二，贫富之间的物质差距加大，伴随着社会和文化分裂的加剧。第三，竞争乏力，职场充满了矛盾——企业失去活力、生产率下降，个体之间的竞争却日益激烈，令人心力交瘁。第四，经济脆弱，易受冲击。货币政策支持经济的能力似乎也在减弱。我们的消耗依赖化石燃料，这是不可持续的。尽管有明确的补救措施，但要做出彻底的转变非常困难。第五，人们普遍认为，许多经济活动不真实、不可靠。

黄金时代与大分裂：关于经济大失望的两个故事

针对这些令人不安的经济事件，评论家和学者做出了各种解释。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希勒在其新书中有力地证明了叙事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埃德·利默、尤瓦尔·赫拉利、约翰·凯和默文·金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希勒认为，人们喜欢以叙事的方式理解和描述经济的运作。叙事通常被当成一种原型；我们自然而然地被那些反复讲述的故事吸引，我们会去识别它们，就像仰望月亮，在其阴影和陨石坑中识别人脸一样。对希勒来说，这些故事具有经济影响力。它们不仅帮助人们描述世界，还驱动着人类的行为。

的确，在谈论发达国家当前的经济状况时，经济专家会加入许多熟悉的叙事元素，尤其是两个原型故事——我们称为“失落的黄金时代”和“大分裂”。

失落的黄金时代

第一种流行的解释认为，与过去相比，我们生活的时代是有缺陷的。从数据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得出这一结论：自金融危机以来（或许更早），生产率增速显著下降。这一解释也借鉴了黄金时代这个更古老的人类故事——黄金时代是安逸、繁荣的时代，但厄运或不当行为将人类带入辛劳、匮乏的现代。众神曾眷顾我们，现在他们收回了眷顾，人类发现自己很难重返辉煌。

某些经济学解释将当前生产率下降的原因归为外部事件。泰勒·考恩的《大停滞？》和罗伯特·戈登的《美国增长的起落》关于增长放缓的叙述就契合这一悠久传统。他们认为，某些阻力导致增长放缓，其中既有技术进步的因素，也有教育发展等人为因素；戈登的态度尤为悲观，他认为未来生产率的降速会更快。戈登在图1.7中展示了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显示了前沿经济体（英国和美国）自1300年以来的增长情况。用他的话说，20世纪是经济的黄金时代。时代变了，我们必须接受现实。

在《充分增长》（Fully Grown）一书中，经济增长专家迪特里奇·沃尔拉特指出，经济增长已进入永久的下行期，并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沃尔拉特认为，与工人劳动相结合的有形资产和人力资本的增加，是增长的直接因素。例如，农民如果使用更多的拖拉机（有形资产），与受过更好教育和培训的工人（人力资本）合作，就可以提高产出。他以美国为例，指出中等教育在20世纪后半叶大幅扩张。1940年，25岁以上的人口有60%完成了小学教育，但未接受继续教育，完成大学教育的人不到10%。到2010年，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只占5%，而完成大学教育的人占33%。在70年的时间里，美国工人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了。人力资本的增加为美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从1950年到2000年，人均GDP每年增长2.3%，而将人力资本的增长乘以其经济回报（因工人受教育而提高的生产率）每年又贡献了0.6%。

然而，这种影响在2000年就已结束。在全民受教育年龄达到16岁或18岁之后，通过让更多人接受教育来刺激增量增长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具体来说，2000年至2016年，增加的人力资本对增长的贡献是−0.10%。沃尔拉特表明，2000年后生产率增长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力资本对增长的贡献减少。他建议我们对目前的低增长率持达观的态度，认为在很多情况下，这是在富裕社会中人们行为选择的结果——从少生孩子到少工作。与戈登的观点一样，他认为耗费政治精力试图达到过去的增长率是愚蠢之举。

“失落的黄金时代”的另一个版本，也认同当今时代增长放缓，但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增长会恢复到过去的水平——甚至可能比以前的速度更快。当今时代可能并非战后的黄金时代，却可以期待新技术带来新经济的曙光。在《第二次机器革命》一书中，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认为，我们的时代增长率较低，原因是新技术与现实正处于磨合期。经济看起来萧条，但请少安毋躁，新技术带来的快速增长的计算能力及其在人类涉足的所有领域的应用，会让我们迎来大丰收。根据这一重组假说，一段时间的缓慢增长说明企业和工人正在为利用新技术做准备。

