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高昌宗教中的汉文化因素

宗教信仰作为回鹘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除反映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之外，从文化角度而论，它反映了高昌地区的汉文化与粟特文化的互动作用和影响。[18]无论是在高昌回鹘立国初期上层社会信仰的摩尼教，还是后来大部分国人信仰的佛教，都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这两种宗教中都存在不少汉文化因素。

回鹘人信仰的摩尼教原是从中原地区传入漠北回纥汗国的，是受汉文化熏陶的一种宗教。回鹘入主高昌初期，仍然保持了漠北时期的制度，宗教信仰上尚未受当地盛行的佛教影响，仍奉摩尼教为国教，成为王室的宗教。[19]由当时摩尼教徒编制的粟特文日历是汉、突厥、粟特三种文化的结晶。[20]黄文弼先生在新疆进行考古工作时发现了高昌回鹘官府颁发给摩尼教寺院的一件文书，该文书上盖有汉字篆文红色方印十一处，印文共四行，全文如下：①大福大回鹘；②国中书省门下；③颉于·迦思诸；④宰相之宝印。[21]笔者认为信奉摩尼教的回鹘人在立国前期能够与信奉佛教的汉人在高昌地区大体相处融洽，这两个民族在文化上的相互吸收与交融是一个重要原因。

回鹘入主高昌前，当地的汉传佛教已有悠久的兴盛历史。麹氏高昌时期国内寺院林立，仅出土文书中所见这一时期的寺院，就已达一百五十所，[22]可见高昌佛教兴盛之一斑。入主高昌的回鹘贵族要想很好地维护自己的统治，就要考虑迎合普通民众信仰的问题。摩尼教宗教理论的精深和系统远逊于佛教，这是大部分回鹘人后来改信佛教的重要原因。

考古人员曾在吐鲁番等地出土了不少高昌回鹘时期的汉文写本佛经，其中有两件是用回鹘文注音的汉语《四分律比丘戒本》写卷。杨富学先生认为回鹘佛教受汉传佛教的影响，以大乘信仰为主，净土信仰流行，这是因为其佛经大多译自汉文，故其信仰也深受汉传佛教的影响，以大乘为主，多信仰起源于东晋时期汉传佛教重要流派净土宗，且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也体现出中原文化的濡染。[23]10世纪前后的回鹘僧人胜光法师将《玄奘传》《金光明最胜王经》等多部汉文佛学经典翻译成回鹘文，他对汉文原文理解得准确无误，既忠实于原文，又译得自然流畅，毫无拗口矫饰之嫌，连最难处理的偈颂也全部译了出来。[24]同属高昌回鹘的龟兹地区佛教也很兴盛。库木吐喇75窟和79窟是龟兹回鹘汗国的早期佛窟，两窟的佛像旁均有汉文榜题。[25]《宋会要》中有龟兹高僧多次到宋朝朝贡的记载。[26]龟兹僧的入贡也为两地佛教交流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他们回国后或多或少会受到汉传佛教的影响。可见，高昌回鹘王国的两大佛教中心——高昌和龟兹都受汉传佛教影响很深，这既有利于高昌地区的民族融合，也有利于这个王国和辽、宋的经济文化交往。这也是元代大量畏兀儿人内迁后接受中原汉传佛教的原因。

高昌回鹘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是开放的，除了摩尼教和佛教，该地还有道教、景教、祆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活动。道教是中原地区土生土长的宗教，一般来说只有在有汉人生活的地方或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地方才会有道教生存的环境。高昌回鹘语中的汉语词汇大致可分为佛教词汇、道教词汇和世俗词汇三类，[27]德国第三次西域考察队在吐鲁番发现了回鹘文《寺院免税敕自令》中有“道人”一词，[28]丘处机西行朝见成吉思汗，高昌王在鳖思马大城（别失八里，在今吉木萨尔县境内）设宴招待他，有不少道士陪宴，在阿里马城（又作阿力麻里，在今霍城县境内）有四百余道教徒请他讲法。[29]这些都可证实有不少道教信徒生活在高昌回鹘王国，回鹘贵族有较多机会能接触道教。直到元代，高昌地区仍有部分畏兀儿人信仰道教。元成宗曾于大德七年（1303）下诏禁止畏兀儿僧、阴阳、巫觋、道人、咒师不经政府允许的宗教活动，在吐鲁番发现的元代回鹘文刻本中有讲八字命运的书籍，[30]一般来说信仰道教的人才讲八字命运。可见，道教在高昌回鹘传播的范围之大，时间跨度之久，高昌回鹘人对道教并不陌生，笔者认为这是元代部分畏兀儿人内迁后能够信仰道教或部分接受道教理论的原因。