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缘起

人类文明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人对自身命运、自身发展的关怀，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思考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永恒课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扬弃”人类历史上人的生存和发展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中，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发扬光大，而且将它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深化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准确把握新时代的时代特征和实践课题，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出发，作出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科学论断。[3]然而，人的全面发展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它有赖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赖于“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4]。在这种背景下，对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法治主义研究，揭示人的全面发展的法治向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法治主义作为一种强调人文精神与法律规则相统一的思想主张，作为一种“旨在满足人类对于公平正义、仁爱诚信的永恒价值诉求，将安全、自由、平等、人权和民主与宽容等等世道人心的常识、常理与常情，熔铸为规则之身”[5]的理论体系，既是人类理性精神的产物，也是人类理性精神的体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逐渐向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转型。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确立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重要课题的确定，是法治主义贯彻落实到治国理政实践的标志。

许章润说过：“一个基本的判认是，改革开放是‘文革’结束两年后，执政者世俗理性主义战胜极左乌托邦的结果。也正是这一世俗理性主义，推导出‘法制建设’思路。换言之，‘法制建设’是以世俗理性主义归拢人事、收束人世的必然选择。”[6]在当今时代，法治主义已经成为分析社会问题的思维范式，也成为探讨人的发展问题的思维向度。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法治向度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的全面发展的法治路径，而且有助于建立和完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法治体系。

不仅如此，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法治向度进行研究，呼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要求。众所周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7]。怎样才能“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在实践中摸索，也需要在理论上探讨，本著作是对这个问题的呼应。从法治主义维度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著作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权利保障的时代课题。从1954年宪法开始，公民基本权利一直是宪法的基本内容，2004年宪法修正案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出规定则标志着我国人民权利保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如今保障人民权利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时代课题。然而，人民权利保障不是一种主观臆想，也不是一种空洞话语，人民权利保障离不开法治，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8]本著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揭示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和外延，为人民权利体系的构建奠定基础，为人民权利从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律权利再转化为现实权利提供理论依据。

本著作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价值。在上个世纪末，依法治国已经被党确立为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写入宪法。从实践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施行推动了经济发展、促进了政治文明、使人民权利得到更多更有力的保障。在总结法治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思想体系中。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显层意义上，是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9]；在深层意义上，则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本著作既分析人的全面发展的法治诉求，又探讨人的全面发展的法治路径，从而揭示全面依法治国的价值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