但该说法存在几个问题：为什么生产率增长会在等待期下降？为什么生产率增长不能在新浪潮再次推动它之前保持不变？答案在于测量方法。想想无人驾驶汽车。我们在无人驾驶汽车的软件、硬件开发与测试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截至本书撰写时，无人驾驶汽车仍未得到普及。现在思考一下生产率的测量，它被定义为每单位投入带来的产出。无人驾驶汽车的开发投入大幅增加，但我们尚未从产出中获益。根据误测假设，这种现象相当普遍。也许在很多行业中，比如医疗保健和教育行业，大量的投入重新调整了用途，却没有获得相应的产出。这种不匹配或许可以解释在技术机会众多的今天，生产率如此低下的原因。

大分裂

在现代经济讨论中，第二个古老叙事与大分裂有关。大分裂是指人脉广泛、成功的精英阶层与落后民众之间的差异。精英阶层的不当行为和道德败坏是造成当前这种社会状态的原因。

像“失落的黄金时代”一样，大分裂的故事也得到了数据支持。我们已经看到，多年来，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一直居高不下，发达国家的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繁荣差距之大前所未有。但这种说法不仅反映了当前数据，更确切地说，也反映出在漫长曲折的生活叙事中存在一种观点，即精英阶层的成功源自甚至依赖善良穷人的经济贫困。

在对经济大失望的解释中，这两种原型叙事已融合在一起。一个贪婪的、联系紧密的少数群体改变了游戏规则，他们以牺牲社会整体利益为代价获取自身利益，破坏了稳定的经济增长所依赖的机制。这种解释被激进的右翼政党广泛接受，有时与阴谋论和种族主义相关联。但它不仅仅是民粹主义的话题，也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左翼人士的言论中，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哈维的《新自由主义简史》到威尔·赫顿的《我们当下的状态》（The State We’re In）。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私的精英们通过放松管制、私有化和减税议题将资本主义带入了死胡同。《务实经济学》的作者斯蒂芬·科恩和布拉德福特·德隆认为，这些做法阻碍了富裕国家生产率的增长，也让富人变得更富有。

另一流行的“大分裂”故事关注大企业为规避竞争发起的游说。托马斯·菲利蓬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大逆转》中指出，美国大企业通过政治影响力和游说来破坏反垄断法，使自己免受竞争的影响，并以牺牲客户、员工和整个社会的利益为代价获取垄断利润。许多批评者认为，该因素既可以解释生产率的下降，也可以解释大型企业的增长。这些大企业几乎不存在强大的竞争对手（比如搜索引擎中的谷歌，在线零售领域的亚马逊）：没有强劲的竞争对手，为什么要创新？其他批评者则将矛头指向由专利、版权和知识产权赋予的合法垄断。当专利投机者获取旧专利的唯一目的是起诉合法企业时，当传媒公司将利润丰厚的特许经营权延伸到技术层面时，人们很容易相信，强势方的不当行为正在阻碍经济的发展。

富有吸引力的叙事影响巨大，但也暗藏着危险，因为它们可能会过度简化或歪曲真相，还会给出糟糕的建议。此外，有时历史学家会以过度概括的方式描述某些概念（如“封建主义”和“革命”），使其偏离了真实意义。过度概括最终导致错误的结论，或许现在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失落的黄金时代”和“大分裂”的叙事吸引力如此强烈，以致它们忽略了现实中的重要方面。接下来我们将对此进行探讨。

对传统解释的质疑

增长缓慢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因此，上述解释不太可能说明全部情况。

科技增长停止了吗？

正如罗伯特·戈登所证明的，生产率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下降了（参见图1.7）。尽管如此，经济学家丹·西奇尔提醒我们，经济学家和技术专家都不擅长预测未来。部分困难在于对技术用途的了解。乔尔·莫克尔提出了一个观点，即信息通信技术通过个性化医疗、基因治疗对健康事业的影响尚未发挥出来，其他技术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原因是，尽管这些领域前景广阔，但新技术却难以应用。技术仍可以带给我们惊喜：2020年初，很多人都在猜测新冠肺炎疫苗是否要等到数年后才会出现。事实上，我们不仅在数月内研制出几种安全、有效的疫苗，还在普及疫苗方面取得了进展，一种非常有效的疟疾疫苗也问世了。

