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先秦“和”思想述略

第一节　殷商“和”意识考

一、乐音之和

“和”字在甲骨文中的出现是殷商时期“和”意识已经存在的明证，《甲骨文合集·1240卜辞》云“贞上甲龢暨唐”[1]，“和”作“龢”。据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和言》一文考证：“龢之本义必当为乐器，由乐声之谐始能引出调义，由乐声之共鸣始能引出相应义。”[2]并引《尔雅·释乐》“大笙谓之巢，小者谓之和”及《仪礼·乡射礼》“三笙一和而成声”之郑玄注“三人吹笙，一人吹和”为证。但郭文始终未明说“龢”究竟为何乐器，从引证来看，似乎其认为“龢”为小笙。

甲骨文中还多次出现“龠”字，《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曰：“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凡龠之属皆从龠。”郭文一并指出，“龠”当为编管乐器排箫[3]。《说文》《尔雅》等早期字书还载“籥”字，《诗经·小雅·宾之初筵》中“籥舞笙鼓、乐既和奏”，一般认为“籥”即“龠”[4][5]，今“龠”为“籥”的简化字。

那么甲骨文之“龢”究竟何解呢？著者以为，根据文字形成与演变的一般规律，“龢”其实就是“龠”。文字之始，书写往往并不统一，某字数种来源与写法并存的情况非常普遍，造成大量异体字的存在，甲骨文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如“競”有七种写法，“祝”有六种写法[6]。就“龠”而言，“龠”“龢”“籥”一源而三歧。“龠”为象形，象其编管乐器之形，大约是本字。从乐器形制及《说文》释推测，“龠”可能是最早能吹出和声的乐器；“籥”为会意，意“龠”为竹管所成，大约是后起字；“龢”为形声，因“龠”可以“和众声”，故加“禾”之声旁以表抽象“谐和”义。这从《说文》释“龢，调也”“调，和也”及“盭龢于政”（史墙盘）“康谐龢好”（蔡侯申盘）等金文材料[7]与《诗经》《尚书》等传世文献材料“龢”多作抽象“谐和”义可证。于省吾先生在《甲骨文字诂林》一书中亦认为“龠、籥、禴、龢古本同字，后世始孳乳分化，义有引申”。[8]

乐声之和其实是一种声音的共振，陈其射在《中国古代律学观》一文中指出，“和”的自然协和关系是异音相从的结果，取决于用标准高度“律”的调节（平），当异音相从（共振）时，即实现了“和”的理想[9]。当人们闻听“和”的乐声时，内心会引起某种共鸣，心物相感，从而产生一种“和”的体验。《史记·乐书》：“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从这个角度讲，甲骨文之“龢”其实也是商人的一种审美体验。

二、饮食之和

先秦“和”字还有另一个同源字“盉”，《说文》曰：“盉：调味也，从皿禾声。”从目前材料，“盉”字虽是在金文中才出现，但据“盉”的实物在新石器时代中早期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10][11]与晚期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均有出土[12]来推断，殷商时期应有此物，后世多据《说文》以“盉”为调味器。王国维则考证认为“盉”是调和水酒之器具，“使盉谓调味之器，则宜与鼎鬲同列，今厕于酒器中，是何说也？余谓盉者，盖和水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若以为调味之器则失之远矣”[13]；王文之所谓调酒者，“节酒之厚薄者也”，还是调节酒味。故著者以为，《说文》之释仍可从，“盉”者，调饮食之味以适口也。今北方将花椒、干姜等饮食调味料称为“调和（huo，四声）”亦即此意。《诗经·商颂》言“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尚书·商书·说命下》曰“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可见“和羹”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口味平正，而这种口味平正的“和羹”是通过盐、梅等佐料调制而成。“和羹”体现了殷商时另一重要“和”意识——饮食之和。

《吕氏春秋·本味》载商汤之相伊尹对调和之事的精彩论述：“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不能喻。”可见，伊尹不仅将调和之事看作一门技术，更将其看作一种艺术，“口弗能言，志不能喻”正是对这种艺术审美高峰体验的形象写照。

乐音之“龢”与饮食之“盉”虽源起不同，初义有别，但就更深层次而言，都包涵了中国先民的某种特定审美感受，所以有不少学者认同审美心理的原始积淀是中华文化“和”思想的起因之一[14][15]。

“和”乐音之和与饮食之和的源起义在西周与春秋、战国的文献中被广泛呈现，成为谐和、和睦、和平与调和、燮和等引申义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