教育增长停止了吗？

生产率增长放缓的第二个解释是教育的贡献。沃尔拉特预测的细节值得讨论。正如他所说，我们可以通过人均投入的增长来说明人均产出的增长。表1.1总结了相关数据。美国1950年至2000年的数据显示，在此期间，美国人均GDP每年增长2.3%。人均有形资产增长每年贡献0.6%，人均人力资本增长每年贡献0.5%。其他所有因素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有形资产和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TFP每年贡献1.1%。如每一行所示，每个因素都做出了相近的贡献。最后一列显示，在此期间，人均人力资本的增长为0.8%，这一可观的数字反映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扩张。

最后一行列出美国2000—2016年的数据，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情景。人均GDP增速从2.3%骤降至1%。人均有形资产的贡献基本保持不变，人均人力资本贡献大幅下降，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下降。正如沃尔拉特指出的，最后一列显示，人均人力资本增长的降幅很大，从1950—2000年的0.8%降至2000—2016年的-0.2%。沃尔拉特称，美国生产率下降的主因仅仅是耗尽了教育红利，该说法就源自这些数据。

沃尔拉特在书中列出了美国的数据。我们搜集了英国和欧元区的数据，见表1.1。正如最后一列所示，欧元区和英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欧元区的人均人力资本增长并没有放缓。相反，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速，从1950—2000年的0上升到2000—2016年的0.4%。同一时期，英国的人均人力资本增长确实有所下降，从每年0.3%降至每年0.1%，但降幅远不及美国的降幅。尽管美国教育放缓的现象很重要，但想要了解欧洲的情况，还需要考察其他地区，因为欧元区的人均人力资本提高了。

评价重组假说

重组假说认为，在探索如何利用全新技术时，我们可能会经历必要的低增长期。重组假说得到一些证据的支持。戴维·拜恩、卡罗尔·科拉多和丹·西切尔指出，提供云计算服务的公司一直大规模投资硬件，但官方数据可能漏掉了这些投资，因为许多购买都是在内部进行的，而官方投资调查大多要求受访者报告外部购买情况。这种被忽略的云计算投资足以在2007年至2015年为GDP增长贡献0.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前后都存在测量问题。拜恩和西切尔认为，调整IT（互联网技术）价格会提高IT密集型行业的生产率，却会降低IT粗放型行业的生产率。

此外，重组假说需要大量未测定的无形资产投资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数量级下降的现象。卡罗尔·科拉多、乔纳森·哈斯克尔和塞西莉亚·约纳-莱森奥最近的研究表明，未测定的无形资产投资必须比已测定的无形资产投资多出几个数量级，这似乎不太可能。

评价加价假说

许多经济学家强烈反对加价持续提升的说法。图1.8摘自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詹姆斯·特雷纳的研究成果，显示了关于加价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定义企业用作加价基础的可变成本。上升线表示高于销售成本（COGS）的预计加价，而扁平线表示COGS加上销售和行政管理（SGA）成本的加价。如果SGA成本反映了企业的无形支出，那么加价就是对已发生成本的测量不足导致的，并没有揭示真实的经济趋势。查德·赛弗森也指出，如果加价普遍提升，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会普遍上升。然而，在过去的10年里，通货膨胀率低得令人难以置信。

另一种解释：无形资产

我们有不同的解释。我们认为，世界正步履蹒跚地走在经济转型的途中。新兴经济只是表面上基于技术、互联网、大数据或当月《连线》杂志封面上的内容。事实上，它取决于资本性质的长期变化及其带来的经济影响。具体而言，我们认为当前问题的原因是：

• 资本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企业越来越多地投资无形资产（多数是不可测量的）；

• 无形资产的增长在过去几十年里有所放缓；

• 我们尚未解决无形资产带来的挑战，也未克服新出现的投资障碍。

我们记录了近几年经济向无形资产投资的转变，以及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接下来继续探讨这一话题。

向无形资产投资的转变：重申论点

我们在《无形经济的崛起》一书中指出，过去40年来，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你如果熟悉其论点和数据，可能想跳过这一节；如果不熟悉，我们做一个简要的总结。

社会繁荣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是资本存量：为实现长期利益，个人、企业和政府长期投资的所有事物。如果说工人是经济的肌腱，资本就是关节、韧带和支点——它们是肌肉运动的机制，决定其运动效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了世界资本存量的稳步变化。以前，公司的主要投资对象是有形资产：机器、建筑物、车辆和计算机。如今，随着社会的不断富足，大多数商业投资都流向了非实体领域：研发、品牌、组织发展和软件。

以苹果公司为例。2018年其市值约为1万亿美元，其中有形资产（主要是建筑物、现金和其他存款）仅占公司市值的9%。大部分价值在于无形资产。无形资产是获取成本高、持续时间长、对公司有价值的非实体资产。苹果公司的无形资产包括从研发中获得的知识、产品设计、广受信任的品牌、与供应商（包括实体供应链和支持苹果生态系统的开发人员）宝贵的长期关系、员工的公司内部知识和关系、操作系统中的软件，以及庞大的数据资源。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无形资产投资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一项长期研究计划涉及从现有数据和新调查中推测无形资产投资，并对其进行准确评估。该研究表明，至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形资产投资一直在增长。而且，从更具试验性的美国数据中可以看出，无形资产的积累始于投资增长前的几十年。到2007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如图1.9所示，英美等国家每年的无形资产投资都超过了有形资产投资。

图1.10显示了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短期趋势。无形资产的稳步增长不仅仅是富裕国家才有的现象。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伴随着无形资产投资的大幅增长。

无形资产投资的放缓

随着探讨的深入，我们发现无形经济的一个转折点。它很重要，但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被认识到。尽管图1.10和图1.11中的时间序列显示了无形资产投资增长的总体趋势，但并未揭示另一重要趋势。几十年来，无形资产投资的GDP占比一直在稳步上升，但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尾声，增长开始放缓。全球金融危机在许多方面削弱了商业投资，我们最初并不确定，无形资产投资增长放缓是不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短期影响。可靠的投资数据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出现，所以我们在2016年写作《无形经济的崛起》时，很难确定经济衰退是数据中的小错误、暂时现象，还是更严重的问题。

随着更多新数据的出现，我们确定无形资产投资的放缓并非暂时现象。图1.11显示了2017年的数据与2007年之前的趋势对比。欧洲大陆和美国的经济衰退显而易见，而英国经济则多了一些噪声。当我们将投资转化为资产服务时，衰退的速度也很明显。图1.12显示了包含软件和不包含软件的“无形”资产服务增长的衰退。2000年以后，不包含软件的无形资产服务增长放缓的程度更明显。我们将看到，无形资产投资放缓是其自身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尤为重要的是，它对经济增长和生产率产生了直接影响。

以葡萄汁发酵成葡萄酒来类比。在酵母将葡萄汁中的糖转化为乙醇的过程中，液体的酒精含量越来越高。但是，正如导言中指出的，当酒精比例超过15%时，酵母的活性下降，发酵过程减慢并停止。这一阶段有两个重要特征：此时的液体与之前的葡萄汁不同，它现在是含酒精的；它不再发酵，因此不再产生热量、二氧化碳或其他副产品。同样，目前无形资产投资的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但增幅却远低于历史水平。

无形资产丰富型经济的性质及影响：概述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无形资产的转型过程很重要。投资不是随时间的推移自然变化的吗？我们过去投资运河，之后投资铁路、公路，现在投资互联网。在《无形经济的崛起》中，我们认为无形资产的转型过程很重要，因为无形资产的表现与以往构成大多数商业投资的实体资产不同。

具体而言，我们明确了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的四大差异：（1）无形资产通常具有很强的扩展性（像算法这类资产可用于广泛的商业领域）；（2）无形资产具有溢出效应（投资于研发的企业无法确定自己是唯一受益者）；（3）无形资产是沉没成本（如果企业破产，通常对债权人没有多大价值）；（4）无形资产具有协同效应（当与其他无形资产结合时，通常会产生更大的价值）。这些特征会对无形资产丰富型经济和无形资产密集型经济的表现产生影响。

拥有扩展性无形资产的企业可以迅速发展壮大，今天的科技巨头就是如此。溢出效应意味着，投资于无形资产的企业可能会发现，它们的竞争对手最终会从中获益，已倒闭的智能手机制造商黑莓和诺基亚对此感同身受。溢出效应还促使政府加大投资的资助力度，尤其在科研、培训和教育领域。

无形资产通常是沉没成本，这给企业融资带来了挑战。债务融资最终以企业资产为抵押，因此小企业面临的挑战更大。银行不愿给破产后资产价值很低的企业贷款，而债务融资和银行贷款是大多数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来源，于是问题就出现了。

关于无形资产之间协同效应的价值，从J.K.罗琳比P.G.沃德豪斯或J.R.R.托尔金更富有这一事实中可见一斑。部分原因是，她以《哈利·波特》小说的形式创造的宝贵无形资产可以与其他无形资产（如特效和营销）有效结合，产生广受欢迎的电影特许经营权。协同效应也不可小觑，它让无形资产的正确结合变得更重要，从而增加与经纪人创意、品牌或技能相关的工作岗位，这些工作在充满活力的城市里很常见。协同效应促进了城市的繁荣。

无形资产的特征有两个重要影响。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直接带来挑战和问题，包括不平等的加剧和竞争的减弱。这些问题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无形资产危机的第一部分。另一方面，它们改变了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所需的制度类型。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需要的制度和现有制度之间存在差异。制度失灵是无形资产危机的第二部分。

何为无形资产丰富型经济？知识、关系和后工业经济

十多年前，我们第一次写有关无形经济的书。自那时起，我们向很多人谈论它，包括商人、记者、投资者、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我们注意到，人们有时误解了无形资产投资的含义。特别是，我们发现人们将无形资产投资与其他现代经济现象联系起来，比如知识经济或后工业经济。人们还经常将其与科技行业联系起来，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与某种反乌托邦的现代事物联系起来。这些关联具有误导性，因此，我们有必要更详细地了解其关键术语、趋势和现象。

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一词由弗里茨·马克卢普首创。在1962年的一本书中，他首次提出对无形资产投资进行测量。随后，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推广了“知识经济”的概念。2013年经合组织的一份无形资产报告将其描述为“基于知识的资本”。的确，将有些无形资产描述为知识是合理的——例如，新药研发的科研成果、新生产技术或工人的新技能培训成果。有些无形资产（如软件程序或数据库）由信息构成，严格地说，它们并非知识的同义词，但与知识非常相似。

然而，无形资产不仅是知识或信息。例如，某品牌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名称和标识信息。相反，品牌既有关联性又有表达性。品牌的关联性指，它是某种承诺和对过去的提示，心照不宣地昭示着构成品牌声誉的无数历史交易，以及为客户提供的某种体验或质量。苹果产品的两个特点是设计流畅和使用便捷，其品牌标识不仅仅是信息。更确切地说，它的价值来自数百万客户的体验，以及苹果在设计新产品时的内在动机。品牌价值具有表达性，它传达了关于产品的情感信息，这是客户重视的内容。当我们听到“放手去做（Just Do It）”、“这就是可乐（Coke Is It）”或“因为你值得拥有（Because You’re Worth It）”时，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字面意义上的知识，而是一种更主观的情感。

同样主观的是企业内部或供应链中积累的组织资本价值。比如，久负盛名的英国零售商玛莎百货，它与各种供应链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些关系被认为是其盈利的重要因素。毋庸置疑，供应链的各方面可以被描述为知识。例如，玛莎百货从特定的农场按照特定价格购买一定数量的草莓，并按某种标准进行分级。但这种无形资产的价值不在于知识，而在于关系——各方对彼此的期望，以及这些期望系统地影响行为的方式。公司内部也是如此。你可以写下某企业的运营或管理实践规则，如敏捷软件开发方法或六西格玛（又称“六标准差”），但它们的实施不仅仅是知识，还涉及在一组关系中的实例化。

无形经济经常被描述为“知识经济”，其原因也许是作为理性人的经济学家发现，无形资产在知识方面最为突出。但将无形资产等同于知识经济是一种误导性简化，淡化了关联性和表达性资本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性。

后工业经济

人们有时会将无形经济描述为后工业经济。后工业经济是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创造的短语，由丹尼尔·贝尔在20世纪70年代推广开来。有时，人们会从这一描述中推断，无形资产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服务业上，无形资产丰富型经济体是服务业多、制造业少的经济体。

这同样是对无形资产的误解。我们考察富裕国家的制造业企业，发现它们通常是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的重要投资者。它们投资研发和设计，以生产尖端产品；投资组织发展和培训，以提高工厂的生产率；投资软件和数据，这些数据和软件不仅与其生产有关，还是其销售的实物产品的附属品。

富裕国家通常拥有特别健康的制造业。分析一下这些国家，我们会发现它们的无形资产投资持续不断、各具特色。赫尔曼·西蒙顾问对德国中坚力量（德国利润丰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骨干制造企业）的研究表明，它们的盈利源自所有的无形资产——致力于研究、开发和创新；与供应商和客户建立牢固、持久、资讯丰富的关系；优秀的员工技能和组织能力。如果没有对研发、工艺设计和培训等无形资产的大量投资，日本、韩国这些所谓的发展型国家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无形资产投资为这些国家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企业奠定了基础，涉及从造船到半导体等多个行业。以下关于现代经济的描述可能是正确的：它既是无形资产丰富型经济，又在某种程度上是后工业经济，但无形资产与蓬勃发展的产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制造业）是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

我们还发现，人们往往认为无形经济与高科技企业有关，尤其是所谓的技术平台企业，如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关联是合理的。这些商业巨头的价值主要来自其宝贵的无形资产。但无形资产投资的重要性并不局限于科技行业。在能够测量的范围内，我们在经济领域的所有行业中都发现了无形资产投资。过去10年，大型科技公司的快速增长是故事的重要部分，但并非全部。

无形资产投资也不是研发的小范围扩展。研发数据不包括遭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的产业创新（零售、娱乐、酒店和餐馆），因为这些行业几乎不存在研发。它们投资的无形资产包括培训、营销、设计和业务流程。而研发公司利用了大量其他无形资产，比如新药的营销支出。艾弗莱姆·本米莱克、贾尼丝·埃伯利、季米特里斯·帕帕尼古拉乌和乔舒亚·克里格证明，研发领域的变化显著。美国制药公司的研发支出占总支出的1/10（高于20世纪70年代的3%）。此外，这些公司大约1/3的研发支出面向65岁以上人群。

对无形资产的最后一个误解是，它被视为一种高度商业化、交易化和高度现代主义的金钱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所有实体都化为乌有，传统遭到蔑视和遗弃。传统确实可以被颠覆，因为思想有时具有破坏性，但破坏不是无形资产的必要组成部分。

想想现代主义批评家的作品，比如詹姆斯·斯科特和E.F.舒马赫。斯科特是无政府主义经典著作《国家视角》的作者，他列举了一些善意但自负的统治者和管理者的做法，他们打破传统行为方式，比如普鲁士传统的森林管理方式，爪哇或坦桑尼亚传统的耕作方式，执行新的、公事公办的“科学”系统，但效率却远低于旧系统。同样，《小的是美好的》的作者舒马赫认为，适用于本土的、“中庸”或“恰当”的技术通常比统一的全球化产品更有价值，即使后者看起来更先进。人们很容易将无形资产视为高度现代化的工具，认为斯科特和舒马赫设想的经济建立在其他基础上。但这种解释是错误的。斯科特的案例研究以具体的历史经验和关系来描述无形资产丰富型经济的生产方法，也就是说，无意中用权贵们浅薄的思想和更因地制宜的做法（也属于无形资产）取代了无形资产。

对无形资产投资不严谨的定义有助于阐明它的本质。如果要思考无形资产密集型经济与非无形资产密集型经济的区别，你不要考虑知识型工作、小型制造业或大型科技公司，而是应该思考这样一种经济：人们的行为在经济关系中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工厂生产到超市购物，各种活动中蕴含的信息更加丰富；经济活动涉及更多的意义、关联和情感。

无形资产投资的长期增长与近期放缓

长期来看，无形资产投资的历史增长似乎与世界的日益富足有着内在联系。发达经济体不能只是扩张边境、砍伐更多的森林或开采更多的矿石，无形资产投资对推动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是必要的。安德鲁·麦卡菲在《以少创多》（More from Less）一书中指出，对关心地球自然资源的人来说，向无形资产密集型经济的转型是个好消息。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有，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对商品和服务种类的需求就会增多，它们通常具有无形资产所能提供的表达价值或情感价值。

知识和关系通常在面对面的互动中更能发挥效力，因此，无形资产密集型企业会因彼此的接近而受益。但规划制度阻碍了这种互动，在最具活力的城市（如旧金山和伦敦）及其周边建造新的办公场所和住房非常困难。新冠肺炎疫情迫使很多人选择远程办公，规划问题得以暂时搁置，但疫情本身却带来了麻烦，知识工作者无法面对面接触，这种工作交流方式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很重要。拥挤的城市和突如其来的远程办公使无形资产投资雪上加霜，这很可能是长期投资低于预测趋势的原因。我们将在第6章研究该问题及其可能的解决方案。

2008年后的经济衰退：原因何在？

正如我们所见，无形资产的投资增长在2008年经济衰退后放缓，而且似乎没有恢复到之前的速度（软件产业除外）。为什么？原因之一是，它与其他形式的投资（如信息和通信技术）形成了互补，这些投资增速也一直较慢。但还有其他原因。古斯塔沃·阿德勒及其同事发现，在他们搜集的公司样本中，相对于有形资产投资，在经济衰退前遭受损失（即有大量负债，或在2008年有到期债务）的公司减少了无形资产投资。无形资产投资在经济衰退后的5年内持续缩减，意味着这不仅仅是周期性衰退。经合组织在一项针对欧洲企业的研究中也报告了类似的情况。

这一发现表明，不断加重的金融“摩擦”正在影响无形资产投资，尽管很难确定具体的摩擦是什么。许多机构不支持无形资产投资。例如，银行认为某些资本不适合作为抵押物，因此不愿为其提供贷款。但银行的做法向来如此。如果无形资产投资的放缓源自其他“摩擦”，那么一定是其他因素发生了变化。

一种可能的原因是，金融危机之后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加，银行和公司在放贷时更加谨慎。金融危机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冲击，随后是希腊在2010年后面临退出欧元区的可能（希腊脱欧），2016年后英国旷日持久的脱欧问题，以及有关美国贸易政策的争议，所有这些都可能引发不确定性。重要的是，无形资产投资极易受到不确定性增加的影响，因为它是“沉没的”。（沉没投资是无法收回的支出：当诺基亚手机的操作系统Windows Mobile退出市场时，其设计方微软公司不得不冲销50亿美元。）通过提高等待的期权价值，不确定性的增加对不可逆投资的阻碍尤为严重。

另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协同效应。经济学家詹姆斯·贝森及其同事基于会计资料和无形资产数据构建了一个公司级数据集（主要是美国公司）。他们的发现令人惊讶——大约在2000年之后，落后企业赶超领先企业的能力大幅下降。这种下降与领先企业对无形资产的投资密切相关，尤其是对内部编写的软件的投资。考虑到无形资产属性的功能，这一发现是有意义的。无形资产具有协同效应，因此，相较于落后企业，在研发或产品设计上的边际投资对无形资产丰富型企业（如脸书）来说更有价值。此外，大型企业似乎特别受益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它们善于利用这些溢出效应，复制或改造较小竞争对手的构想（科技行业称其为大科技公司周围的杀伤区——竞争对手经常被碾压的周边区域）。如此看来，2000年至2009年或许是一个转折点。当时，领先企业中无形资产的协同效应足以使追随者放弃投资，其结果是总体上投资放缓，以及（或）生产率增长下降，尽管投资仍在进行。

小结

我们回顾了世纪之交和金融危机以来令人失望的经济表现，讨论了五大问题：停滞、不平等、不良竞争、脆弱和不真实。传统说法——失落的黄金时代和大分裂，似乎并不能解释一切。我们认为，向无形资产投资的转型及其最近的投资放缓有助于解释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下一章将详细阐述这一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